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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土为坛 | 人:宇宙的“本质镜”

 新用户5189P0ZJ 2023-03-16 发布于北京

 人:宇宙的“本质镜” 

文/程广云

“本质镜”说的两则要义是:(1)事物的现象作为事物的“本质镜”;(2)人或人的意识现象作为物质世界(宇宙)的“本质镜”。
“本质镜”说的基本观点是:任何一种事物,其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内在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必然表现为外在矛盾。在矛盾的低级阶段,事物之间各以其自身的现象互相反映其他事物的本质。而在矛盾的高级阶段,则总会出现这样一种极其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它以其自身的现象反映其他事物的本质,从而成为其他事物的一般的、普遍的尺度,而一切事物的差异性则在这一事物的同一性中消失了。本文称反映其他事物本质的事物的现象为“本质镜”。而整个物质世界(宇宙)的“本质镜”则是人或人的意识。
“本质镜”说的实质是将主体反映建立在客观反映的基础上。“本质镜”说表明,事物的本质只有表现在事物的现象中,人或人的意识才能从这一事物的现象中反映那一事物的本质。并且,整个物质世界(宇宙)的本质,最终表现在人或人的意识的现象中。
“本质镜”说的关键是将反映论与本质—现象辩证法结合起来。物质世界(宇宙)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为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辩证转化提供了背景。而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辩证转化又是反映的基础。正是这样,“本质镜”说实现了本体论(唯物论)、方法论(辩证法)、认识论(反映论)三者之间的一致。

01

“本质镜”说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假说,首先有其事实根据。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恩格斯指出:“正如母体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以蠕虫为开端的几百万年的躯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则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晚些时候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不过是更加压缩了。”[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段话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这里揭示了从低等动物和高等动物到人的进化、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低级阶段的事物都表露了高级阶段的事物的征兆;而每一高级阶段的事物则都重演了低级阶段的事物的进化、发展。高级阶段的事物对于低级阶段的事物的简略而又迅速的重演,正是事物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反映自己的表现,正是低级阶段事物的本质在高级阶段事物的现象中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映。

其次,正是由于高级阶段的事物以其自身的现象反映其他低级阶段的事物的本质,因此,主体——人的意识只有通过直接地反映对象——高级阶段的事物的现象,进而才能间接地反映其他对象——低级阶段的事物的本质。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段话同时表明了事物的这一自我认识、自我反映过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这一切就已经表明了“本质镜”说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反映论)的本来含义。这一点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表达。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讨论了商品的内在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对立在交换中如何转化为商品的外在矛盾: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的对立,以及最后如何凝固为一般商品和特殊商品——货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称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自然形式)为反映其他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价值(社会形式)的“价值镜”,以及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的使用价值(自然形式)为反映一般商品价值(社会形式)的“价值镜”[3]。在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中,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还互相反映;在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中,同一相对价值形式却在众多等价形式中得到反映;而在一般价值形式以至货币形式中,众多相对价值形式则在同一等价形式中得到反映,而货币则是一切商品的等价物——“价值镜”。

众所周知,《资本论》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而将马克思上述经济学术语翻译成哲学术语,将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则可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运用同一观点(如前所述)。本文正是借鉴“价值镜”概念而提出“本质镜”概念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中,马克思运用同一观点考察了个人和社会、阶级、国家等等的关系。马克思的观点可以表述如下:社会是个人的本质的表现。个人的社会本质,在阶级社会里,以虚幻的集体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阶级、国家等等)来表现,特殊阶级(统治阶级、革命领导阶级)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以真实的集体或真实的共同体的形式(自由人联合体)来表现。[4]

以上叙述表明:第一,“本质镜”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反映论)的本来含义;第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领域中的事实证明了“本质镜”说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02

其次,“本质镜”说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假说,同时有其科学根据。

近年,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成就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一股热潮。用信息论来重新解释反映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证。笔者赞赏这一研究方向,并且主张更进一步,用宇宙全息统一论[5]来重新解释反映论。

宇宙全息统一论揭示了一系列宇宙全息律。我们以宇宙全息重演律(它代表了宇宙在时间一维上的全息律)和宇宙全息同构律(它代表了宇宙在空间三维上的全息律)为代表来说明。

宇宙全息同构律表明宇宙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各个部分以及部分、整体之间的全息同构关系。例如,在宇宙太空中,小到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大到太阳系、银河系、星云系,相互之间就表现了一种全息同构关系,即结构上的相似性。

宇宙全息重演律表明宇宙作为一个进化序列,各个层级之间的全息重演关系。例如,人类个体胚胎发育史是人类进化史的缩影,二者之间就表现了一种全息重演关系,即过程上的相似性。

宇宙全息同构律与宇宙全息重演律一致。结构中的最高、较高层次(或中心层次)往往是过程中的最后、较后阶段;结构中的最低、较低层次(或边缘层次)往往是过程中的最早、较早阶段。宇宙(空—时四维)在时间一维上的全息正是它在空间三维上的全息,而在空间三维上的全息又正是它在时间一维上的全息。

依据宇宙全息统一论,宇宙的全息性是绝对的,即宇宙的任一部分都全息了宇宙的其他部分以及宇宙整体。但是,宇宙的全息度是相对的,即宇宙的任一部分对于宇宙的其他部分以及宇宙整体的全息,都按照时间、空间和其他方面的远近有所不同,表现为全息不全或全息特化。

全息度的高低表现为信息的显态或潜态的差别,即信息的确定性(确定度)和模糊性(模糊度)的差别。

从结构上说,凡处于结构中的最高、较高层次(或中心层次)者,其对于整体的全息度最高或较高;凡处于结构中的最低、较低层次(或边缘层次)者,其对于整体的全息度最低或较低。此外,各个部分之间,凡处于较近层次者,相互之间的全息度较高;凡处于较远层次者,相互之间的全息度较低。

从过程上说,凡处于过程中的最后、较后阶段者,其对于整体的全息度最高或较高;凡处于过程中的最早、较早阶段者,其对于整体的全息度最低或较低。此外,各个部分之间,凡处于较近阶段者,相互之间的全息度较高;凡处于较远阶段者,相互之间的全息度较低。

全息律揭示了宇宙的普遍联系,而信息潜—显律则揭示了宇宙的永恒发展,同时也揭示了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辩证转化(即本质在现象中的由潜到显或由显到潜的转化)。反映作为信息的传输和反馈,正是奠基于全息律和信息潜—显律上。由此,我们用信息论和宇宙全息统一论重新解释了反映论。

以上观点,可以图示如下:

S是反映主体——人的意识,O1、O2、O3……On是反映对象——事物的现象和本质。

这一“同心圆”图式是对于“本质镜”说的最好说明。

由外向内,既表明过程上的先后顺序,又表明结构上的高低等级。它也表明本质在现象中的由潜到显的转化。O2的本质反映在O1的现象上,O3的本质反映在O2的现象上,On的本质反映在On-1的现象上。换句话说,O1的现象是O2的“本质镜”,O2的现象是O3的“本质镜”,On的现象是On+1的“本质镜”。

由外向内,表现为对于宇宙整体的全息度的递增和宇宙整体信息的显化。

以上是“本质镜”说的第一则要义:事物的现象作为事物的“本质镜”。

S居于核心地位,既表明过程上的最后阶段,又表明结构上的最高层次。它也表明本质在现象中的由潜到显的转化极限。宇宙整体的本质反映在S的现象上。换句话说,S的现象是宇宙整体的“本质镜”。

S居于核心地位,表现为对于宇宙整体的全息度的递增极限和宇宙整体信息的显化极限。

以上是“本质镜”说的第二则要义:人或人的意识现象作为物质世界(宇宙)的“本质镜”。

以上叙述,运用信息论和宇宙全息统一论的科学原理阐明了“本质镜”说的真实含义。

03

如此,我们已经接近于得出这样一个观点:既然人是世界(宇宙)的“本质镜”,那么,人对于世界(宇宙)本质的认识(反映),也就取决于人对于自身本质的认识(反映)。

世界(宇宙)的本质是它的客观性和统一性。世界(宇宙)的客观性和统一性本质反映在人的主体性现象中,而人的本质则是它的社会性。这也就是人的主体性之谜。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之一,也就是揭示了人的主体性之谜。

首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的“两种尺度”的理论,即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6]这就是说,人不仅具有主体的尺度(“内在的尺度”),而且具有客观的尺度(“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于人的本质的探讨,揭示了人的主体性之谜。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7]

第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8]

第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三个规定是一致的。第一个规定是在其抽象性上的规定;第二、三个规定是在其现实性上的规定。

此外,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即建立在实践—劳动基础上的社会性的实现当作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人的本质。

社会,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人同自然界的对立统一。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0]

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性,这正是马克思对于人的主体性之谜的揭示。

因此,“本质镜”说的第二则要义——人作为世界(宇宙)的“本质镜”的真实含义:即指人的主体性与世界、宇宙的客观性、统一性的高度一致,亦指主体人对于世界、宇宙的客观化、统一化能力。这就是说,人不仅能够以自我为尺度,而且能够以对象为尺度反映世界、宇宙。也就是说,世界、宇宙的本质:客观性、统一性在人的主体性现象:实践活动、认识活动中得到集中反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是世界(宇宙)的“本质镜”。

人之所以作为世界(宇宙)的“本质镜”,在其可能性上,是因为人对于世界、宇宙的全息反映关系。世界、宇宙的客观性、统一性全息反映在人的主体性上。并且,由于人处于世界、宇宙这一有机整体或进化序列的中心位置或最高层次,因此,世界、宇宙的客观性、统一性能够以显态信息的形式全息反映在人的主体性上。这是人作为世界(宇宙)的“本质镜”的客观基础。

人之所以作为世界(宇宙)的“本质镜”,在其现实性上,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列宁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1]换句话说,人的实践活动赋予了人普遍性(统一性)和直接现实性(客观性)的品格。正是在实践以及劳动中,人的本质,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得以形成,并且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愈益表现出来。这就是说,个人的社会化,是实现主体人对于世界、宇宙的客观化、统一化能力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性积淀为个体性(自然性)以及个体性(自然性)升华为社会性,是理性、逻辑积淀为感性、心理以及感性、心理升华为理性、逻辑的基础。关于这一问题,列宁早已指出:“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不同的逻辑的式,以便这些式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12]这是人作为世界(宇宙)的“本质镜”的主体基础。

04

所谓人类实践活动,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二是个体性的本能活动。

近年,对于发生认识论或认识发生论的研究形成了一股热潮。某些学者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综合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亦即在对于人类总体认识的发生发展的研究基础上综合研究人类个体认识的发生发展,在对于人类总体认识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机制的研究基础上综合研究人类个体认识发生发展的生物生理机制。[13]笔者赞赏这一研究方向,并且主张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当首先将个体活动与社会实践综合统一起来。

所谓人的活动(这里是广义的活动,泛指社会实践活动和个体本能活动,狭义的活动特指个体本能活动),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因此,主体、客体及其相互作用(人的活动)是“三位一体”的概念。

(1)关于主体,应当注意研究所谓“主体间性”问题。主体间性是指互主体性,即表现为主体·主体·主体……。若主体(Subject)以S来表示,则为S·S·S……或Sn。主体间性是个体人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它使个体人在实践活动中代表整个社会。

(2)关于客体,应当注意研究所谓“客体通性”问题。客体通性是指互客体性,即表现为客体·客体·客体……。若客体(Object)以O来表示,则为O·O·O……或On。客体通性是个体事物在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中形成的。它使个体事物在实践活动中代表整个自然界。

从全息论的观点来考察,主体间性和客体通性是主体相互之间和客体相互之间全息关系的表现。现实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以显态信息的形式全息了人和世界、宇宙的关系。

(3)关于中介,应当强调指出: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分化,以引入中介(工具)为前提。而中介(工具)本身的系列化,又是主体间性和客体通性现实化的前提。以使用和制造工具为例,为了制造工具I,就必须使用工具II,为了制造工具II,又必须使用工具III,等等。而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实践中又必须确立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配合),从而又必须确立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分工合作),而又必须发现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区别联系),等等。而中介(工具)本身的系列化程度,又决定了主体间性和客体通性现实化程度的高低。这一现象(中介本身系列化的特性),可以称作:“中介泛性”。中介泛性是指互中介性,即表现为中介·中介·中介……。若中介(Medium)以M来表示,则为M·M·M……或Mn。

但是,一方面,主客体的形成以引入中介(工具)为前提;另一方面,已经形成的主客体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脱离中介(工具)继续存在。这一现象,可以称作:“中介惯性”。所谓中介惯性是指:在人的某些活动中,中介实体已经消失,但是它的功能(确定主客体之间的位置、秩序以及其他连接方式)凭借某种惯性继续存在,从而保证主客体在这一活动中的继续存在(当然存在方式已经不同)。

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划分人的活动形式,例如将人的活动划分为个体活动和社会活动、实践—物质活动和认识—精神活动等等。本文主要从中介角度来划分。

本文认为,在汉语词汇中,“操作”一词和“动作”一词的语义差别是值得注意的。本文将活动定义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将自身有中介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定义为“操作活动”(Operation);将自身无中介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定义为“动作活动”(Activity)。

人的动作活动就是人的被意识的本能活动。人的本能活动与纯粹动物的本能活动的区别在于:人的本能活动(动作活动)与人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操作活动)相联系,从而获得中介惯性,使之主客体得以区别开来,从而与纯粹动物的本能活动——主客体浑然一体相区别。因此,人的活动关键是操作活动,而不是动作活动。

操作活动的基本结构是三项式(S—M—O),首先表现在物质操作活动水平上;其次表现在符号(语言)水平上(S1—M1—O1);最后表现在理性(逻辑)水平上(S2—M2—O2)。间接性是其根本特征。动作活动的基本结构是二项式(S—O),首先表现在物质动作活动水平上;然后表现在感性(心理)水平上(S2—O2)。直接性是其根本特征。

整个人的活动,可以图式表示:

第一,从横向上来考察:首先,语言形式与逻辑形式之间的关系,既可以看作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关系:即语言形式是逻辑形式与操作形式之间的中介,而在心理形式与动作形式之间,这一中介便不再存在。其次,各种水平的活动形式之间存在着全息同构性(全息同构律)、全息重演性(全息重演律)。

第二,从纵向上来考察:动作活动升华为操作活动,操作活动积淀为动作活动,不仅是感性(心理)升华为理性(逻辑),理性(逻辑)积淀为感性(心理)的现实基础,而且是个体(自然)升华为社会,社会积淀为个体(自然)的现实基础。

第三,语言同时是感性(心理)与理性(逻辑)的中介,它既使心理层升华为逻辑层,又使逻辑层积淀为心理层。语言的起源应当有三条途径:其一,源于人类内在的某种生理冲动;其二,源于人类对于外界事物的某种感性模仿。这两种语言作为最古老的语言,是人类心理感受、感性直观的最早期、最低级的描述;其三,语言的根本来源当然是人类基于生产劳动以及巫术、游戏的自我意识、对象意识以及社会交往。至于文字的起源,乃是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并且有一个从象形文字到表音文字的发展过程。语言和文字的起源表明:语言(包括文字)是人类感性直观、心理感受的共同化、社会化。也就是说,语言,既是人类理性思维(意识)的外壳,又是人类感性直观、心理的共同形式。它表明人类的理性思维(意识)与感性直观、心理通过语言这一中间环节的沟通。正是这种共同化、社会化的过程使心理层升华为逻辑层,而相反的过程则使逻辑层积淀为心理层。

总结以上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认识的现实基础。感性(心理)根源于个体的本能活动,理性(逻辑)根源于社会的实践活动(思维的逻辑形式是实践的社会形式的抽象)。个体(自然)升华为社会,社会积淀为个体(自然)是感性(心理)升华为理性(逻辑),理性(逻辑)积淀为感性(心理)的现实基础。

第二,个体(自然)与社会、感性(心理)与理性(逻辑)的这一关系就是人作为世界、宇宙的“本质镜”的主体基础。“本质镜”说的第二则要义的真实含义也在这里。

“本质镜”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本质镜”说告诉我们,本质是现象的总和,表现为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且,在世界(宇宙)的有机整体或进化序列中,普遍的本质必定表现为特殊的现象,从而,对于特殊现象的观照同时表现为对于普遍本质的考察。

第二,“本质镜”说通过统一感性和理性的途径,达到统一现象和本质的目的。它打破了人类认识中感性只能认识现象,理性才能认识本质的常规,使感性也能认识本质。但是,感性之所以能够认识本质,是因为本质已经外化为现象,理性已经积淀为感性,等等。

第三,“本质镜”说论证了人的主体性和世界(宇宙)的客观性、统一性的高度一致,论证了主体——人的客观化和统一化能力,从而坚持了可知论,驳斥了不可知论。

原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4期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129、13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14~15、56(60)、84~85、99~101、119页。

[5] 王存臻、严春友:《宇宙全息统一论》、《宇宙统一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128页。

[11] 《列宁全集》第5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12] 《列宁全集》第5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186页。

[13]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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