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李四光论战始末——千秋功过，后人评说

鲁迅

李四光

杨荫瑜

鲁迅是闻名于世界文坛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李四光是著名地质学家，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却曾经在一九二五年发生过一场论战，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都要从那一年的“女师大风潮”说起。

女师大风潮起因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女士和学生的矛盾。杨荫榆(1884年9月7日-1938年1月1日)，江苏无锡人。她还有一个身份是国学大家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的姑母。她先后赴日本、美国留学，1924年2月出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任校长期间，杨荫榆维护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受到北洋政府的赏识。她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并排挤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教师。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运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视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江浙战乱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趁机整顿校风，她制定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但在具体处理时严厉处置了平时不听话的国文系三名学生，要求他们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好的学生却放过不问。她的处置有失公平，引起师生不满，女师大开始“驱羊(杨)风潮”。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要她去职的宣言。5月上旬，女师大召开“五七”国耻纪念会，有学生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驱赶她退席。5月9日，杨荫榆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学生自治会则召开紧急大会，坚决驱逐杨荫榆。7月底，杨荫榆以整修宿舍为由，要求暑假拒绝离校的学生搬出学校，被断然拒绝。8月1日，她率领职员们在京师警察厅巡警护卫下进入学校，勒令学生即刻离校，学生则坚决反抗。现场目击的李四光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讲述，杨荫榆吩咐巡警不能动手，学生的情绪则比较失控，“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然而，驱除学生的行为，毕竟极大地影响了杨荫瑜的声望。8月8日教育部长章士钊批准她辞职。担任女师大校长仅一年半，她就从职业生涯的顶峰，迅疾而尴尬地跌落。

在这场风潮中，鲁迅是女师大兼职一个钟点课程的兼职教员，又与许广平正处于热恋中，许广平是学生自治会成员，鲁迅是后来的校务维持会委员，他理所当然地站在学生这一方。

1925年8月6日，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当即通过，10日由教育部下令执行。学生闻讯后即开会决议，坚决反对，并在教员中公举九人，学生中公举十二人，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务，鲁迅也是校务维持会委员之一。8月17日，章士钊又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所谓“女子大学”，于19日派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前往筹办。同时任命曾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的胡敦复担任女子大学校长。胡在9月就任，同年12月去职。刘到校后即禁止校务维持会活动，并于8月22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女师大学生即另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鲁迅仍任她们的讲师。11月末章士钊潜逃天津，女师大学生迁回原址。1925年12月14日由陈西滢、王世杰等人组成“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旨在声援章士钊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该会成立的次日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李四光也是该会成员之一。

背景交代完毕。

女师大风潮期间，不同阵营的学者，在媒体上针锋相对地论战。北大教授陈源（即陈西滢）是“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这次论战“挺杨”的主力干将。鲁迅则在风潮前后写了大量檄文，讨伐杨荫榆、章士钊、陈源等人。

那么，整件事和李四光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李四光还真是意外卷入的。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时任北大地质系主任兼国立图书馆副馆长。

李四光与杨荫榆之间并无过多深交，只不过杨荫榆与李四光的妻子乃是同乡，关系不错。因着她与妻子之间的这层关系，李四光与杨荫榆算是熟人。所以，当杨荫榆提出，请李四光赴女师大参观时，李四光没多想便同意了。他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中回忆说：“有一天晚上（1925年7月31日），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转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很显然他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参与的。然而，正是这一简单的“帮忙”，在鲁迅看来，却是李四光站在敌对阵营公开支持杨荫榆。

对此，鲁迅在《华盖集》——《“碰壁”之余》中提到他时言语中颇含讽刺，“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上才识大名，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两人立场不同，一个是抱着轻松观剧心态去看一场“文明新戏”，一个是身处漩涡当中舌战群儒。鲁迅对李四光那种轻松惬意的心态加以讽刺，简直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天龙八部》里站在聚贤庄与天下武林人物恶斗的乔峰，乔峰曾发誓不杀害一个宋人，却不得不在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战中大开杀戒。他打杀的有恶人，当然也有好人。彼此双方都身不由己。同样，鲁迅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余暇分辨哪一个是你死我活的论敌，哪一个是无辜卷入的路人。

后来，两人又起争端，起因是鲁迅反驳王世杰的话，捎带脚又拿李四光做了武器。北大教授王世杰也是“公理维持会”的成员，在《“公理”的把戏》中，鲁迅写道，“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演说，即云“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就可以证明我前言的不诬。至又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则颇有语病。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李教授兼副馆长的演说辞，报上却不载；但我想，大概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

鲁迅先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谈笑间将王世杰的演说批驳得体无完肤。这还不算完，他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中讽刺当时的教育部长章士钊（即孤桐先生）自称家藏几房子好书被“暴民”抢掠一空时，再次把李四光捎上了。““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想到这里，我们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独力购置的几房子好书惨遭散失之可惜了。”

鲁迅论辩的主要对手，其实一直是陈源，但稍微一得空就会把章士钊捎上，再顺便的时候才又捎上了李四光。两个大学者，只够拼出一个“完人”，连梁启超带李四光都被贬损一番。作为高官的章士钊不大有功夫理会这些打嘴仗。同为学者而被牵扯进这场风波的李四光则不然，泥人也有个土性，何况鲁迅屡次提到李四光任图书馆副馆长月薪五六百元的事，李四光忍不住反驳一番。

不过，率先站出来的又是陈源。

他在写给徐志摩的一封信《西滢致志摩》中替李四光做了辩解，“李仲揆先生是我们相识人中一个最纯粹的学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国立京师图书馆聘他为副馆长。他因为也许可以在北京弄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科学图书馆来，也就答应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几个肯这样干。然而鲁迅先生却一次再次的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陈源的这封信，被徐志摩刊登在他主编的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由于这一期《晨报副刊》的全部篇幅，只刊载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所以2月2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署名杨丹初的《问陈源》一文中，称它为“陈源同徐志摩两个人凑成的攻周的专号”。

李四光前后脚也写给徐志摩一封信解释这件事。信中，李四光先是细致地解释了一番，关于兼职的事情。他申明：在就任副馆长之职前，已经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沟通过，向学校请假一年，会继续教课，但不领学校工资。关于此事，有正式的请假公函，且至今仍保存在校长蒋先生手中。他到图书馆任职时，馆中委员会确实有议定，副馆长的薪资为每月500元。但自己已向委员会说明，并不需要如此数额。只不过副馆长之职并非只他一人，故而只能接受。但其本人已经以正式致信的方式，向委员会说明，只领取一半的薪资，剩余一半会捐回给图书馆，用以购买书籍。信的结尾，他也忍不住出言讽刺鲁迅：“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鲁迅先生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也许中国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士。”这封信被徐志摩刊登在2月1日的《晨报副刊》上。

李四光的信和“攻周专号”那一期隔得这么近，尽管李四光主要是为了解释，言辞间对鲁迅也颇为客气，却仍无法不被鲁迅认为是论敌同伙了。鲁迅可没工夫“养气”，他很快写了一篇《不是信》的文章发表于《语丝》，这篇杂文的长度远超他其他杂文的长度，约莫有七八千字，可想而知鲁迅的斗志之盛。涉及到李四光的有下面这一段：“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又不过二百五十元。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这使我非常感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刀笔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帐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帐，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

意思就是一个，告假与辞职不同，李四光毕竟还是北大教授，李四光图书馆副馆长的月薪我也没说错，我不是“文士”，别想我道歉，典型的鲁迅风格。

作为科学家的李四光，论战时文章也写得颇为谦和。相对应，鲁迅的笔下也留着客气。相形之下，鲁迅和陈源在这个时期的骂战就“精彩”多了，陈源称鲁迅为“土匪”“刀笔吏”“粪车”，鲁迅回敬陈源为“叭儿狗”，讽刺他是“天才”“正人君子”“闲话先生”，两人那才叫骂得热闹。其实，写完这封信，李四光第二天便后悔了，赶紧给徐志摩补了一封信，信中表明：在国家危难之际，自己不想做过多无意义的争执，所以希望能就此休战。然而，前一封信已经被徐志摩发表了出来。

眼见论战吵到一塌糊涂，徐志摩出来和稀泥。徐志摩时任《晨报副刊》的主编，陈源和李四光的文章都是登在他的报刊上。1926年2月3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以“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发表了李四光和徐志摩的通信，李四光在通信中说鲁迅“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同时他又慨叹“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徐志摩则说：“大学的教授们”，“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是不该这样“混斗”的。因为“这不仅是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这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学生们看做他们先生的这样丢丑，忍不住开口说话了。绝对没关系人看了这情形也不耐烦了。”于是他便“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带住！”在最后的结语部分，徐志摩表示：今后将不在自己主编的《晨报》上，刊登人身攻击的文章。

站在旁观者说话，这有点欺负人。徐志摩貌似公允，然而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对鲁迅一通冷嘲热讽，然后做出中立的模样劝架，“就这样吧！不骂了，不骂了啊！”能那么听话“带住”，也就不是鲁迅了。

作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最著名的斗士，鲁迅紧接着发表了《我还不能“带住”》。对于李四光让他“十年养气”的文字，鲁迅反驳道，“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

然而，对于李四光，他究竟还是比较客气。“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友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兼差和薪水一节，已在《语丝》（六五）上答复了，但也还没有“写到露骨到底”。”

鲁迅接着解释，“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

这篇文章并不长，然而结尾的话振聋发聩。““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这就是鲁迅，爱憎分明，嬉笑怒骂。他从不以“学者”“文士”“正人君子”“指导青年的前辈”自居，却也在谈笑间将这些“文士”“学者”温良谦恭的假面一一撕去。看着忍不住让人酣畅淋漓、拍案叫绝。

鲁迅与李四光的论战至此结束。这场起源于女师大风潮的论战，站在学生一方的有鲁迅和当时尚未决裂的弟弟周作人。站在学校一方的有章士钊、陈源，还有大诗人徐志摩，地质学家李四光，社会学家马寅初等等。这里我们并不讨论谁是谁非，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徐志摩是著名诗人和散文家；陈源是北大教授，后来出任国民政府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章士钊建国后成为著名民主人士、学者。就连女师大校长杨荫瑜，毫无疑问作为风潮的反派出场、背负压制学生爱国运动恶名的这位女士，后来在日军侵占苏州时，数次赴日军司令部抗议，保护被侵犯的中国妇女，最终被日军残忍杀害，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

斯人已逝，这场论战也落幕百年，那些前辈高人早已化为尘土。然而偶尔从故纸堆里翻出那些文章来看看，也颇有意思。还是将千秋功过，留给后人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