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凌源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素材之源

凌源是《义勇军进行曲》

的重要素材之源

张文琦  张龙兴

       凌源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素材地，是聂耳创作的灵感之地，追根溯源，国歌与凌源有不解之缘，让我们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

     一、聂耳凌源之行

       凌源地处东北与华北交界处，是东北连接华北交通要道。1933年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秘密下达部署全面进攻热河的“466”号作战令，日军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南路、中路、北路三路进犯热河凌源，其中日军十一旅团、十四旅团先后从南、中两路向凌源进犯，北路以第六师团从通辽出发，攻陷赤峰，向凌源进攻。当时，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浪潮，著名老一辈奉系爱国人士朱庆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由冯庸率冯庸大学执行，黄显声的叔叔黄恒浩负责财务。在上海邀请慧冲影片公司去热河拍摄战地纪录片。聂耳最早在上海华联影业公司工作，1933年年初，21岁的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21日，聂耳跟随朱庆澜将军到热河省会承德，24日跟随慰问团一行40余人到达战火弥漫的凌源，慰问团带队的是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部长杜重远。当日在凌源召开重要会议，《凌源县志》记载：1933年2月24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人王化一、李纯华、杜重远等人抵县，召开义勇军第二军团各路司令、支队司令会议。慰问团首先慰问了驻扎在凌源西郊铜顶子庙冯庸大学义勇军（即第七路军团总部）。第二天，聂耳随慰问团慰问了义勇军项青山（项忠义）、张海天（张贺年）、北霸天等部。该部于1932年年末撤退到凌源一带阻击日军进犯热河。随后慰问团又到叶柏寿、朱碌科防区慰问。当时，凌源城、叶柏寿、朱碌科由黑龙江万福麟的独三十旅于兆麟部驻守。

       二、冯庸大学义勇军何时来到凌源，都做了哪些工作

       1932年冬，在日军围剿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失利，大部分撤入热河后又遭日军疯狂围堵。此时，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在冯庸的率领下来到凌源。1932年秋天，冯庸大学男女50余名学生先期到达凌源，他们打扫房屋、搭炕、搭炉子，储存粮食蔬菜。是年冬，冯庸大学教官战韬将军带领200余名学生及华侨义勇军开赴凌源前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冯庸带来军装、药品、枪支弹药等军需物资，还带来一架飞机，停在八里堡。在五里堡北山坡漠河沟沟坎子根处挖了6个土洞，存放带来的武器弹药。据五里堡居民84岁白占元讲，其小时候常去土洞玩耍，听大人说是冯庸义勇军挖的。上世纪70年，建设油库时把这个地方占了。又据78岁退休凌源钢铁公司工程师白占存讲，其父亲说过冯庸部队在五里堡驻扎，电台设在大地里四不靠的田禄家里，有高高的天线，冯庸和大部义勇军战士住在城西铜顶庙，女义勇军散住在附近老乡家里，他们在寒冬清晨训练喊口号唱军歌。为鼓舞抗日民众斗志，冯庸大学义勇军带有油印机，搜集各路义勇军军歌，编排抗日歌曲和口号，印成传单发放各地，进行广泛抗日宣传，夜以继日编印传单，并创办《回巢》月刊，这些抗日宣传品分送平泉、三十家子、宁城、建平、朱碌科、建昌、朝阳各地。冯庸大学义勇军还组织当地有文化的青年及青年学生上街演讲、贴抗日标语、高唱义勇军军歌游行，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罪行。这些抗日救国的宣传唤起了凌源及周边地区民众的抗日热情，群众积极帮助抗日武装运送军需物资。当时李鸿章重孙李威年夫妇在北京辞掉银行高管工作追随冯庸来到凌源抗日，原冯父部下，热河都统汲金纯之子汲绍钢，率一千多人投奔冯庸抗日。凌源中学学生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活动，一些青年主动要求参军参战，凌源周围相继成立多支抗日义勇军，他们举旗抗日，保卫家园，在凌源大地上给日本侵略军沉重打击。

       跟随冯庸来凌源有共产党员黄绍谷，其入党时为全国不足百名党员之一，北京大学毕业，李大钊学生，曾任《北平日报》、上海《中央日报》编辑，在国难当头携笔从戎，受聘冯庸大学任冯庸秘书兼英文系主任之职，协助校长冯庸带领冯庸大学师生、部分燕京大学学生及华侨来到凌源，在五里堡铜顶子庙誓师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冯庸任总指挥，黄绍谷任军法处处长。1933年3月2日，黄绍谷在凌源三十家子阻击日军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6岁，一同牺牲的还有两名冯大女学生陈濬、吴景辉，另有刘淑珍、杨成德、赵剑英（当时报纸为杨淑珍、杨成德、关紫姗，报道有误）三名学生被俘（当时参战的女生都是十八九岁）。后来黄绍谷妻子屈子青来冒着日军封锁到三十家子寻找丈夫尸首，因大雪覆盖，未找到。当时《北京晨报》、《实报》等几家报纸纷纷发表悼念黄绍谷的文章，学者胡适带头为其家属捐献300块大洋。还有著名音乐家冯庸大学音乐教授金律声也随军来到凌源，金律声朝鲜人，留日音乐人，1927年被冯庸大学聘为音乐教授。

       三、聂耳与冯庸及冯庸大学师生在凌源第三次相见，机缘加深了其音乐造诣，为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丰富素材

       早在“九一八”后，在汹涌的抗日怒潮中，1931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并将其 “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的宗旨布告天下。10月末，东北民众救国会召开了常委会议，冯大教务长霍维舟代表冯庸参加，决定组织民众去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其中成员主要是冯庸大学和民众团体的代表，他们把名字定为“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冯庸于10月28日脱困回到北平，遂推举冯庸为总指挥。1931年11月1日，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在北平南苑机场誓师成立，竖起抗日大旗，并向全国提出“我同志一日不死，救国卫国之责断难放弃”口号。冯庸大学义勇军成为最早的第一支义勇军，在其影响下，几天后的11月4日，东北马占山在江桥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第一枪。随后冯庸大学义勇军随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南下。

最初，请愿团先到达上海与朱庆澜将军后援会汇合，当时聂耳在上海已参加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是朱庆澜后援会的一员。在上海，聂耳第一次接触冯庸大学师生及金律声老师，受到冯庸大学师生爱国热情影响。11月10日，请愿团到达南京，提出抗日收复东北失地等8项要求。此壮举诞生鲁迅战斗檄文《友邦惊诧论》，文章说：“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应给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领导了全国抗日义勇军洪流，组织126名男女义勇军武装连队参加淞沪抗战。他们身着黄呢军服，肩背红绸大刀，在大街上列队高唱冯庸大学《义勇军歌》：“冯庸义勇军，光荣历史，忠勇气拔群，倭奴据我疆，虎狼！猖狂！誓扬民族气，驰骋沙场！慷慨赴国残，恨难忘……”唤起了沿街群众的爱国杀敌热忱。与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在浏河前线沿江警戒。在上海的聂耳目睹了当时情景，第二次与冯庸大学义勇军接触，深受冯庸大学学生们高唱由金律声作曲的冯大义勇军军歌感动，为冯庸大学义勇军拍了很多相片，其中聂耳在战地拍摄的冯庸大学“女子抗日义勇军”队长龙文彬射击照片刊登在当时的《中华画报上》。           

       1933年初，聂耳来凌源与冯庸大学师生义勇军第三次相逢，此情此景，他在凌源亲临抗日战场，再次听到冯庸义勇军军歌，看到传单上各路义勇军军歌词，“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心潮澎湃。聂耳心目中十分崇拜英勇抗日的冯庸大学义勇军，慰问团住在铜顶庙，聂耳与冯庸师生及金老师进行交谈，了解和收集了冯庸义勇军宣传材料，向金律声教授请教音乐方面知识，冯庸外甥张文琦老先生说：“聂耳来到凌源和冯庸大学义勇军住在五里堡铜顶子庙，共同爱好与金律声结成师徒关系，从上海相识，已交往二年。在凌源三天接触，感受到冯庸大学义勇军及各路义勇军爱国情怀，冯庸亲自给我说过聂耳在上海与金律声相识就变成了师徒关系”。聂耳所到之处，耳闻目睹的是：大战前夕，凌源周边各路义勇军挖战壕、搬运武器弹药、训练的壮阔场面；看到的是学生在街头慷慨激昂的演讲、散发的的抗日传单、张贴抗日标语的昂扬斗志情景；听到的是各部义勇军训练震天的口号声、嘹亮的抗日歌曲声；感受到何香凝组织的抗日救护队及范长江等名流到凌源前线支持抗日爱国精神；目睹了冯大义勇军黄绍谷及前敌指挥战韬兄弟阻击日伪军的战斗，阵亡殉国的场面。这些深深震撼着聂耳爱国之心。

       2月25日晚10点，慰问团在冯庸秘书黄绍谷陪同下到达凌源防区朱碌科，传来朝阳失陷消息，次日中午，慰问团离开朱碌科返回凌源驻地。聂耳随慰问团一行在凌源前线慰问了3天，与冯庸大学师生进行交流，思想得到了升华，在脑海中留下刻骨铭心的烙印。

       冯庸外甥东北抗战史专家张文琦老先生跟我说：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是最早成立的第一支学生义勇军，聂耳几次与冯庸相见，深知冯庸南京请愿、淞沪抗战的壮举，此次凌源之行，接触和目睹了抗日前线包括冯庸大学男女学生在内的义勇军慷慨激昂、在寒冬大地上艰苦卓绝地抗日的气势，目睹义勇军战斗场面等，凌源成为催生了聂耳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灵感的沃土，而且聂耳积极向金律声学习国际流行的汹涌澎湃、迅雷烈风之势的宏伟壮丽的谱曲知识。张文琦老先生伴随冯庸身边几十年，其所说也是冯庸的心声，相信也是聂耳在凌源深深地被所见所闻震撼的表白，因其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亲身经历画面牢牢印在脑海中，为其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夯实了基础。

      凌源之行，与冯庸、金律声、黄绍谷、战韬等师生亲切相见，使聂耳的内心对音乐受到了很大冲击，特别是金律声为冯庸大学谱写的三首《义勇军歌》影响较深，高亢激昂的抗战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精神，有了新的音乐理解。

        聂耳对“新音乐”之“新”的理解，是受了革命文学的启发而形成的文艺观念。聂耳在日记里写道：“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指示给我现在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非集团的，不能和大众接近的是成为过去的东西了，它是在现社会里所不必需的……今后，我的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了，不再作个人的呻吟或以个人的革命性的表现去影响群众。”聂耳接受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新民主主义”文艺观，他的“新音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更多是偏向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音乐，而非西方音乐史上的古典音乐。

       金律声在1933年下半年，冯庸大学解散后，由冯庸推荐介绍给老叔朱庆澜，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音乐教授，创立了金律声在中国乐坛的大师地位。

       1935年，田汉创作完抗日题材《风云儿女》的文学剧本后被捕,后由夏衍完成电影剧本的后续工作,上海电通公司完成拍摄。聂耳主动请缨为电影谱曲,写出了初稿,因躲避追捕去了日本。

       凌源抗战失利，冯大被裁撤后，金律声教授投奔上海朱庆澜将军，会合音乐界同志和青年聂耳，继续参加抗日活动，並应聘为"上海美术專院"音乐系主任。以冯庸大学《义勇军歌》为启发，指导聂耳为"风云儿女"影片配乐完成了《进行曲》的创作，由朱庆澜将军拍板将世侄冯庸的义勇军歌之名加在进行曲前，正式"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催生了《国歌》。

       上海沦陷之后，金律声追隨冯庸到了重庆，在国家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任团长兼首席指揮，组织了战时重庆大学生"千人大合唱"，率国家管弦实验乐团参加了中国首部大型歌剧《秋子》的演出，为我国近现代音乐歌剧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他和冯庸校长在重庆诀别，返回祖国朝鲜参加复国运动，像一片云朵飘然而过，令人思念。

       英雄己逝，但历史不能被遗忘，冯庸，聂耳，金律声的红色印记，红色资源佐证历历，其赓续传承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财富！解释了“金律声您来自何处，去了何方”的疑问。

     《风云儿女》影片讲述了学生时代的好友辛白华和梁质夫在“九一八”事变后，一起从东北流亡到上海。不久，梁质夫受革命思潮影响北上抗日英勇牺牲，辛白华得知好友死讯大为震动，毅然走上抗日前线。故事情节与冯庸大学义勇军相似，田汉与聂耳是多年好友，聂耳把所闻所睹一定会讲给田汉。

      《聂耳音乐文化寻根》一文写道，据夏衍回忆：“记得1935年，田汉同志被捕，留在我手边的是一个电通公司决定了要拍的、写在几页十行纸上的《风云儿女》的影片梗概。我替他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交给了导演。几天之后遇到聂耳，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我给他看了电影剧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聂耳之所以主动请缨，呈现出非我莫属之势，皆来自心里十足底蕴，正是他亲身与冯庸大学义勇军的经历以及从金律声教授学到的世界流行的西洋谱曲知识，以法国革命歌曲那种澎湃激昂的旋律为样板，谱写出中华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这也是冯庸大学义勇军光辉灿烂的壮举，影响和培养了聂耳的人生成长历程，使聂耳为中华民族留下不朽篇章《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冯庸师生及冯庸大学！

      《风云儿女》的电影导演许幸之记得聂耳兴奋地向自己诉说着创作的甘辛：“我（聂耳）写这个曲子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的感情激动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初稿倒是一气呵成的，两夜工夫就写好了。可是写好之后倒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来修改。”

       为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的修改，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1935年4月，聂耳乘船从上海到日本，修订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并从东京邮寄回国。5月3日，百代公司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录音。令人遗憾的是，天妒英才，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藤泽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在日本，聂耳有感于凌源所见所闻,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曲谱名字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朱庆澜老将作为《风云儿女》电影的投资人，同时，他作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也亲临作为热河抗战战略中心的凌源抗日前线，深感各阶层抗日义勇军誓死保卫国家的壮举，在审查时，提笔在“进行曲”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影片播出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0月1日,盛大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

       悠悠五千年牛河梁红山文化浸透了凌源这片热土，九十年前，汇聚在这片热土上的中华生灵秉承了祖先的智慧和果敢，在民族危亡时刻，毅然奋起反击，抛头颅洒热血，冯庸大学义勇军师生用血肉之躯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成为年轻的共产党员聂耳创作《进行曲》灵感的圣地。今天，恰逢凌源沦陷及冯庸师生黄绍谷、战韬、陈濬（女）、吴景辉（女）牺牲90周年之际，我们不会忘记家乡屈辱，更不会忘记在凌源大地上为抗击日寇入侵艰苦卓绝战斗的英雄们，更加怀念为国英勇献身的先烈们！铭记历史，将凌源抗战精神凝结成巍巍屹立的精神丰碑，让我们迎难负重，砥砺前行，我们一定会奏响凌源当下美丽乐章，我们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2023年3月2日凌源抗战纪念座谈会发言提纲基础上整理。）

   （本文作者之一张文琦系台湾著名学者，中国东北近现代史溯代研究者，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教育家、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冯庸先生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