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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见到朋友妻子漂亮,羡慕之余写下一首词,感动世人近千年

 漫步之心情 2023-03-17 发布于湖南

对于文化名人苏轼,大家都十分熟悉——他才华横溢,是当之无愧的才子,在诗词书画和文章美食方面都颇有造诣,还兼通医药和水利等技艺。

与苏轼的才华一同被人们所熟知的,还有他坎坷多舛的仕途和洒脱豪迈的气度。

虽然他的才华足以惊艳世人,当朝的皇帝也十分欣赏看重于他,但是因时局时势所致,苏轼一生在仕途之上不断遭受贬官外放。

虽然其间也多次起复回京,但是宦海的变幻沉浮、大起大落,也足以令一般人灰心丧气。然而,苏轼不仅没有消沉颓废,反而因这些命途波折更加旷达从容。

他在贬官期间关注民生,在任上为百姓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实事、好事。同时,他也自省内心,瑰丽的诗文与书画因这些内省而诞生。

面对着人生中的挫折与不顺,苏轼调整着内心的平衡,平和地体味着生活的意趣,将才华发挥在所有目所能及的视域——美食、医药、佛理、郊游。

因此,不少关于苏轼的趣闻轶事从此流出。而今天的吃货们,在午餐干饭时,也总是会点上苏轼发明的香酥软糯的“东坡肉”、“东坡肘子”,回味着这千年前的佳肴与况味。

苏轼将这份洒脱恣意的性情带入宋词之中,自成一格,于是形成了宋词的“豪放派”,与柳永、李清照所代表的“婉约派”遥相对立。

曾有人这样形容:柳永的词适合妙龄女郎,拿着象牙版,浅浅低吟;而苏轼的词则应是粗豪大汉,挽着铜琵琶,大声唱和。

然而这一次,在贬官多年之后,苏轼与朋友王巩重聚京都,宴上,有王巩的妻子做陪。

看着这位漂亮温婉的女子,苏轼一反常态,为王巩的妻子写下了这首美丽婉约的词作,感动了世人近千年。在这首词里,裹挟了岁月的风霜,也浸润着时光的温情。

初露锋芒

首先,让我们回到一切的最初。作为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年少之时,就颇富才名。

苏氏一门三学士,苏轼从幼年时,就和弟弟一同跟随父亲读书。那时,他的父亲苏洵已经年老却还未考取功名,于是日夜在家闭门苦读。苏轼也便在这样的环境下深受熏陶,醉心于学问,饱读诗书。

直到苏轼虚岁二十一岁那年,父亲带着他和弟弟苏辙一同进京参加会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小试官是梅尧臣。对于苏轼在考试中所做的文章,两人都深感惊艳,深深地为其中清新洒脱的的文风所折服。

如同今天一样,考试后的试卷也是在密封之后,由考官们批阅。

所以,面对这份优秀的答卷,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做,担心被人说徇私偏袒,评阅时竟不得不将其由第一降为第二。

同时,梅尧臣也对卷中的文章内容,发表了一番看法。后来,苏轼在拜访欧阳修和梅尧臣并与二人沟通交流时,说到了自己的这篇文章内容,见解竟也与梅尧臣的这番看法完全一致。这不得不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由此也可看出苏轼之才。

放榜之日,苏轼苏辙兄弟同时高中。而此时苏洵虽然仍是落第,但他的文章也深得欧阳修的欣赏。一时间,苏氏三父子名动天下,众人争相传阅他们的文章。

苏轼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推崇。欧阳修一直对苏轼赞赏有加,他评价苏轼,说他善于读书并且活学活用,并预言苏轼的文章在日后一定会独步天下。

宋神宗对苏轼也是极为喜爱,称苏轼是天下奇才,对于苏轼的文章,宋神宗经常反复阅读,常常为此顾不上吃饭。

对于苏轼来说,这段时日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急”。

在此之后,苏轼参加“制科考试”,被评为“百年第一“。接着通过学士院考试,成为“直史馆”——也就是今天的选调生。

此时,苏轼已几乎可以想见未来将会平步青云的仕途轨迹。

经过几年的锻炼后,苏轼历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等官职。在任上,苏轼大有作为。他体恤民生,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帮助百姓抵御自然灾害,百姓们都很尊敬敬仰他。

至此,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实事,苏轼都颇有成绩。

做为时代的风云人物,苏轼身边聚集了一群意气相投的优秀俊杰、

在苏轼担任徐州知州期间,王巩听说了苏轼的声名,特地过来徐州拜访苏轼。王巩是名相王旦的孙子,文采风流,交游广博,为人正直豪迈,与苏轼神交已久。两人一见面就相谈甚欢,就此成为知交好友。

这段时光里,苏轼与王巩一同登临高山,泛舟江河,再在有月亮的晚上在高楼上吹笛赋诗、饮酒喝茶,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两人一边抒发着心中的壮志,一边欣赏的眼前的美景,人生的所有快意潇洒,都已近在眼前。

朝堂党争

就在苏轼与王巩把酒言欢之际,危机却悄然降临。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一直困扰着朝廷的焦点问题。这在汉初是异姓王,在魏晋是门阀士族,在唐朝是藩镇割据,而在北宋,则是“党争”问题。

自从宋太祖“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之后,为避免重蹈前朝武将叛乱的覆辙,北宋一朝重文抑武。

在此基础上加之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升,与天子共享朝堂。

于是,在士大夫互相之间的权力博弈中,朝堂之上出现了“党争”问题:士大夫们因各自政治上的主张不同,互相攻讦,形成不同派别,党同伐异。

而苏轼就在盛名之下,不知不觉陷入了此时朝堂上的“新旧党争”。

当时的北宋朝廷积贫积弱已久,虽然看起来表面一片繁华,但矛盾已潜藏在社会深处。于是王安石提出了变法新政,以解决这些矛盾,发展生产力,充盈国库,富国强军。

同样看出来国家问题的宋神宗,对这样的变法期待已久,当然是鼎力支持。

但是新政在推行的过程中过于急功近利,在取得一些成果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变法的终点是优是劣,没有人能够预料。

于是,也有很多人反对王安石的政见,提出了不同的主张。

这些反对新法的人被称为“旧党”,维护变法的人被称为“新党”,两派针锋相对,相持不下。

苏轼同老师欧阳修一样,看出了新法的弊病,算是“旧党”的人。他指出了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就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观点。

而这,引起了“新党”中人的不满,也因为苏轼的盛名,意图寻找机会打压苏轼。

此时,苏轼刚被调任湖州知州。他同往常一样,例行公事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因为是诗人出身,也因为宋神宗的欣赏,苏轼的公文里也常常微微张扬着个人的情感色彩。而这次,显然被“新党”中人抓住了把柄。

新党挑出了表中的个别词句,再翻阅苏轼的所有诗文,断章取义,指责苏轼对皇帝不满、讥讽朝廷、包藏祸心,上书皇帝应处死苏轼。

此时的“新旧党争”,俨然已由纯粹的君子之辩,变味为政治倾轧。

而宋神宗虽然欣赏苏轼,但更看重新政的推行,况且新党的态度坚定,于是只能将苏轼逮捕入狱。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苏轼的众多亲友也在此事之中被连累牵连,遭受责罚。

贬官流放

苏轼最终没有被处死。这一方面是因为宋太祖开国时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一方面是由于罪名实在是“莫须有”,连“新党”的领袖王安石都看不下去了,劝谏宋神宗在圣世不能杀苏轼这样的才士。

虽然逃过一劫,苏轼还是被贬官在黄州任团练副使一职。团练副使是一个极为低微的官职,而且属于散官,并无实权。对于苏轼来说,这次贬官无异于流放,他甚至做好了从此老死黄州的准备。

人生的无常恰是如此,往日的意气风发,好似都已化做过去的烟云。从繁华的云端跌落到尘埃之下,很难不使人感到沮丧和茫然。

初到黄州之时,苏轼也是消沉低落,生活上更是困窘拮据。

但是很快,在山间的云雾中,在月下的微风里,在江上的波涛间,苏轼渐渐感到内心的平静,也越发感到生活的真实与亲切。

他带领家人一起在黄州的郊外开垦荒地,亲自在这里耕种,以应对物质上的贫困匮乏。为方便日常在这里耕田,苏轼又在旁边搭建了一个小屋。他将这块荒地命名为“东坡”,又将这座小屋称为“东坡雪堂”。

于是苏轼被世人所熟知的名号——“东坡居士”,便这样产生。

在这段岁月里,苏轼也十分惦念被自己所牵连的亲友,为他们因自己而遭受责罚感到十分内疚。而所有亲友中,被牵连最深的,就是王巩。他在“乌台诗案”之后,被贬官到岭南宾州监督盐酒税。

宾州就是现在的广西宾阳,在当时,宾州还是一片蛮荒之地。这里气候潮湿,瘴疠肆虐,环境艰苦。很多贬谪到这里的人,不是死在任上,就是死在赴任的途中。

苏轼写信安慰王巩不要灰心,与王巩交流养生经验,告知王巩如何按摩,如何调节饮食,如何调理脾胃。

而在回信中,王巩显得意气昂扬,对道家养生也颇有心得。

原来,贬官在宾州的王巩身边,一直有一位叫宇文柔奴的女子陪伴。她擅长歌舞,也精通医术,王巩的身体一直有柔奴在一旁调理。

当初,王巩接到圣旨遭受贬谪之时,家奴歌女纷纷离去,只有宇文柔奴一人始终坚定地陪伴左右。

宇文柔奴是王巩家中的歌女,出身于御医之家,年少时家逢巨变,宇文柔奴被叔叔卖入行院,机缘巧合之下成为王巩家中的歌女。

在宾州的艰难岁月中,宇文柔奴的陪伴是王巩难得的慰藉。两人心意相通、琴瑟相合,哪怕身处人间绝地,也犹如天上仙境。

因此身处宾州,王巩反而更能专心学问、勤于著述,这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名。

京都重逢

多年之后,时局变动,“新党”得势,苏轼和王巩二人又得以重回京都。

在接风洗尘的宴席上,苏轼与王巩又继续把酒言欢。

经过几年的波折,苏轼虽神气依旧,但已有沧桑之色。

而奇怪的是,王巩虽曾身处瘴疠之地,却眉目如昔,岁月似乎不曾在他身上留下丝毫痕迹。

这时,宇文柔奴手持琵琶,来到席间,轻启朱唇,展现着一如往昔的甜美歌喉,歌声中流淌着岁月的静好。

宇文柔奴之名常常王巩寄来的书信中出现,苏轼对王巩身边的这位女子并不感到陌生。歌毕,苏轼好奇地向宇文柔奴问道宾州的情况,毕竟传说这里并不适宜人们居住。

宇文柔奴先是与王巩温柔对视,然后缓缓浅笑:“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所以宾州与他处,也没有什么不同。”

苏轼听后大受震动,心生感慨,立刻挥笔写下了这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词作。

这首词的大意是说:他常常羡慕王巩这样眉目如昔的俊朗男子,因为上天怜惜他,赐予他美丽聪慧的佳人相伴。当佳人启唇歌唱之时,无论人们身处什么境地,都会觉得内心无比舒适。

当王巩与佳人从远方归来之时,岁月却使他们更加年少,他们的笑容带着岁月的美好。

如果向他们询问身处岭南这样的绝地,心中是何感受?他们回答道——只要内心安定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

这首词的风格婉约清丽,一改苏轼的往日风格。词中描绘了令人艳羡的美好爱情,“此心安处是吾乡”一句,现今更已成为爱情圣句。

表面上,苏轼在这里表达了对王巩有柔奴相伴的羡慕,对他们美好爱情的向往。实际上,这首词反映着苏轼内心的真实写照。

王巩与宇文柔奴因为彼此间的相伴而内心安定,而苏轼是因为对于时事世事的洞彻而感到内心安定。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一句,其实是一个典故。它来自于白居易所做诗歌《初出城留别》中,“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一句。

在写这首诗时,也是白居易生平第一次遭受贬官,他即将离开京城,写下此诗挥别亲友。

仔细翻阅苏轼的文稿,便会发现苏轼在词中《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一蓑烟雨任平生”一句,也有类似的意境。

与《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相比,两词虽然风格不同,但都显现了苏轼内心的平和从容。

经历“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对人生的感悟更加洞悉与透彻,他将不再惧怕任何的风雨与挫折。无论世事变幻无穷,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只要坚守着自己的内心,坚定前行,生活终能得其所愿。

以古观今,在现代生活中,面对世界上的诸多不确定性,人们总是容易感到焦虑。

其实很多时候,大多通常所以为的无法逾越的问题,都只是心态问题。如果能调整调整好心态,正视自己的真实内心,缓步向前,人们将一直向着心中所愿前行,生活中的风雨也都将只是一时的表面幻象。

如此这样的人生,最终便也算是能够做到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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