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80年前后，北宋文坛领袖苏轼填词《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一首，在北宋京城开封引起了震动。 这首词的内容如下：
单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抒情诗。 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词中的人物便会发现，这首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这首词并不是写给友人或上级的，收词人是“王定国侍人寓娘”，也就是文章中的“点酥娘”。 点酥娘本名叫作宇文柔奴，是苏轼的好友王巩的妻子。在文中，苏轼不但夸对方长相漂亮，甚至还对方唱歌好听、笑得好看。 在序言中，苏轼还对宇文柔奴有简要的描述，“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 这就令人颇为疑惑，宇文柔奴长得再美，那也不是你苏轼的老婆，要写也得人家老公王巩来写。 其次，苏轼所在的时期正值程朱理学发展蓬勃之际，讲求的便是“存天理、灭人欲”，社会对于男女之间的交往，往往是要求尽量避嫌的。 苏轼的这首诗，好的层面来讲，这算是苏轼的欣赏和夸赞，坏的层面来讲，那就算得上是调戏人妻，有耍流氓之嫌。 为何苏轼会写下这么一篇含义不明的诗呢？在其背后，有着哪些缘由？
苏轼在诗、词、文章之上都颇有建树：在诗上面，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在词上面，他又与辛弃疾并称“苏辛”；甚至就连他的散文也独步天下，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可以说，在文学这条道路上，苏轼已然走到了顶点。 然而，虽然在文学上一骑绝尘，但是，苏轼的政治生涯却颇为困顿。 苏轼二十一岁便参加科举夺得全国第二，但是，还未等他入朝为官却逢母亲去世，回家守孝三年，等到再度为官后，没过几年，苏轼却又遭遇父亲去世，只得再度返乡。 苏轼还朝后，总算可以踏踏实实做官，结果恰逢王安石变法，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苏轼被迫离京，被授为杭州通判，之后又历任徐州知州、湖州知州，在地方上兜兜转转数年。
苏轼在湖州任内，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篇《上表》，原本是一篇标准的官样文章，苏轼只需要照着模版把自己的名字填上就算了事。 然而，文学家出身的苏轼却偏偏不乐意这么干，在文章里，他纵展自己的才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恢宏巨作交了上去。 结果令人没想到的是，正是因为他的施展才华，最终落人把柄，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在这次事件中，新党抓住了机会，称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将苏轼下狱。 当时新党给苏轼的罪名是对皇帝不忠，令人意外的是，如此荒诞的借口，宋神宗居然相信了，意图苏轼将判为死刑。 但幸运的是，在关键时刻，有人力主宽厚处理，最终使得皇帝收回了成命。在牢房里关了一百多天以后，苏轼才得以释放。 虽然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之后的日子里，苏轼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而朝廷内部和苏轼交往密切的二十余人也遭到了清洗，纷纷贬官地方。 而在这二十人中，宇文柔奴的老公、苏轼的好友王巩也正在其列。
王巩是“三槐王氏”之后，他的爷爷正是宋初名相王旦，可以说是出身名门大族。 然而，再怎么强大的家族也都会有衰落的一天，到了王巩这一辈，昔日偌大的家族已经只剩下王巩一个人在朝为官了。 王巩在朝廷的存在总体上来看是比较默默无闻的类型。 在入朝之后，他曾经先后担任过太常博士、扬州通判、宗正寺丞等文官职位，品级都并不算高。 其次，王巩虽然也爱写诗词，但是其水平和名声与苏轼相比差一个数量级。 正因如此，在王巩与苏轼的交往当中，王巩一直扮演着苏轼的“铁杆粉丝”的角色，视苏轼作为自己的偶像。 平日里，他经常会拿自己的诗词给苏轼看，希望对方能够指点。 王巩的诗词虽然名气小，但是直白干练，深受苏轼欣赏，加之王巩“笃学力文，志节甚坚，练达世务，强力敢富”，时间久了之后，两人便成为了亲密的挚友。 如果放在平常人的角度上，苏轼王巩大概称得上是“君子之交”，高山流水遇知音，为人羡慕。 可是，现如今的苏轼成为了政治犯，那么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因此，随着苏轼惨遭发配，王巩也很快遭到了朝廷的调查，并且被调往岭南宾州，因此，在“乌台诗案”当中的二十位案犯里，王巩也成为了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一位。 当得知王巩的遭遇以后，这让苏轼内疚不已，曾经说道：“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王巩发配宾州期间，苏轼曾经多次给他写信，堪称频繁，就连传世作品也有《次韵和王巩六首》和《王定国诗集叙》等诗。 为了能够劝王巩打起精神来，苏轼还特意传授了他一套“摩脚心法”，让他“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以此来对付南方的瘴气。 而王巩也在信中大谈养生之术，表示自己既然来到南方，正好在这里修行。 对于王巩的说法，苏轼起初是不信的。 在宋朝，贬官是一项很严重的事情，基本上用不了几年就会落魄颓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正常人哪里有闲心修行呢？ 原本苏轼以为这是王巩在安慰自己，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多年以后，当他再度见到王巩时，却发现，王巩真的是在修行。 在被发配长达五年以后，王巩奉旨北归，再次与苏轼见面。 令人意外的是，虽然在南方边疆苦熬了五年，但是王巩非但没有任何落魄，反而红光满面，神色焕发，就连诗词水平也提高了几个台阶，这让苏轼十分诧异。 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王巩能够在困境之中免于沉沦？难道真的是因为修行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王巩的妻子宇文柔奴。 宇文柔奴本是大家闺秀出身，她的父亲原是宫中御医，因为一场风波遭遇牵连，蒙冤下狱，并且病死狱中。 父亲去世以后，宇文柔奴的母亲也因哀伤过度而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便也随父亲而去，只剩下宇文柔奴一个孤女。 宇文柔奴原本是有家族的，但是，当时她的叔父为了钱将其卖到了歌舞坊中，从此，宇文柔奴成了一名艺伎。 幸运的是，宇文柔奴的父亲有一位朋友叫作陈太医，因为不忍她流落风尘，便将其赎身，一直带在身边，陈太医不但对宇文柔奴视如己出，还教她习医，使得宇文柔奴拥有着极其出众的医术。 到了后来宇文柔奴成年以后，便嫁给了王巩，成为他的妻子，夫妻间恩爱有加。 王巩家中妻妾侍女不少，但是，等到乌台诗案爆发以后，得知王巩被贬至宾州，这些人全部作鸟兽散，唯有宇文柔奴一人愿意追随丈夫前往。 在宾州谪居的数年时光里，宇文柔奴不单单照顾好了自己的丈夫，甚至还发挥了自己的医术，在当地救死扶伤，尽力帮助当地的穷苦百姓。 甚至于时至今日，广西的宾阳（旧时的宾州）一带还流传着宇文柔奴施术救人的故事。 在背井离乡的五年时间里，宇文柔奴一直陪伴在丈夫身边，她擅长唱歌，而王巩也会弹琴，夫妻之间琴瑟相和，最终熬过了那段痛苦的时光。
面对苏轼的疑问，王巩并没有回答，而是叫出了宇文柔奴为苏轼献歌。 随着宇文柔奴的歌曲悠扬飘出，直到这时，苏轼才明白，这几年来自己的这位好友是得到了爱情的滋润，不由感慨万千。 等到宇文柔奴唱罢，苏轼曾经对其进行询问：“岭南应是不好？”然而，宇文柔奴的回答却令人惊奇：“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当听到这句话，苏轼整个人宛如触电一般惊动，“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八个字虽然简短，但是其中的意境和境界是相当出众的。 此心安处在哪里，自然是所爱之人身上，所以，所爱之人在何处，家便在何处。 一个娇柔细弱的女子，能够说出如此乐观豁达之言，这种不惧世事苦楚的智慧和心境，哪怕是苏轼也为之动容。 苏轼当场泼墨，为宇文柔奴写下一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短短一首词，苏轼写尽了对于宇文柔奴的赞美，也写尽了对于王巩的羡慕。
苏轼一生都在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来回周转，他不如王巩那般随遇而安，在苏轼的心中始终是有着极高的政治理想的，而也正因如此，苏轼终身都为其所累。 遭遇贬官时，苏轼会忧愁、会愤懑、甚至会绝望，而相比之下，身份、名声、艺术水平都不如自己的王巩，却能够怡然自得，享受着最为快乐的时光。 王巩绝不是醉生梦死之人，他在身居朝堂之上时能够兢兢业业，做好每一项工作，在身处偏远地带，他又能够安之若素，保得一方百姓所平安。 从这一角度来看，苏轼发现自己居然还不如王巩。拥有着这样一位贤妻，苏轼则能不羡慕？ 正是在这种羡慕的心情中，苏轼提笔写下了这一首词，而这首词不单单在当年引起轰动，甚至王巩和宇文柔奴的故事也流传开来，感动了世人近千年之久。 可羡慕归羡慕，苏轼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在世俗杂务中继续拼搏。公元1085年，随着宋哲宗即位，苏轼得以复官，几个月以后，他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再度回到了权力的中央。 然而，此时的苏轼仍然不改直言的性格，没过多久就因为在皇帝面前慷慨陈词，而再度被诬告陷害，外调地方。 不得不说，苏轼是一位好官，每到一地，他都会了解当地的民情，灾难来临时，亲临一线，保护百姓，除此之外苏轼还兴修水利，留下了不少利民工程。 在杭州任职的时候，苏轼曾经一度想要效仿老友王巩，当一个闲散的地方官，不再追求功名。
然而，现实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公元1091年，苏轼再度被皇帝召回。 这一次，苏轼又上演了老路，没过多久便又被弹劾贬官，调往颍州任知州，之后又历任扬州、定州知州。 纵观苏轼一生，他曾经在宋朝十余州任职，始终不得安宁，最终在公元1101年8月24日，伟大文学家苏轼在常州逝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苏轼去世时，王巩正在河南，担任通判，得知老友去世，他悲痛不已，但可惜，他连老友的最后一面都不能见到，这件事成为了王巩一生的遗憾。 或许是为了追随苏轼的脚步，王巩在晚年卸任的时候，带领着一家人前往了江苏高邮生活，这里距离苏轼的墓地只有几天的路程。 王巩的晚年还是颇为安然的，他心态好，也重视养生之道，最终活到了七十岁，在公元1117年去世。 至此，这一对志趣相投，但人生完全相反的挚友结束了他们的历史故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