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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孙犁系列随笔（七） 编副刊，办杂志，除了编辑是主导者之外，还有必不可少的 “两翼”：作者和读者。一个高明的编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这“两翼”打开，只有打开这“两翼”，你的副刊和杂志才能展翅飞翔。孙犁无疑是一个高明的编辑，有思路，有宗旨，有定力，也有谋略。他是一个习惯于“谋而后动”的编辑。而一旦动起来，就要把事情做得很实，不浮不燥，有条不紊，先打基础，再建队伍，包括读者队伍和作者队伍。孙犁建队伍，有一个“妙招儿”，说起来也不新鲜，就是组建“小组”。这个“妙招儿”，首创于冀中区的战争烽火中，后来又带进了大城市，可谓一路“建组”，屡见奇效，成为孙犁编辑实践中的重要一环。孙犁编辑的《平原杂志》，据记载，为杂志设计封面和配插图的是作家、版画家秦兆阳。
1946年，孙犁接受冀中区党委的委派，创办《平原杂志》。编辑就是孙犁一人，是主编也是记者，是校对也管发行，总之是杂志的“总管”。一份白手起家的杂志，最需要建立的，自然是读者队伍。于是，孙犁首先想到的是：要组建一个“读者小组”。在杂志出刊的第一期上，孙犁就写了一篇《〈平原杂志〉为组织读者小组启事》，文章很短，不妨全文引述如下——“本杂志为广大人民服务，系统地介绍各种文化知识，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为了更有效的发挥这个目的，贯彻这种精神，我们希望本杂志的读者们，能在同村、同街、同机关、同学校的范围里，自动地组织'平原读者小组’。读者小组和编者取得密切的通讯上的联系。它的任务是：按期研究讨论杂志的内容，并经读者小组的同志们的活动，组织附近的群众开讨论会，使杂志的内容，传播到不能直接阅读和不识字的群众中去。读者小组要在本社登记，读者小组有权利向本刊作者各种建议，本社当给各小组以读书上的帮助和负责问题的解答。”（见《编辑笔记》，第4页）从行文看，孙犁把杂志的“身段”放得很低，因为在彼时彼刻，冀中乡村中文盲还很多，识字的人较少。杂志要想在乡村站稳脚跟，盲目追求“高端路线”肯定不行。孙犁在讲清杂志的宗旨后，就组建读者小组提出了几条非常切合实际的做法，譬如“希望本杂志的读者们，能在同村、同街、同机关、同学校的范围里，自动地组织'平原读者小组’。”还希望“使杂志的内容，传播到不能直接阅读和不识字的群众中去。”如此“接地气”的文字，大概在古今中外办报办刊的各类启事中，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体现着孙犁的编辑思想，即：“本杂志为广大人民服务”。这句话，说起来好像很普通，对读者也是就低不就高；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高度也相当有难度的要求。而孙犁组建这样“不择细流”的读者小组，显然是为培育杂志的目标读者“度身定制”的。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平原杂志》已很难见到，它的“读者小组”是如何组织活动的，它在当时起到的效果如何，已无从查考。孙犁自己也没有详细记述，就连这篇《启事》都是一位“犁迷”从冀中地区的旧报刊上抄录出来，才免于流失的。但是，作为编辑，孙犁先生组建“读者小组”的做法，却因这篇短短的《启事》，而存留在其漫长的编辑生涯中，成为一个可供“溯源”的标记。《平原杂志》目录，“土豹”以及“纪普”“孙犁”为孙犁笔名。 进城以后，孙犁征尘未洗，就参与创办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办报环境变了，所面对的读者群也变了。对于这时的报纸副刊来说，报纸发行、扩大读者，已然不是优先的选项，而迅速组建一支作者队伍，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孙犁又着手组建“业余作者小组”——这既是以往组建读者小组的做法的延伸与活用，更是适应新环境快速培养新的作者队伍，从而扩大稿源的“方便法门”。组建作者小组，不像组建读者小组那样需“广泛撒网”，广而告之；而是以点带面，重点吸收。当时参与《文艺周刊》组建作者小组的编辑张家珠，曾在一篇《孙犁同志和业余作者》的文章中，回忆了孙犁组建作者小组的“详情”：“天津是一个工业城市，是工人集中的地方，那么培养、发展工人文学创作者，自然又是《文艺周刊》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天津日报文艺部所组织的以工人为主体的业余创作小组便应运而生了，并逐步发展起来。这个业余写作小组成员的来源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从来稿中发现的作者，一个是从报社新闻部介绍过来的通讯员，再就是有关部门推荐的人选。有了这个业余写作小组，当然得有所活动，比如，定期开个会，根据报纸在一个时期宣传的要求，给小组成员们发放写作提纲一类的东西，请业余作者写稿子。负责具体工作的编辑，看完这些业余作者的稿件，能够利用的，便认真进行修改，然后分期分批送到孙犁同志那里做终审审定。”显然，组建这个业余写作小组，稿件是“龙头”，发现人才则是关键。张家珠写道：“编辑还要把业余写作小组的活动情况、写作中出现的问题、稿件的质量和数量，等等，都一一向孙犁同志做出较为具体的汇报。每次汇报，孙犁同志都讲了许多很好的具体意见和具体要求，其中包括对编辑本身和对业余作者两个方面。”孙犁在五十年代曾写过一篇《论培养》，谈及培养新作者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培养新的作者，当然有各种方式和机构。在目前，我觉得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辑，实际上负着这方面的光荣的责任。我们的文艺刊物就像一个训练新角色的科班一样，许多小演员经常在我们的舞台上操演，有很多人初露头角了，有很多人已经接近业满出师。没有充分的发表作品的刊物，想发现很多作家是困难的。正像不设备舞台想得到演员一样。文艺刊物既是一块实际的园地，它就必须经常具备适当的土壤、雨水和气候。如果园丁不耐心，或是由于缺乏经验，气候有时不正常，肥料有时施得太多，有时施得太少，对于幼苗都不适宜。而且，培养一个新的作家，比培养一种植物困难得多，他不是一年一季就可以成功的东西。”（《孙犁文集》第四卷，第264页）而组建这个业余写作小组，正是他的这种想法在编辑实践中的应用。孙犁先生当年的这些做法，如今已被学界称之为“布衣孙犁的办刊之道”，被写进了研究专著。其中也对他的“业余写作小组”有一段专门的论述：“孙犁本人还积极将周刊青年作者组成'副刊写作小组’，亲临讲课。这些'创作经验谈’有些整理后发表在周刊上，如1951年1月21日刊出的《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实性》和1952年5月12日刊出的《怎样把我们的作品提高一步》。在后文中，孙犁讲了怎样表现'新鲜事物’，怎样观察、描写，怎样遣词造句以求'生动’。这种优秀写作者的'夫子自道’，对初学者极有教益。孙犁还先后邀请方纪、康濯等友人参与指导写作小组。”（张均著《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之第三章：《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第74页）在孙犁和编辑们的默默耕耘和精心培育下，《文艺周刊》这块园地，生机勃勃，新苗茁壮，在当时的报纸副刊乃至文艺期刊中，异军突起，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新气象。在张均的论文中写道：“在创刊后短短两三年内，《文艺周刊》就切切实实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作家，《文艺周刊》的版面上，新人新作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青年作者如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工人作者如阿凤、董廼相、滕鸿涛、郑固藩……” （张均著《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之第三章：《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第68页）尤为难得的是，这位学者还专门做出详细的统计，把当时在《文艺周刊》上出现的新作者与其基本概况、发表作品篇目等等，都列出表格，整整两页都没列完，真是洋洋大观，令人惊叹！ 在这些文学新秀中，有多少曾是孙犁组建的“业余写作小组”的成员？今已无从考证。但我相信，占比会相当的高。而对孙犁先生而言，他始终都不认为这些新秀是自己培养的，他在晚年写了好几篇文章，一再申明：“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孙犁《成活的树苗》，《编辑笔记》，第63页。） 功成而不居，名彰而身退，这，同样属于“布衣孙犁的办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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