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总第1949期】萧根胜|长篇报告文学《国瓷之光——李国桢传》第十三章·柏林柏灵今犹在

智泉流韵原创 2023-03-17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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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柏灵今犹在（第十三章）

作者/肖根胜

华夏民族，皇皇五千年文明征程在秦川大地关中平原有着无与伦比、难以胜数的辉煌，“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埋的是皇上”。中国从秦朝秦始皇称帝到清朝溥仪逊位的2000多年间，有据可查的皇帝有422位，一说到黄土地下的72位皇上，陕西人腰也挺了，气也粗了，声音也大了。当今走进陕西旅游，西安城东半坡村遗址的陶器，秦始皇兵马俑展示的6000多件陶俑、渭河之畔汉阳陵内的一件件精美的彩绘陶俑，无不显示着陕西陶器、瓷器、琉璃行业的兴盛和勃发。然而，打开有关记载中国陶瓷发展历史的文献史料，有关陕西偌大地域的内容却泛善可陈，少有辉煌可言。由陈帆教授主编的《中国陶瓷百年史》（2014年版）把陕西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一并写入“西北地区”一章，在“陕西陶瓷概况”不足200字的引言中，唯一提及的是“唐宋元代耀州窑的耀州青瓷”。此等表述与“宋代六大窑系之一”的耀州窑的地位似乏公允。

耀州窑曾有过的辉煌历史要追溯到800年前。

古城长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也是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这块土地上，周文王曾定都设丰京，周武王建镐京，汉高祖设置都京长安，奢建长乐宫。唐王朝更是在此广扩京华，彰显大唐气象。久有制陶绝技的耀州同官坐得京畿之利，引领陶瓷盛气之先，烧造白瓷、黑瓷、青瓷、红绿彩、唐三彩，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制陶工艺大成，可谓全国“六大窑系”中之首。这里所生产的有“官”字款示的御用陶瓷，皇家器重，商贾青睐，不少沿丝绸之路进入西亚、东欧乃至北非。其中外销的青瓷有“巧若范金，精比如玉”之称。盛名之下，熟业蓬生。至赵宋一代，倒焰式马蹄窑应运而生，以铜川黄堡镇为中心窑场，方圆八十里范围内的陈炉、立地坡、上店、塔坡、玉华村等作坊群、瓷窑业迅速发展，耀州窑进入全盛时期。可惜随着蒙元铁蹄的滚滚南下，蒸蒸日上的耀州窑业惨遭兵燹战火摧残，至此风光不在，辉煌渐落。

八百年沧海桑田，八百年血雨腥风。

八百年间，耀州民间虽有黑瓷、粗碗烧造，却无昔日莹润剔透、金黄橄绿的贡品官瓷再现。血腥风雨毁灭了千年窑火，苦难岁月遮蔽了世人记忆，耀州窑如渭河之水悄无声息的流淌了八百年。

江河终有波浪起。当历史的长河流入二十世纪，在一代代仁人志士不屈不挠的努力下，沉默八百年的耀州窑逐渐萌发新的生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春风的鼓舞下，一代新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在李国桢先生指导下，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大胆科技创新，将耀州古瓷推向新的高峰，再创耀州古瓷新的辉煌。

第一次走进耀州窑是陕西现代工业的开拓者之一的薛鸿林。

薛鸿林，字春生，1905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芮城县西垆村。自幼天资聪慧，酷爱读书，14岁入本县第一高级中学，后入运城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考入山西省立工业学校。1935年由山西省政府保送入日本工业大学硅酸盐系专攻陶瓷、玻璃、水泥等非金属材料。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设计声响感应自动开关闸门——“卡特”（意即自动闸门），获得日本专利，受到天皇嘉奖，载入日本现代创造发明史册。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薛鸿林毕业回国。战火连天，家乡沦陷，转至陕西洋县国立七中教授理化，后任西北工业协会工程师。为实现实业救国抱负，游说晋南商人和避难入陕的社会贤达、官宦巨富，筹集资金创建工厂。在对陕西关中一带矿产资源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首先兴办沔县玻璃厂。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原料供应不给，玻璃销售市场凋零，后改为陶瓷厂。

贼乱家业碎，覆巢无完卵。沔县（现勉县）陶瓷厂朝不保夕，惨淡经营，薛鸿林心急如焚，彻夜难眠，恨报国无门。

薛鸿林为人忠厚，善于交友，在阎锡山、傅作义部队的上层和晋陕官商之间均有一定影响。在与之交往中，听到一则传闻：

1935年清明节，国民党中委张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谒黄帝陵过同官考察耀州窑，眼见千年瓷窑尽废，耀瓷衰微，深感痛惜。遂拨付专款6000元，令聘请工匠恢复残窑，烧制青瓷。抗战爆发后，拨款停止，窑业重废。

薛鸿林得此讯息，精神为之一振，遂赴耀县考察，并对耀州窑和耀县一带资源及瓷业生产情况进行一番细致地勘察和研究。耀州窑的历史让薛鸿林热血沸腾，耀州窑的精美瓷器让这位三晋才俊激动不已。遂决定在资源丰富、有陶瓷烧制基础、交通条件便利的铜川黄堡兴办陶瓷厂，决心恢复、振兴耀州瓷业。薛鸿林堪称近代研究、重振耀州窑第一人。

抗日战争对陕西工业有着特殊的意义。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加快开发西北的步伐，抗战爆发后，企业内迁，使陕西成为战略后方。政府的资助，国家政策的倾斜，当地企业家带有政治性的投资和当地人士的爱国投资，在较短时间内动员和集中了较大数额的资金建立了陕西工业，这使陕西形成了较好的投资环境和社会基础。只是因战争需要，当时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没能顾及。

薛鸿林，一个无权无钱的外乡知识分子，虽有一腔实业救国宏愿，要在战争的硝烟中兴办一家有振兴意义的陶瓷厂其难度可想而知。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黑风雪月，找同学、寻朋友，动员当地富绅出资办厂。他借鉴西方国家工业经济发展经验，设计了具有现代化企业制度性质的公司章程，成立股份公司，募股筹款，联合办厂。

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精诚执着的救国热情让当时一些知名人士相继参股，倾囊相助。时任同官煤矿矿长的同学高伟伯、时任同官工人煤矿的董事长同乡董林哲（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局贸易部副部长）、时任中南火柴厂的张思新、解放后任西北建筑公司副经理的贾泽生、黄堡镇乡绅梁福礼、李秀等人积极响应，慷慨出资。最后资金仍有缺口，傅作义将军第十二战区西安办事处又釜底添薪，鼎力相助。

薛鸿林东洋求学三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科学的精神、科技的思维和现代化的意识。他让同官宦商绅民第一次听说建瓷厂要有规划、有图纸。脚踏泥、手拉坯传承了千年的窑工瓷童，第一次听说薛鸿林的陶瓷厂要招收大学生使用学生娃，不啻是一声惊雷炸响在渭北的黄土塬上。

国破山河在，我辈建新厂。薛鸿林把新的企业定名为“建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建新瓷厂设计占地33.5亩，因资金不足先购置6.3亩，其余27.2亩租赁使用。同官镇北依红色首府延安，南临西安国民党的重镇要地，其周围有知识有文化有志者的青年人投奔了延安，求官逐利者则享居西安。要招收合适人才与招募股份同样困难。“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薛鸿林把眼光转向家乡，三顾茅庐，四下运城，副经理张松儒，工程师宁礼奎，副厂长李权和一些当年已毕业或大学尚未毕业的同学，其中王存仁、杨达生都是有职有业的才俊乡党；另外40多名制模、注浆、摇轮子的熟练技工，多数从家乡芮城和陈炉老厂花重金礼聘。一不小心还挖来了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张进福，使这个企业在诞生之初就有了先进种子的孕育。

1941年底，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中国政府文告》对日宣战，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薛鸿林筹建的瓷厂在黑云压城、国难当头的艰难时刻，于当年的元旦之日正式点火，在昔日“宋瓷十里窑场”的废墟上，再次燃起了通天炉火。

新瓷厂成立之初即确立了把科学技术与传统生产相结合的理念。一方面对沿用千年的传统工艺择优继承，一方面研究配料配方，改进操作规程，用化学、物理等现代科学知识提高原料、产品和窑工烧制的精密度、规范性，变过去耀州粗瓷为细瓷。该厂烧制的日用瓷、电瓷、卫生医药用瓷迅速销往北方各地，投向国统区、解放区各大战场，一时成为全国抗战期间极负盛名的陶瓷产品。

战争对每个人不只是生死考验，更是道义道德的识别。有良知的中国人在外侮辱国、国难当头之时，大都表现出了铮铮铁骨，舍生忘死，大义凛然。薛鸿林更是义无反顾、一马当先。新建瓷厂刚刚投产不久，他获悉火车机车内用的异型耐火瓷砖供不应需，直接影响铁路运输，当即决定增设耐火砖车间。为使耐火砖提前投产，将现有窑炉迅速改制成耐火瓷砖车间，亲自指导调整原料配比，准确确定锻烧温度，不计成本，但求质量，保证按时生产出合格的“建新”牌耐火砖。在较短时间内满足市场供应，一举解决了陇海铁路和西（安）耀（县）支线及西北地区工业企业的紧急需求。

薛鸿林志存高远，立足实业以救家国苍生。在建新瓷厂一举成功的同时，根据战争期间的需求，在西安碱家巷创建了建新铁工厂，在河南硖石驿兴办了大型水泥厂，在西安东关兴建了永新火柴厂，在铜川川口沟建立了硫化碱厂等。用自己的智慧、心血和汗水铸造起三秦大地的工业长城，不愧为西北地区现代工业的开拓者。可叹日寇铁蹄肆意践踏，横行无忌，他的心血迅速被无情的战火所吞噬。硖石水泥厂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生铁厂、化工厂因铁路被炸交通中断原料不继而被迫停产；试图兴建的玻璃厂、日用化工厂均被天灾人祸、战乱兵燹所摧毁。

企业发展受阻，实业救国难酬。薛鸿林在极度悲愤中更激起科技救国之心，他要用自己的所学报效国家。“西北联大”拆分后，各个学院急需留学归国学有专长的人才进校讲学。战争动乱是暂时的，和平建设是永恒的。在惨淡经营陶瓷厂的同时，薛鸿林应邀兼任咸阳西北工学院硅酸盐专业教授，重点讲授陶瓷科技知识，实施材料科学的教育，为振兴耀州窑的辉煌蓄势待发。

新中国成立后，薛鸿林率先提出建新瓷厂与政府合营计划，在陕西省内第一个实现公私合营，成为实业界、科技界大名鼎鼎的“陕西卢作孚”，而且把公司定名为“中国建筑企业公司西北区公司中建陶瓷黄堡分厂”，其志向就是要在全国领先，在西北地区创第一。

“第一”很快被薛鸿林斩获。公司合营后，薛鸿林任公司总工程师，专心致至从事陶瓷科技研究和实施。耀州窑要振兴，必须向先进地区学习，引进技术人才。他先后带人到瓷都景德镇参观；从唐山聘请了刘宝珍、朱兴等名师；改进工艺，增加品种，产品从日用瓷器、电瓷、耐火砖拓展到陶瓷管、辅道砖。其中，陶瓷管一次成型工艺领先全国同行业，产量达到全国第一，成为香港市场免检产品。电瓷产品技术过硬，质量稳定，其标准被推向全国。

领先全国，推广全国，产量第一，质量第一。薛鸿林苦心孤诣、披肝沥胆，钻研实践，著书立说，决心把陕西陶瓷做大，把耀州窑做好，一展久屈的宏图夙愿。

人意与天意的巧合，玉成人间美谈，天下奇闻。而人意与天意的错合，则横生天下悲剧，世间遗憾。薛鸿林刚刚踏上施展宏愿的时代快车，昂首突进，行至未远，因过度用脑，苦劳成疾，于1952年春天在北京查出脑瘤，不幸于1952年7月在天津辞世，告别人寰。“陕西现代工业的开拓者”、“陕西近代陶瓷之父”薛鸿林先生英年早逝，为耀州窑的恢复中断先驱，留下无以缝弥的历史遗憾。

二十年后，耀州窑幸获新生机缘。机会来自一位好书记张铁民。

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欢庆之日，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6集电视连续剧《铁市长》，一时引起热议。剧中主人翁西安市长张铁民心系百姓、关注民生、整理市容、修复古城墙，成绩斐然。因其铁面无私，人称“铁市长”。其实，这位“铁市长”在铜川市任职期间，同样气壮山河，功绩卓著。耀州窑恢复就是他不畏风险，一锤定音。

张铁民，1920年出生于吕梁山南麓黄河岸边的山西省吉县，1936年参加工作，建国初期曾任中共西北局经委副主任。1972年6月恢复工作，8月出任铜川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兼矿务局党委书记。憋屈六年得解放，刀山火海也敢闯。在“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政治气候下，他顶住压力，坚持“以生产促革命”，采取强硬措施，抓好煤炭生产，铜川矿务局煤炭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居全国同行业之首。期间，他安步当车，走乡串户，访贫问苦，革除弊政，整治常年泛滥的漆水河，修路架桥，整顿市容，百姓交口称赞。作家郭志昌著《中国市长第一人——张铁民在铜川》有感人肺腑的记载。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田福军的一些勤政爱民形象，就有张铁民的背景。就是这个“市长第一人”，也是耀州窑再生的第一人。

新中国的建立，为湮没于历史瀚海中数百年的耀州窑获得了重生的契机。曾与唐宋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齐名的耀州窑，首先受到国家及陕西考古部门的重视。1955年，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亲临铜川考察，在黄堡镇区立小学发现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所立的《德应侯碑》。在这块推倒多年、已被学生们用作饭桌的石碑上，明确记载了以黄堡为中心的耀州窑的灿烂历史。回京后撰写了《我对耀瓷的初步认识》一文刊载于1955年第4期《文物参考资料》上，向世人公布了耀州窑的真实存在。王家广组建陕西省考古所伊始，把耀州窑的考古发掘列为第一批项目，并于1959年亲自带队赴铜川窑址考察，先后撰写了《耀州瓷、窑分析研究》一文，出版了《陕西铜川耀州窑》一书。发现历史的存在与创造现实的愿望，犹如沉没的打捞、死亡的再生，需要条件，需要努力，更需要契机和机缘。

机遇与巧合是孪生弟兄。1972年张铁民到铜川任职后，全市的一些民生工程相继开始启动，市属工业企业技改扩建形成声势。1973年初，市灯泡厂扩建项目开工，主厂房地基开挖时突现大量瓷片。“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一则笑话说，外地人到陕西一不小心会掉到盗洞里。陕西各级干部对文物保护有着高度的敏感。信息逐级上报，省考古所立即派出禚振西为首的考古小组现场发掘，找到了三座古代窑炉，挖出2万多件多为宋代青瓷的耀瓷标本。一时山城轰动。

世上的事往往很奇怪。比如，一些有价值的珍贵之物，无时盼有，有时又怕有。铜川人对寻找失传的耀州窑期盼已久，当窑址出土，大量精彩古瓷片闪亮呈现时，人们惊呆了，同时也茫然了，不知道该如何安顿这些在地下熟睡了800年的老古董。主管和内行人心有余悸呀！

一年前，长沙市东郊马王堆工地上，人们在考古勘探时发现了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汉代墓葬。古墓中的女尸外形完整，皮下松结缔组织纤维清晰，具有弹性，内脏器官完好，肠胃里还残存有100多粒甜瓜子。随葬品上千件，其中覆盖在内棺上一幅两米多长的彩绘帛画，天上人间的景物线条流畅，色彩绚丽。“千年不腐女尸”轰动了世界，专家、学者、游客，拍电影的、搞科研的闻风而动，蜂拥长沙。

“千年不腐女尸”是幸运的。她在世时的精彩命运、华贵人生没能评考，但知她两千多年出土后却有着奇迹般的惊天奇遇！当姚文元下令按封资修火化时，恰遇伟人毛泽东。寓居在长沙的毛泽东主席听到芙蓉国里挖出千年不腐女尸，甚是欣慰，特地命人将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印刷品呈上御览，并作为国礼赠送给前来访问的日本内阁总理田中角荣。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即，以马王堆出土文物印刷品作国礼相送，其意义非同寻常。领袖的一个态度，千年女尸免遭火化厄运又惊艳世界。可笑田中角荣不谙中国人对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参观马王堆汉墓后，希望得到女尸的一根秀发，遭当场婉拒。珍贵文物，国家、民族之宝贝，岂容外夷染指，岂敢妄加损毁。

耀州窑也是幸运的。马王堆汉墓不腐女尸的幸运，是她出土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重视而免遭火化；耀州窑的幸运，是遇到了因毛泽东主席的态度而缓和的文物管制形势，耀州窑址刚一面世又正好遇上了张铁民在铜川执政。

1973年秋季的一天，任市委书记不久的张铁民从漆水河工地上回到机关，准备通知指挥部、军分区和矿务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工程中需要解决的几个紧急问题。让人过河，我们得造船修桥。该批评时批评，该解决的问题还必须解决，这是张铁民的一贯作风，也是受到下属们高度赞赏的性格。回到办公室正在洗脸，前段时间曾向他汇报过发现耀州窑址情况的文化组负责人卢建国，陪着故宫博物院的考古专家李辉炳来访。搞文化的人处理啥事都这样简单，拜见领导事先不打招呼，与领导说话不讲究个啥套路。张铁民对党政干部不讲情面，要求严格，对市里的几位文化人他知情知性，往往比较宽松宽容。这时卢建国突然带着专家来了，而且是北京的文物专家。上任一年多来，他对文化工作有不少考虑，对铜川的历史文化、地下文物还真想听听高见。当即改变原有安排，推迟原定的紧急会议。以礼相迎，热情接待。

张铁民在当时的领导干部中属于学习型一类，对历史、对文化多有情趣，颇有研究。“文革”抄家时从他家抄出的主要物品就是书籍。《红楼梦》《朱批西厢》《金陵春梦》《茶花女》等文学名著、政治哲学著作20多本。这在他这个级别的干部中为数不多。

听完李辉炳有关耀州窑历史地位的一番介绍，张铁民极有兴致，对卢建国及在谈话时进来的主管宣传文化的领导说，耀州窑是我们铜川文脉的重要载体，耀州青瓷是铜川的文化符号，是我们的独特优势，经咱们的手能把它恢复起来，就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要尽快立个项目，让财政拨出专项经费进行研发复烧。当晚的漆水河会战紧急会议上，张铁民盎然畅谈耀州窑，不料有位老领导提出，恢复这种窑有啥意义？能带来啥效益？张铁民高远站位，依理纵论，排除异议，一锤敲定恢复耀州窑的铿锵之音。

恢复耀州窑的指示下达不久的1974年初，市人武部门口贴出《给张铁民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要求张铁民“下到战壕里，和革命群众并肩作战”。有人致信省委，揭发张铁民“在铜川大刮修正主义回潮风的罪恶行径！”在6月份召开的铜川市革委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张铁民代表市革委会做工作报告，讨论中一些“革命干部”向市委提意见，没有把“批林批孔”当做头等大事来抓，抓整顿搞会战把上下级关系搞得很紧张，压制民主、压制群众……

战争年代死都不怕的张铁民，动乱的年代不可能改其性、移其志。只是那些倒行逆施、歪理邪说把他气急了，气坏了，没有气死却气病了。躺在省人民医院的病床上，语不变调，腔不改音：有意见等下次“文化大革命”再提，有什么了不起，顶多再戴一个高帽子。一个人在这样大的运动（“批林批孔”）中，没有几张大字报，死了以后也不好向马克思交待。

张铁民不怕死，而且认为工作再忙也累不死，但他不可能不想到会被气死，他的肺气肿病真的怕气恼攻心。他痛心的想到，堂堂市委书记，铜川市的一把手，干点事情这样难，这样凶险，下边还怎么干事，同志们还怎么工作？

我张铁民问心无愧，公心可鉴！在铜川市，天塌下来我顶着。

恢复耀州窑的项目交由陈炉瓷厂实施。陈炉瓷厂多少年烧缸、烧碗，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耀州青瓷，没有资料，也没有技术人员。全厂只有一名理科大学生叫乔留邦，因有“政治问题”在瓷厂下属的煤矿井下劳动锻炼，接受改造。煤，谁都会挖；耀州青瓷没有技术人员干不成。张铁民指示把乔留邦调到技术科抓耀州青瓷试制。

耀州青瓷到宋代以后已是集北方青瓷艺术之大成。除去它器物种类齐全、造型刚健挺秀、釉色明净、青绿如冰似玉的特色外，其刻花装饰工艺娴熟生动、犀利流畅，成为其它瓷种无法比拟的奇葩异宝、无法逾越的艺术高峰。当时的陈炉瓷厂，不乏练泥、拉坯、施釉、烧窑的技术工人，最缺的是能绘画、懂书法的画工。铜川市也有一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书画艺人，但谁也不愿意去瓷厂工作，其实真的去了也未必就能研究、会刻花。陶瓷厂领导对此束手无策。

张铁民有个外甥女女婿叫姓陈名笳咏，出身于太原有名的中医世家。新中国成立那年他23岁，在西安参加工作，中国美协西安分会的创始人之一，师从赵望云和石鲁，是“长安画派”崛起和发展中的重量级人物。成为农民后，他自学木匠活，自己烧瓦盆，经常给东邻西舍做箱子、制瓦瓮，有时还偷偷画几张花鸟画供儿童戏乐。张铁民求贤若渴，八方寻觅，无奈之下决定起用此人。家人和同事们无不忧心忡忡：陈笳咏家庭有政治问题，本人有说不清的问题，亲戚之间怎么敢“混淆阶级阵线”搞私人关系？张铁民的观点很明确：政治问题是他自己的，我用的是他的艺术特长。艺术没有阶级。

陈笳咏到陈炉瓷厂后，直接参加耀州青瓷刻花工艺研究，很快制出刻花青瓷。为刻出宋代耀州青瓷的艺术效果，他揣摩设计出一种直角刻画刀，比以往的刀具既简单又实用，易学好用，事半功倍。40年后的今天，陈笳咏虽已英年早逝，陈炉瓷人的制瓷工具中还少不了那把“笳咏刀”。

张铁民的任性，铜川人都知道。因为，这任性全表现在他对工作对事业的追求和发自内心的热忱。

在铜川，见过耀州青瓷瓷片的人不少，真正目睹过耀州瓷器的人则寥寥无几。张铁民深知让失传800年后的青瓷仿制复烧成功，其难度自然不小。在百忙中抽空到试制组现场调研，深夜听取瓷厂厂长刘敬民的汇报，内心总有滚石上山似的急迫。试制工作有了较大进展，成功开过几次窑以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全市陶瓷产业发展，决定在陈炉瓷厂以西五公里双碑塬开阔地带最好的区域内划出82亩地新建陈炉陶瓷分厂。遗憾的是“三边厂”（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建成不久，张铁民调往西安市任职，后因种种原因，铜川市最好的土地上没能做出最好的企业，也没有生产出最好的青瓷。但铜川的陶瓷在当时的极端形势下却创出了不俗业绩。据《铜川市志》记载，铜川市解放初到薛鸿林去世第二年的1953年，陶瓷产量由1616万件，提高到2412万件。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却降至776万件。张铁民到铜川任职的1973年，全市陶瓷业开始回升，到他调出的1978年，陶瓷产量由年产1456万件上升到2402万件，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此后逐年下降，这个记录直到1990年国营瓷厂相继改制倒闭，再没有被打破，张铁民主政铜川期间创造的陶瓷产业短时段辉煌成为永久历史。

1974年8月，李国桢带着省轻工厅科研所的几个人来到了陈炉。

李国桢流落到陕西四年多来，对陕西陶瓷发展的历史、现状及症结已心知肚明，一清二楚。对陕西陶瓷发展的滞后状况了然于心，只是这气候、这环境、这条件，让他长期隐忍于胸，像一颗成熟的种子，不时的萌动。期待着春风化雨，生根发芽。

寒冬将尽，春意渐至。1973年开始，全国文化界、考古界相继出现冰释松动迹象。继马王堆汉墓千年不腐女尸出土的消息播出后，又有山东银雀山汉墓、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河北中山王墓相继开始发掘，中国文物在巴黎展出等历史文化活动信息也公开发布。继1973年4月21日国务院批转对外贸易部、轻工业部《关于发展工艺美术生产问题的报告》之后，8月1日，国家文物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工作的管理规定》。陕西省当年在西安市举行近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书画展，西安碑林博物馆对外正式开放，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考古成果展览。落叶知秋，见微知著。李国桢从这些冰释雪融的寒冷中感受到微暖春意，积郁内心多年的古陶瓷研究热情不时冲撞心扉。也就是在这年的5月，陕西省科委、省轻工业厅批准了耀州青瓷复烧项目。正在灞桥陶瓷厂进行色釉研究实验的李国桢，率领科研所陶瓷组风华正茂的两朵金花冯祖娣、魏清梅和潇洒俊男何新民来到铜川陈炉瓷厂，与瓷厂实验组的卢建国、乔留邦、郭述勤、李和平等苦战三载，终使失传800余年的耀州青瓷重现人间。

魏清梅是跟随李国桢在陈炉蹲点参与研制复烧耀州青瓷的技术人员之一。讲起当年在陈炉的岁月，退休20年闲赋在家的老工程师心花怒放，满脸春光，激言滔滔：

李国桢先生不仅是国内陶瓷界的泰斗，在世界陶瓷科技领域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家。1973年他带领我们陶瓷组的几个人去铜川考察，把耀州窑的历史和特色讲得历历可数，一清二楚。我第一次认识了耀州青瓷，认识了耀州窑系。第二年，恢复耀州窑项目批准后，陈炉瓷厂邀请我们派人帮助指导，我儿子当时才两岁多，家里用不起保姆，必须带在身边。冯祖娣大姐是我的老师。刚从咸阳轻工学院调来，也带了个三、四岁的女娃。没有负担的同志不一定愿意去，我和冯祖娣老师是想跟“李工”学习，要求参加。当时陈炉的条件很差，海拔比西安市高出千把米，下雪比西安市早一个多月。窑场分散在一个山沟里，来往进出极不方便。刚开始，工作千头万绪，没有设备，没有人员，李先生和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吃职工餐，住冷窑洞。当时讲“三结合”，我们与陈炉瓷厂试制组的干部、职工一起，不畏天寒地冻、炎热酷暑。陈炉，陈炉！就是因窑炉都陈列在一面山坡上而得名。人吃住在山顶上，窑场、车间都在山坡上、山沟里，上上下下不方便，爬上爬下很费劲。下雪了，李工和我们一样坐在雪地上往下滑，拄着一根木棍往上爬。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工作干在前头，生活上不搞特殊。烧窑期间，他整夜整夜的和值班的同志守在窑边，观察升温曲线，摸索窑温变化规律。毕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我们劝他回西安住，隔一段时间来指导指导就行了，他却一直坚持在陈炉。李先生主持研制过龙泉青瓷，在景德镇工作多年，知识面广，实践经验丰富，对耀州青瓷烧制的各个环节都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和方式、方法，不仅使研究工作少走很多弯路，而且还带出了一批业务技术骨干。

她在《永久的记忆》中写道：“陕西陶瓷工业的发展，李国桢工程师不辞辛劳，呕心沥血。他丰富渊博的陶瓷理论知识及科研经验与陕西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运用科学手段填补了陕西陶瓷产品釉色的空白，又使'十里窑场’的耀州青瓷再呈辉煌景象……”

为采访李国桢先生指导耀州窑恢复的情况，从2014年开始我先后四次走进陕西、走进铜川。公职在身，只能利用双休日时间。不巧的是前三次均是或雨雪纷飞，或大雨倾盆。上天的眷顾让我对李先生的敬畏心情更纯挚、更深沉，当然也更增加了我的写作勇气和信心。

第一次到铜川，冒着大雨有幸拜访了大名鼎鼎的考古专家、先后主持耀州窑址考古发掘的有功之臣禚振西先生。

禚振西，女，山东高密人。1961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即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与文物研究工作，她的职务和名誉职务有一大串，乐意冠称的是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她把自己的美好青春和宝贵人生全部献给了我国的考古事业，大半生精力致力于耀州窑址和耀州青瓷的研究。她对李国桢敬仰尊崇发自肺腑，有不少篇文章中都有深情表达。其中一篇《李国桢先生与耀州窑恢复、试制》的回忆文章中有如下记载：

“……回想起四十年前和他相识及他在铜川市陈炉陶瓷厂指导耀州青瓷恢复试制的日子，回想起宋代青釉耀瓷复仿制成功后，他仍继续进行科学测试和不断深入研究的情况，仿佛耳边听到他亲切的问话：“老同学！有没有新发现呀？”又看到他憨厚慈祥的笑脸就在眼前，各种思绪感慨万千。

“……李先生来陈炉时，我不在现场。当他得知为试制组提供的耀州窑考古资料是由我领队发掘出来的，立即提出来一定要见我，主要是想全面了解耀州窑址各时代的地层堆积、窑炉结构、烧制瓷器的特征等。他让省轻工所办公室的小邱找到我，约定好时间，由省轻工所的陈乃鸿和李青海接我去他'家’相见。他的'家’是由轻工部下放后，在省轻工所小二楼的拐角处安排的一间房子。房内十分简陋，相约在此交谈，比较随意，也为的是能够谈的时间长一些，搞清楚一些现场发掘中的相互关联问题。对他的这种认真了解客观实际情况的科学态度，我十分感动，也尽力将自己所知所想认真予以介绍。当他得知我是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时，高兴的说：'我是抗战时期西北联大毕业的，学校当时在城固，以后才改成了西北大学，咱俩上的是一个大学，是老同学嘛。’我连说：'不敢，李工是前辈。’他则坚持'是老同学’。从此每次相见他都以'老同学’相称。一位全国知名的大专家，在年轻的后学面前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平易近人，他的人格魅力令我终生难忘。

“在徘徊和迷茫中找不到出路的青釉耀瓷试制工作，由于李国桢先生的到来，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他看了试制组的工作后，当即指出，'不要再用从西安采购的矿物原料来配釉了。青瓷必须以铁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耀州青瓷用的肯定是当地含铁的原料，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学会用还原焰来烧造’。

“为了说服大家，使陈炉陶瓷厂和试制组确信铁在还原气氛中能呈现青绿色的着色能力，他还在西安灞桥瓷厂专门用还原焰烧制出了一些样品让大家看……。

“经过陈炉陶瓷人连续三年的不懈努力，使失传了800余年的宋代耀州青瓷重放异彩，这是陈炉陶瓷厂在李国桢先生指导下，对我国陶瓷事业的一大贡献。在这群策群力的伟大贡献中，李国桢先生的'烧制耀州窑青瓷，要以铁为着色剂，在倒焰窑中用还原焰烧成’的理论指导，为耀州青瓷的恢复试制成功，起到了最为关键的方向性作用，李国桢先生堪称耀州青瓷恢复成功的奠基人。”

孟树锋大师是陈炉镇人，是继承、弘扬李国桢陶瓷学术思想的主要倡导者组织者之一。2006年5月，耀州窑陶瓷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功不可没。一年后，他被确定为耀州陶瓷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恢复耀州青瓷烧制时，他刚刚被招进厂，因其聪明帅气，被安排在瓷厂办公室工作，后来又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和他一起招工进厂的好友李和平被安排到试制组当了一名配料制泥工人。

我曾试图请树锋大师系统谈谈当时的情况，他则极力推荐李和平和乔留邦。在一个大雨过后的下午，我和卢天增局长踩着破损瓷器铺成的瓷片路，顺着废旧瓷罐匣钵砌成的瓷器墙，欣赏着瓷罐、瓷缸内花红枝绿的盆景，走进古色古香门楼前堆满瓷缸陶罐的李家瓷坊，拜访瓷坊主人李和平老师。

李和平，陈炉镇人，恢复耀州青瓷项目刚刚展开的用人之际，他招工进厂就分配到项目组，参与试制工作的全过程，是耀州窑复烧的主要功臣之一，也是与李国桢最有感情的一位。说起李国桢，他充满深情，言语如流。

我这一辈子最有幸的是刚一上班就遇上了李国桢老师。我是一个孤儿，呀呀学语时父亲外出，四岁时母亲去世，跟着祖母煎熬成人，自幼没有享受多少父爱。“李工”视我如亲儿子一样，让我享受到人间最珍贵的父爱。我现在能从采料、揉泥、手拉坯到手工装饰、施釉、烧窑每道工序都熟练，全得益于李工手把手的传授，细心耐心的指导，我终生受益，没齿不忘。他是我真正的恩师。

李工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谦和慈善，平易近人。他是轻工部的工程师，一听有点害怕。见面以后，看着他的慈祥微笑，马上没有了距离。亲切的河南话问我年龄多大了，上了几年学，家里有什么人。几句话问得心里热乎乎的。每见面就是“和平呀，吃饭没有？”“你这衣裳有点薄，可别冻着啦”，“有啥事没有？”真的像父亲一样的关爱。我从小受人欺负，让人看不起，是李工让我有了尊严，有了勇气，工作有了干头，越干越有劲。跟着他没多长时间，厂里的老人说，和平像换了个人一样。

刚开始，我们都不知耀州青瓷是啥样子，也不知道是用啥原料做的。李工是大专家，什么瓷都懂，从来不保守。一边干一边给我们讲，讲历史，讲成分，讲工艺。和他在一块从来不敢胡思乱想，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用，都是真经，总怕哪一句没听见。如果没听见或不理解，他会反复讲，变着法讲，抽象的东西用形象的语言给我们解释，好懂易记，便于操作，一辈子也忘不了。

李工认为，唐宋时期的耀州窑是新生窑场，技术上不全面，它的色泽体现着当地瓷土的特性。“南青北白”，定窑、邢窑可以烧成白瓷，那是陶土氧化铝成份高，氧化铁的成份低。耀州窑原料中含铁、含钛的成分比较高，烧出来的白瓷不可能很白，只能是粗白，色泽不大好，价值不会太高。耀州窑的白瓷本身没有优势，关键是要做好，创造自身的优势。在唐宋时期，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采购，所用的原料一定是当地的。烧制耀州青瓷必须从当地选料。

我的任务就是选料。开始就跟着李工上山找陶土、选釉料。陈炉没有平地，到处是沟沟崖崖，从陈炉这个山沟沟到黄堡、到耀县，远的还跑几十里翻几座山，到玉华宫等很多地方。背着干粮，李工和我们一起穿沟过崖，常常累得满头是汗。李工走路很快，还时常走在我前头。饥了啃干粮，渴了喝山泉水。李工对陶瓷原料可以说是样样精到，了如指掌。到有陶土的地方，他敲开一块用舌头舔舔，在嘴里品品，就知道这土中不中，行不行，这石头好不好。拿回来一化验，结果就是可以。李工对技术上的东西要求很严，每次选料化验仅用我们简陋的设备不行，还要送到西安化验才最后确定。

李工学识很渊博，《天工开物》《陶记》《陶说》等一些有关古代陶瓷著作上的知识就象印在脑子里一样，章节语句，出口成章。有一次他说：“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我问这是哪说的。他说，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呀！陶瓷是科技文化的混合体，你要多读一些这方面的书。我说读不懂。他鼓励说，读不懂找我呀！我可以教你。他的诲人不倦那才是真真切切。他说，一件陶瓷72道工序，每一道都不能含糊，必须一丝不苟，而且还有那些“细微节目”，需要认真品味，仔细琢磨。成品与次品、残品，就在一念之间、一晃之间，一道工序出差错，一念之间出偏差，就会前工尽弃，功亏一篑。陶瓷工艺是土与火的结合，是先人们的发明与创造。发展到现在，它又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融合。制作一件陶瓷，是协作精神的体现，做好一件瓷器，又是一个匠人的心血成果。所以，搞陶瓷要有创造精神、创新意识，要善于创新守正。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也不会有价值。要尊崇历史，尊重传统，没有历史、没有传统就是无本之木，就是无家无姓的无根之人，就不会被人认可。要有协作精神，哪一道工序都很重要，在制瓷的各个工序上，谁也不能瞧不起谁；还要有工匠精神，陶工、瓷匠是一种专业技能，是一种高尚、高端的工艺，要自觉、自重、自爱，不仅从陶瓷里读出历史，读出文化，还要从中读出人性、人格。

李国桢就是我的父亲，在我的心里就是这种意识。我没有记住我父亲母亲的多少事，但我记住了李工。有一次晚上下大雪，他还要去窑上看，他说年轻人瞌睡多，你们睡吧，我去看看。返回时大雪纷飞，看不清道路，一下子滑倒在路边的雪坑里。他不想打搅我们休息，可能也不好意思喊救人，一直在雪坑里爬了很长时间才爬出来，脚手都疼僵了。听说后我们几个都哭了。他是我的父辈，是大专家，竟让他一个人在雪坑里爬来爬去，担惊受怕。我为此事内疚了很长时间。李工当时快60岁了，有时活泼得像个伙子。特别是开窑时，出来一件像样的作品，他拿着烫手的瓷器兴奋得要蹦起来，欣赏过新出窑的瓷器后，会当场给我们点评，是原料问题，是釉色问题，还是窑温问题。现场指导，记忆深刻。在李工的指导下，先后调出原料釉料配方300多种，试烧不下千次，最后才成功。耀州窑恢复是各种名窑名瓷恢复花费精力最大的，三年烧成，也是费时最长的。这三年，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三年；这三年，影响我一生。这几十年，我就是按李工说的、教的走过来的。每一步走的都很扎实，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李工离开陈炉后，只要有人去西安、上北京，问我有事没有，我就一件事：见到李工代问个好……。

临离开时，李和平送我两件当年试烧的瓷器。他说，这瓷器当时参加试制组的人每人两件。好的作品厂里上缴、收藏，次一点的就让我们每人拿两件。不少同志没把这瓷器看重，有的搬家丢了，有的送人了。这几年升值很快，每一件都值几千、几万元。我这两件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一直放在客厅的几案中间，想李工了，就拿起来摸摸看看。现在请你带回去放到先生的纪念馆里，让全国的陶瓷人看见它，就能想到“李工”；看见这瓷器，就能记往李国桢和陶瓷一样高尚丰富的人品和人格。

在与李和平近一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几次哽咽抽泣，我几次泪眼朦胧。离开李和平的李家瓷坊时，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

在铜川，在陈炉采访中，不少人与孟树锋大师一样都异口同声提及的一个人就是乔留邦。

乔留邦是河南陕县人，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吃尽了苦头，受尽了艰难。新中国建立，他适值入学年龄，1965年考入西安冶金学院，1969年毕业就背上了政治黑锅，成为专政对象，被发配到陈炉瓷厂，到下属的溜山崖煤矿的井下挖煤、推车，接受锻炼。恢复耀州窑急需专业人才，他经张铁民特批获释调出煤矿井下到瓷厂技术科工作，是恢复耀州青瓷有重大贡献的人之一。他与李国桢紧密配合三年，对李先生有很深的了解，很深的感情，可惜他几年前已仙逝，无法听其口述。

他生前主编了《陈炉窑》一书，书中有两篇自撰散文记述李国桢。其中《恢复耀瓷的人们》一文中有“李国桢在陈炉”专题一节：

“1974年，在陈炉陶瓷历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谁也未曾想到，那年开始的耀瓷试制竟成就了三十年后铜川陶瓷的主导产品。省轻纺局、科技局把试制恢复的科研项目下达给陈炉陶瓷厂，并委派轻工研究所李国桢工程师现场指导。

“李工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是国内享有盛名的陶瓷专家，为人随和，生活简朴。与他同来的还有冯祖娣、魏清梅、何新民。还有一个叫吴小杰的画家也不时到陈炉走动，搞一些造型设计。李工一行和我们一道在机关食堂就餐，饮食极其家常，谢绝任何招待。印象中最好的算是油泼面了，炒菜不过萝卜、白菜、洋芋、豆腐而已。同行者中大都带着孩子，从西安来到山沟里，其困难可想而知。没有电话、没有电视，又增加了几分寂寞，工作便是他们唯一的乐趣。每天，我们一道研究配方，制定烧成曲线；在职工中调查了解，到矿山择土取样。每逢烧窑，李工总在现场关注着炉温的变化，及时发出调节的指令，直到深夜才返回住处。开窑的日子，我们总怀着希望和不安，临了开会总结，预见着未来。许多工作看似简单，却需要认真，比如把古瓷片上的釉层剥离下来，送西安分析化验，不可沾染丁点胎质；轻松却需要耐心，比如在电炉中烧试原料，要静待温度的升高，不时取样，把烧结的温度确定下来。

“也有休闲的时候，大家围在李工身边听他讲陶论瓷。从历史名瓷直到唐山白玉瓷一一道来，末了，我们还陪他玩一会扑克牌，方各自散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三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春夏秋冬。当他在耀州青瓷鉴定会上朗声宣读试制的技术报告时，那份喜悦，发自肺腑的喜悦是局外人很难体会到的。”

乔留邦在写李国桢，其实也是在写他自己。知识分子襟怀坦白，高风亮节，斯人虽去，声名常存。

一年后的秋收时节，在孟树锋大师的陪伴下，我第二次走进陈炉瓷厂。这次赴陕西采访，是想沿着“戴罪之身”的李国桢当年从北京到庄里，再由西安到铜川、到陈炉走过的弯延道路，看一看昔日的山水，往日的窑场，今日的气象。

在庄里瓷厂，我走马观花看了当年在隧道窑项目设计中，李国桢实事求是，力陈利弊，改变原有设计的原厂址、旧厂貌，使我再次感受老一代知识分子坚持真理、尊重科学、大义凛然的胸襟情怀和高尚道德。

来到陈炉不巧的是双休日期间，企业值班领导酒醉未醒，无法依计而行。好在孟树锋大师本地出生，本厂出道，在他的引导下，我们乘车先看了几处李国桢当年徒步考察釉石、陶土的石场、料坑。荆棘丛生的弯曲小道，现已被柏油水泥覆盖；昔日的荒山野岭、残垣断壁，已是花飘香、果满枝的花果山；工业开发区内厂房林立，楼宇鳞栉。铜川气象万千，陈炉美丽如画。

返回到陈炉瓷厂，依然陡悬的立坡上，层层的窑场，挺挺的烟囱，虽无宽畅鲜亮的现代气息，却也与四十年前有了不少改变。李国桢和他的同伴们蹲在雪地上下滑的路道已铺就阶石，李先生雪夜滑入雪窝险些丧命的深坑已不见踪影，当年试制青瓷在六面窑前新筑的倒焰窑如一耄耋老人，默默孑立，聊无往日的神气。耀州青瓷烧制成功，给陈炉瓷厂曾带来了响彻云霄的震动，声遍环宇的辉煌。而如今，处处仍是老窑场的面色，老体制的愁容，难以想象“山外遥看常不夜、流星奔月互参差”的炉山不夜美景。市场浪潮、体制改革给陈炉瓷厂带来的生机似在酝酿、在涌动、在渴望。我和孟树锋、卢天增偕行在李国桢当年来往奔走的小路上，感受山间清风、窑间烟火，不时向孟大师求讯一些当年的窑炉寒暑，厂镇逸闻。我问孟大师，为什么耀州窑恢复花那么大的精力、费那么长的时间？他的见解是，耀州青瓷彻底断烧800余年，工艺绝续，窑炉变异，恢复时基本没有什么图谱资料，没有什么实物能够仿照。陈炉人在厂长刘敬民、老工人郭述勤等人的艰苦努力下，自己干了一年，没有多大进展。幸亏有了李国桢这样的专家，试烧三年成功了。不然，可能要走更多的弯路，费更多的精力，甚至有可能还要推迟多少年才能烧成。恢复耀州窑，是全国古代名窑名瓷复烧最难的一个项目。倾注了陈炉人和李先生最多的感情，因此获得的成果也最丰富，保留的资料也最完整。从目前情况看，也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历史效应最好的一个瓷种。

在一处原料房处，迎面遇到一位挑着泥浆桶的挑工，有意听听这些老职工对李国桢的印象、评价。挑工约有50多岁，高挑儿的个子，结实的身板，满脸黄土高原农民的朴实厚道，是瓷厂改制后留用的老职工。止步笑问：你知不知道李国桢？这位挑工兄弟先是惊讶，后是微笑，很自然的说道：我们陈炉瓷厂，只要是五、六十岁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李工”。他可是个大专家！这人好着哩！他就是第二个柏林……

我惊呆了。孟树锋大师闻听此言，先是正襟微笑，后是不住的点头。对柏林的故事他很熟悉，我是第一次到铜川时才听说。

据《德应侯碑》记载，早在东晋以前黄堡镇的陶瓷业已经兴起。东晋永和时（345～356年）有一位名曰柏林的老人来到此地，传授时人以火窑甄陶之术，于是匠工得法，瓷质提高，窑业兴盛。北宋时期，黄堡一带瓷业兴隆，富余一方。“造化”之功在当时难以得到科学解释，以为是神灵佑助的结果。时任耀州太守阎充国为答谢神灵，或有意借机邀功，遂奏封当地的土山神为德应侯。“贤侯上表，天子下诏，黄书布渥，明神得封”，于北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刻石立碑，建庙祀奉德应侯。因我曾经任职的河南省郏县安良镇，一河之隔就是宋钧产地神垕镇，有一宏大建筑，俗称大庙，史称百灵翁庙，也称为窑神庙。香火旺盛，祭者如云。如是提及柏林，我当然一惊，但我知道神垕是为“百灵”翁，而非“柏林”翁。孟大师当即释正，神垕之百灵是为柏林之误传，其被祭祀敬之人，都是那位对陶瓷发展有特殊贡献的“陶瓷工艺”专家——柏林老人。

李国桢可能并不是人们心中的那尊窑神，但应是陶瓷人已深深记住的曾为耀州青瓷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

柏林柏灵今犹在，耀州青瓷适逢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