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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军阀:民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久的军阀,前身是“天地会”

 兰州家长 2023-03-17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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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战争时期,民间的老百姓大都称桂系军阀是凶恶如虎豹豺狼的狠角色。

由这一句评价便可知知桂系军阀的强悍,其实他们在军阀之中势力不是最大的,但其战斗力十分高。

尤其是新桂系崛起后,有近代政治、军事素养的加持,在北伐战争以后更是如日中天。

他们是与老蒋对抗最激烈的军阀,也是追逐红军的鬣狗,就连野战军南下时攻克桂系也花了不少功夫,还称其为“硬骨头”。

但鲜少有人知道,桂系军阀的前身是天地会,一种匪贼集结的组织。

那么桂系军阀是如何从匪帮走向军队的?一切得从旧桂系的元老陆荣廷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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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桂系与天地会

陆荣廷是桂系军阀的元老角色,同时也是旧桂系的核心人物之一。

主流通识认为桂系起于陆荣廷被招安,担任苏宫保身边的骑牌,在广西独立后,投向革命。

但事实上,陆荣廷选择招安替清廷办事,是权宜之计,是他与当时所带领的“三点会”这个天地会组织核心人员商讨得出来的结果。

而三点会这一组织又是陆荣廷起家的地方,在这里他遇见了启发他建立桂系和后来的桂系核心成员。

据当时早期与陆荣廷同在旧桂系的成员说,陆荣廷小时候很苦,是个孤儿,至于他小时候究竟是怎样的生活,距今已难以考证。

等他活到20岁,他决定离开家乡,一路来到龙州水口,随后加入三点会,成为了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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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三点会属于天地会的类型,但完全没有继承洪秀全拜上帝会的特质,陆荣廷所带的队伍并不信招安这一套。

他们选择选择招安更多的是物质金钱的诱惑,这点在《陆荣廷传》中曾记“三荣定计”一事中能体现一二。

当时在广西担任提督一职的苏宫保为了剿灭陆荣廷一行人,花费了大量军力但是陆带着自己的队伍神出鬼没,加上边关人民愿意掩护他们。

官兵根本抓不住他们,无奈之下只好委托与陆荣廷走得近的人劝降。于是,就找到了陆荣廷的表弟兄吴忠伟。

此人恰好在苏宫保的部下手里办事,他本来看陆走的路子很不好,迟早有一天会迎来杀身之祸,于是自愿前去说服陆荣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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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陆后,他开门见山,说了两条路,投降招安就可以当官,如果一直死磕下去,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两人点着灯谈了一宿,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投降。

当时陆荣廷也很纠结,不敢一个人草率决定,第二天找到韦荣昌和莫荣新(二荣),三荣一起商讨。

这三人的出身都是当地的绿林,没有政治概念,唯一能看见就是可以做官,当官肯定比做贼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三人的这种想法也被认作是当地“化匪为官”的典型案例。

两广一带匪盗猖獗,他们能如此嚣张跋扈,是因为清末派遣到两广的官员,都知道此处是穷凶极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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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自保,大多数官员对于匪盗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时候为谋求一个安宁,这些官员还会定期对天地会的头头进行招安。

于是对于当地那些身份地位或游手好闲之人来说,成为匪贼引起清廷注意,再假意投降,成了改变阶级、命运的手段。

陆荣廷加入三点会后,凭着年轻时的当贼经验,很快成为了三点会的头头,并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关系网。

其中,与陆荣廷关系最为要好的是谭浩明,陆谭二人相识于一次中越边境抢劫,当时在往返中越两边时,谭浩明负责渡船,两人是生死之交,又是郎舅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民国成立后,桂系军阀崛起,谭浩明的地位相当高,一直到旧桂系衰亡两人之间的合作都异常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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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二荣”后来也是与陆荣廷建立旧桂系的核心成员之一。

招安以后,陆荣廷没有躺在官位上坐享其成,而是与同样投诚的何四合并了帮派,组成了建字营,利用会党身份对地方上的其他帮派势力进行围剿。

意思就是说借着清廷的名义去消除地方上威胁自己的势力,使自己这一家独大。

不仅如此,他们还镇压了同盟会的武装起义,对于新兴革命势力的崛起也是相当忌惮。然而在武昌革命成功以后,陆荣廷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当时广西宣布独立,原本清廷派任的官员不是本地人,害怕自己站不住脚跟,便选择了辞官离省。

这也是由于自古以来,许多人都认为沿海一带民风彪悍所致,不抓紧跑路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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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陆荣廷就这样顺利成章变作广西提督,并发电报支持广西独立,痛骂清朝的暴政。

随后他徐徐图之,以保持地方治安和改革为由,逐步建立了地方政府,为新旧桂系能坐镇广西打下了坚实基础。

再借由地方上对于革命认识为“反清复明”,汉人办汉事的观念,陆荣廷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上层的核心干部由三点会的核心成员担任。

而这也为旧桂系在北伐后的冲突中战败,以及新桂系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新桂系的蛰伏

新桂系的核心成员较旧桂系多出不少,每一层都设有相应的干部,相当具有层次和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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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新桂系的主要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接受了新思想,使得他们能更好的去调整军队,从而实现新桂系的崛起。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原先是旧桂系里的中下层军官,至于为什么处于这个位置,并不是他们势力不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李、白等年轻军官的出身大多是保定军校的桂籍学生,或是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

他们毕业时,恰逢袁世凯去世,不少军校学生被遣返,他们在军队里无事可做,无功业可建。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军官在接受军事教育时,还学习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像李宗仁、黄绍竑等首脑人物则更是曾直接加入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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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绿林出身的旧桂系军阀是截然不同的,这一批年轻军官思考的东西更加前卫、具有时代性和政治性。

这也就让旧桂系的核心成员感受到了威胁,为了打压这些可能会危及自己地位的苗头,他们选择冷淡处理这群年轻军官,不给他们发展的机会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李宗仁和白崇禧在玉林蛰伏,这是新桂系崛起的关键之一。

而在1910年到1920年期间,旧桂系先后参与多场战争,尤其是在旧桂系内部之间的争斗,各部为了自保纷纷宣布脱离陆荣廷,这使得陆所带的军队元气大伤。

并且,当粤军陷入混战时,本来就由地方自治的广西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与此同时,1922年,原本暂时在六万大山休整的李宗仁带着2000军人马进驻了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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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李宗仁割据了玉林五属及容、贵两县,这也成了新桂系发家的策源地。

李宗仁选择进驻玉林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原来他带着军队在玉林附近驻扎过。

他相当了解玉林当地的情况,这里的民间武装力量强,动荡少,且为广西地区较为富饶的地方,能够保证军队的军粮补给。

而他知道,虽然这里也算是踩熟了的地盘,但贸然进入必定会引起骚乱,惹玉林当地百姓奋起反抗。

因此,在军队刚刚行至玉林附近的六万大山时,他就给部下打了预防针,严禁他们偷、抢当地百姓的财物和吃食。

李宗仁最初带队驻扎六万大山时,全队没有多余的薪水,只能发伙食费,保证大家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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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宗仁也不许部下去为难玉林当地的老百姓,而是选择拿着队里的枪,卖给玉林当地防匪的梁家,换取6000银元。

这也为军队进驻玉林打下了良好的民众基础,况且李宗仁原来所带的队伍也基本都是广西人,天然和玉林当地人要亲切得多。

因此,李宗仁部队与当地的乡绅富商关系较为亲近。而玉林的地方民间资本相当雄厚,这就为李宗仁部队及后来新桂系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等到旧桂系内斗不断时,由于之前与玉林当地结下的军民情谊,当地官吏及民间武装特请李宗仁部队回玉林坐镇,维持地方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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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当然不会推辞,顺势正大光明地进驻了玉林,而当地的资本更是全力支持李宗仁的军队发展。

例如,那时的大地主萧海洲开设的“同济”饷押等大当铺,都是放心大胆借给李宗仁3万元,帮助其度过难关。

同样还有地主陈懿庭也相当慷慨地给予李宗仁大量白银,甚至还提供了家中用以自保的武器。

这看起来似乎是桩亏本的买卖,但实际上等李宗仁彻底在玉林扎根,李宗仁便为其当铺提供了保护伞,还保住了陈懿庭本人在地方政府上的职务。

从1922年起,李宗仁的部队基本上就在玉林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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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他又和在容县的黄绍竑部队联合起来,组成了新桂系的雏形,两队继续屯兵2年,终于等到了崛起的时机。

治理广西

1924年,陆荣廷所带领的队伍,与一开始宣布独立自治的沈鸿英展开了决斗,最后以陆部失败而告终。

李宗仁抓住陆荣廷放松的空隙,带兵一举消灭了陆荣廷的势力,然后与沈鸿英开始争夺广西当地的控制权。

刚刚才和陆荣廷拼了个你死我活,这会儿又碰上个有备而来的李宗仁,沈鸿英根本来不及脱身。

1925年,李宗仁将沈部剿灭干净,结束了广西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至此,国民党新桂系终于打出了名堂,在全国范围内声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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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桂系曾被彭德怀评价为“凶虎恶狼”,曾3次逼迫蒋介石下野,在十大军阀中是相当重要的狠角色。

如果仅从刚才新桂系蛰伏的全过程来看,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无非是懂得民心,有驭人之术,桂系彪悍的地方实际还在于,统一广西后李宗仁的治理。

桂系之所以被叫做硬骨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他们既不服蒋介石,又和共产党结下不小的梁子。

虽然在蒋桂大战中,新桂系损失惨重,原来的李白黄三人队伍瓦解,黄旭初上位,形成了新的体制。

但在这之后,李宗仁等人重新治理广西,他们坚决清剿境内土匪,并且对财政和民政上进行了改革,严禁贪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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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原先李宗仁扎根玉林后,设置了教练所,专门招收中学毕业生,培养了一批纪律严肃的下级军官,大有“春风吹又生”的魄力。

在当地的教育教学方面,李宗仁等人沿袭了旧桂系留下来的新式学堂,给当地的孩子、青少年提供教育,传播了革命思想。

在自治问题上,新桂系奉行“三治三寓”,这些举措都使原本落后于其他省份的广西逐渐赶上近代化的步伐。

但正是因为自治,新桂系相当排外,并且严格执行“剿共”任务,既不允许蒋介石的军队介入,又全力扫除境内的共产党。

总的来说,桂系对待国共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地自治,完全考虑的是地方势力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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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体现在了两广战争爆发后,桂系军队全力抗日,甚至发生了桂系守军在七星岩抗击日军,全员壮烈牺牲的事迹。

以上,便可看出广西桂系军队的强悍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得天独道的地理环境、殷实的经济基础;二是当地自清朝以来强劲的民间武装、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时代军官的战略规划。

只可惜在抗战结束后,桂系和解放军重新回归敌对的关系,然而那时大势所趋,桂系再强悍也抵不过共产党解放统一中国的决心。

1949年10月在划江而治谈判无果后,解放军抓住时机,在衡宝出击,消灭了驻扎在湖南的桂系主力军,到这里桂系军队彻底消亡。

旧桂系与天地会

陆荣廷是桂系军阀的元老角色,同时也是旧桂系的核心人物之一。

主流通识认为桂系起于陆荣廷被招安,担任苏宫保身边的骑牌,在广西独立后,投向革命。

但事实上,陆荣廷选择招安替清廷办事,是权宜之计,是他与当时所带领的“三点会”这个天地会组织核心人员商讨得出来的结果。

而三点会这一组织又是陆荣廷起家的地方,在这里他遇见了启发他建立桂系和后来的桂系核心成员。

据当时早期与陆荣廷同在旧桂系的成员说,陆荣廷小时候很苦,是个孤儿,至于他小时候究竟是怎样的生活,距今已难以考证。

等他活到20岁,他决定离开家乡,一路来到龙州水口,随后加入三点会,成为了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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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三点会属于天地会的类型,但完全没有继承洪秀全拜上帝会的特质,陆荣廷所带的队伍并不信招安这一套。

他们选择选择招安更多的是物质金钱的诱惑,这点在《陆荣廷传》中曾记“三荣定计”一事中能体现一二。

当时在广西担任提督一职的苏宫保为了剿灭陆荣廷一行人,花费了大量军力但是陆带着自己的队伍神出鬼没,加上边关人民愿意掩护他们。

官兵根本抓不住他们,无奈之下只好委托与陆荣廷走得近的人劝降。于是,就找到了陆荣廷的表弟兄吴忠伟。

此人恰好在苏宫保的部下手里办事,他本来看陆走的路子很不好,迟早有一天会迎来杀身之祸,于是自愿前去说服陆荣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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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陆后,他开门见山,说了两条路,投降招安就可以当官,如果一直死磕下去,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两人点着灯谈了一宿,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投降。

当时陆荣廷也很纠结,不敢一个人草率决定,第二天找到韦荣昌和莫荣新(二荣),三荣一起商讨。

这三人的出身都是当地的绿林,没有政治概念,唯一能看见就是可以做官,当官肯定比做贼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三人的这种想法也被认作是当地“化匪为官”的典型案例。

两广一带匪盗猖獗,他们能如此嚣张跋扈,是因为清末派遣到两广的官员,都知道此处是穷凶极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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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自保,大多数官员对于匪盗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时候为谋求一个安宁,这些官员还会定期对天地会的头头进行招安。

于是对于当地那些身份地位或游手好闲之人来说,成为匪贼引起清廷注意,再假意投降,成了改变阶级、命运的手段。

陆荣廷加入三点会后,凭着年轻时的当贼经验,很快成为了三点会的头头,并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关系网。

其中,与陆荣廷关系最为要好的是谭浩明,陆谭二人相识于一次中越边境抢劫,当时在往返中越两边时,谭浩明负责渡船,两人是生死之交,又是郎舅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民国成立后,桂系军阀崛起,谭浩明的地位相当高,一直到旧桂系衰亡两人之间的合作都异常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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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二荣”后来也是与陆荣廷建立旧桂系的核心成员之一。

招安以后,陆荣廷没有躺在官位上坐享其成,而是与同样投诚的何四合并了帮派,组成了建字营,利用会党身份对地方上的其他帮派势力进行围剿。

意思就是说借着清廷的名义去消除地方上威胁自己的势力,使自己这一家独大。

不仅如此,他们还镇压了同盟会的武装起义,对于新兴革命势力的崛起也是相当忌惮。然而在武昌革命成功以后,陆荣廷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当时广西宣布独立,原本清廷派任的官员不是本地人,害怕自己站不住脚跟,便选择了辞官离省。

这也是由于自古以来,许多人都认为沿海一带民风彪悍所致,不抓紧跑路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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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陆荣廷就这样顺利成章变作广西提督,并发电报支持广西独立,痛骂清朝的暴政。

随后他徐徐图之,以保持地方治安和改革为由,逐步建立了地方政府,为新旧桂系能坐镇广西打下了坚实基础。

再借由地方上对于革命认识为“反清复明”,汉人办汉事的观念,陆荣廷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上层的核心干部由三点会的核心成员担任。

而这也为旧桂系在北伐后的冲突中战败,以及新桂系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新桂系的蛰伏

新桂系的核心成员较旧桂系多出不少,每一层都设有相应的干部,相当具有层次和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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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新桂系的主要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接受了新思想,使得他们能更好的去调整军队,从而实现新桂系的崛起。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原先是旧桂系里的中下层军官,至于为什么处于这个位置,并不是他们势力不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李、白等年轻军官的出身大多是保定军校的桂籍学生,或是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

他们毕业时,恰逢袁世凯去世,不少军校学生被遣返,他们在军队里无事可做,无功业可建。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军官在接受军事教育时,还学习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像李宗仁、黄绍竑等首脑人物则更是曾直接加入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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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绿林出身的旧桂系军阀是截然不同的,这一批年轻军官思考的东西更加前卫、具有时代性和政治性。

这也就让旧桂系的核心成员感受到了威胁,为了打压这些可能会危及自己地位的苗头,他们选择冷淡处理这群年轻军官,不给他们发展的机会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李宗仁和白崇禧在玉林蛰伏,这是新桂系崛起的关键之一。

而在1910年到1920年期间,旧桂系先后参与多场战争,尤其是在旧桂系内部之间的争斗,各部为了自保纷纷宣布脱离陆荣廷,这使得陆所带的军队元气大伤。

并且,当粤军陷入混战时,本来就由地方自治的广西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与此同时,1922年,原本暂时在六万大山休整的李宗仁带着2000军人马进驻了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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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李宗仁割据了玉林五属及容、贵两县,这也成了新桂系发家的策源地。

李宗仁选择进驻玉林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原来他带着军队在玉林附近驻扎过。

他相当了解玉林当地的情况,这里的民间武装力量强,动荡少,且为广西地区较为富饶的地方,能够保证军队的军粮补给。

而他知道,虽然这里也算是踩熟了的地盘,但贸然进入必定会引起骚乱,惹玉林当地百姓奋起反抗。

因此,在军队刚刚行至玉林附近的六万大山时,他就给部下打了预防针,严禁他们偷、抢当地百姓的财物和吃食。

李宗仁最初带队驻扎六万大山时,全队没有多余的薪水,只能发伙食费,保证大家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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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宗仁也不许部下去为难玉林当地的老百姓,而是选择拿着队里的枪,卖给玉林当地防匪的梁家,换取6000银元。

这也为军队进驻玉林打下了良好的民众基础,况且李宗仁原来所带的队伍也基本都是广西人,天然和玉林当地人要亲切得多。

因此,李宗仁部队与当地的乡绅富商关系较为亲近。而玉林的地方民间资本相当雄厚,这就为李宗仁部队及后来新桂系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等到旧桂系内斗不断时,由于之前与玉林当地结下的军民情谊,当地官吏及民间武装特请李宗仁部队回玉林坐镇,维持地方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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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当然不会推辞,顺势正大光明地进驻了玉林,而当地的资本更是全力支持李宗仁的军队发展。

例如,那时的大地主萧海洲开设的“同济”饷押等大当铺,都是放心大胆借给李宗仁3万元,帮助其度过难关。

同样还有地主陈懿庭也相当慷慨地给予李宗仁大量白银,甚至还提供了家中用以自保的武器。

这看起来似乎是桩亏本的买卖,但实际上等李宗仁彻底在玉林扎根,李宗仁便为其当铺提供了保护伞,还保住了陈懿庭本人在地方政府上的职务。

从1922年起,李宗仁的部队基本上就在玉林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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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他又和在容县的黄绍竑部队联合起来,组成了新桂系的雏形,两队继续屯兵2年,终于等到了崛起的时机。

治理广西

1924年,陆荣廷所带领的队伍,与一开始宣布独立自治的沈鸿英展开了决斗,最后以陆部失败而告终。

李宗仁抓住陆荣廷放松的空隙,带兵一举消灭了陆荣廷的势力,然后与沈鸿英开始争夺广西当地的控制权。

刚刚才和陆荣廷拼了个你死我活,这会儿又碰上个有备而来的李宗仁,沈鸿英根本来不及脱身。

1925年,李宗仁将沈部剿灭干净,结束了广西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至此,国民党新桂系终于打出了名堂,在全国范围内声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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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桂系曾被彭德怀评价为“凶虎恶狼”,曾3次逼迫蒋介石下野,在十大军阀中是相当重要的狠角色。

如果仅从刚才新桂系蛰伏的全过程来看,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无非是懂得民心,有驭人之术,桂系彪悍的地方实际还在于,统一广西后李宗仁的治理。

桂系之所以被叫做硬骨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他们既不服蒋介石,又和共产党结下不小的梁子。

虽然在蒋桂大战中,新桂系损失惨重,原来的李白黄三人队伍瓦解,黄旭初上位,形成了新的体制。

但在这之后,李宗仁等人重新治理广西,他们坚决清剿境内土匪,并且对财政和民政上进行了改革,严禁贪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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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原先李宗仁扎根玉林后,设置了教练所,专门招收中学毕业生,培养了一批纪律严肃的下级军官,大有“春风吹又生”的魄力。

在当地的教育教学方面,李宗仁等人沿袭了旧桂系留下来的新式学堂,给当地的孩子、青少年提供教育,传播了革命思想。

在自治问题上,新桂系奉行“三治三寓”,这些举措都使原本落后于其他省份的广西逐渐赶上近代化的步伐。

但正是因为自治,新桂系相当排外,并且严格执行“剿共”任务,既不允许蒋介石的军队介入,又全力扫除境内的共产党。

总的来说,桂系对待国共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地自治,完全考虑的是地方势力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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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体现在了两广战争爆发后,桂系军队全力抗日,甚至发生了桂系守军在七星岩抗击日军,全员壮烈牺牲的事迹。

以上,便可看出广西桂系军队的强悍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得天独道的地理环境、殷实的经济基础;二是当地自清朝以来强劲的民间武装、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时代军官的战略规划。

只可惜在抗战结束后,桂系和解放军重新回归敌对的关系,然而那时大势所趋,桂系再强悍也抵不过共产党解放统一中国的决心。

1949年10月在划江而治谈判无果后,解放军抓住时机,在衡宝出击,消灭了驻扎在湖南的桂系主力军,到这里桂系军队彻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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