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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读了一系列地理专著的关系，今年开始我对人文地理特别感兴趣，很多选题都喜欢用地理的角度来分析，这篇文章是写李济深和新桂系的，但我依然准备用地理来开篇。横贯东西的长江，在湖南岳阳分出一条湘江，经洞庭湖流过长沙、湘潭、衡阳、永州就进入广西境内，秦始皇修建的灵渠，又把湘江和漓江连接起来，漓江经过桂林、梧州汇入西江，西江再向东流便到了广东，经过肇庆、广州、中山流入大海。西江发源于云南曲靖，在昆明绕了一圈之后便一路向东，横贯广西，流经来宾、桂平。而发源于广西西北的郁江，经百色、南宁之后也到了桂平，两条大江自此合流向东，在梧州接收漓江之后便进入广东，奔流到海不复回。可以说，通过西江和郁江，广西的大部分地方，都和那条长江到南海的水运系统联系起来。正因为这样的关系，明清以后，两广便有了一体化的趋势，桂东和粤西更是亲密的一家人似的。 而广东和广西的交汇点、漓江、西江、郁江的核心枢纽便是广西梧州，外贸总额占广西全省的80%以上。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尿毒症发作而死，北洋军阀彻底成了一盘散沙。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军阀陆荣廷也产生了扩张地盘的野心，于是陆荣廷命令谭浩明统帅五个军从桂林进入湖南，然后沿湘江北上攻克长沙，同时派另一支部队沿西江东进，经梧州进入广东。得到这么大的地盘，陆荣廷便宣布出任两广巡阅使，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南王。到了1920年8月，孙中山要经营广东做革命根据地，便发起驱逐陆荣廷的战争，逼的陆荣廷宣布下野，随后陈炯明统领粤军进驻广西。从陆荣廷和孙中山的选择来看，广西要有所成就必须占领广东，广东要北伐也必须安定广西，在特殊的地理条件下，两广抱团才能形成合力，分裂只能不断内耗。就在孙中山初步整合两广的时候，李济深加入粤军，逐渐成为孙中山的得力部属。李济深是梧州苍梧县的人，青年时在梧州中学堂读书，其中一个老师是广东番禺人胡汉民。后来胡汉民离开梧州中学堂，留学日本，李济深也随之离开梧州，报考了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开始读军事，一路读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成为那个年代的高端军事人才。1920年底，孙中山把亲手成立的“援闽粤军”改编为粤军第一师，并任命邓铿为师长，开始裁汰老弱选拔精锐。邓铿和李济深是广东陆军速成学校的同学，于是邓铿给李济深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粤军第一师做副官长，直属部下就是张发奎、薛岳等人。到了1922年，孙中山准备以两广为基本盘，举行北伐，以武力统一中国，但统领粤军的陈炯明不同意，认为“武力统一”会伤害很多人的利益，“联省自治”能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不同的政见，导致孙中山和陈炯明反目成仇，于是陈炯明背叛了孙中山、暗杀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并把广西的粤军也调回广东，用来和孙中山作战。那年冬天，李济深得到孙中山的秘密指令，随后在第一师联络一批中下级军官发动起义，顺利击败陈炯明，收复广州城。战后，孙中山为表彰李济深，便任命他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为李济深成为粤系大佬奠定了基础。其实孙中山是非常重视地域关系的，革命这么多年，他重用的基本都是广东人，李济深能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并和那群广东人谈笑风生，恐怕离不开两广一体化的时代背景。虽然收复了广州，但因为陈炯明把驻广西部队调走，导致广西失去政治权威和军事威慑，成了群龙无首一片散沙的状态，那些掌握部队的广西军人们，都想趁乱夺取地盘，甚至陆荣廷都召集旧部卷土重来，准备恢复以前的势力范围。那时广西流传一首民谣：“司令满街走，将军多如毛，杀人兼越货，无日不干戈”，这说明孙中山初步整合起来的两广又分裂了。对于这样的局面，孙中山当然是不满意的，便开始重新整合两广。孙中山的选择是，任命李济深为梧州西江善后处长，统领部分粤军，回到梧州这个两广之间的门户要地，扶持广西的小军阀，做为广东的附庸。而李济深到了梧州之后，做出的选择是，扶持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组成的新桂系。李宗仁是广西桂林人，读过广西陆军小学、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清末民初的时候参加过同盟会，属于有革命履历的进步军人。陈炯明叛变以后，李宗仁便自封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拥兵三千，驻扎在广西玉林。黄绍竑和白崇禧都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在陆荣廷的军中混迹多年。陈炯明叛变以后，他们带着千余人到玉林依附李宗仁，被改编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第三支队。但黄绍竑的政治敏感性非常高，认为部队驻扎在玉林没有前途，必须寻找政治过硬的靠山，才能借政治和主义的名分，在广西有所作为。于是在1923年的时候，黄绍竑和李宗仁开诚布公的谈了一次，带着千余人的部队北上，准备夺取梧州做根据地，同时嘱托在广州治伤的白崇禧，想办法和孙中山取得联系，争取革命领袖的政治支持。这样一来，孙中山、李济深几乎同时和广西军人联系上了。在广东，孙中山接见了白崇禧，鼓励道：“你们能够起来革命，很好，你们都是青年军官，应该参加救国救民的革命”，把黄绍竑和白崇禧的部队命名为讨贼军，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巩固两广的联系。在梧州，李济深配合黄绍竑，击败驻守梧州的冯葆初旅，战后又直接把梧州打包送给黄绍竑，自己继续从广东领取军费。而得到梧州，黄绍竑每月就有四十万的财政收入，于是他在梧州设立讨贼军总指挥部，扩编到四千多人。发现黄绍竑混的风生水起，李宗仁也看出来了，追随孙中山有利可图，便开始和李济深联系，逐步向广东靠拢，并在李济深和陈铭枢的介绍下，在梧州加入国民党。就这样到了1924年底，在李济深的支持下，黄绍竑在梧州一带攻城略地，李宗仁在玉林一带招兵买马，两方势力在桂平交汇，基本占据了两广之间的全部门户要地，拥兵一万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济深和李白黄三人，挑动广西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火并，等沈鸿英消灭陆荣廷之后，李济深又派出粤军第一师，直接配合李白黄作战，将沈鸿英的部队消灭干净，于1925年8月统一广西。回顾新桂系的崛起过程，首先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整合两广战略，其次要归功于李济深的具体扶持，如果没有这两点，仅凭李白黄的薄弱兵力，基本不可能崛起壮大统一广西。所以黄绍竑说过一句话：“李济深不是新桂系，但他是新桂系的恩人。”而广东扶持的新桂系取得成功，意味着两广再次被整合起来，1925年国民政府整编军队的时候，李济深的粤军就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白黄的桂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这个时候孙中山已经去世了，但他整合两广却意义重大，直接为国民政府北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北伐的过程中，虽然李济深留守广东，但他派出的陈铭枢、张发奎、叶挺等部队直奔武汉，给第四军打出“铁军”的名号，新桂系的第七军和蒋介石的第一军，则攻占了长三角地区。这样一来，粤系、新桂系、黄埔系便成为北伐的最大赢家，切下最大份额的胜利果实。为了保住胜利果实，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时候，新桂系和粤系都是支持蒋介石的，不仅李白黄在长三角杀的人头滚滚，李济深也在广州发动“四一五事变”，逮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这是三方势力合作最密切的时候，但随着北伐成功，他们开始了分分合合的政治斗争。蒋介石在南京发动政变的时候，武汉的汪精卫最初是不支持的，后来汪精卫顶不住压力，从7月开始驱逐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但提出一项条件——蒋介石的计划是，亲自指挥徐州战役，击败张宗昌和孙传芳的直鲁联军，获取巨大的军功，抵消汪精卫提出的下野要求。结果，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徐州战役失败了，不仅没有获得军功，还把以前的威望给丢了。为了弥补战败的损失，蒋介石希望得到新桂系的支持，武力讨伐武汉。然而面对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负责前线指挥的白崇禧，拒不执行。这意味着，蒋介石策划的徐州战役失败以后，不仅无力讨伐武汉的汪精卫，连近在咫尺的新桂系都不配合了，无奈之下，蒋介石宣布下野，新桂系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9月，新桂系召集南京、武汉的军政要员以及国民党元老，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基本把国民党的各方势力都团结起来，促成宁汉合流，但新桂系也有一个要求——汪精卫下野。此时武汉的部队都被唐生智控制，只要唐生智不放弃军权，新桂系就不算彻底成功。于是在10月份，新桂系向唐生智宣战，李宗仁亲自到安庆指挥，唐生智接连战败，最终在1928年初通电下野，其部下李品仙、何健等人通电，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新桂系的改编。就这样，短短六年时间，新桂系从仅有数千部队的小军阀，成长为拥兵二十万、占有广西、湖南、湖北、江浙等半壁江山，并控制南京国民政府的庞然大物。因为被新桂系逼的下野之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同时联系了回师广东的张发奎、黄琪翔，让他们起兵逼退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夺取广东，然后在广东另立中央，和新桂系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抗衡。从个人利益来看，张发奎和黄琪翔也想夺取广东，做为自己的地盘，便痛快的答应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条件，于11月份发动政变驱逐李济深。张发奎和黄琪翔是汪精卫的旧部，广州政变又同时得罪了粤系李济深和新桂系，于是李济深和新桂系立即开始“倒汪。”而蒋介石在上海召集国民党中执委开会，以“调停人”的身份，表态支持李济深和新桂系的“倒汪”行动。汪精卫发现被蒋介石摆了一道，又处于群起围攻的环境，无奈之下抛出“蒋介石复职”的议题，希望向蒋介石低头来保住地位。面对汪精卫的议题，新桂系和李济深没有理由拒绝，蒋介石便顺利复职。正在这个时候，我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蒋介石立即利用这件事，联合新桂系和李济深“倒汪”，汪精卫又被摆了一道，被逼的出国考察，张发奎通电下野。所有人都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受伤的只有汪精卫......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蒋介石利用各方的矛盾纵横捭阖，从新桂系的手里夺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导权，但承认新桂系战胜唐生智的成果，为了安抚新桂系和李济深，又委任李济深重回广东。真正让新桂系和李济深一蹶不振的，还是之前说过很多次的裁军事件。那时中国的军政集团大致分成四方——控制长三角的蒋介石、控制晋冀和平津的阎锡山、控制西北的冯玉祥、控制两湖和广西的新桂系，各自拥兵数十万，粤系李济深反而成了新桂系的附属势力。为了削弱其他势力，蒋介石在1929年1月召开编遣会议，要求大家一起裁军，把全国军队维持在60万以内，但蒋介石要20万人的名额，冯玉祥、阎锡山和新桂系各自有10万人的名额。蒋介石的真实用意，其他人立即就明白了，极度排斥裁军——“我裁军以后，你再来打我，是吧？美得你。”而随后爆发的“湘案”，直接挑破新桂系和蒋介石的矛盾。当时李宗仁是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直接控制刚得到的两湖地区，具体到湖南的政务，李宗仁委托第四集团军一军团总指挥鲁涤平主持，但实力派何健也在湖南境内。1929年2月，蒋介石给湖南运了一批军火，明确说是给鲁涤平的，何健就非常不满，要求武汉政治分会给个公道。其实新桂系大员们也有疑问了，蒋介石给军火，为什么指明给你鲁涤平，而不经过武汉政治分会？何健的要求，正好给了新桂系处理鲁涤平的借口，于是武汉政治分会免除鲁涤平的职务，改任何健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并派两个师进驻长沙，把鲁涤平的部队缴械。随后，鲁涤平到南京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立即以此为借口动员部队，新桂系感觉到蒋介石的战争意图，也开始动员部队，三月，双方就爆发了“蒋桂战争”。事实证明，新桂系在战场上很能打，但搞政治远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和流亡日本的唐生智和解，把唐生智劝回国内，策反被新桂系控制的旧部，其中就包括湖南的何健。李济深到南京调停蒋桂冲突，蒋介石为了削弱新桂系的力量，直接把李济深软禁起来，并用广东地盘，换取粤系将领陈济棠和陈铭枢的支持。利用中央政府的有利地位，拉拢各方势力，最终东北张学良、四川刘文辉、山西阎锡山、西北冯玉祥都表态拥护蒋介石。这三板斧砍下来，新桂系就被彻底孤立起来，和蒋介石打到五月份就被迫退回广西，蒋介石甚至指挥何健从湖南推进到桂林、陈济棠从肇庆攻占梧州，掌握了广西的两道门户。蒋桂战争结束以后，新桂系彻底从巅峰跌落下来，日后借助汪精卫反蒋的机会，才能重整旧部，但不再有问鼎天下的资格，沦为中国的一股地方势力，黄绍竑甚至脱离新桂系投奔蒋介石了。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了将近三年，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放出来，但广东已经另有主人，粤系也分崩离析，李济深从实力派变成闲云野鹤，此后二十年，以政治上反蒋为主要工作。有实力和没实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新桂系和李济深的最终归宿。自从三十年代开始，李济深就是没实力的，又常年以反蒋为工作，于是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声望，1948年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后，李济深更是成为反蒋的旗帜性人物、国民党正统的代表。凭借这样的身份，李济深得以出任新中国的副主席，位列开国元勋之一。 而新桂系没有像冯玉祥、阎锡山一样被蒋介石完全兼并，是有些实力的，解放战争后期，李宗仁甚至接替蒋介石做了“代总统”，那么新桂系的部队，自然要和解放军作战。结果在1949年12月，四野大军先后解放桂林、梧州，并在玉林一带歼灭白崇禧指挥的新桂系主力部队。早已没有实力的黄绍竑留在大陆，陆续做了三届政协委员，李宗仁则出走美国，白崇禧飞往台北。以广西而起、以广西而终，李济深和新桂系的命运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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