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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清明前夕，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去找毛主席提出祭拜黄帝陵的想法。因为担心毛主席会不同意，张国焘还罗列出一系列的原因，比如有利于统战工作，去年是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去祭拜的，今年去的人级别不能比他们抵，以示对祭拜黄帝陵的尊重等等。 毛主席虽然担心张国焘整出幺蛾子，但是祭拜黄帝陵这事还不能不办，于是同意了张国焘，但是却暗中吩咐警卫一定要保证安全，同时祭拜完毕之后不要兜里，立刻回来。 令毛主席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是最后一次见到张国焘，张国焘祭拜黄帝陵之后迅速钻到蒋鼎文的轿车扬长而去。得知这一消息后，中共中央迅速联络周恩来设法找到张国焘，并且促其回延安。 在面临周恩来的劝说，张国焘坚持不肯回去，迫于无奈的周恩来向他下达最后通牒，给他三条路选择。张国焘借口说要考虑考虑，回到房间后，写下一张纸条：“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 张国焘为什么叛逃？面对周恩来的三条路，张国焘为什么不选其他两条路？这件事还是要从张国焘叛逃说起。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场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同时批评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影响。 因为张国焘在1935年4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反对中共中央做出的北上建立陕甘宁根据地的决定，并且试图分裂中国工农红军，带领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另立“中央”。张国焘此举，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红四方面军也因为来回行军减员严重，而毛主席面对张国焘的背叛，不免感到失望，而这一段时期一度被视为毛主席一生最黑暗的时光。 诚然，在中国革命火苗摇摇欲坠之时，张国焘不是想着如何和同志们一起做好工作，打破国民党军对工农红军的封锁与围剿，而是想着如何扩大自己的权力，试图利用四方面军的人员优势，迫使中共中央向他低头，满足他的无理要求。 这样的背叛行为让许多同志对他大失所望，同时唾弃他的行为，但是野心勃勃的张国焘无视红军所面临的危机，一心扩张自己的实力，最终造成红军的分裂，四方面军的南下。 南下后的张国焘并不好过，在面临国民党军的围剿，张国焘最终还是选择毛主席的道路，北上与红军汇合。张国焘去而复返，同志们虽然有意见，但是看在多年革命友谊的份上，还想着挽救张国焘，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 大家想的是浪子回头，但是没想到的是张国焘并没有一颗认错的心。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面对那些批判，表面上虚与委蛇，背地里却有了叛逃的想法。同年9月，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这就让张国焘有了想法，并且于1938年4月付诸行动。 清明前夕，他提出离开延安，前往陕中祭拜黄帝陵的请求。毛主席听了之后，皱皱眉头，摇头拒绝：“你去干什么？若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工作的话，边区政府派一个秘书去就行了。”
似是早就预料到了，张国焘在毛主席第一次拒绝后接着说道：“去年是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去的，今年的级别不能低于去年，而且国民党方面在今年派出的代表级别很高，我们不能派一个秘书去应付，以免授人以柄。” 这番话还是比较高明的，因为级别不能比周恩来、叶剑英级别低，那范围就已经很小了，毕竟党的高级干部也不多，而且现在很多都在主持工作，一时半会脱不开身。他这一下就给毛主席画了一个圈，圈里面的干部不多，而张国焘的级别显然是够入围的。而在之后，他还想向毛主席施压，说国民党派出的代表级别高。 毛主席也感觉到这个问题有些棘手，考虑到祭拜黄帝陵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最终毛主席同意了张国焘，但是他对张国焘并不放心，所以特意找到张国焘的警卫人员，提出两个任务：保证张国焘的人身安全；祭拜完毕之后迅速离开陕中，带张国焘回延安。 4月2日，张国焘带着秘书，同时在一个警卫班的陪同下，离开了延安，前往黄帝陵。次日，张国焘到达中部县（今黄帝县）。
4月4日，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与国民党的代表蒋鼎文，一起主持了祭祀扫墓工作。在活动结束后，大家都开始准备离开时，张国焘对警卫说道：“你们先回延安吧！我还要去西安办事处，有些事要找林伯渠同志商量。”警卫一听张国焘的话，瞬间就急了，说道：“毛主席不是交代我们扫完墓就立即回延安吗？” 警卫说完这话之后，还有些不放心，于是就准备带张国焘回延安。但是因为张国焘毕竟是边区副主席，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警卫也不好采取强制措施。 张国焘表面平静，开始顺着警卫们往卡车那边走。但是在看到蒋鼎文的轿车开了车门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入轿车。而轿车在张国焘上车后，迅速踩油门跑了。而且国民党的其他车辆也开始掩护蒋鼎文的车辆，跟在后面阻挠警卫们的追赶。 警卫们也不知所措，只能一边派人通知在延安的毛主席，另一边开着卡车一路追到西安。但是卡车又怎么能追上早有准备的蒋鼎文，蒋鼎文的车队加快速度，在卡车之前进入西安，并且把张国焘安置在西京招待所。到达国民党的地盘后，警卫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等待毛主席的指示。 就从这一出叛逃上看，张国焘和蒋鼎文应该是有过计划的，如果警卫没有坚持带他回延安的话，他也会跟着蒋鼎文去西安。而到西安之后，对张国焘的安置也不是仓促的，在这里早就有一干国民党要员等候张国焘，并且还安排了一系列的警卫工作。同时在经过短暂的商议后，国民党方面还准备把张国焘送到武汉，离开陕西，毕竟这里共产党活动十分频繁。 此时南京已经沦陷，武汉成了国民党在东南地区的一个政治中心，把张国焘安置在武汉，那就放心了。而张国焘在临走前，让跟上来的警卫找林伯渠，并且说他会在车站等他，他有话和林伯渠说。
在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听闻后，迅速前往车站，试图劝张国焘回心转意，不要一错再错。但是一意孤行的张国焘并不听林伯渠的劝告，留下一句：“我在延安待不下去了，要去武汉了！”然后就扬长而去，留给林伯渠一个背影，也告诉林伯渠自己的态度，分道扬镳。 林伯渠把张国焘的动向告诉毛主席，并且请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定夺，得知这一消息，中共中央还是比较震惊的。因为张国焘是出席过中共一大的元老，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在37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领导四方面军，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工作。 他的叛逃会导致大量机密泄露，尽管中共中央早就做过防范措施，但是哪能尽善尽美，当下最佳的选择还是动员张国焘回延安，于是就迅速通知武汉办事处，让周恩来同志做好准备。 得到消息后的周恩来迅速部署李克农盯紧车站，寻觅张国焘的身影。 在找到张国焘后，李克农客气地说道：“张副主席，我们是周副主席（周恩来）派来接你的。” 张国焘对李克农的到来很是惊恐，于是拼命向国民党特务们使眼色，但是国民党特务们没什么信仰，是领工资混日子的那种，一个月才那么点大洋，拼什么命啊，看到携带武器的李克农之后他们就决定装死，无视张国焘。 无奈之下的张国焘最终跟着李克农离开了，但是张国焘坚持不肯去武汉办事处，执意在旅馆住下。李克农同意了张国焘，一方面是照顾张国焘的情绪，不让他产生抗拒心理；另一方面就是担心特务们会提前在武汉办事处拦截张国焘。于是李克农带张国焘在旅馆住下，并且派人通知周恩来。 当晚，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就见到了张国焘，并且一直在动员张国焘回延安。但是张国焘坚持不肯回延安，他此次离开延安连自己老婆都没有告诉，就是为了万无一失，好不容易离开延安，又怎么肯轻易离开。
说实话，张国焘抛弃了妻子杨子烈和尚未出生的孩子，这种行为无异于背叛。而杨子烈在得知消息后，请求党中央同意让她前往武汉寻找丈夫，质问丈夫为什么抛下她。挺着六个月的大肚子，从延安到武汉，杨子烈的漫漫寻夫路，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周恩来与张国焘聊了一个通宵，但是张国焘坚持不肯回延安，并且还说到：“我感觉很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当老百姓，此后再也不问政治了。”周恩来很是无奈，尽管他一直坚持劝张国焘迷途知返，但是一意孤行的张国焘宁死也不回去，迫于无奈，周恩来只能强制带张国焘回武汉办事处。 而到达武汉办事处后，张国焘多次借口外出，然后趁机搭上国民党这条线，先后拜访了陈立夫、周佛海、陈独秀、蒋介石等人。周恩来看到张国焘的动作，知道张国焘已经下定决心叛逃，于是最后一次劝说张国焘，并且下了最后通牒，给他三条路选择： 第一条路就是回武汉的办事处，暂时不回延安，就留在武汉工作； 第二条路是暂时休假，调整状态，然后再考虑是留在武汉还是回延安，尊重他本人的想法； 第三条路就是发表脱党声明，中央开除其党籍，从此桥归桥，路归路，再见就是陌生人。 张国焘一时间没了想法，面对这三条路，张国焘表示让他考虑考虑再答复周恩来。周恩来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同志们离开了。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在他们离开不久后，张国焘就投靠了戴笠，并且由戴笠派来的特务们接走了。 等周恩来赶到的时候，房间里就一张纸条，上面是张国焘的笔迹：“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看到这张纸条，周恩来就知道张国焘的选择了，于是就把相关事宜全部报告延安。 张国焘为什么会选择第三条路？其实这和当时的一些事有关。张国焘叛逃的原因不止是受到了批判，更是因为他左膀右臂的离去。
黄超（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和李特（四方面军参谋长）一度是张国焘的左膀右臂，对于张国焘的决策，他们也是坚决的拥护者。在张国焘分裂中央时，他们也是拥护过的，所以身上一直都有张国焘心腹的烙印。张国焘在南下失败后，北上延安，他们也随之来到延安。 在延安的时候，张国焘被剥离了军权，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职务。最开始的时候，张国焘并没有太大的抵触，他也知道自己肯定不能像之前一样了。但是黄超和李特没有被剥离军权，两人分别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只要他们还在军中，那张国焘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这一切都在1938年初发生了改变，因为王明的缘故，他们两个先后被逮捕错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他们二人平反，追认革命烈士）。这件事让张国焘愤愤不平，以至于张国焘在写回忆录的时候，言辞中仍旧透露着其情绪。当然，那是后话了。 对于1938年的张国焘来说，左膀右臂尽失，重新启用或者说回归军队的想法成了泡影。而张国焘本人又是一个实力派，他始终认为地位与话语权是由实力所决定的。在长征时期，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而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所以他认为应该扩大红四方面军的话语权，以至于造成红军分裂。现在他没什么话语权了，左膀右臂去世了，而自己也离开了军队，一个边区副主席的副职根本满足不了他，所以他就产生了叛逃的想法。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失去地位、话语权这件事是张国焘叛逃的主因，但是说实话，在红军长征的途中，许多军队领导人的部队损失惨重，级别也是不断下降，但是他们有叛逃吗？没有啊。而且不止红军长征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难道就没有这种情况吗？ 我们就说曾克林，他最开始可是冀热辽16军分区司令员，挺近东北时把部队发展到八万人，但是之后五次降职，曾克林叛逃了吗？没有，一个人会不会叛逃这取决于他的信仰，而不是所谓的地位。
张国焘叛逃的主因就是对革命信仰不坚定，野心随着职务的升高而膨胀，在失去职务的时候就觉得遭受不平等对待，而黄超、李特的去世让张国焘彻底失去了恢复地位的信心，于是就脱离革命队伍。 我们说实话，张国焘有南下这茬子事，谁敢让他继续指挥部队？万一再来这么一出，革命事业还能遭得住打击吗？而且张国焘这种对权力欲望极大的人，就算没有这次事，还会有其他事，一点挫折都无法承受的人，与毛主席相比差远了。 当初毛主席被博古、王明夺权，毛主席是怎么做的？毛主席并没有像张国焘这样，而是耐心的等待中央启用他。在遵义会议后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就开始重新建设红军。红一方面军到达延安的时候只有万余人，红军其他方面军也损失较大，但是到解放战争时期就发展到几百万人，这就是毛主席的能力，也是中央同志们支持毛主席领导的原因。 毛主席的成就是张国焘难以企及的，张国焘只能望其项背。在毛主席去世后，张国焘评价：“我们的时代过去了”。但事实证明，张国焘的时代确实是过去了，但是毛主席对时代的影响仍旧存在，毛主席思想仍旧影响着我们，毛主席对军事的一些认识和工作还一直影响着解放军。 事到如今，缅怀毛主席的人何其之多，而张国焘呢？寥寥无几，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而且不止是身后事，就算是活着的时候，张国焘也远不如毛主席。在叛逃之后，国民党人看不起这样的叛徒，所以并没有重用他，以至于张国焘在国民党碌碌无闻，在香港、加拿大的时候贫困交加。 最后迫于无奈的张国焘还写信给毛主席，想要回国养老。看在多年共事的份上，毛主席也没有拒绝他，只是让他写一份检讨，承认之前的错误。但是张国焘是怎么做的？他拒绝写检讨，到最终也不认为自己有错，只是认为自己实力不如毛主席。最后张国焘混到给美国出卖情报，写回忆录赚稿费的地步。 1979年，在一个寒冬之夜，张国焘冻死在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或许这就是张国焘背叛的下场吧。如果他没有背叛，或者说听毛主席的承认错误，那么可能不止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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