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行为不同于动物的行为，不仅是因为预见和技能，还因为与之几乎同样重要的想象力。
毫无疑问，高等动物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想象力。人们或许注意过狗在梦见追逐猎物时的那种快乐，看上去好像北欧神话里的英雄一样。可是，对于动物的想象力究竟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人们仍停留在猜想的阶段。显然，动物的行为并不像人类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广泛的信仰，而后者的来源是想象力。
人类是依据什么来决定相信这个或那个呢，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这些依据可分为两类。他们可能会相信那种不仅经得起科学论证，还能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东西；或者他们之所以相信什么，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感觉是对的。正如丁尼生所说：
在信仰酣睡时分，
我听到一个声音“别再信了”
还听见波浪不断拍打海岸
在不信神的深渊里翻滚而下。
胸膛里的一片暖意会融化
凝冻理性的更冷部分，
就像一个暴怒的人，
心灵站起来回答“我感觉到了”。(1)
在丁尼生的时代，心灵感觉到的是一个自由教徒的信条。而在更早的时代，心灵感觉到的是女巫应当被烧死，儿童应当被生祭，父母应当被吃掉。支持丁尼生信念的证据，并不比支持人类更早时期的信念的证据好或者坏。总体说来，随着人类越来越文明，证据的范围在信念形成过程中日益扩大，而想象的空间在缩小。然而，即使是在最文明的社会，想象力在决定相信什么和支持何种制度方面仍然起着极大的作用。
想象力让人相信的东西，如果真的可信，不过是侥幸而已；尽管如此，它们仍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能在科学意义上被认知的事物并不容易获得，如果没有缺乏科学依据的轻信的帮助，人就无法延续下去。轻信当然会导致灾难，比如老鼠会吃下拌有老鼠药的食物，但如果它们在吃东西以前对自己的食物进行科学分析，那就会饿死，所以才在牢记教训后再度犯险。然而，没有根据的信仰可能会有用，不只是在这样的基本方面，还在于提供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日后可能被证明具有科学性。想象力不仅在艺术和改善人类关系方面很有价值，在科学最纯粹也是最枯燥的部分以及抒情诗里，它同样不可或缺。我以此作为开场白，是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有史以来，没有根据的想象滋生出来的信仰所带给人类的灾祸和苦难。
想象本身无关信仰。诗人也并不认为他们虚构出来的东西具有现实性。
想象会把一种形式赋予不知名的事物，诗人的笔再使它们具有形态，并给空虚的无物一个居处和一个名字。
但是，正如莎士比亚随即指出的那样，充分生动的想象力引发了对被想象事物的信念：
强烈的想象会变这样的戏法，
只要一领略到一些快乐，
就会相信那快乐的背后有个赐予的人；
夜间一转出恐惧的念头，
灌木一下子就变成了狗熊！(2)
人们也许猜测想象力对于人的信仰的影响是由梦开始的。梦有时是如此生动，显然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即便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也会发现很难摆脱它们，或者很难拒绝承认它们对即将发生之事的明显意义。在古代，几乎没有人怀疑梦作为征兆的重要性；尽管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刻意接受这种古代的迷信，还是可能发现某个异常可怕的噩梦一整天都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心头。弗洛伊德宣扬一种理论，即梦是我们表达自己愿望的方式。这对于一部分梦而言无疑是成立的，但我认为，梦同样会流露出我们的恐惧。弗洛伊德用来回避这个结论的观点在我看来过于愤世嫉俗。他认为，如果你梦到你最好的朋友死了，那就说明你其实是恨他的，恨不得他一命呜呼。在我看来这是胡说八道。他还说，是人的内心所想导致其梦见自己遭受酷刑折磨。这显然就更荒谬了。这件事并非不重要，因为人们正是根据梦境，还有与之同源的白日梦，才造出了魔法、礼仪、神话和宗教的巨大体系，它们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绝不逊于技能和观察，后两者正是科学知识发展的依据。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在触发这些体系——从伏都教到加尔文神学——的所有动机中，恐惧占了上风；尽管愿望的达成已经教给人们如何避免所担心的事物，但恐惧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脱胎于想象。
我不假装这种想象出来的信念总是如此。其中的一些并没有太多感情内容，但却让信徒感受到人所期待的那种东西。我家的客厅侍女相信，三月出生的人会特别喜欢玉米。亚里士多德认为，地鼠的啮咬对马很不好，特别是怀孕的地鼠。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天气是受月相(3)影响的。毕达哥拉斯认为，起床后身体睡过的印痕还留在床上是很危险的。很多英国人甚至相信自己就是“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4)的后代。诸如此类的信念可以无限增加，尽管并不具备某种深厚的感情基础，但是一般说来，对社会也是无关紧要的。
社会上颇为重要的非理性信念几乎都源于人性中的某个方面，即倾向于认为凡是对个体或种族的情感具有重要性的东西，在外部世界必有因果方面的重要性。人的性情和境况各异，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可能残忍到会去阻挠他们的热切希望，而另一些人身上则充斥着恐惧的激情，他们期待自己恐惧的事情发生，并发明神话来使自己的顾虑合理化。这两种错误都源于自以为是。外部世界不可能对于我们的希望和恐惧毫不在意，我们可以想象它是善意的，也可以想象它充满敌意，但大多数人在很多时候发现，几乎无法想象外部世界并不关心我们的愿望是达成还是破灭。
这和另一个非理性信念的来源有关，即倾向于认为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必定事出有因，比如某种类似人类欲望和情绪的东西。火山爆发和地震看起来像是愤怒的证明，于是我们想象是一位怒气冲冲的神所为。另一方面，一位好心的神送来雨水让庄稼生长。没有生命的事物是很难想象的，如果我们想象森林里住着树精，泉水里住着仙女，对它们的困惑就会少些。在伽利略的时代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事物的不停移动是不可能单靠它们自身来实现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众多行星需要49个，也许55个神不停地推动它们在轨道上运行。纯粹自然的自我因果关系的观念是非常现代的，只有抵制住我们想象的信仰体系的诱惑它才能胜出。
没有观察或理性基础的信念，会反映出其发明者受何种激情支配。由此看来，人类历史是极其黑暗和可怕的。迷信所引发的行为通常很残忍，人类发明的神话大都把想象出来的苦难累加在现实的苦难上。野蛮人仪式上的舞蹈让人毛骨悚然，这往往是诸如人祭之类不必要的残忍行为的前奏。在对早期人类或是当代野蛮人的描述中，你会发现有无数的残酷行为加诸他们身上，因为这有助于一些人达到他们的目的，可是你很难找出任何来自非理性信仰的仁善风俗。基于迷信的残忍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不如在更早之前那么盛行，尽管毫无意义的残忍非常普遍，比如古罗马的角斗表演，但综观整个欧洲黑暗时代(5)和中世纪，源于迷信的残忍再次广为传布，尤其是对于异教徒和女巫的宗教迫害。
大多数宗教中的神话表达了对死亡的恐惧。基督教之前的大多数宗教告诉人们，那些死去的人即便还活着，也不会活得快乐。近代，基督教告诉人们，绝大多数人会永生永世受折磨。如今，教会不再这么说，巫术和异端思想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迫害。也许人们会从这些变化当中得出结论说，恐惧和残忍对于现代人的影响远没有它们在几个世纪之前的影响那么大。无论如何，我想有些人会认为这种说法适用于西方诸国、印度和锡兰。
历史表明，大多数时代和相当多地方的人对于幸福都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由此引发了无数不必要的痛苦。我想，我会浅薄地把这种对幸福的厌恶视为只适用于他人的幸福。大部分人的天性里潜藏着一种恐惧，觉得自己的幸福很危险。禁欲的冲动有着很深的根源。希腊人敬畏复仇女神，觉得狂妄自大会招来惩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害怕炫耀自己的健康或者财富，这源于一种迷信，觉得这么做会带来厄运。即便我们确信这是站不住脚的，它还是在我们身上留存了下来。可是对现代文明人而言，这不过是那些早年主宰过各种人群的狂热自卑感的幽灵。在基督教世界以及印度，禁欲的生活一直是圣徒的标志，而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一向只归禁欲者享有。人认为会取悦众神的那些东西，也映射在他们自己的感情上。为什么闪米族的神摩洛会乐见人们以儿童献祭？我认为，其中一个解释必定是人们视幸福为恶，而将这种想法加诸野蛮人的神身上看起来就合理多了。对于这个以及其他宗教的献祭，另一个解释是，人们以为神必然珍视人认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忍痛割爱地敬献给神，以此证明他们是虔诚的。同样的情绪，尽管在形式上不那么残忍，也成为基督教虔敬的一部分，并有赞美诗为证：
如果你要教我让出
我最珍视的东西，那它从来就不是我的。
我只让给你属于你的东西。
如你的意旨所愿。
为什么圣奥古斯丁认为未受洗的婴儿都要下地狱？我想，这并非出于对婴儿的恨，其心理根源是对自己的仇恨。恨自己是一种情绪，有时比我们所认为的要普遍，它很容易以施暴他人作为宣泄途径。把子女献给摩洛神的人觉得自己活该受神的惩罚，不过他希望他的孩子受罪能让神满意。
罪恶感或负疚感是整个情感体系的一部分，它们与主宰和被支配这对相关又相对的欲望有关。大多数人两者兼而有之，只不过有些人是这个欲望更强些，有些人是那个欲望更强些。受人支配与主宰他人的愿望几乎一样，都是深刻的、自发的。只有两者并存，才使社会不平等这一体系持续存在多个世纪成为可能。国王、教士和贵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一些人在命令他人中找到快乐，而其他人则显然在服从他人命令中找到了同等的快乐。即使是那些有绝对权力的人，也乐于相信天上有一干神明或某个神祇，权力甚至比他们还要大，自己理应对其俯首听命，一如自己的臣属理应对自己俯首听命。在所有具有实力的社会机构中，都有这样的等级秩序，领导者在一级，追随者在另一级。而宗教信仰领域尤其如此。那些发明宗教或者使宗教被广泛接受的人都很杰出，宗教在他们身上起到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在宗教氛围最为浓郁的社会里凡夫俗妇的身上起到的作用。杰出宗教领袖身上的特质因人而异，因宗教而异。其中一类的身上，无论是领导冲动还是服从冲动都格外强烈。我认为罗耀拉(6)或许可以视为这类人的一个典型。对于一个有这种心态的人而言，罪的概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神话环境是非常恰当的。对某个神明或者众神而言，他本人是个不幸的罪人，他可以屈尊关起门来独自祈祷，不在其他人面前丢脸；可以放弃享乐，甘愿受苦，以求得宽恕；他相信这些苦难怎么也比不上地狱里的苦难，作为地狱之苦的替代，它们是可以承受的。这样，当他用想象创造出上天的权力时——相比之下，他可以承认自己不过是条虫——他的服从冲动完全得到了满足，却不会对他的统治冲动产生任何阻碍。相反，由于所有人都是有罪的，而他正同自己的罪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所以他完全有权把通过自我约束获得的品格力量用于约束他人，这对他而言有着同样的愉悦。他自己是禁欲的，推己及人，因而他很容易胜任剥夺他人快乐这种事，他自己则早已放弃了这些快乐。尽管对我们而言，他可能看起来不懈地追逐权力，可是在他为自己划定的良知范围内，却是致力于推崇美德的。大多数严厉的道德家习惯性地认为快乐不过是种官能，当他们戒绝感官愉悦时，并未注意到权力的乐趣——这对男性的气质而言更具吸引力——没有被纳入他们禁欲式的自我否定之中。这种心理在强势的人当中的普遍存在，使得罪恶之说如此流行，因为它把对上天的谦卑和在尘世中的我行我素完美地结合了起来。罪的概念对今人想象力的影响已经不如中世纪了，但仍然支配着很多牧师、地方法官和学校校长的思想。当阿诺德博士在科莫湖边散步时，映现在他脑子里的可不是眼前的美景，他告诉我们他在沉思道德上的恶(7)。我倒认为，令他陷入忧心忡忡的反思的恐怕是男学童们道德上的恶，而非公学校长道德上的恶。不过，也许这恰恰使他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信念：鞭打男童能促其上进。相信“罪”之说，总是给有德者以丰厚的回报，其中之一就是让人有机会把痛苦强加于他人，自己却不受良心谴责。
通过发明神话，人类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了一个与我们的偏见相呼应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热烈的，是对爱恨的表达；在这个宇宙中，人们抚慰上天权威的手段正是他们用在尘世君主身上也很奏效的那些；在这个宇宙中，人类情感的全部色彩都被投射在斑驳混乱的外部世界。我们爱，因此众神可能是仁慈的；我们恨，因此众神可能是残忍的；我们希望服从无可置疑的权威，因而我们是虔诚的；我们希望发出无可置疑的权威，因而相信自己是神的代言人；我们感到恐惧，于是匍匐在地；我们心存希望，于是仰望上天。每一种情绪反过来都在神话中找到了它的体现。害怕使人们对鬼魅产生恐惧，希望使人们生出了对天堂的预期。如果发生了地震，那是因为我们有罪；如果庄稼丰收，那是因为我们虔敬神明。外部世界因果关系的整个过程与我们自己的感受是一致的。并非一切都会如我们所愿，但是，当事情并不如我们所愿时，那是由于高高在上的神灵降怒于我们。世界就像一个吵吵闹闹的大家庭，有时让人心烦，但始终温暖闲适，像家一样。
在过去4个世纪里，科学逐渐呈现给我们、让我们接受的世界是非常不同的，而且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凭据。科学人士要我们相信它，并不是因为它是我们所预期的，而是因为它是我们所发现的；并不是因为诗意的视界提示我们它们的存在，而是因为事实的缓慢累积使之变得可能。人们发现，物理学对物质世界的探究越深入，世界就越和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东西都格格不入。尽管我们只有通过各种感官去了解物质世界，但目前看来，我们仍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物质世界极有可能与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完全不同，我们所能了解的最多的是它抽象的逻辑结构。想象没有被完全摈弃，但它现在如同立宪君主一样，无法再自由地生造出东西，而是被限制在科学方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它也确实在此间找到了自己的新天地。但丁可以在24小时内穿越他那个时代的宇宙，可是现代天文学家的宇宙，即便你以光速移动，也要花上好几百万年才能穿越；在它的最外层之外，有着数不胜数的星云，每个都像银河系一样浩瀚，它们正不断坍塌，陷入茫茫的宇宙深处。这个天文学意义上的新世界浩瀚而又冷酷，没有一处能让渴望人间温暖的人找到慰藉，因此，推崇古代制度的人抱怨唯物主义，说科学正在抛弃精神价值。持这种观点的人则迫使自己忽略神话对人类干过的好事——人祭，举行残忍的仪式，把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惩罚求知者，经年累月地进行着。他们不得不忘掉残忍，忘掉恰恰是人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了神，又把残忍归因于神；他们不得不忘掉地狱以及对地狱的恐惧，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恐惧压抑人的精神所造成的病态痛苦；他们不得不忘掉，神话世界的残忍被清除是在对科学不情愿的回应中发生的。而今，知识已经摧毁了以神话为借口的残忍，解放了人类。
有人可能会说，所有这一切只适用于过去的科学，现在已经不适用了；或者科学如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的毁灭性对于人类的威胁甚至远比最最黑暗的迷信时期的情况还要糟。这种危险确实存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小觑它，但如果要战胜它，不会是靠重拾古代神话或者默许当今的神话，后者正带领人类走向毁灭。如果人类得救，一定是借助于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科学；一定是通过理解人类及其种种冲动，并发现各种途径将人的冲动引向幸福和满足，而不是像过去和现在这般引向始料不及且不愿看到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