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依靠哲学自救罢了

当我们的祖先发现人类有一天也会像其它动物一样从这个世上悄然死去时，发现人类即使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也依旧摆脱不了大自然规律的束缚时，发现人类在这浩大的寰宇之内充其量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既虚弱又渺小时。

在那一刻，我们与其他生物拉开了距离，成为了这个星球上唯一可以意识到自身局限性的高级动物。我们也不再像其他生命那般只满足于生命的基本需求，因为我们明白一切都会逝去。自然界的瞬息万变和人类社会的世事无常都时不时地打击着作为食物链顶端的高级动物的优越感。

所以，我们渴望永恒，渴望超越，渴望挣脱宇宙间冥冥之中束缚着我们的那张巨网而获得救赎。

在无常的世事中，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死亡。这里的死亡不仅仅是生命自然意义上的终结，它还拥有着众多不同的面貌，即使是在生命最活跃的地方我们也同样能感受到其存在，因为繁华过后总是萧瑟，躁动总会归于沉寂，那种“失去”的虚无感同样是死亡带给我们的。

等到人类察觉到这些残忍的真相以后，油然而生的恐惧与焦虑严重阻碍了我们感受幸福。于是，我们渴望寻找救赎，渴望在变动不居的岁月长河里建立稳固的安全感。

这个时候，宗教和哲学登上舞台，从它们诞生之初起，就在积极地为人类灵魂提供救赎。

然而，宗教与哲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宗教向我们提供的是外在的救赎，哲学则提供着内在的救赎。

宗教的外在救赎

宗教向我们许诺了一种期许，宗教认为只要有信仰，神灵的恩宠就会降临人们身上。“天堂”用来告慰我们逝去亲人的悲楚，“来世”用来宽慰我们此生承受的痛苦，悲悯众生的神灵帮助我们减轻对未知的恐惧。

总之，每一种宗教都对人世的根本问题给予了回答。基督教认为宗教连接着信仰者与上帝，通过这一关系可以让信仰者脱离苦海，到达彼岸。佛教亦是如此，佛祖看到了婆娑世界当中众生经历的苦难后，为我们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极乐世界，现世遭受的苦难可以换得来世的幸福。

宗教就是以这种谦卑的救赎方式使人摆脱原有的恐惧和迷茫。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获得拯救呢？答案只有一个——信仰。其实，宗教的救赎无非是给我们面临的未知蒙上了一层神圣外衣，为人的痛苦赋予了某项意义或价值，从而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在痛苦中笑着走下去。

但是问题在于宗教始终只是一种期许，一切的许诺究竟能否兑现是未知的，一切的信念能否证实是未知的，这种期许固然可以让人有一定的安全感，但终究会因无法活在当下而容易失落。

哲学的内在救赎

相比于宗教，哲学则少了几分谦卑，多了几分傲慢。哲学走上了一条在基督教神学那里被称作的“恶魔的诱惑”之路。

哲学的内在救赎旨在通过我们自身理性的力量，遵循自己的理智而获得自救。叔本华说：“哲学的起点是死亡”。蒙田也说：“进行哲学思考就是学习死亡”。所以在死亡面前，先哲们走上了与宗教完全不同的救赎之路。

从泰勒斯开始，无数哲学家们前赴后继地试图为人类构建一座座本体论的大厦，以此来为人类的灵魂寻找一个稳固安全的归宿。只可惜，哲学问题并没有终极的解答，我们没有获得宗教那样的救赎方式。

如果说宗教是构建信仰者与上帝关系从而让人类获得安宁的话，那哲学则似乎是有些“残忍”地切断人与上帝的关系，这让人陷入了焦虑，将人带向了疑惑，使人远离了信仰，这些行为在宗教看来都是在离开神的庇护。

尽管哲学将人类带向了疑虑，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哲学的生机所在。哲学看似没有为我们寻找到可靠的救赎，但它的声音却一直告诉我们“真正的救赎是靠自身理性的力量实现自救”。

任何外在的许诺并没有从生命本身的内在意义出发去对抗有限性带给人的恐惧不安。近代以来，哲学似乎看到了宗教在现实问题面前的无奈，进而对其产生质疑。

基督教文明下的日耳曼人实施恶魔般的屠杀政策，惨无人道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卢旺达种族侵略甚至柬埔寨暴政下的苦难都使得无数无辜生命饱受折磨。人们在死亡边缘没有看到慈父般的上帝在垂怜世人，也没有见识到那美好到令人窒息的天堂。而是看到了杀戮和残忍，血腥与暴虐。

依靠外在宗教的救赎和对神的忠贞信仰非但没有让人们心安，反而成为了失去理智般的恶魔。

我们熟知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是诞生在这一时期，雅斯贝尔斯提出了“存在者——人”；萨特揭示了“存在先于本质”；尼采更是喊出来“上帝已死”，要创造“超人”的“权力意志”。上帝已经无法成为人类社会道德标准与终极目的，这就是在让世人重估一切价值，我们要运用自己理性的力量去寻找到一种比基督教价值更深入的宇宙观从而完成自救。

哲学家始终在质疑宗教所提供的答案理由是否足够，哲学自始至终在借助人类自身理智的力量寻找救赎。在这一点上，哲学给予我们的安全感似乎是更为可靠的。通过自我对于世界的洞察，而非盲目信仰来超越原有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