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革军委”大院内司令部二局（情报）旧址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部队常常是当兵一族魂牵梦绕，心头念兹想兹所在。 可这个老部队有点特别，我从未踏进过半步，但她的故事却传承悠远，以至于成为千千万万“兵哥”“兵妹”景仰的圣地。 想当年，军史教材仅寥寥数笔，却告诉一个个后来者，我们部队诞生在江西瑞金。这里开启了我军技术侦察情报的大幕，渲染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个个传奇。 瑞金县沙洲坝镇乌石垅村，那个历经战火洗礼的农家大院，就是我们的老部队。 不久前，一个偶然的出差机会，让我来到江西瑞金，映入眼帘的标语“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突然唤醒了我的记忆，噢，老部队到了！赶快去看看。 瑞金不大，街道两旁尽是当年红军的遗迹。根据导游图，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中革军委”大院内司令部二局（情报）旧址。 “中革军委”大院占地四十余亩，是总参谋部2005年拨专款修复的。这里有古木，有竹林，还有几口大池塘。大院绿树成荫，芳草萋萋，像个大公园。院子布局规整，十分静秘，一条条小道通向中革军委所属各大机关，虽然各个部门都是一栋栋典型的江西农舍，但当年却是真正的“部级”机构。   旧址现存“中革军委”领导机关、中革军委司令部一局、二局、三局、四局、五局、总动员武装部和兵工厂等机构。 二局和三局距离“中革军委”领导机关仅几十米，为两栋共墙的院落，三局（通讯）在前，二局（情报）隐密在后，两局间有门相通。二局类似一个四合院，有独立的大门，堂屋较小，与左右厢房联通，有板梯通二楼。堂屋外挂着“中革军委司令部二局（情报）”匾牌，顿显庄严肃穆。 屋内有办公桌、蓑衣、斗笠、马灯、藤皮箱等简单陈列，还有板凳架起来的床铺，却唯独没有无线电收发报机、发电机，这些二局“吃饭”的家伙。墙壁上简短介绍了二局的职责，悬挂了郭化若、曾希圣、钱壮飞三位局领导的照片，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点到了刘寅、谭震林、曹祥仁、冯文彬、邹毕兆、胡立教、钱江、戴镜元、胡备文、肖森等曾经在这里工作，除谭震林、钱壮飞知名度较高外，一般游客其实对这些人物介绍很难留下深刻印象，但我们知道，这些为共和国默默奉献，甚至默默无闻的人，是我党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创立者，是那个战火纷飞年代无私无畏的鲜活存在，是一群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大英雄。 牛人从俘虏兵开始1927年7月，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在江西南昌打响第一枪，从此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之路。朱毛红军钻山沟，做红色“山大王”，好不容易积攒了点本钱，拉起了一支队伍。靠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硬是与敌人死磕了三年多。1930年11月5日，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打响，敌人七个师又一个旅紧紧围攻红军，那时，仅靠着朱毛的军事天赋和红军的巧妙周旋，3万红军竟然打破了10万国民党的进剿，消灭敌人一个师部和两个旅，活捉师长张辉瓒并一万余俘虏。 此次胜利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的“围剿”，而且还获得了两大宝贝，一是两部电台，可惜战士不懂，砸烂一部，二是王诤、刘寅等十个报务员。王诤的名字当时还是叫做“吴人鉴”，是张辉瓒部中尉电台报务员。获得这些“战利品”后，懂行的红军作战处处长郭化若立即找他们谈话，这些俘虏也居然同意留下，并且愿意参加红军。四天后，毛泽东、朱德就接见了他们，毛泽东还风趣地把吴人鉴改名为王诤。从此，这些俘虏兵就在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中，改变了中国革命命运。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开始，蒋介石调集20万部队，围剿4万多红军。王诤这些俘虏兵利用仅有的一部半电台（一部只能收报），关键时刻截获国民党军行动部署。结果，红军百里奔袭，拉开大网，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第28师全部人马和47师一个旅，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 初战告捷，无线电技术侦察便显示出强大战斗力。 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这帮牛人竟然截获并破译蒋介石的作战命令、作战计划。红军集中优势兵力，照着敌人要害，一顿很揍，胜利是乎来得太容易。 一时间，红军发展到30多万，苏区扩大到28个县，覆盖250多万人口。共产党在江西省瑞金农村，迅速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掀开了穷苦人要坐天下的崭新历史。 第五次反“围剿”就让人揪心了。一方面军委二局依然破获了国民党的情报，并及时上报军委领导。另一方面，在上海的我党地下工作者费尽千辛万苦，搞到了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派遣地下人员，打断牙齿，化妆成乞丐，艰难跋涉，送到苏区瑞金。但是，再好的情报却不被时任主要领导博古及顾问李德所用，结果“碉堡对碉堡”、“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法”，急剧消耗“本钱”不足的红军，致使大批战士倒在敌人枪口下，苏区人民惨遭杀戮。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痛失败后，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 十分欣慰的是，军委二局得以成建制的幸存，并在长征、抗日、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屡建奇功。 有些事情，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比如，在长征途中，一年左右的时间，万里转战，军委二局竟然破译了国民党中央军及粤、湘、桂、黔、川、滇、陕等当面之敌180余种密码。1934年4月截获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1941年6月准确侦查出“德国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特大军情，几乎让将信将疑的苏联统帅斯大林惊掉下巴。此外，西安事变、日军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全部截获，为党中央决策及国际国内有关方面协同行动提供了关键支持。 牛人之所以牛，是在于有牛的因素。  “中革军委”司令部二局（情报）办公及宿舍旧址 军委二局早期是由中央领导周恩来分管。周恩来是中央特科的创立者，一直领导情报工作，来江西瑞金苏区前，早在上海就开始培养无线电人才，并派遣人员远赴苏联学习。他自己还创立了无线电密码“豪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内行。 红军长征到贵州后，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指挥位置。按照中央领导分工，毛泽东直接领导军委二局。从此，二局作为“革命的鲁班石”，开启了屡建奇功模式。历史表明，一个集体或个人本领再大，也在于上级领导发现、使用，才能有突出表现或者大有作为，以致超常发挥。可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也！事实证明，二局真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 再看军委二局领导。郭化若、曾希圣以及早期无线电技术侦察的开拓者王诤，全部是清一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副局长钱壮飞是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曾在苏联专门学习无线电技术。他们历经生死考验，眼光高远，信念坚定，敢于担当，不愧是红色“秀才”。郭化若担任局长不到一年，但他慧眼识人，搭建了二局的框架，后来因拥毛（毛泽东）反王（王明），早早被排挤，离开二局。1955年郭化若被授予中将军衔。曾希圣，湖南资兴人，当局长时间达9年之久，经历了红军和军委二局发展最艰难的苏区瑞金时期、长征时期。他能够一边听电文，一边直译，听指法能清楚辨识敌台报务员，他以特有的侦听天赋，破解难题，是无线电技术侦察的中心人物。毛泽东称赞“搞情报工作，曾希圣同志可以称得上是党内稀有的神人！”。 再看装备和技术。军委二局装备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与国民党部队现役装备相同，没有代差。技术呢，可以讲与国民党同源，甚至还要超过。因为，共产党还学习了苏联“老大哥”的技术，与世界是接了轨的。 至于信仰和职业精神，共产党人更不是国民党“吃粮”“拿饷”那一套。这群人心中有“主义”。 曹祥仁同志是军委二局第三任局长，著名的破译专家。曾有诗赞曰：“江山代代出英豪，我辈前驱数曾曹”，曾是指曾希圣，曹就是曹祥仁。1942年，文化程度仅私塾四年的曹祥仁，总结了十多年破译工作经验，完成了《密码学总论》，终成一代宗师。解放后，曹祥仁历任驻外大使、省委书记。作为省部级干部的他，墓志铭十分特别，令人泪目。现操录如下：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信仰的力量是这支部队的魂！ 牛人之所以牛，还是有理由的。 一个局顶一个方面军第一次截获破译敌人的情报并尝到甜头是第二次反“围剿”，领导者是毛泽东、朱德。从此以后，军委二局就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高看一眼。 许多人研究发现，毛泽东在打胜仗以后，往往都有诗作，在被排挤、冷落后，往往又有调查研究文稿，都是光辉杰作。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是朱毛凭自己的经验干的，打得漂亮，毛泽东立刻有诗词《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舒胸意，诗词气壮山河。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 凤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1年4月至5月，第二次反“围剿”，俘虏兵王诤等人及时截获情报，结果红军大获全胜。胜利后，毛泽东同样留有诗词《渔家傲 .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杇株齐努力，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其中“飞将军自重霄入”，有人解读，认为“飞将军”是“自重霄入”，应该包含了王诤这样的“天兵”。 1931年7月至9月，红军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朱毛善为利用，结果第三次反“围剿”大胜。毛泽东再次赋诗《渔家傲 .反第三次大“围剿”》，诗词大气磅礴，信心坚定。现录如下： “英勇红军凭肉搏，红旗翻处白旗没。地动天摇风雨跃，雷霆落，今日梁魁应活捉”。 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由此迎来了半年多的苏区“无战事”。此时，毛泽东已经“修养”。大战开始后，指挥员朱德、周恩来沿用了毛泽东的套路，正确运用军委二局的情报支持，结果国民党部队损失惨重。毛泽东欣喜之余，又即兴赋诗一首《清平乐.会昌》： “东风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巅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革命不是一帆风顺。从1927年秋天开始，在江西的山沟里，毛泽东并没有成为“山大王”，几次都靠边站。1933年1月，中央从上海搬到瑞金苏区后，毛泽东就基本上管不了军事，更不能指挥部队。那么，这个“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创立者在干什么呢？在思考，在调查研究。冷落期间，他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反对本本主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第一次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个方向性大问题，提出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回答了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适合国情的新政权等重大问题。 无论局势怎么变化，军委二局作为共产党的“利器”，与毛泽东是接下了一生的缘，“利器”也是越用越好，越磨越亮，越来越锐利。  “中革军委”司令部二局（情报）工作人员用品  “中革军委”司令部二局（情报）工作人员用品 1931年初，毛泽东发现王诤等几个俘虏兵的真本事后，立刻大胆启用。为了让这些“种子”生根发芽，红军迅速开办了无线电学校。王诤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队长，红军队伍里那些“根正苗红”略通文字的“知识分子”，立即集中到江西宁都、吉安等地参加学习，一时间，山坡上，田垄旁，坐满了连一百以内加减法都不一定会，却在学习英文的小红军，山村的泥腿子，第一次听到了莫尔斯电码。很快，100多名无线电人才顺利毕业。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已经拥有电台十多部。有了这个“顺风耳”，总司令部第二局（情报）便随之成立。二局主要职责就是搜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报。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概括地说，就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1934年，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围困千万重。毛泽东有了军事指挥权后，二局又开始“吃香”了，即时的情报反馈，为红军的胜利增添了砝码。 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不是高山，就是峡谷激流，这样的地形地貌对大兵团作战显然不利。但红军几万人的部队经常在国民党和地方军阀部队相距不到三十几公里的空隙，穿来扯去，不但走得了，而且打得准，依靠的就是二局这支“奇兵”。 二渡赤水时，红军大部队夹在国民党几个部队中间，动弹不得，实在绕不过去，二局就模拟国民党指挥台，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命令”，结果国民党部队竟然乖乖离开。 为了寻找有利战机，打破围堵局面，二局张开天网，始终不敢懈怠，终于，二局确侦敌人在遵义地区的兵力部署，毛泽东果断决策，迅速指挥红军攻占娄山关，二取遵义，俘虏敌人3000多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鼓舞了全军斗志。 土城战斗、突破乌江、兵临贵阳、威逼昆明是红军长征路上的闪光点，这些战略动作虽然“凶险”，但是毛泽东和红军指挥员却十分自信。叶剑英说“这是二局的侦听情报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称赞：“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1949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表彰了军委二局，说：“你们的作用有多大呢？你们起到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 长征途中，二局通常是分两队前进，一队随着先头部队行军，停止前进后，立即组织搭建报房，开展工作。开机后，同时通知另一队开始行军。这样一来，无线电侦察就做到了24小时不间断。艰苦的长征路，二局的干部战士不但要行军打仗，还要背负沉重的装备。当时一个无线电队必须的“大家伙”有数十件，如40多斤的发报机，40多斤的收报机，60多斤的蓄电瓶，90多斤的发电机，还有机器零部件配件及汽油瓶等等。努力努力，最后体力透支，有气无力，想来，二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知要艰难多少倍。 长征路上掉队的很多，当二局也发生掉队的情况后，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要求红军参谋长左权每天必须亲自清理人数，并派出体力好的“精兵”助力，甚至指定自己和其他领导的马匹为二局服务，为保护好红军自己的这些“宝贝”，可谓竭尽全力。 忠诚考验并无憾二局是保密单位，个人的清白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不清不白或者说不清道不白，甚至稍有瑕疵或疑问，绝对为集体所不融。 这是一群神秘的人，用耳朵听“天外之音”，以忠诚辨“秋毫之末”。 钱壮飞是二局副局长，在情报战线屡立战功。1931年4月，他冒着生命危险，报送中央特科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消息，避免了在上海的党中央遭到一锅端。在敌占区，他和李克农、陈赓并称隐秘战线“龙潭三杰”。1931年8月，他进入中央苏区后，担负多项要职，军委二局成立后，就任副局长，参加了第三次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4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省金沙县后，钱壮飞却莫名其妙失踪了，红军派出多方力量寻找，均无功而返。凭中央主要领导和战友们判断，红军在险境中没有受到任何损失，钱壮飞不可能叛变。但一个活生生的人，却下落不明。一时各种猜测纷至沓来，钱壮飞的英雄事迹鲜有人提。直到建国后，经多方查找求证，才认定钱壮飞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民团杀害，并被最终认定为烈士。 真相可能会迟到，但她一直存在。 长征路上还发生了“陈仲山事件”。在红军抢渡金沙江前，原二局党支部书记、译电员陈仲山突然不见了。随即，二局从敌人的电报中得到消息，陈仲山被滇军俘获，敌人从陈仲山身上搜到已经译成电文的国民党密电，并报告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蒋急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要他每日调换密码，辅以晴天时的空报通信，屏蔽共军侦听。那么陈仲山是投敌呢？还是掉队被俘了呢？陈仲山在云南人间蒸发，后来据说惨遭敌人杀害。至于他是否叛变，至今没法查证。但是，敌人从陈仲山身上搜查出了电报译文，这无疑是泄露了红军破译能力的。假如他叛变了，红军也许可能遭到更大损失。事实上，陈仲山离开后，二局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即使决心为革命牺牲，也不一定为革命所承认。这是参加革命时没人能想到的，而这种可能性在特定情况下又很难避免”。这是曹祥仁在《破译科长》中的感叹。 说来令人唏嘘，二局“破译三子”之一邹毕兆也有“脱队”经历。 1946年，邹毕兆任中原军区鄂西北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中原突围时，部队打散，他一个人在大山里转了一个多月，靠着顽强毅力活下来。最后，他把手枪藏在山洞里，在一个黄姓老乡帮助下养伤。在找到最近的部队后，得到刘伯承指认，才被收留。 邹毕兆因为破译有功，曾在苏区获得“三等红星勋章”。获得“红星勋章”荣誉的十分稀罕，二局仅有局长曾希圣、破译科长曹祥仁、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3人，全军包括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在内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也不过166人。长征途中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他们几乎是一天破译一个无线电密码，把敌人的行动看得清清楚楚。在“玻璃瓶中押宝”的游戏，让中央领导大呼过瘾，他们也因此备受重用。 但一个多月失联，无人能证明，使邹毕兆在后来提拔任用上遇到了“玻璃天花板”。在“文革”中，还被当作“叛徒”审查批斗。解放后，他本人也仅仅被授予大校军衔，担任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后，和他类似资历的，几乎都是将军。 戏剧性的是，26年后的1972年，邹毕兆在战友们的帮助下，重返湖北，寻找故地，居然与黄姓老乡重逢，并在山洞里找到了埋藏的手枪。 忠诚得到证明，令人欣慰，可是……。 没有可是，无怨无悔是二局的真本色。 徘徊在二局旧址空旷的院落，地上好像刚刚洒扫，地面没有一根杂草。徜徉在行军床、桐油灯前，仿佛床铺刚刚整理，油灯刚刚熄灭，部队刚刚出发…… 嘹亮的军号声，似乎久久回响，但现实告诉我们，这一切早已远去。池塘里蛙鸣阵阵，这些小精灵是在诉说过去的故事吗？ 天晚了，景区广播催促游客离开，我回眸一望，只见一轮金色太阳缓缓西垂，二局旧址院墙外，建筑工地热火朝天，一栋栋洋房别墅，拨地而起，青砖红瓦，煞是气派。 革命先辈泉下有知，也许欣慰！ 敬礼！老部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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