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论四渡赤水之“奇” 李俊亭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最惊心动魄的作战行动，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观。四渡赤水战役到底“奇”在哪里？本文尝试概括归纳四个方面，着力探索四渡赤水战役幕后的真相和规律。 第一“奇”：善于随机应变，灵活机动 毛泽东就是一位“善出奇”的统帅。面对几十万围追堵截的敌军，毛泽东指挥3万红军，敌变我变，灵活机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与红军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鲜明对比。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仅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的变化就有3次： 第一次是土城失利后，决定西渡赤水，由北渡长江改为向川滇黔边发展。遵义会议确定的中央红军战略方向和基本方针是：“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中央红军原计划是要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土城战役失利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革军委，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1935年1月29日凌晨，红军除以少许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另寻机会渡江。几天后，鉴于敌人已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中革军委便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可见，一渡赤水是中央红军在不利情况下的随机应变之举，是毛泽东等根据战局实际改变行动方向和战略方针。从贵州境内一渡赤水进入四川泸州古蔺开始，红军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四渡赤水战役便拉开了序幕。 第二次是重占遵义前后。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在扎西地区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整编和轻装，精简机关，充实连队，部队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增强。蒋介石知悉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急令滇军、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向扎西推进，企图聚歼红军于扎西地区。2月11日，中央红军离开扎西，返回川南古蔺，并在古蔺白沙场召开会议，中革军委决定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2月16日，为消除指战员对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向黔北进军的思想疑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由于敌人“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当时，党中央提出的战斗口号是：“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正是有了在古蔺白沙场作出的正确行动方针，才有中央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会师黔北“杀回马枪”，取得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 
遵义战役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制定新的战略方针。1935年3月13日，《朱德关于贯彻党中央战略方针决定向西南转移致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中枢”。当时，中央红军准备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是南渡乌江进入云南后。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乘虚南下，南渡乌江。为调动国民党军，毛泽东等采取示形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此时，中央红军已获得战略主动权，决定以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为行动方针。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由于两月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a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明确阐明中央的战略方针：“在川西及西北地区成立苏区根据地，是首先就在使中国苏维埃运动及工农红军两大主力——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更形接近，更能直接地互相配合作战，走向汇合……”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2万余人从皎平渡口全部渡过金沙江。 毛泽东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长，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根据变化莫测的战场实际情况，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其间有小迂回，也有大迂回。第一至第三次渡赤水，都是小迂回。中央红军以赤水河为轴心，在东西两岸百余千米地域内与敌军兜圈子。三渡赤水后，毛泽东等精心策划，采用大迂回战术，千方百计调出滇军，朝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钻。这样，红军第四次渡赤水后，便迅速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佯攻昆明，调动滇军，使敌江防兵力空虚，乘虚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中打破敌军围堵的决定性胜利。大迂回，走“弓背路”，才最终实现遵义会议后确定的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 第二“奇”：善于抓住战机，主动歼敌 这一“奇”，在二渡赤水表现得最充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在扎西地区得以短期休整。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聚歼红军于扎西。各路国民党军步步逼近，红军面临巨大危险，但也造成了敌后方空虚。特别是黔北地区只有遭过红军重创的黔军王家烈部防守，出现使红军可出奇制胜的战机。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一战机，使出一招绝妙的好棋：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二渡赤水期间，为让广大指战员了解运动战作战方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再次展现出运动战的特长，飘忽不定，出敌不意，出奇制胜。 红军突然调头，回师黔北，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堵部署。蒋介石以为红军此次重蹈黔地，定是去黔东会合贺龙、萧克的部队。川军3个旅急忙由扎西地区掉头向东追击；贵州军阀王家烈手忙脚乱，拼凑力量填补遵义地区防务空白；中央军薛岳急令吴奇伟纵队由贵阳向遵义开进。 毛泽东巧妙调度，以1个团诱惑川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吸引川军跟进，而红军主力则迅猛向遵义推进。3天之内即占领桐梓，攻克娄山关，遵义门户洞开。 此时，中央军吴奇伟部2个师孤军冒进，也逼近遵义，但比红军晚了一步。28日黎明，红军抢先占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等制高点。 2月28日，中央红军以红三军团固守敌军必攻的红花岗、老鸦山等要点，以红一军团实施侧后迂回，直捣吴奇伟指挥部忠字铺一带。战役进程完全按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吴奇伟的2个师大部被歼，一部溃散附近山中，只有1个团跟随吴奇伟逃至乌江南岸。 
从2月24日至28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5天内连克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横扫200里，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吴奇伟部2个师、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毙伤敌2400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30挺、子弹30余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创造了以运动战主动歼敌的光辉战例。 蒋介石得此消息，捶胸顿足，大骂部下无能，亲赴重庆、贵阳指挥，但结果是败得更惨。 第三“奇”：善于利用情报，“打着灯笼走夜路”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反映红军长征的展区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中使用的发报机和与电台相配的手摇发电机，它们是毛泽东指挥的中央红军情报和通信工作的见证。 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14部电台，其中5部配属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军委二局，由曾希圣、钱壮飞负责使用。 
长征期间，红军在情报搜集方面总体上占优势，特别是能够破译敌军电台的密电码。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毛泽东、周恩来等非常重视情报工作。用今天的话说，出奇制胜、用兵如神靠的是“信息优势”。红军情报来源主要靠无线电台的侦听破译，这在当时堪称“高技术”。早在毛泽东等领导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红军就培养了大批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长征的军委二局干部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都是掌握破译技能的高技术人才。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的“信息优势”发挥了特殊作用。通过侦听和破译，红军掌握了敌人的最高机密，对其相当一部分军事行动计划、作战部署了如指掌，因此才能在云贵川军阀和中央军的重兵围堵的空隙中穿插往返，如鱼得水。毛泽东称赞，有了军委二局提供的情报，红军就如同“打着灯笼走夜路”。 而国民党军主要靠飞机侦察，但四渡赤水期间，贵州恰好是春雨绵绵的季节，再加上红军常常夜行晓宿，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犹如盲人摸象，一次又一次判断和指挥失误。这种敌在明处、我在暗处的有利态势，使毛泽东在指挥上游刃有余，能够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 四渡赤水后，为调动向我猛追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周恩来根据蒋介石常常越级指挥的特点，批准军委二局利用我军掌握的敌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直接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命令两部主力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前进，协同孙渡纵队堵截红军“西窜”。周、吴纵队果然听从毛泽东调遣，红军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军决战，赢得南渡乌江的宝贵时间。除佯装主力、在乌江以北吸引敌人主力的第9军团，中央红军于3月31日全部顺利渡过乌江。 
第四“奇”：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挫折磨难中扭转危局 毛泽东在指挥四渡赤水过程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能够在挫折磨难中扭转危局。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遭受了三次重大挫折。 第一次挫折是土城战斗（亦称青杠坡战斗）失利。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这一仗没打好，也可以说是个败仗。原因主要是对敌军兵力数量侦察有误，对川军战斗力特别是敌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的情况估计不足。另外，在兵力部署和地形利用上也有问题，红军没有占领控制制高点的主要山头。据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对青杠坡战场遗址实地考察，青杠坡为峡谷地带，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形成反包围，使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等决定立即突围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尔后再相机行事，由此拉开四渡赤水的序幕。土城战斗失利后，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的博古嘲讽说：“看来狭隘的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在挫折面前，毛泽东坦率地承认土城战斗是一个败仗，并认真总结教训。不久，毛泽东等即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 第二次挫折是打鼓新场（简称“新场”）之争，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不被接受，反而被撤职。此事发生在二渡赤水后。中央红军重占遵义，毛泽东威信大增，1935年3月4日被中央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与朱德一起负责前线指挥。但在3月11日夜围绕讨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的20多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1人反对。他认为此战难以速胜，战事一开必成攻坚战，还有滇军3个旅正向新场运动。但会议上毛泽东没能说服大家，还被撤销了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在关系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计个人荣辱，当夜到1千米外的周恩来住处继续做说服工作，要求将打新场的命令迟一些发。深夜3时许，军委二局几份敌情电报送到周恩来处，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几路敌军正在向新场集结，如果红军进攻新场，将遭到川军、滇军和中央军的侧背夹击。第二天早晨，周恩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撤销攻打新场的命令。 第三次挫折是茅台附近的鲁班场战斗。中革军委于3月14日21时至翌日2时，接连发出4道命令，要求野战军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转变整个战局a。战斗于3月15日7时许开始。周浑元纵队3个师聚集一团，依托碉堡工事和鲁班场易守难攻的地势拼命顽抗。双方激战至傍晚，形成对峙状态。蒋介石一面令周浑元固守待援，一面令多支部队迅速向鲁班场推进。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依然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策略，果断改变原作战计划，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转兵西进，从茅台等渡口三渡赤水。此战，红军牺牲480多人，歼敌1000多人。由此看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是在进行了一次没有打好的苦战之后，迅速摆脱强敌的行动。看似被动，实质主动——就在这渡来渡去、忽东忽西的迂回曲折中，逐步完成调动强敌、摆脱强敌的战略任务。 正视自己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对红军四渡赤水，滇军说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是“神出鬼没”；黔军认为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国民党中央军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一直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吴奇伟坐在乌江边上大哭：“我也不过江了，就在此死了算了！”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这些当年红军敌手们的切肤之痛和“肺腑之言”，生动地证实了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是何等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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