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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四次渡过赤水的经过和毛泽东的主要活动可以看出，每次渡河的情况、目的各不相同，并非如质疑者所言，都是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渡赤水是因土城之战失利使北上渡江方针遭受挫折，而不得不西渡以避川军锋芒，但是，也正是由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才避免了更大损失，并为下一步机动争取了时间和空间。二渡赤水则是在蒋介石驱动各路敌军向川南集结，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的情况下采取的主动行动，跳出包围而重入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取得娄山关和遵义大捷。三渡、四渡赤水是为实现同一目标采取的虚实相间的两个步骤：三渡是“虚”，意在敌人完成在遵义、鸭溪地域的合围前，把敌军再次引向四川，其中调动滇军是重点；四渡是“实”，以红九军团的佯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突破遵义、仁怀封锁线，南渡乌江，把追堵之敌甩在身后，从而获得真正的主动。 红军从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的转化，只能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通过争取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来逐步达成。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红军军事指挥体制中，毛泽东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土城之战陷入僵持后，是他提出红军主动撤出战斗，退向赤水以西地区。在扎西，是他总结了土城一战的教训，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亲自部署和指挥娄山关战斗和二占遵义。他权衡利害，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率领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到四川绕一个圈”，实现了调动滇军的目的，跳出敌人的包围，为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创造了条件。从第一次到第四次渡赤水，历时凡 53天，毛泽东指挥红军不断变换作战方向，纵横往还于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穿插迂回于赤水河两岸，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紧密衔接，环环相扣，共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甩开了敌人 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充分体现了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与博古、李德硬往敌人刀锋上碰、朝蒋介石的包围圈里钻的战法判若云泥。负责战役战斗具体组织实施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对此深有体会，他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刘伯承所指的，正是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过程。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各级指挥员出于对红军前途的强烈责任感，在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和军委的决定和命令时，也勇于建言，提出的许多正确建议，如 2月 7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关于转向扎西进行整编的建议、2月 25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关于以迅速动作歼灭黑神庙黔军守敌的建议、3月25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关于转向东南乌江流域的建议、4月 13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关于野战军迅速渡过北盘江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渡部作战的建议、4月 25日林彪关于先敌占领东川、渡过金沙江向川西北前进的建议，都得到了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采纳或吸收，对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产生了积极作用。所以，周恩来说：“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被消灭，而能渡过长征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以及一、三军团骨干的努力。” 三、亲历者高度评价毛泽东在部署、指挥四渡赤水战役中的关键作用 毛泽东是在遵义会议上重新进入党和红军最高决策层的。在这个决策层中，除了毛泽东，还有周恩来、张闻天、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等。苟坝会议后中央层面负责军事指挥的主要是三人小组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担任红军总司令和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他们都曾在不同场合谈到过四渡赤水战役的历史，并高度评价毛泽东在部署、指挥战役中的关键作用。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被委托为“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他充分尊重、信任与支持毛泽东关于作战指挥的意见，对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权威产生了重要作用。战役进行期间，毛泽东采用的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战法极大地迷惑和调动了敌人，但也有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此不理解。周恩来坚定地拥护军委的重大决策，他参与了所有重要作战行动的部署和指挥。1935年 5月，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了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了敌人，胜利渡过了金沙江。30多年后，周恩来在回顾四渡赤水战役的经过时又说：“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 从井冈山会师起，朱德就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朱德在遵义会议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提出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二渡赤水前，他对红一军团一部分指战员发表讲话说：“大家记得六年前毛泽东同志和我带领三千多人下山，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战争，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扩大了十几万红军，建立了二百多万人口的根据地。现在全军还有三万多人，比井冈山时多十倍，还怕什么？”“现在是过了大年又立春，是'柳暗花明又一“春” ’的好时光，我把'村’字改为'春’字，表示红军有新的生机，因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又到红军指挥战斗了，下一仗一定能打赢的！” 张闻天、王稼祥是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认识较早的领导人，他们与毛泽东一道对博古、李德错误指挥进行斗争。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两人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后来张闻天不止一次地说过：“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主席行。”王稼祥曾这样称誉毛泽东对长征胜利的贡献：“要有卓绝的指挥艺术和政治团结力，才能率领数万红军经过雪山草地，在前后左右天上地上都有强大敌人之截击追击堵击的条件下，完成战争史上空前未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曾参加遵义会议并亲历四渡赤水，后赴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陈云，写下了关于四渡赤水战役的详尽记录。他在1935年秋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对二渡赤水这样记载：“赤军原定计划本拟由威信继续西进，渡过牛栏江而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后，忽然又向东回，恐系当时局势不能过江，故不冒险。但赤军之忽然折回黔北，确出川黔军队意料之外。川军本在北面与赤军并行向西追击，以便迅速驰赴江边扼阻。而赤军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赤军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娄山关。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当时担任军团领导人的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何长工等，也分别表达了对毛泽东高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的由衷敬佩。彭德怀说：“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敌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于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杨尚昆说：“遵义会议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中起了转捩的作用，……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它的最大的功劳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四渡赤水确实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时，敌军集中了四五十万人，红军只有 3.5万人，力量悬殊。红军又处在没有根据地而且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今天过河西，不几天又回河东，加上春雨连绵，敌机空袭，部队经常夜行军，吃不好，睡不好，以致怪话很多。但是，毛主席心中有数，就是和敌人打圈圈，让他们捉摸不定红军的行踪，终于把他们甩掉。”聂荣臻说：“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何长工说：“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由于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蒋介石的前堵后追，妄图一举歼灭红军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不得不由我们牵着鼻子转。”留下这些回忆的人，当时要么是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最高决策层的重要成员，要么是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都直接参与了四渡赤水战役中重要军事行动的决策与实施。作为这一重要战役的亲历者和知情者，他们的看法反映了全军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关键性战役，把遵义会议关于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大决策付诸作战实践，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毛泽东作为四渡赤水战役的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在周恩来、朱德等的协助下，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指挥中央红军采用灵活多变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不断变化作战方向和作战目标，“走”“打”结合，往返穿插，声东击西，与十倍于己的敌军巧妙周旋，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把战略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的手里。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所指出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红军则处处主动。从 1月末到 3月下旬，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至 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孙子兵法》云：“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遵义会议后，重新回到党和红军主要领导岗位的毛泽东，以驾驭复杂战局的卓越才能和出神入化、变幻莫测的指挥艺术，制敌而不制于敌，指挥中央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一举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保存了党和红军的中坚力量，成功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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