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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地理学协会（Geographical Association）年会在剑桥举办，年会主题为“地理学的未来发展”。哈尔福德·麦金德向年会递送了以“全球地理”为主题的文章，约翰·迈雷斯和赫伯特·弗勒也提交了论文。上述三篇文章被《地理学》（Geography）收录，现全文译出。原文见《地理学》第28卷第3期 （1943年9月），第69-77页。 ∗∗翻译：余先发，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言 1943年8月，在剑桥举行的协会年会上，设置专门会议在较广泛层面上讨论了地理学当前和未来的发展。不幸的是，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未能出席，但他发来了以“全球地理”为主题的文章。约翰·迈雷斯爵士[1]和秘书长阁下[2]也提交了相关论文。现将三篇文章依次完整刊载于此。 一 本部分作者为哈尔福德·麦金德( Halford John Mackinder) 我向在剑桥举办的关于“地理学的未来发展”研讨会投送的这个摘要是我在埃克塞特演讲的后记，已在1942年12月发行的《地理学》上出版。 我们国家理性的地理教育肇始于两方面。一个世纪前，在萨克雷（Thackeray）写到平克顿女校（Miss Pinkerton’s academy）时 , 他提到年轻人经常被很好地教授“如何使用地球仪”。[3] 一代人之后 , 赫胥黎（Huxley）出版了《自然地理学》[4], 令人钦佩地第一次概述了“自然研究”，他在其中以我们的家，也即以地球上某点周围为例， 将各种科学知识关联起来。我们过去半个世纪的教学建基于“自然区域”这一概念，它介于点和全球之间。它试图在宏观而又适用的空间中将各种现象的分布关联起来。然而，不能——也不可能——准确划定这样的空间，因为它们的边界必然是基于不同标准的界限间的折中区域。“自然” 一词曾被用来标明它们与政治国家和行政区划 （因传统而形成的）精确边界的对比与不同。 难道现在不是应该起码将我们中学阶段的教育建立在全球视野上吗？从诸方面来说，现在整个行星表面不就是一块“自然”区域 吗？而且作为一个封闭的区域，其优势在于对诸多范式秩序的准确比较成为可能。地理学先驱的工作已经完成，随后的政治占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以至于每一平方英里的无主土地都已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二战正在进行，敌人声称其目标是获取生存空间（lebensraum）。我们政治家的决定是以全球价值观为基础的，例如头等大事一直都是确定我们在欧洲或太平洋战场的攻势。即使在规划战后和平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即使两极地区有“大圆”（great circle）航线，飞行员也提出了十字交叉（criss-crossing）构想，以及一个国际会议基于对世界粮食生产的预估而考虑了全人类的配给问题。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一门又一门的学科已经达到了全球哲学意义上的一般化普适阶段 （《牛津词典》写道，哲学“研究事物最普遍的原理和原因”）。例如，将地球物理学和地貌学理论的改变视为是地壳均衡说和放射性活动理论得到普遍接受的结果——这引出了诸如大陆漂移、海床交替扩张和收缩之类的启发性假说，孕育了环太平洋山脉和贯穿亚洲和东非的大裂谷。 在去年埃克塞特的会议上，我冒昧地提出了我们行星表面的六大成分：土地、水、空气、光、生命和思想。我现在以全球性术语重新命名它们：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光圈、生物圈和意识圈。光化波和照亮光球的光能来源相同，光化波在生物圈中起着构建植物蛋白的作用；并且电磁波可能很快就会提供一种类似于神经系统的东西，将20亿各有意识的人类思想与激励我们想象和行动的主大脑中心连接起来。这个意识圈中的类比并不完全是荒诞的，因为当活人的眼睛突然受到光线刺激时，生理学家不是探测到了沿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的电流吗？前五个圈的形成经历了数亿年，但第六个圈，即意识圈，仅仅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就已在全球连为一体。 在埃克塞特，我谈到，地理学是以某种单一的技艺为根基的，其权威仅仅来源于哲学，其目的是培养开阔的视野，并为行动中的合理判断提供价值基础。诚然，就研究或工业应用的标准而言，人不可能在学科知识上无所不知。然而，如果有一门学科是在实践中习得的，有一门语言达到了学术水平，那么经过如此训练的人们就可能跟上文化的普遍进步。引导初生的民主通过原生文化的礁石和浅滩，无疑与习得新知识一样值得一生奉献。 最后，请允许我简要介绍一种全球性的地理教学方法，供大家参考。在规划一种覆盖全球表面自然区域的对称安排上，曾经有过一些英勇的努力，但据我所知，都没有获得普遍认可。在边界问题上达成妥协总是不容易。我的计划是放弃本土外的这些区域，并更换中心据点以求具象化和理性化的眼睛从每一点都能扫过逐渐扩大的区域，直到视野最终覆盖全世界表面，即该区域将是全球性的。这一思维阶段的准备工作将是对每项活动进行一系列的全球研究，包括在地球仪上进行描绘物理或人类全球活动特征和（或）过程图案的投影。它将是所有这些在由中心据点扩散而成区域的最后阶段受到研究的所有图案的完整综合体。我们在过去半个世纪所知晓的区域方法的逻辑可按如下顺序陈述：“本土、区域、全球”。 二 本部分作者为约翰·迈雷斯 (John Linton Myres) 当1942年我们协会在埃克塞特开会时，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关于地理学的目标和方法的问题摆在默里[5]院长面前，并且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协会仍在世的创始人和忠实的朋友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给出了振聋发聩的回答，他如此赤诚的表白为人们所谨记。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因此，我没有必要就此再赘述。如果我能有所补充的话，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尤其是在我研究了他今天的闭幕致辞后。 但作为一名地理历史学家，而非历史地理学家，我首先要强调的是在埃克塞特的演进行至末尾时提到的要点——地理学以人为本的功用，它在人文学科和哲学中的地位——然后略微着墨对其进行阐述，因为我担心它仍然偶尔被误解。 哈尔福德爵士提醒我们，“地球表面由土地、水、空气、光生命和思想组成。”这听起来像是巴比伦式的宇宙论；它是希腊自然哲学的基础，正是因为“思想”（mind），并且经由对希腊词汇“自然”（physics）的意义进行极端去希腊化的限缩，地理学才能由过去所谓的“地相学”发展而来。受教育不足的博物学家用“生物学”一词来指称意识阈下对生命的研究，这是一场灾难。希腊语中“生物圈”（bios）特指有意识和理性的人类生活范畴，这与动植物中“生命”（zoë）营养和感知的意涵对比鲜明。并且作为地理学家而言，这种误用以及由不熟悉“政治学”——教会教义所称的“我对邻居的责任”的研究——真正意义的人捍造的企图取而代之的拙劣词汇“社会学”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问题。区域划分已成为地理学的主要职能之一。 在此，也仅在此，在精神（mind）——或者用地理语言来说心智（minds）——与从自然界到动物界的外部环境现实的互动关联中，我们在自然因素的影响以及人类选择的行为两方面都有所经历和抵近。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方面，它们能长存于记忆中，哪怕是直接经验随岁月而消逝后。同时，作为地理学家，由于不能在地图上规划生活，我必须着眼于人的生存。相较某座山或某片红树林的自然长存性而言，从更为本质的意义上说，它们建构了过去所谓人类生活的“控制”——在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是无意识活动的本能和习惯之上形成的记忆和传统——中最为强大的部分。就有形的纪念遗迹而言，只有人才会追索和回应“你说这些石头有什么价值呢？”这一问题。 然而，人类思想的特性是：就一切有意识地记住的事物而言，它们能或多或少地完全脱离自然环境和记忆遗产而决策和行动。不论好坏善恶，人们会背弃他们的过去、忘却自身的历史印记、改写自身的法律和历史，哪怕可能因忤逆过往的旁证（circumstantial evidence） 而被判有罪——事实上这是肯定的。 这种旁证，也就是环境证据，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研究的共同基础和材料。但是他们从相反的角度来研究它。从一般意义上讲，历史只是历史科学的一门，而历史科学同（例如） 天文学和地质学一样，涉及事件在时间上的顺序和联系。而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学也只是地理科学的一门，它研究物体和事件在空间上的位置和关系，它也如地质学和天文学一样关乎矿工和航海家。如我们所见对人而言，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是人们的记忆以及人们经由对自身记忆进行记录并与他人记忆进行关联而形成的图形作品，使地理成为可能的是人的流动性以及人们为记录自身活动并与他人活动，也就是迁徙，进行关联而形成的制图技艺。地理学家首要和基本的问题是：“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 这也许只是地理学家在地图上自我表达的老套真理的另一种方式：但他们呈现的地图，不仅是静态的点的分布排列，而且是动态的方位——不仅是运动（movement），也是努力 （effort）和注意力（attention）的方位——的组合。 朝这样的方向迈进是否值得人们花时间，或者是否有人已经这样做过，这与钻石的地图分布之于不需要钻石的人一样无关紧要。此外，当你克服或穿越自然的障碍后，它就不再是阻碍；并且如果没有人尝试去努力的话，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障碍。 经由地图，地理学家获得了其所受训练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与任何其他演说中思想的阐释者一样，历史学家对他“文风”（style）——希腊评论家称之为“说”（speaking），罗马作家则以“说出来”（speaking out）这一语词相称——的意涵了然于心，其结果是赋予特定事物以适当形式。在与其他学科共同的话语基础上，地理学家具有自己的文字风格，并且你可能已经觉察到所有伟大的地理学家都是文体大师。但就像音乐家和数学家一样，地理学家也有专属于自己学科的符号。他在地图中揭示地理观念和地理现实，尽善尽美的地理风格在他的地图作品中美妙绝伦。尽管艰苦实践能实现制图标准的统一，但没有谁的地图风格是一样的。并且如音乐和其他艺术一样，地理学也有很多优秀的、风格不一的制图学派。我们不可因一叶而障目，不必非要找寻最杰出的。相反，一张糟糕的地图在地理学上是失败的。作为严厉的审查员，我希望更多人因为糟糕的地图和根本不画地图而被淘汰，就像他们因为文盲而被其他学科淘汰一样。 地图和语词描述还有一个关乎教育根基的共同点。我们的目标是客观、真实地呈现我们的所见所知。但我们认识到，每一幅地图在用途和构造上都有赖于其投影，而任何投影都不可能与现实或任何其他投影完全一致。语词描述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力求客观，但我们每个人都有也应该有投射在内心方格图上的事实和观念；还要认识到，不论在性格和训练上如何精心构建，这种心理投射也不过是我们认知客体的一种近似，并且无论我们如何处心积虑地调整自身“观点”，每一个地理学家的心理投射都各不相同。 这种所有地理知识中的必然状况赋予地图以价值，地图由此可以确定失真的原因和数量。它使制图学成为个体经验、判断的标准和协调器；它使地理学家比历史学家具有显著优势，因为历史学家没有类似的手段，而历史学的图表必须借助于制图技术。另一方面，我们地理学家也能从历史学家的文学技艺中学到一些东西。有人说：“读书使人充实，写作使人精确。”我认为，我们地理学家，尤其是那些成长中的地理学家，在写作上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写作不一定是为了发表——如果重写已出版的作品的话，很多都会写得更好——而是为了练习思维和语言的清晰性。这种训练性的写作需要时间，但磨刀不误砍柴工，最好是先读一些写得很好的东西并在一段时间后进行严格修改。英语地理作品风格高雅与所有英语著作一样，它正处于切实的危险之中。我们地理学家务必要留心，地理学不能成为如诸多科学作品那样不善文辞的研究。我们责无旁贷，因为其他人不掌握以地理英语为载体的地理知识。不可避免的是，地理学家的许多阅读材料都是临时仓促编写的报告和公报，并且往往是非文字的。因此，更有必要重温探险的伟大叙事，重温地理综合的经典。我们不可能都到遥远的地方去旅行，也不会探索一个杳无人迹的国度，并且那些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成为“游客的家园”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我们有两种补救方法。一种是随伟大的旅行家进行文字探险以研习他们的视野和发现——因为我们的科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以及他们的文学技艺；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另一种补救方法是国内旅行，即我花园周围的旅行（the Voyage autour de mon jardin.）。如果不能远行、就要把握住眼前这片自己的土地。并且要谨记，对我们的年轻一代来说，英格兰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但他们在旅行中能亲眼所见、能受到严密的观察训练并敏于阅读和理解这片土地。即使在之前的战争——当时的军事训练随性而流于形式——结束后，这种视野也刻骨铭心，是教师的天赐之物。很快，现在这样的班级和学生都将消逝不见，除非我们抓住这一机会，（和他们一道）将这种山水情怀融入我们人民的日常传统。在我们协会成立50周年之际，使我国的地理学配置适于地理学家是我们的责任、使命和特殊义务。春种秋收，集腋成裘，我们若有所准备并成功迈出那一步，地理学是个“好东西”的消息就会不胫而走。 我在地理阐释的技艺上花了一些时间，不仅因为它是地理思想最可靠的试金石，也是因为我们地理学家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扮演重要角色，我们必须把地理学作为一门技艺和一门科学来对待。过去几天又赢得了一个加以维持和巩固即可作为前哨基地的战术堡垒西里尔·诺伍德[6]（Cyril Norwood）爵士的中学课程和考试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01-104页）中采纳了一项关于地理教学的看法和建议，这对地理学家是极大的鼓舞。 该报告的重要意义在于以下两个确证。一是认为地理训练是优秀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知识”，是终身的而不能太早开始；二是它不仅涉及自然科学揭示和解释的外部地理区域，也关涉历史学、经济学和公共事务所阐明的与外部世界互动关联的人类本性。正如最近雄辩地重申的那样，所观察到的引发“人的堕落”（Fall of Man）和“原罪”（Original Sin） 教义的历史现实是彼时人类在吃掉“知识之树”（Tree of Knowledge）后破坏性地利用其不完全信息和选择自由的漫长历史时期的回溯；并且每一个这样的选择都是在如地理学家全力思考和分析的外部地区展望中作出的。同样，任何“人类发展”（Ascent of Man）的教义都是建立在进步事实——不仅包括物质便利，还有作为善意和正确选择必要前提的结果意识——的历史和地区实践之上的。因为就历史和地理而言，“凡事都有希冀，惟有人是卑劣的”并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普遍的。 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希腊主义、犹太主义和其他文化传统的哲学，它们都声称是超越地域的。我不会提出普遍性的东西，只是冒昧地提请地理学家注意旧大陆希腊主义唯一真正敌手的前景，以及在通俗史中，将古老波斯仅仅描绘为希腊的手下败将是一场灾难。亚历山大不这么看。在琐罗亚斯德[7]（Zoroaster）的语境下，当我们说“天堂”是人的完美世界时，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天堂是一个波斯词汇，意为人类合理利用的原生自然，人类修剪林木，以谷物取代禾草、家畜取代鹿和山羊，野蛮人受训于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的奴仆而——如希罗多德所述——“骑马、射箭和讲真话”。骑马是为了赢得大自然最高贵的馈赠；射箭是为了消灭一切邪恶的东西和国王的敌人；而要说真话，你就必须领悟关于外在自然、周遭人类以及内在自身的真理。这是运动员、绅士和地理学家信仰的表白和生活的准则。 三 本部分作者为赫伯特·弗勒 (Herbert John Fleure) 在回顾地理学思潮时，我们不要局限于那些所谓的地理学家。在我看来，达尔文的著作名列对我们思想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其对诸多其他学科的影响也是如此。他不只是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奠基人，他还使人们认识到：生物和其所处的环境是在巨大的变化潮流中交织在一起的，并且在这一潮流中，它们日渐相互影响、相互改变。人及其行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适用于自然的东西通常也适用于人。但要明白，我们不可能像研究动物和植物那样完全客观地研究人类及其环境。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多面性。老子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此，我们和我们的历史学、地质学同行可以互相补充彼此的真理观，并且我们的职责往往是努力将它们综合起来。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关注某些自身直接观察而得的第一手材料，否则我们就会退化为汇编员。此外，我们务必要明白，认识和阐述区域背景下社会生活的模式和趋势是我们的特殊使命；地图是我们自己的工具，由于它是展示动态变化和静态环境的利器，我们可以使它越来越高效，可以在阐释中运用地图。 因为人基本是社会性的，所以社会与我们关联颇深。缅甸对其1500万人民及他们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或许超过了其对大米出口的重要性，尽管后者也很有价值。正是在社会中，个性才得到了发展，孕育了先知，也造就了剥削者。也正是社会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思想多维发展的线索，自始至终改变着人类和环境。 很久以前，在从轮廓鲜明的索尔兹伯里陵地到沿科茨沃尔德、奇尔特恩、北部及南部丘陵、黑色山丘和曼迪普斯山绵延的山脊或山路上，我们的先辈曾俯瞰如五月里低地林木叶子那么翠绿、如十一月的叶子那般金红的海洋，他们将五朔节（May Day）和万灵节（All Souls）这样的庆典传诸后世。我们的文明在衰落，伦敦已取代索尔兹伯里成为大都会；它那令人沉醉的街灯，让许多人忘却了旧时绿色和金色的荣耀。 再说一遍，现在我们已看不到兰格伦[8]曾经所见的那片全是人的美丽田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藩篱，几乎没有充裕的人力以满足国家的需要。我们所处的世界风云变幻，如果我们保持学习，我们或许还能不落后于时代。历史并非当时情况的最优解，而主要是第二或第三选择。制度经常导向明确的解决方案，而非主要关注降低生活和福利成本的调整策略。计划往往挂一漏万、忽视隐形要素，从而时效性不足！ 我清楚地记得，随着水力发电和内燃机的出现，国际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铁路的份额下跌，朗达地区走出了阴影，商业和政治权力的新格局已经涌现并将不断洗牌。我们也许不久就会看到制造用的水力发电和运输用的内燃机的共同影响，那时苏黎世就能够通过飞机牵引的轮式列车出口其高级工程产品。变革无处不在。这些若隐若现的影响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17世纪，荷兰工程师在贯穿普鲁士平原东西的冰蚀谷上开凿了条条运河，最终将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及波兰与汉堡通过水路联系起来。起初，这是腓特烈二世入侵的诱因之一。并且其影响深远，当荒地地主通过播撒土豆、甜菜等农作物而摇身一变成为容克新贵时，这种影响得到了强化。当今的战争企图侵略更远的地方，把压迫和剥削贯彻得淋漓尽致。我们至少要明白，我们面对的不是暂时的例外。如果我们在绘制地图上更有作为的话，我们也许不仅能帮助更多人意识到文明所面临的危险，而且能使他们更全面地理解侵略的过程和目标。 如何发现和阐述社会生活的模式及其变化趋势是研究和实验的课题。许多人在研究人口变化时都试图这样做，他们是对的。因为我毫不怀疑，出生率是历史最重要的因素，它忽高忽低，与社会形态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任何在斯拉夫、罗马尼亚或东方的农民社区、缺乏一技之长的城市工人社区和伦敦富裕的郊区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看到这点。我们的地图必须是动态的，我们的地理学也是如此。 在研究某个不论是我们自身的或者任何其他的区域时，我们有时往往只局限于该区域，然而影响该区域的要素可能正逼近其边界。坦克和战机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发生在法国国境之外，但它在1940年却使这个欧洲历史上的伟大国家因此而殒命。 我们必须设法从尽可能多的角度——不仅仅是自然地理和经济产品，还有艺术和宗教、家庭和社区生活——来认识世界。我们还必须看到世界形势风云变幻。放眼全球，这个风谲云诡的世界就是我们的教区。如果我们谨记这一愿景、敢想敢为的话，我们就能全力以赴达至约翰·迈雷斯爵士所祈求的那种表达技艺。这被富有想象力而又风格多样的地理学家卓越地践行着，其中我可以列举出维达尔·白兰士[9]、冯·李希霍芬[10]、乔治·亚当·史密斯[11]以及我国的休·罗伯特·密尔[12]和哈尔福德·麦金德。 后记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格拉斯哥大学的亚瑟·特鲁曼[13]教授在《科学与未来》中提出了一个广受欢迎的倡议，即将从地质学到其他科学，再到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以地理学为中心进行组合，从而实现研究的统一联合。 〔1〕约翰·迈雷斯（John Linton Myres，1869-1954 年），英国考古学家。他曾分别在牛津大学、利物浦大学讲授古代历史和古代地理。——译者注 〔2〕赫伯特·弗勒（Herbert John Fleure，1877-1969 年），英国动物学家、地理学家。他于 1936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会员，他曾任地理协会（The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GA）秘书、《地理学》（Geography）杂志编辑。——译者注 〔3〕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 年），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其父亲长期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小说家，因长篇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而声于世，小说主人公蓓基·夏泼和爱米丽亚·赛特曾就读于平克顿女校。——译者注 〔4〕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 年），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教育家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支持者，自称“达尔文斗犬”。此处《自然地理学》（Physiography）全称是《自然地理学:自然研究导论》（Physio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Nature）。——译者注 〔5〕约翰·默里（John Murray，1879-1964 年），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大学行政人员。在数年的政治生涯之后，默里又回到了教育界。他从1926年至1951年任英格兰西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the South West of England）院长。——译者注 〔6〕西里尔·诺伍德（Cyril Norwood，1875-1956），英国教育家，曾任哈罗公学校长和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等职务。——译者注 〔7〕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也被称为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学界对其生平没有共识。他是古伊朗的先知、精神领袖和伦理哲学家，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又被称为拜火教、袄教，是现存最古老的宗教之一。琐罗亚斯德教奉行一神论信仰，核心是善与恶的二元宇宙论以及恶终将毁灭的末世论。琐罗亚斯德教倡导的弥赛亚主义、死后审判、天堂和地狱、自由意志等对包括第二圣殿犹太教、诺斯替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译者注 〔8〕威廉·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1332-1386），中世纪英格兰诗人。——译者注 〔9〕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法国地理学家、法国近代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莫基人。他致力于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研究，认为特定地区的生活方式是该地区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心理特征的反映。他曾在大学长期任教。一一译者注 〔10〕冯·李希霍芬（von Richtofen，1833-1905），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被誉为“地貌学之父”。早年从事欧洲区域地质调查，并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地理。——译者注 〔11〕乔治·亚当·史密斯（George Adam Smith，1856-1942），苏格兰神学家。他于1916年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院士，同年受封为爵士。1917 年，他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会员。——译者注 〔12〕休·罗伯特·密尔（Hugh Robert Mill，1861-1950），苏格兰地理学家、气象学家。他在地理学教学改革和气象学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他曾于 1907 年至1908 年任英国皇家气象学会（The Rov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 主席。——译者注 〔13〕亚瑟·特鲁曼（Arthur Elijah Trueman，1894-1956），英国地质学家。他曾获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KBE），是英国皇家学会（The Roval Society）和爱丁堡皇家学会（The RovalSociety of Edinburgh）会员，并于1945年至1947 年任地质学会（The Geological Society）主席。他从 1937 年至 1946 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地质学。——译者注 《政治与法律评论》介绍  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形塑了我们的法律制度，也形塑了我们的法律思考模式。无论是对普遍性的宣扬，还是对特殊性的强调，都需要我们对全球化的性质和结果以及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命运有透彻的理解和深切的体悟。 《政治与法律评论》并非关于“法律与政治”的交叉学科刊物。我们关心的不是学科，而是问题。我们一方面希望从政治哲学的整全视角思考法律，从而在技术化的时代恢复对政治问题的严肃讨论，以对在全球化时代下的中国命运进行尝试性解读；另一方面，更希望通过法律与公共政策的视角，激活法学专业内部的互相对话，克服目前部门法中遮蔽政治思考的专业化倾向，把专业化的思考和政治思考结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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