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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 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人紧急来信，缉捕室来搜查会场，代表们临时搬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发消息的人，正是金家凤。 毛泽东还曾经给了他一支“西飞利”牌自来水笔的奖励，后来，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我看到从来没有哭过的父亲红着眼睛，非常沮丧。他在我身边小声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我的事可能再也不会清楚了。 前两次被捕：反对北洋军阀 金家凤，1903年生于苏州吴县。 父亲金恩燮是当地同盟会的负责人。“爷爷金恩燮后来把父亲送到上海南洋附中接受新的教育，所以父亲很早就接触了新思想、新文化，加入了反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洪流。  杨庆章说：“1919年4月，父亲和侯绍裘(中国共产党苏州独立支部创始人之一)等人一起策划，企图用炸弹暗杀当时担任淞沪护军使的军阀何丰林。 因为意外泄露，几个同学被逮捕，之后经过很多努力，父亲们都保释了。” 中国共产党的顺利创立，离不开金家凤功劳。 1919年，金家凤在上海认识陈独秀，随后开始了革命活动。 次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8人担任发起人，21岁的俞秀松担任书记，17岁的金家凤担任团务。 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陈独秀在筹备建党活动中遇到了经济困难。金家凤知道后，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需要一笔钱“去法国留学”。乔松母亲信以为真，设法筹集了6000块银元，分批寄往上海。按照当时的物价，100块银元是京郊一家五口的最低生活费，6000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为了让家里人相信他去了法国读书，父亲决定离开上海去离家更远的北平读书。陈独秀亲自给北大的蔡元培、李大钊写信，介绍金家凤到北大读书。 1923年，金家凤协助李大钊、李石曾在北京组织“首都裁兵大会”，被北洋政府通缉。金家凤被调往安徽，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不久金家凤回京，李大钊让金家凤带一封信从津浦到武汉交给陈独秀，不料途经南京时被军阀孙传芳的军警盯上，金家凤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后被颜惠卿、胡适等人保释，回苏州休养。  后来李大钊被杀。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也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金家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金家凤带着妻子毛一鸣到南京找蔡元培，蔡元培任命他为教育部图书馆馆长。再后来，金家凤加入了汪精卫等人发起的反蒋活动。抗战爆发后，金家凤辗转长沙、重庆。 第三次被捕：打入汪伪政府，被日军怀疑 1939年，金家凤在重庆认识了中共地下特工傅大庆。傅大庆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通过傅大庆，金家凤和党组织重新联系上了。 1940年，时任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找到金家凤，说“日军的军事情况和日本国内的情况需要有人了解，周恩来也提出要派人去了解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各政党的情况”，问金家凤愿不愿意去。金不置可否。他通过傅大庆向周恩来汇报了此事。周恩来回答说：“我和张群讨论过了。如果你同意，我就派傅大庆和你一起去。” 当时国共两党已经达成抗日统一战线。经过一番考虑，金家凤同意到“汪伪政府”工作。临行前，他把和李济深的副本交给了战地党政委员会。金家凤从重庆回到上海，被汪伪政府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成为人民眼中的“汉奸”。  “根据现有材料，金家凤当时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在汪伪政府内部开展情报工作；二是关注日本民间的动向，努力推动日本民主进步人士的反战活动。” 后来的事件也证实了他的情报工作与这两方面有关。1941年1月，金家凤随丁默村访日。作为即将成为运输公司中国经理的人，金家凤接触了日本社会党和其他公共党成员，以及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如岛田正雄。 回到上海后，金家凤和傅大庆约好在上海国际饭店见面，汇报他们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不久，傅大庆另有任务离开上海，潘汉年让他的助手张建亮(化名华克志)与金家凤取得联系。 1943年夏，金家凤组织了一次时事研讨会。杨庆章说，研讨会需要的电报都是汪伪总部的电台收集来的，每隔几天由电台发出，有时金家凤也会派人去取。金家凤看了电报后，联系中共地下人员带走。“他也让他大哥金清平去取或发这封电报。他还特意让大哥在短时间内学会骑自行车，以便随时拿到特勤站汇总的电报。”杨庆章说。 1945年，金清平加入中国共产党。金家凤与中共的频繁接触引起了日军的怀疑。1945年4月，日军以“通重庆”的罪名逮捕了金家凤，并押往苏州政治犯监狱，这是他第三次入狱。  几个月后，日本宣布投降，金家凤被释放。出狱后在上海海通安海运有限公司工作，抗战胜利后，金家凤很快接到张建亮转来的潘汉年的指示：退守香港，与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系，配合平叛和统战工作。金家凤改名为“费君忍”并以做运输生意为幌子，与各派人士接触。  据杨庆章介绍，1950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并迅速占领朝鲜北部地区。中共中央政治局相继召开会议，研究对策。金家凤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美国政府已授权麦克阿瑟越境“追击”，于是他写信给毛泽东，并通过张建亮尽快报告了这一情况。  “当时他是香港一家船务公司的经理，可以接触到不同派系的人，但他从来不告诉我们信息的来源。”杨庆章说。这些信息对“抗美援朝”决策意义重大。事后，张建亮送给他一支“西飞利”牌自来水笔，说是毛泽东给他的奖励。  受突发案件牵连：第四次入狱 周恩来去世的时候，父亲的眼睛红肿：“我的事可能永远也不会清楚了。” 金家凤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先后在国民党政府和汪精卫伪政权担任要职。所以，在外人看来，他的政治关系很复杂。其实不仅是外人，连家人都不了解金家凤。杨庆章说，抗战期间，他的家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因为他父亲从来没有提过他工作的事情。后来我见他与国民党和王伪政客接触，都怀疑金家凤“叛变”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几乎从不和我们谈论工作。小时候，我经常看见他在一张很小的纸条上写字。字体很小。他有时候拿着放大镜写字，从来不让我们去看。写完后，他把它卷成细条藏在身体里，非常神秘。杨庆章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父亲复杂的政治身份，我家吃了很多苦，我们和父亲的关系长期不好。 但杨庆章曾听父亲说过：“我之所以去上海参加汪伪政府，是有人派我去的，所有的见证人都在。这件事以后肯定能说清楚。”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突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52年，船公司老板孟立平与台湾省勾结，企图将“罗斯陶”号船驶往台湾省。当时金家凤察觉后试图阻止，但被孟丽萍劝退。幸运的是，经过一番挣扎，船员们将“罗斯陶”号驶回了广州黄埔港。  1953年，金家凤回广州报道时，因为这个案子被捕。“虽然广东省公安厅在1958年调查后认为该案是孟立平一手策划的，并确认了金家凤的情报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金家凤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刘子健说。“文革”期间，金家凤继续留在农场进行改造，直到1975年底经中央批准出狱。杨庆章回忆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我看到从来没有哭过的父亲红着眼睛，非常沮丧。他在我身边小声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我的事可能再也不会清楚了。’ 1979年9月，金家凤去香港探亲，不幸遭遇车祸去世。新华社香港分社以中国旅行社的名义送来了花圈，招牌上写着“典型尚在”四个大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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