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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 不可能的他者： 列维纳斯与文学研究 文 / 冯 冬 摘 要：自20世纪法国哲学的兴起, “他者”(Other/L'Autre) 作为一个关键的视角, 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族裔文学研究以及各类文化研究中。大写的“他者”似乎承担起了将一切“陌异性”(strangeness) 聚集于自身的不可能的任务。然而, 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许并不是在文本的符号游戏中指认出他者并批评文本再现他者的方式, 而是反思关于他者的研究的预设条件, 即他者可以被再现、言说并纳入批评的主题化 (thematized)。本文从当代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关于他者的理论出发, 探讨他者对言说的我/主体的“不抵抗的抵抗”, 即一种意向性之外的他性 (alterity) 如何成为可能。文学研究在思考、企及这“不可能的他者”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合法性危机, 或许这一绝境 (aporia) 正是当代文学批评内在矛盾之所在。 关键词：列维纳斯；他者；他性；绝境 在全世界范围内多种文化高度交叉、混合的当下, “他者”的议题似乎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公众的批评视野之中, 他者的再现、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他者的欲望、他者的抵抗等等如今已成为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的主题。他者早已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里意识中介的幽暗角落进入到文化批评的光亮领域。当今学术界对他者的理论论述基本上从拉康学派精神分析与后海德格尔哲学的双重源头衍生而来, 然而在文学研究实践中, 他者似乎并未获得一个普遍认可的可操作的定义, 而是被当作“不同者”的泛指代词来使用。它可以指代与欧美白种男性相差异的任何个体或群体——从美国的黑人劳工到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 从阁楼里的疯女人到学院中持不同政见者, 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作为极端差异者的语言符号系统等。 他者的出现, 或者说“发明”, 与当代思想对于自身封闭性的焦虑是同步的; 对于他者即一种外部性的吁请, 也同样与世界的总体化趋势密不可分。实际上, 在资本—技术—官僚的全球化背景下来讨论他者本来就是一件充满反讽的事, 其理论的可能性仍处于精神分析揭示的镜像他者、解构哲学主张的激进他者, 与诠释学设想的可交流他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的争辩之中。问题的关键是: 总体 (the One) 能否生产出自身无法整合的他者? 或者相反, 他者就定义来说必然外在于总体, 它是一种以非暴力的方式将总体置入括号的外部力量? 如何在总体之外设想一种无法被化约的他性 (alterity) ? 这种他性既不是拉康式的镜像自我, 也不是诠释学主体的知识与经验的光照对象, 更无法被纳入与自我的相互认同中。我们何以在论述他者的同时维持他者之他性? 总体 (普遍性) 与他者 (超越性) 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一个具体的文本中得以辨识与展开? 这些问题将我们带向了对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1906-1993) 关于他者的思想的再度思考。在二战后的法国思想界, 列维纳斯是最早关注他者命运的哲学家之一, 他从对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批判出发, 建立了同者与他者、总体与无限的一种非辩证法意义上的论述, 企图突破以战争为最高形式的总体化思想的模式。在战争的总体动员中, 道德被悬置了, 如列维纳斯所指出, 战争没有外部性, 战争建立了一个无人能与之保持距离的秩序(Totality 21)。如何在极端的末世论之外设想总体的裂隙已成为战后欧洲思想的普遍出发点。  早在1947年——远早于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1978) 与霍米·巴巴的《文化的位置》(1994) 这两本大量讨论他者再现、他者认同的重要著作——在一次名为《时间与他者》(“Time and the Other”) 的哲学讲座中, 列维纳斯提出自我与他者的相遇在本质上是神秘而不可理解的:
在列维纳斯关于他者的近乎“否定神学”的延异式表述中, 自我与他者并没有归属于对立、压迫、认同、互动、镜像、拟像等关系, 而是相互分离开去; 但自我也不是一个超然独立的凝视者, 在遭遇他者之后, 自我已经被卷入对“大写的神秘”之踪迹 (trace) 的追溯中。此处的问题是: 除了以强迫型神经症的方式, 自我如何能与外部的“大写的神秘”这一形而上学的欲望对象建立任何关系? 列维纳斯的评论者柯林·戴维斯 (Colin Davis) 考虑到“关系”一词可能具有的总体化含义: “即使把同他者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关系, 也意味着采用了一种总体化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来看, 自我与他者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其结果是他者只不过成了同者的另一个版本。”(49) 为了避免对立或同一的逻辑, 一种永恒的错位或列维纳斯后来称之为的“不是关系的关系” (a relation without relation, Totality 80) 成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我与他者相遭遇, 但无法形成一个以对称性或等级性为基础的共群, 我与他者无法被共时化, 无法达成理解、共识、共约, 他者溢出了我的认知范畴, 与他者的遭遇乃是“一种先于随后所有经验并使之成为可能的结构可能性……与他性的遭遇之所以难以描述, 是因为始终存在着有意或无意地把他者变成同者之反映或投射的危险。如果他者成为知识或经验的一个对象 ('我的’知识,'我的’经验), 那么很快其他性就会被压制。”(戴维斯49) 这种突破自我结构并使之再结构化的行为因此成为一个决定性事件, 他者进入我, 将我创伤化, 但仍保持了不可及的非现象的超越性 (transcendence): “它并不是未知的, 而是不可知的, 抗拒着所有的光。”(Levinas, Time 75) 在柯林·戴维斯对列维纳斯的更加激进的解读之下, 知识与经验作为人类主体性扩张的方式, 不应该也不可能深入到他者之领域这一黑暗的大陆。列维纳斯站在反现象学的立场上, 意味深长地将他者置于意向性的“本质抓取”之外, 以维持其作为“大写的神秘”的地位。在随后的《总体与无限》(Totality and Infinity, 1961) 一书中, 列维纳斯进一步赋予他者以“无限性”: “如果总体无法被构成, 那是因为无限不允许自身被整合进去。阻止总体化的并不是'我’的欠缺, 而是他者的无限性。”(80) 此处的“无限性”既非古希腊哲学意义上的第一推动力, 也不是总体化的绝对精神对自身的无尽反观, 也不能等同于犹太—基督教中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列维纳斯从内在差异的观点来看待无限性, 认为它意味着人类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非等同性” (non-adequation), 无限性产生于一种不可能的奇迹, 一个分离后的独立的存在 (自我, 同者), 其内部包含了它自身无法包含之物——无限之观念; 此观念的内容不断地溢出 (overflows) 它有限的形式,构成动态的超越之势 (Totality 27)。“存在着一个始终停留在我们能够构造的任何理论之外的他者。这个他者就是无限。”(57) 对列维纳斯来说, 思想总是已经在努力思及那凭借它自身之力量无法思及的东西。从本质上说, 关于他者的思想接近于一种无限的思想, 或者说无限溃败的思想, 然而它却在自身的失败中获得了满足与荣耀。
如果允许年代错置, 我们可以设想爱德华·萨义德会反对列维纳斯, 因为这种对他者的构想恰好证实他所批判的东方主义者对他者的浪漫主义神秘化。同样, 霍米·巴巴也能站在精神分析的立场指出列维纳斯忽视了他者认同在主体建构中的巨大作用。更一般地来看,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族裔文学研究以及当代各类文化研究都致力于解开这个他者之谜, 而在解谜的过程中, 都不约而同地将他者置于知识、理论、话语的光照之下, 将其纳入诠释学的视域 (horizon) 并在此视域中对他者进行“去他者化”、“去神秘化”。甚至那些声称维护他者之激进他性的卓越努力, 也未能完全逃脱最终反讽地将他者纳入理性话语的后果。比如福柯探索他者“大写的神秘”的著作《疯癫与文明》(1967), 仍没能让疯癫以它自身的经验和权利说话, 因为从解构的观点看, 福柯在描述非理性时使用的仍是“理性的语言”, 尽管作者在书中一再避免这种尴尬的境况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39—40)。 如果以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为参照, 我们可以看到福柯、萨义德、巴巴等研究者对他者的构想中已包含了权力的运作, 他者总是已被带入与同者的相互作用、确认、构建的关系中, 他者一再处于同者的饱含权力的凝视之下或者反之。作为他者的他者并不具备“无限性”, 更糟的是, 它甚至有可能沦落到被同者所管理、规训的地步, 而这似乎就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现实。“再现”、“认同”、“身份” (“同一性”) 、“排斥”、“对抗”、“主题化”等等同者意识领域内的术语被直接应用于他者的领域, 他者作为叙述的对象进入一个先验地构建出的前后一贯的话语体系, 并在此体系中获取研究者所赋予的真理价值。当今学术界关于他者的研究大量借用福柯、萨义德、巴巴、拉康等人的结论, 对其伦理、政治、主体性的前提条件却没有进行应有的质疑。我们能否设想游离于认同、身份、想象、排斥、阉割等对立关系之外的他者与他性? 这正是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对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预设所提出的问题。  文学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他者之问题主要的发生与争辩之场所, 因为哲学意义上的他者乃是一个普遍概念——虽然在列维纳斯那里, 他者脱离了概念的总括性——其特殊性的展开需要通过实体性的或文本性的例证来把握。哲学上的“无限的他者”以及与“大写的神秘”的关系等议题需要放在丰富的异质文本中去趋近并识别。当今, 各种理论与写作已经高度渗透入全球化的进程, 或者说全球化本身就是政治、经济、哲学理论体系的一个伴随物。在一个日趋体系化、象征化、符号化的全球背景下, 他者的各类变体也不可避免地被文本化或符号化, 几乎每一个文学文本都对他者有所指涉, 对他者的研究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对文本中他者呈现方式的研究和批评。 他者已经寓于文本。“寓于”指这样一种状态: 他者在文本中获得踪迹, 以踪迹的方式在场,但并不被文本的整体化的意义所包含。他者总是保持一种溢出 (overflows) 思想与文本的态势。与哲学反思相比, 文学批评提供了切近他者的一个较为多样化的途径, 文本中的他者因其特殊性与虚构特征更能摆脱形而上学的概念预设。可以说, 写作行为本身就源于对同者与他者之关系的一种原初的发问, 而文学研究则进一步追寻这个问题, 将这个问题的符号化过程纳入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纵深背景之中。我们无法再像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那样, 以一种“直接的”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他者, 因为事后证明这种“直接的”研究方法并没有真正“直接”, 其中已经包含了“文明人”对“野蛮人”的等级制的凝视与干预, 他者总是已经被化约为知识与科学的对象, 而凝视本身很有可能已经成为它所看见的事物的一部分。对于他者之结构的盲视源于结构的他者无法被该结构自身所阐明这一事实, 而未经符号中介的他者与能够被符号完全再现的他者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 在解读文本中的他者的同时, 研究者似乎履行了一项批评意识所赋予的任务, 即拆解文本对他者的各种“虚假”的再现、投射等, 从而暴露同者隐而不宣的意识形态设定。近期的后殖民研究、女性主义解读、文化研究等等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例证。然而, 这种研究思路将观察主体自身置于“他者之位”, 以还原“真实”的名义去解构被话语所操控的种种“偏见”、“凝视”、“陈规”、“构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被设想为基于某种普遍人性的最小公分母, 在此基础上, 批评者与被批评的作品一同分享了同者对他者的认知化、范畴化、衡量化、主题化以及价值赋予的过程。例如, 萨义德的《东方学》固然遵循了文本阐释与解构的策略, 但是这种批评如不能包含对于自身限度的批评, 那么它就暗含了风险, 即将一种文本的呈现判定为“虚假”或“扭曲”的同时, 它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个可知、可被再现、可被对象化的他者。“他们无法再现自己; 他们必须被再现。”《东方学》开篇引用的马克思的这句话为再现的批评打开了道路, 其代价是将再现的话语在无意识中提升至总体的高度, 这将导致对这种话语的批判本身也可能被纳入话语的形式。从列维纳斯的哲学来看, 他者的软弱与失语并没有使他者全然受制于表象权力的掌控, 此处隐蔽着一种伦理的抵抗, 即列维纳斯称之为的“没有抵抗的抵抗” (resistance of what has no resistance): “无限者以其对谋杀的无限的抵抗让权力瘫痪, 这一点坚定地、无可逾越地在他者的面孔上闪现, 在它毫无抵抗的眼神的全然裸露中, 在超越者绝对的敞开性裸露中闪现。” (Totality 199) 列维纳斯的悖论式语言临近一个伦理的绝对命令而非对现实的现象学描述。表象/再现作为对事物自身的替代 (谋杀), 难道不正是那同时赋予事物以意义的意向性行为本身? 究竟有没有表象/再现结构之外的非意向性的他者?  萨义德的解构事业是不彻底的——福柯也未看到话语与权力的终结之处——他们都预设了一个沉默的被再现的他者, 并试图以真相的名义将这个他者从各种权力纠缠的表象技术中解放出来。他们试图还原被各种记录、档案、机构、话语所肆意支配的被表象的他者, 然而, 他们的视野中似乎没有一种可突破符号系统的他性, 他们并未为此种他性保留逃脱话语之操控——无论是东方学还是精神病学——的可能性。解构不仅仅是拆毁,它也是保留, 在保留中给出概念、意义与话语自身的界限。列维纳斯在《雅克·德里达: 全然的他者》(1973) 一文中强调了德里达对于“限定性概念”的转换:
无限的他者就其“无限性”而言, 已经不在真与假的价值体系中被断定, 相反, 他者以“绝对的敞开性之裸露”有力地质询了同者的话语体系的合法性; 他者 (绝对差异者) 正是那一股将同者意向性行为之中的“限定性概念”转换为其自身前提条件的外部力量。 列维纳斯所说的“他者之位” (the Other’s place), 即他者言说自身的位置, 近乎于一个空位, 他者并不以雄辩的言辞为自己宣称什么。当他者以裸露的无条件的沉默向同者发出超越性的暗示时, 同者又无法以逻辑的话语来毫无遗漏地表达、陈述这种暗示。作为一种对文本 (言说) 的批判性回应, 文学批评 (笔者不打算在此区分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因为两者都包含文本意义与价值的再生产) 一再被引诱去占据他者的位置。悖论却在于, 批评者闯入他者的领域后却发现自身处于意指过程的一道裂隙中, 在那里, 言说者的表象话语丧失了概念的确定性与可操作性。从另一个角度看, 正是他者对主题化话语的“消极抵抗”在维持着他者之文学研究的持续再生产。批评者的主观意识对他者之他性的主题化确保了文学批评得以在最低层面 (意义的诠释) 上展开, 但在形成一个前后一贯的批评话语的同时, 这种化约行为也极大地忽视了他者逃逸出整个语言—符号—意义系统的可能性。 因此, 批评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发掘文本内容的审美价值和文学与其他领域的关系, 而是在于为同者的意向性光束定下一个内在的界限, 适当地为他者在言说主体——作者与批评者——的主观意识中投下一片意义之外的被保留的阴影。概念 (Begriff) 从德语词源看, 具有“抓取” (greifen) 的内涵, 运用概念即实施一种多少带有暴力性质的抓取。在各类政治、经济、哲学概念相互渗透、制约的当下, 文学批评似乎无法不依赖概念而履行自身的批判功能。如果说他者始终逃不出再现的命运——此处“再现”这个概念广泛地指代一切符号意指过程——列维纳斯会提醒我们, 一种更为合理的解读策略将不是去拆解虚假的再现而是将再现悬搁, 松动再现过程中同者意向性活动下的意义赋予行为。通过对可能性条件的追溯, 批评者将“再现”、“身份”、“主题化”、“抵抗”等等“限定性概念”置放回它们自身的前提 (preconditions) 中去。一种关于他者的批评活动, 在列维纳斯看来, 将致力于突破认同与对抗的总体化思维, 实施对概念、话语、理论的条件性与限定性的勘定、转换、回溯, 在批评话语的腹地抽开支撑着他者可表象性的诸多设定, 或者以南希的话来说, “不停地推迟或消解所有的视域” (Nancy 145) ①。  在《变异的阅读: 列维纳斯与文学》(Altered Reading: Levinas and Literature, 1999)一书的前言里, 吉尔·罗宾斯 (Jill Robbins) 指出: “文学批评, 无论被视为一件作品之意义的决定还是它的形式结构的分析, 都衍生于列维纳斯的更为原初 (originary) 的伦理问题。” (xx) 自我与他者之间无法弥合的永久裂隙有可能是一切指称与意义的幽暗之源; 从列维纳斯所信仰的犹太教创世观点看, 世界结构本身也不过是“大写的神秘”的某种衍生物或受造物。当然, 这并不是说伦理学在价值上优先于形式主义或诠释学, 在文学批评中, 破解符码的过程总是必要而愉悦的, 而且修辞学与历史主义对于文学的横向与纵向的解剖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的理解。然而, 文学对文学批评提出的关于他者的原初问题, 却不可能单纯依靠对文本的结构或历史的分析而获得解答。如果他者在本质上“外在于” (exterior to) 同者, 游离于认同、对立、认知、模仿、镜像等总体化关系之外——如同列维纳斯的上帝, 它是一个“对从外部敲打思想之物的特别比喻” (戴维斯 105), 那么我们在文学批评中所能做的, 将首先是从不同方面去勾勒这个比喻的轮廓, 将其本体与喻体之间的永久错裂揭示出来, 从而完成一种更加激进的批评行动。 罗宾斯在前言里继续写道: “列维纳斯的哲学不能被视作文学艺术作品的一种外在的分析方法 (extrinsic approach), 换言之, 它无法被运用。当然, 这取决于'文学批评’的含义。如果文学批评被设想为对文学与诗学经验的本质与条件的更为原初的发问, 如莫里斯·布朗肖的情形, 或者作为德·曼称之为语言修辞维度内的隐喻运作的研究, 这种不一致性 (incommensurability) 就非常明显。” (xx-xxi) 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的范畴, 它不是关于诗学经验的基础本体论研究 (海德格尔、布朗肖), 也无关于文本符号、语法与修辞的功能化原则 (雅可布森、德·曼)。文学批评所面临的他者——包括文本符号本身, 符号所给出的他者之在场, 符号的外部等——无法通过对诗学条件的沉思或诗学语言与修辞手段的分析、拆解来达到。如果说他者的问题以其前理论的特征从外部敲打着当代思想, 那么它也同样地从外部敲打着作为文本意义再生产的文学批评并将此批评回置入自身的限度中。文学批评如何在限定性概念松动的核心地带去切近他者在文本中的在场? 这将成为研究者在一个主题化的研究项目中首先面对的难题。  罗宾斯所言的伦理学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不一致性”, 换一个角度看, 正好可以转化为从文本的外部来衡量 (measure) 文学批评的尺度。将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做一种符号学上的转换,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同者的符号意指过程 (文本) 已经包含了自身的无限他者, 即无法完全被符号所捕捉的外部性或他性。实际上, 我们已在许多经典文本中目睹了这种无限溢出的过程, 例如在保罗·策兰的诗歌中, 我们一再接近那自语言的缝隙中闪现出的不可再现、不可主题化的神秘之物, 然而, 我们却无法从诠释学的前理解—理解的结构来把握这个神秘之物以及自我与“大写的神秘”的关系。虽然伽达默尔一再提醒我们去关注“文本的他性” (Gadamer 271), 但是根据诠释学, 这个“他性”最终将被纳入诠释者也就是同者的视域与历史意识之中。 对列维纳斯来说, 诗歌或者语言本身, 即是一次与他者的神秘遭遇。在《保罗·策兰: 从存在到他者》(1975)这篇文章中,列维纳斯指出策兰的诗歌定位于“前句法” (pre-syntactic)、“前逻辑” (pre-logic)、“前去蔽” (pre-disclosing) 的水平上, 它乃是一种“为了切近 (proximity) 而切近的语言, 比'存在的真理’更为古老” (Proper 41)。策兰文本中给出的这种列维纳斯所称许的朝向他者的“切近”, 并不完全经由语言符号的再现功能而在场, 它是从语法以及修辞的断裂之处闪现出来的, 它的在场经由符号中介但并未被符号完全捕捉。列维纳斯提醒文本的批评者关注文本已经意识到的东西, 即他者之在场的不可知性以及他者相对于自我的外部性。形式主义、诠释学与历史主义的建构在列维纳斯这里遇到了不可能的他者, 这个他者消极地抵抗着历史、诠释与形式分析, 文本、语言与符号显现出的是对这个他者的欲望而并非他者本身。作为读者的我们在文本中不必急于寻找他者形象的建构并对此做出价值判断——也许文本本身已预先排除了任何仓促的判断, 因为他者一旦如列维纳斯设想的那样具备了无限性, 文本就经由他者的扰乱而失去话语的总体性并呈现出自身的失序状态。因此, 当文本的总体性受到不可见的他者的质询时, 亟需的就不再是关于“再现”的诸多判断——尽管这些乃是基于文本做出的判断——而是如罗宾斯所言, 由阅读所带来的“被他者扰乱的同者经济体的变化”, 文学批评则不过是对此变化的一种“文本性回应”罢了 (xxiv) 。
德·曼在《批评与危机》(1971) 一文中曾富有洞见地指出: “当现代的批评家认为他们正在将文学去神秘化 (demystify), 实际上他们自己却被它去神秘化了。” (18) 当代文学批评同样面临着一个解构意义上的绝境 (aporia) ②: 批评家们越是亟不可待地把文本中的他者、他性纳入话语、诠释、去神秘化的进程, 他者、他性就越发模糊难辨, 越发隐退入“不可说”的绝境, 用它沉默而消极的方式抵抗着批评的生产。一个被普遍忽视的事实是: 理论的界限并不在于它无法解释所有的情形, 无法为自身的普遍性获取合法性; 毋宁说, 理论的边界被它内在的困境所规定, 它一方面将文本、知识与经验纳入前后一致的总体框架, 另一方面又充分意识到这种“纳入”的行为本身已经极大地化约了文本、知识与经验的原初他性 (original alterity) 。理论与话语的这种两重性已经深深铭刻入它们所触及的文本并改变了后者在阅读中呈现出来的方式。德·曼在《批评与危机》中提出如下问题: “批评是否真的在审视它自己, 直到它反思自身的起源? 它是否正在问自己, 批评行动有必要发生吗?” (8) 关于批评的必要性, 我们可以从列维纳斯那里得到一个回答——尽管它与问题本身一样令人尴尬——批评有必要发生, 但是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 它在关于他者的表象的言说中逐步意识到, 任何批评最终都将回到对自我意识的同一性的批评。批评之所以必要, 是因为在相比文本更加受到限定的条件下, 它有意识地在自身的核心地带松动了概念与话语。在一种非整合的意义上, 批评能够抓住从文本的缝隙中闪现出的他者之在场, 从而以更为开放、包容的姿态接受他者相对于同者的外部性。 ↓请点击以下蓝字阅读： 和 鸣 记 宜言饮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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