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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31年后的某一天，大唐国都长安的兴化坊内，有人将1000余件珍宝精心码放在两个半米高的陶瓮和一个银提梁罐中，随后，三罐宝物被埋入地下一米深处，一同埋藏的还有围绕这批珍宝的种种谜团。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转眼过去了千余年。 
陶瓮与素面银罐 1970年何家村出土 唐代，公元8世纪 陶瓮高约65厘米 银罐高36厘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76，279页） 公元1970年，昔日丝绸之路东端的辉煌都市早已衰落，曾经的长安兴化坊变作西安的何家村。在一次基建施工中，珍宝意外重现于世，千年前的盛唐气象竟丝毫未经岁月侵蚀。这是在中国发现过的规模最大的窖藏之一，后来就以发现地何家村命名。本文将考察窖藏中不同类别的器物，从而理解其在唐代社会文化中的内在价值。
窖藏所在的长安城内的兴化坊，西距舶来品交易市场西市约一公里，东距国内货物交易市场东市约三公里。东市和西市均呈长方形，占地约一平方公里，周有围墙环绕。两市在唐代受到严密监管，大门日出开启，日落关闭，集市内的物价也受国家控制。西市有青楼妓馆供客人享乐，年轻的科举考生常在这里虚度光阴、挥霍钱财。 （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3页）西市内还居住着大量来自中亚的商贾，其中最大的一支来自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尔罕附近。他们操着与中古波斯语有关的粟特语，这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他们中的多数信奉祆教或摩尼教。唐代的长安是一座开放、包容的世界性都市，不同的语言、宗教、文化皆有一席之地。长安至少有六座摩尼教和祆教神祠，其中五座在西市附近。吐鲁番出土的古代文书显示，粟特商人只要向政府注册，在他们外出经商时，妻儿便可以作为外国居民合法旅居长安。繁华的西市不但聚居着众多富有的丝路商贾及其家眷，也吸引了大量制作金银器的金属匠人，他们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金银制作工艺。这些技术最初诞生于撒马尔罕和今天巴格达附近的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都城泰西封（Ctesiphon）。公元651年和712年，泰西封与撒马尔罕相继被伊斯兰哈里发攻陷，商人和工匠作为难民涌入大唐，许多城市的外国居民大增。在唐朝建立之前，来自伊朗世界的金银盘已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到了唐代这类金银器皿更趋流行，因为时人相信用它们盛放饮品有助于延年益寿。
除了255件精美绝伦的金银器皿，何家村窖藏中还包括银锭、药物、矿物、宝石和大量钱币。下表是根据何家村发掘报告整理的窖藏珍宝清单，至于窖藏中是否还包括纺织品和书籍等易腐朽的物品，现已无从得知，窖藏主人的身份同样无从确认。
何家村窖藏在许多方面印证或更正了我们对丝绸之路的固有认知。丝绸之路是一条人员、艺术、宗教和文化交流往来的路线，但不是大宗货物运输的路线。何家村窖藏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窖藏中，只有很少物品能被证明穿越了中西之间的遥远距离。虽然何家村遗宝的设计和图案受到了来自丝绸之路的影响，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器物都是用本地原料就地制作的。 窖藏中有38件金器，如金钗和赤金走龙等，体量较小。银器216件，体量相对较大，包括55件银碗，直径从11厘米到23.7厘米不等；53件银碟，直径从12.3厘米到18.1厘米不等。窖藏中银碗多达55件，金碗则只有3件，银器的数量如此之多，说明它们的价值较低。
这些器物反映了唐代金银器皿的丰富多样。其中一些，如一件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表面高度抛光而没有纹饰。其他器皿表面则装饰着极其繁复华丽的纹样，并且几乎全部来自波斯世界。 （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87页）研究唐代金银器的学者，已经梳理清楚波斯器物是如何一步步演化为唐帝国内为适应流行品位而生产的混合风格器物，如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其器壁锤出14枚由口及底的曲线水波瓣，7世纪器物通常为8瓣或8瓣以上，而9世纪的器物只有4至5瓣。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件器物是窖藏中最早在中国制造的银器之一。每个水波瓣中，都描绘了不同的飞禽走兽，如兔、鸟、羊、鹿，周围环绕花草图案。 底部的鎏金海兽为波斯萨珊王朝风格，而海兽两侧的一对鸳鸯则是典型的中国纹饰。当碗中注满水时，海兽和鸳鸯必定活灵活现，如同在水中嬉戏。 （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波斯风格的影响还体现在一件双狮纹金铛上，这件小型金器有三兽足和叶芽形柄，用于温酒或者温药。金铛外壁被水波纹分成九个“S”形区间，内錾刻出双鸟衔绶、衔方胜、力狮及花卉等波斯吉祥纹饰。金铛内底饰有一对狮子，周围环绕麦穗纹圆框，这一纹饰最早出现于6世纪的伊朗盘子、壁画和纺织品上。其他收藏中类似的金铛几乎都是银质的。一件八棱银杯展示了中国工匠驾驭波斯纹饰的高超技艺。杯子和把手的形状体现了粟特器形的影响。把手上有指垫，装饰着两个相背的高鼻深目的胡人头，杯身每面都装饰有伎乐人物，从体貌上看亦非汉人。杯身的每条棱及底沿，都装饰有典型的粟特联珠纹。 （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81页）另一件银杯巧妙地融合了数种粟特风格：八瓣形杯身，口沿和底沿的联珠纹，以及华美的把手和指垫。杯身男子狩猎图与仕女行乐图交替出现，狩猎图为典型的萨珊艺术，而仕女图则为典型的中国风格。 （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7页）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外壁上的男子狩猎图与仕女行乐图（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70，71页）近年来，考古学家在撒马尔罕的阿夫罗夏伯（Afrosiab）一处贵族住宅遗址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壁画。银杯制作者对于表现广阔世界的渴望，与这些壁画中所体现的如出一辙。其中的一幅壁画描绘了正在狩猎的中国皇帝和侍女陪伴的中国公主，两种题材的同时出现与杯子上狩猎图和仕女图的并置十分类似。 
（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72，73页）窖藏中还出土了22件银饼，为研究唐代的冶银业提供了宝贵信息。其中4件银饼上刻有铭文，显示其为怀集县和洊安县（均位于广东省）分别于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和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上缴的“庸调银”，即税银。此外，其上还刻有重量和负责官吏的姓名。租庸调是唐代的赋役制度，要求课丁缴纳粮食（租）、服力役（庸）、缴纳布帛（调），在一些地区租庸调还可以折变成其他货物，如出土的银饼。这些银饼保持着地方官员上交长安时的原状，而另一些银鋌（银条）则表明，唐朝廷会把收上来的税银合铸成更大体积来保存，有的可重达8千克。银鋌表面以墨书写着贮藏国库的名称，如“朝”字表示“朝堂库”。其他遗址出土的银鋌上还刻有督造官员的职务和姓名。窖藏中的许多银器上也有墨书的记号标明重量，暗示它们也曾贮存在官府仓库中。何家村窖藏囊括了唐代税银经历的三个阶段：地方上缴的银饼，中央政府铸造的银鋌，供皇室贵族使用的银器。由于银饼上的最晚纪年为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窖藏埋藏的年代必然在此时或之后，但时间应该不会距此太远，因为银饼通常很快就会被熔化铸成银鋌。
窖藏中的15种药用矿物显示了主人对医药的重视。盛放药物的银质容器上有标签，标明了药物的重量和等级，如窖藏中约有两公斤石乳，分为“上上乳”“次上乳”和“次乳”三等。石乳是将钟乳石浸入水中融化后形成的碳酸钙粉末，唐代医书认为它能益气止损，使人精力旺盛，并建议每日服用40克，坚持一百到两百日。
此外窖藏中还埋藏了约126克麸金，也是作为药物使用。另外还有一块黄丹，是一种铅氧化物，被认为可治疗痈疽、溃疡、金疮出血等皮肤问题。用银器盛放各种药材暗示当时银资源并不稀缺，窖藏中出土的大量银器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在8世纪什么才是真正稀有的呢？其实相比银器窖藏中的宝玉类物品就少得多，如玉带、玉杯、玛瑙杯、水晶杯等，其中一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尤其珍贵。这也许说明玉和玛瑙在当时比金银更稀有，但这也可能与窖藏主人的个人品位有关。 （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92页）水晶因质地晶莹剔透，一定更加昂贵。窖藏中只有一件水晶制品——水晶八曲长杯。与金银不同，水晶极易破碎，在雕琢时必须格外小心，难度极大。唐代正史中提到撒马尔罕的统治者曾向唐代皇帝进献水晶杯，但这件水晶杯是否为贡品就无从知晓了。 （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97页）天然水晶为石英晶体，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透明无暇如同玻璃。古代中国人常常将天然水晶和人造玻璃相混淆，二者都价格不菲。今天，人们融化天然水晶制造高品质玻璃，所需的温度超过1700℃。历史上，人们使用沙子、石灰岩和纯碱制造玻璃，因为它们更易熔化。窖藏中只出土了一件玻璃器皿，很可能为舶来品。虽然早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国就制造出了不透明的玻璃珠——蜻蜓眼，而透明玻璃的制造则极为困难。因此，透明玻璃成为中东到中国陆上贸易往来中最抢手的货物。窖藏中最小的物件，或许也是内在价值最高的物件，是16颗宝石。它们被装在一件提梁银罐中，有7颗蓝宝石、2颗玫瑰紫（红宝石）、1颗黄精（托帕石）和6颗玛瑙。其中最大的黄精重119克，最小的玫瑰紫重2.5克。这些宝石无一出产自唐朝疆域内，蓝宝石、玫瑰紫和黄精主要出自斯里兰卡和缅甸，而印度的绿玛瑙最为著名。因此，这些宝石是窖藏中的少数舶来品之一。
最令人费解的，当属窖藏中来自不同时期的478枚钱币。如果它们都是唐代货币，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其主人将它们埋藏是为了躲避兵匪的抢掠。然而，其中既包括当时的货币，也包括古代货币，既包括中国货币，也包括外国货币。
一件铲币和一件刀币（即墨法货）来自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最早的货币之一；汉代的钱币有15枚，包括11枚铸造于王莽时期（公元9～23年）的钱币；另外一枚“太货六铢”和一枚“高昌吉利”则属于六朝时期。这表明窖藏的主人是一位古钱币的收藏家和鉴赏家。此外，还有400多枚开元通宝，其中金开元通宝30枚，银开元通宝421枚。类似的钱币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均有发现，显示了唐朝与邻国的密切贸易往来。金银开元通宝形制与铜币相同，但并不是流通货币，而是皇帝赏赐百官所用。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玄宗在长安大内的承天门楼上设宴，就曾向楼下抛洒这种金币，被称为“金钱会”。晚唐诗人张祜在诗中曾描述当时的情景：考古报告公布的478枚钱币中，6枚来自国外：一枚波斯萨珊王朝库萨和二世（Khusrau II，公元590～628年在位）时期的银币，以及5枚日本和铜年间（公元708～715年）的“和同开珎”银币。 （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这些外币并不罕见，圣历三年（公元700年）之前，萨珊银币作为辅币流通，在新疆地区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数千枚。还有一枚“高昌吉利”铜币来自吐鲁番的高昌王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高昌国被唐朝所灭，成为唐朝西州。法国研究者认为，这枚铜币由窖藏主人收购于甘肃或新疆。另外，窖藏中还出土一枚希拉克略（Heraclius，公元610～640年在位）时期的东罗马金币，后被证实为仿制品。同其他欧洲钱币一样，东罗马钱币为圆形无孔。然而，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钱币，大多数两端钻有小孔，使其可以缝合于衣物之上。部分在上端钻有一孔，作为挂坠佩戴。 （图片采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亦有发现于墓葬中的东罗马钱币，可能是为了保护死者在阴间的旅程。新疆发现的东罗马金币中，中国工匠的仿制品略多于真品，说明当时的中国民众对这种“护身符”的需求量极大，真品已经供不应求。由于无法确定窖藏主人是以何标准来选择钱币，如此丰富的钱币窖藏，让研究唐代货币流通的经济史学者大为头痛。这些钱币跨越了广阔的历史时期，在钱币窖藏中十分特殊。也许它们确实是属于一位负责铸币的官员，这样窖藏中的税银和银器上的国库编号也就说得通了。 何家村窖藏中金银器皿数以百计，显然代表了唐代经济的顶峰。窖藏中只有少量文物是舶来品，包括宝石和外国钱币，可能还有几件金银器皿。美学上，萨珊银器和粟特壁画上的波斯图案大行其道，证明公元600～755年间丝绸之路最活跃的部分连接了长安与撒马尔罕。窖藏位于长安西市附近，这里聚居了大量波斯人。我们不禁要问，何家村窖藏可以代表唐人的品位吗？与同时期的其他器物相比较，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是的！更宝贵的是，何家村窖藏改变了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即便在丝路贸易的鼎盛时代，漫长的陆路贸易仍是充满风险且成本高昂的，这对来往货物的数量造成了限制，包括体积小、价值高的奢侈品。 丝绸之路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来往货物的数量，而在于波斯世界难民带来的语言、宗教、技术和艺术，它们深刻影响了长安乃至整个大唐的都市生活。 #本文节选自《美成在久》第28期『唐代金银器：万里丝路与何家村窖藏』一文,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Valerie Ha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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