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丨夏鼐

Kath2633 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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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

夏鼐

本文原载于《考古》1978年第2期，第111-116页。

中国和伊朗都是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两国人民，很早便有友好往来。贸易方面，互通有无，文化方面，互相交流。公元前二世纪末，中国的张骞出使西域。他的副使，就曾到过伊朗。伊朗国王也派遣使节，随同汉使来中国。当时中国史籍称伊朗为安息，一般认为是阿萨西王朝（公元前250-公元226年）的音译。

到了萨珊王朝时（公元226-642年），中国和伊朗的友好交往更为频繁。当时中国史籍改称伊朗为波斯。波斯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近代。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在公元455年至521年66年间，波斯遣使中国便达十次之多。民间往来更为众多。萨珊朝最后的一个国王伊斯提泽德三世于642年为阿拉伯人所击败，不久被杀，国亡。他的子孙和许多伊朗人离开伊朗来到中国，在唐朝（618-907年）的中国境内，或做官，或营商（唐代留居长安的波斯人,仕宦者任四品至七品的萨宝府官,也有任武官显职；营商者以能识别珠宝出名,常致巨富（向达）。相传为唐代李商隐著的《义山杂纂》一书中,在“不相称”一项下,将“穷波斯”一词同“先生不识字”、“屠家念经”等并列(《唐代丛书》本)。这简直将波斯贾作为富商的同义语了）。当时直接或间接输入中国的萨珊朝文物不在少数（张星烺）。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们做了许多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文物，包括许多萨珊朝文物。这里所介绍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已可反映当时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发达。

萨珊朝时代，联系中国和伊朗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国的丝绸，可能还有其他货物，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西运。而由波斯等西亚和中亚的国家，也将银器、香料、宝石、玻璃器、毛织品等输入中国。当时中国史籍中记载波斯国出产金、银、颇梨（即玻璃）、马脑、水晶、绫、锦、毛织品等。我们今天在中国发现的萨珊文物，以银币、银器和波斯锦为最多。这是与史籍记载相符合的。

萨珊朝银币

在中国境内，萨珊朝银币的发现，其数量之多，殊为惊人。我曾加统计，共出土34起（其中解放以前的只有4起），总数达1178枚（其中解放以前的只有6枚），包括许多阿拉伯-萨珊式银币（夏鼐）。更有意思的是出土地点大部分是在“丝绸之路”上，或者在它的东端的西安到另几个首都（洛阳、大同）的延长线上（图一）。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恰、库车、吐鲁番，青海的西宁，陕西的西安和耀县，河南的陕县和洛阳等。另外两处是广东的英德和曲江，当是沿着海道来的。当时波斯湾和广州的海上航线曾把两国联系起来。

这些银币上面都铸有国王的名字，分别属于十二个国王，时代由沙卜尔二世（310-379年）一直到萨珊朝最后一王伊斯提泽德三世（632-651年），延续近350年，而以库思老二世（590-628年）为最多，达593枚。其次为卑路斯（459-484年），为122枚。此外还有将近300枚的所谓库思老二世式的阿拉伯-萨珊银币。这些银币的背面大多数有铸造地点的地名。就可认辨的地名来说，铸造地点几乎都在萨珊帝国的中部和东部。

这些发现反映了萨珊帝国的权力起落和经济兴衰，也反映了它作为中国和东罗马（拜占廷）之间的贸易的中继站的地位。沙卜尔二世曾征服中亚细亚的贵霜王国，把它降为以巴里黑（今阿富汗境内）为省治的一个萨珊朝行省。当时我国通过今日阿富汗国境，与波斯有了兴旺的贸易往来。我国发现的萨珊银币，以沙卜尔二世和他的两个嗣王的为最早，数量也不少（一共三批，计32枚），正反映了这时的开始频繁往来。

五世纪后期时，萨珊王卑路斯（459-484年）曾和中亚的嚈哒人作战，战败后被俘虏，后来割地赔款才得赎回。这种岁贡一直继续到540年才被库思老一世所停止。卑路斯和他的前王的银币所以能大量地传到中国，可能是由于嚈哒人用所得的波斯赔款中的货币转向东方购买货物。我们发现的银币，其中一枚，还有嚈哒文的戳记。根据中国史书，这一时期中，波斯常派遣使节来中国，有几次还和嚈哒的使者一起来。

库思老二世（590-628年）时，波斯国势强盛，经济繁荣。为了贸易的需要，大量铸造新币，所以他的银币，传世最多。《隋书·西域传》提到当时波斯王名库萨和，炀帝（605-618年）曾遣使通波斯，波斯也遣使随中国使节来回赠礼物。这里的库萨和，一般认为即指库思老二世。他的银币为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发现最多的一种，这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萨珊朝最后一王伊斯提泽德三世，便是中国史书中的“伊嗣侯”。据记载，他曾于贞观十二年（638年）（一作二十一年）遣使来中国。这可能是他企图联合中国以抗阿拉伯。他在位时，中伊的关系更为密切。他身败国亡以后，许多伊朗人，包括他的子孙，离开伊朗前来中国定居。这些发现显示了当时中国和伊朗两国人民的往来频繁。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可以互相印证。

根据这些银币的发现情况，有的可以确定是些窖藏，例如西宁的一批，出土在100枚以上，装在一陶罐中，又如乌恰的一批，达947枚之多。有的是放在佛教寺庙的塔基中的舍利函内，是一些虔诚的佛教徒的施舍品。更多的情况是在坟墓中，作为随身的饰物或随葬品，或放在死者的口中，具有宗教意义。总之，萨珊银币当时输入中国，为数不少，被派做各种用场。

金银器

萨珊朝的工艺品中，以金银器和纺织品为最突出。中国在汉朝及汉以前（即公元三世纪以前），便有精美的青铜器和丝织品，当时举世罕匹；但是金银容器却很少见，只有到了唐代才开始发达（按杜甫《诸将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盎出人间”(《杜工部集》卷十五)。这金盌的典故,出自《汉武故事》(《太平御览》卷),原作“玉杯”。《南史沈烱传》所录的表文中语:“茂陵玉椀,遂出人间”,也是用这个典故。杜甫诗改“玉”为“金”,是为了避免与上句中“玉”字相重复。但是“金盌”随葬是唐制而非汉制。汉代遗物中没有见到金盌）。

这种发展可能是受到了萨珊朝金银器工艺的影响。在唐朝以前，萨珊朝波斯的金银容器便输入中国，到了唐朝初期输入更多，同时中国的金银匠人也模仿制作。也可能有伊朗匠人在中国制造。就器形和纹饰而言，这些萨珊金银器是属于所谓“东伊朗组”，便是说在萨珊帝国东部地区所制造的。在这帝国覆亡之后，一直到安禄山之乱（756年）仍有这种风格的金银器输入或仿制。一般中国制造的仿制品，器形和伊朗人所制的大致相同，但是花纹的风格，常是唐代中国型的。有些连花纹也模仿得很相像，那就难以把它们和输入品相区分。中国手工艺人不仅在金银制造的容器模仿萨珊朝式的，并且在瓷器、漆器和铜器中，也有模仿萨珊式的。可见当时中国人民对于萨珊朝艺术品的喜爱。

北魏王朝在386-493年间建都于代（今山西大同）。在这都城遗址中，1970年发现了一处窖藏，其中有一件海兽纹八曲银洗。这洗的器身作椭圆形，器形上部和口缘作八曲形，底部有浮起的海兽纹。这件银洗，似可确定为萨珊朝制品。这窖藏还有三件鎏金高足铜杯和一件部分鎏金银碗，也是输入的西亚或中亚的产品，带有强烈的希腊化的风格，但不是萨珊式的。因为493年北魏王室和贵族都迁到新都洛阳去，我们以为这个窖藏大概是五世纪时期埋进去的。1957年在隋、唐首都长安（今日西安）近郊发现一座北周（557-580年）一位公主的九岁女孩（死于608年）的墓。墓中出土高足金杯和银杯各一件，足作喇叭形，足部和杯身的中腰都有一道凸棱。这墓中还发现萨珊朝卑路斯（457-483年）银币一枚，西亚输入的金项链一件和玻璃容器五件。这两处发现的萨珊朝金银容器，都是萨珊帝国时代输入的。

另外有些新发现的金银器，埋入地下的年代较晚，是在波斯萨珊朝覆亡（651年）至中国安禄山之乱（756年）这一百来年中。但是其中有些可能制造的年代较早。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所发现的窖藏，可能是安禄山之乱的前夕埋进去的。窖藏中的文物达千余件，其中便有几件是萨珊式的。例如三件八棱鎏金银杯，器身作八棱面，每面有浮雕的乐工或舞伎。底地作鱼子纹。柄作圆圈形，上有放置拇指的平板。有的柄上饰以高鼻深目的胡人头像。足部边缘有联珠，各棱面的分隔处也有一列竖直的联珠。除了各面的人像和衣服有的具有中国风之外，其余都是萨珊式的特征。另外有些金银器，例如底部有写生的动物纹的多瓣银盘，不容易肯定是输入品或仿制品。还有一些金银器，如刻花高足银杯，器形是萨珊式的，但花纹是唐代中国式的狩猎纹，底地是鱼子纹。猎人的衣冠和面貌都是中国型。花纹布满表面，不像萨珊式图案常分隔为不同单元。这可能是中国匠人的仿制品。最近（1975年）在内蒙古敖汉旗（现属辽宁省）北部的一座墓中发现一批银器，其中有一件带柄银扁执壶，底部外缘有联珠一周，口部有流，流和口缘相接处有接缝。柄部和口缘相接处有一胡人半身像。这些都是萨珊式银执壶的特征。同出的还有底部有一浮起的老虎纹的银盘，与上述何家村窖藏的底部有动物纹的银盘相近似，当属于同一时代。安禄山之乱（756年）以后，中国制造的金银容器中，有些萨珊式器形（如上述八棱带柄杯、高足杯、带柄壶、多瓣椭圆盘），已放弃不用或很少用了。常见的器形只有碗、盘、盒之类。花纹也以缠枝花、团花、花鸟纹为主。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得出萨珊式金银器对于中国金银容器制作的影响（俞博）。

织锦

丝绸是“丝绸之路”开辟以后中国的主要输出品。汉代（公元前一世纪初至公元三世纪）的丝绸曾在中亚和西亚发现过。到了萨珊朝时候，伊朗人从叙利亚迁来纺织工人，开始制造丝绸，后来也能织锦，并且倒流输入中国。中国人称之为“波斯锦”。根据《梁书》的记载，公元520年中亚细亚的滑国（即嚈哒）遣派使节到中国，所赠送的礼物中便有“波斯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坟墓中，在七世纪开始出现一种织锦，和一般的中国汉、唐织锦不同。在纺织技术方面，它们所用的丝线，都加拈得较紧，不像汉锦的丝线那样多不加拈，或加拈也很松。它们在织法上是采用斜纹的重组织，纬线起花。夹经常是双线的。这种织法在萨珊朝波斯织锦中很是通行（图三）。而汉锦的底地是平织物，经线起花，夹纬是单线的。花纹方面，这种锦的花纹布局不像汉锦的花纹横贯全幅，而是用联珠圆圈分隔为各种花纹单元。花纹题材中，如野猪纹、萨珊式立鸟纹等，也不是中国的风味，而是萨珊式的（夏鼐）。我以为这些可能便是所谓“波斯锦”，由伊朗东部地区制造，一部分输入中国。

现在举两个例子，一件是325号墓出土的猪头纹锦。这墓的年代是661年。乌孜别克斯坦的巴拉雷克节被遗址（公元五至六世纪）的壁画中便有一个伊朗人型面貌的人物，身上穿有这种猪头纹织锦的外衣。另一件标本是时代相近的332号墓出土的立鸟纹锦。这立鸟的颈后有二绶带向后飘起，口衔一串项链形物，下垂三珠，颈部和翅膀上都有一列联珠纹。这些都是萨珊式立鸟纹的特征，和中国旧有的鸳鸟纹或朱雀纹，完全不同。但是在乌孜别克斯坦的华拉赫沙出土的壁画（图四）中和萨珊朝银器上所刻的花纹中，都有具有这些特征的立鸟纹（这种立鸟纹的萨珊银盘,见普波主编《波斯艺术综览》。又萨珊朝的灰泥雕塑中,也有猪头纹和立鸟纹,见同上书。我这次访间伊朗,在德黑兰古物博物馆中,也看到这种图案的萨珊朝灰泥雕塑）。

在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织锦中，六世纪时便出现了以联珠圈内填对兽纹和对鸟纹为主要花纹的织锦（例如303号墓），但织法仍是经线起花的平纹重组织，仍是汉锦的传统。它们采用萨珊式花纹可能是为了外销。其中一件是牵驼纹锦，牵驼者和骆驼，足部相对，周围也绕以联珠圈，但是圈中又织有汉字“胡王”二字，显然是中国制作的。后来中国织工不但采用一些萨珊式花纹，连织法也改用萨珊式的纬线起花的斜纹重组织。有些带中国式的花纹的织锦，如花鸟锦和彩条锦，一也都采用这种新织法。所以有些中国仿制的萨珊织锦，仅就照片上观察，很难加以区别。这是两国文化交流、互相取长补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个例子。

婆罗钵文铭刻

最后，让我介绍一件1955年西安出土的汉文婆罗钵文合璧的墓志。这墓志虽是九世纪的文物，但是仍可代表典型的萨珊朝文化的传统。婆罗钵文字在安息王朝开始使用，在萨珊朝时更为盛行。在后期的书体是所谓“婆罗钵行走体”。在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上都有这种文字的铭文。至于石刻上的这种文字，这次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发现。

这块石刻的铭文，说明这是袄教徒苏谅妻马氏（849-874年）的墓志。在阿拉伯人入侵伊朗后，萨珊朝王室和贵族有许多流亡到中国，留居下来。苏谅是萨珊朝的显族之一，这位苏谅的父亲或祖父当是这批流亡贵族中人。志文记有苏谅的武官职名“左神策军散兵马使”。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唐朝曾于787年将在京师的西域诸国前来朝贡的酋长和流亡王子等人，凡不愿归国者，都分别编入左右神策军，王子和使者为军官，其余为士卒。死者的丈夫便是这些军官的儿子或孙子，承袭同一军职。这墓志反映了当时中伊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资料。

自从萨珊朝以后，中伊两国人民仍旧不断地有友好往来。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以后，两国人民都曾起来进行英勇的斗争，有着共同的命运。1971年7月中伊两国建立邦交以来，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又有了新的发展。两国的各种代表团互相访问，加强了中伊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1975年以伊朗国家考古中心主任罗兹·贝格扎德为团长的伊朗考古代表团前来中国访问，促进了中伊两国考古工作者的友好关系。我们这次带来了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的我们同行的友谊，前来伊朗，并在这报告中重温从前一段的友好历史。这使我们更加珍惜这个悠久的传统友谊。我们相信，今后这友谊将会更加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