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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西晋的篆书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前面的锺繇和卫氏书学，比较一下锺、卫。划重点：锺繇擅长八分、正书、行书；卫觊精工古文、篆、八分、章草。简单说：锺繇长于今体，卫觊雅好古体。也就是说，锺、卫书法的分野，实际上是以新体、古体相别的。锺繇的书法，是创制胜过继承，大有筚路蓝缕之功；卫觊的书法，是继承大于创制，使古体古法得以延续传扬。锺繇是新体的权威，卫觊是古体的宗师，俨然两大门户。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的转型时期，是书法走向“自觉”的时代。锺、卫书法的并盛，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书法现象。锺繇“以奇笔唱士林”，使天下皆知有新体，或者说，是为俗体立法，完成了俗体的雅化，似乎更偏重书写的表现性。卫氏书法具有讲究文字本原的倾向，即强调书法与文字的联系。实际上，王羲之父子的书法，其风格特征是综合了锺、卫二者的优势而来的。具体可见我们之前发过的王羲之书法源流图： 
到了隋唐以后，“锺王”成了书法传统的主流，锺书尽管不如后起的二王那样地位显赫，却保持着新体书法教主的地位，一直为人称颂，而卫氏由于古体的不合世用之实际而失落衰歇的。河内儒族司马氏建立的晋朝（265-420）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时最久的王朝，延绵了一百五十六年。不过，本文讨论的书法，只局限在西晋。其实，从曹魏后期，司马懿就控制了朝权，所以，实质上，司马懿是晋的实际开创者（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就像曹操是魏国的开创者一样。让我们简单看一下西晋的世系图：
其实，在魏灭蜀时，司马昭同样是朝政的实际控制者，到司马炎代魏称帝，灭吴实现了真正的全国统一。也就是说，“三国”其实都亡于司马氏，即读《三国》时我们经常读到的一个词“三国归晋”。
实质上，西晋是一个旧道德崩溃的时代。《晋书·帝纪》中记载：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大家尚空谈而不务实，尊老庄而罢黜儒学，进身者以投机取巧为荣，居于高位者不思政务，却耻笑那些勤勉务实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晋的人们，使用各种表达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人格和风度，所以，西晋又是一个自由和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走向人格的觉醒、趋向于浪漫的时代。在西晋，篆书仍用来镌刻印章（我们在学习《篆刻学》时，通常把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印章统称为“汉印”），题写碑额。多石书由隶书当道，尺牍和簿籍文书，以草书、行书为大宗。抄写经籍则用“新隶体”或楷书，下层官吏题在封检上的字迹，也有楷体。1、书法的中心仍在洛阳，书风接续曹魏，旧体书法（篆书、隶书）与新体书法（草书、行书、正书）共存共荣；2、曹魏时代，新体书法只在北方流行，在西晋灭吴之后，洛下新风吹向江南，南方人士开始接受新体书法。其一是《郛休碑》，阴文篆额“晋故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郛府君侯之碑”十六字，如图：
这明显是汉篆结字风格，圆笔，所不同者，垂笔作悬针状，而且下端向外分张，对称的纵笔作束腰式；其二是《王君墓神道》，阴文篆额“晋故安丘长城阳王君墓神道”十二字，如图：
总体上，笔画端部方截，结体亦不严整，显然具有美术化的倾向。西晋禁立墓碑，所以埋设墓志成为风气。墓志中，也有篆书题额者，如《成晃墓志》，题“晋故处士成君之碑”二行八字，作者篆法娴熟，笔画圆匀流丽，结字修长而具姿态，风格接近汉代的《西狭颂》篆额，如图：
此外，西晋工匠制作的墓砖、瓦当文字，也有篆书。如《元康七年宋氏造砖》，笔画圆转流畅，纵笔长垂，接近魏《三字石经》，《永宁二年五月十日作砖》，笔画多圭角，与东吴的《天发神谶碑》篆式相似。1991年3月，湖南安乡发现的西晋刘弘墓，墓主封爵宣成公，官任荆州刺史、镇南大将军，墓中出土了两枚2.5厘米见方的金质阴文官印，一枚印文为“宣成公章”，如图：
它的笔画婉约流动，垂笔是方头锐尾，字形是缪篆的方形，印面疏朗均匀。另一枚印文为“镇南将军章”，如图：
它的笔画平直整齐，垂笔是方头方尾，字形因为印面的原因而保留了小篆的修长体势，印面仍保留了汉印的均分印面布局。还有一方私用两面印，如图：
左边这方印文两字“刘弘”，右边这方印三字“刘和季”，两方印篆文都是横排，笔画聚于印面的上部，每字又引一垂笔伸展到印面的下部空地，上密而下疏。很像新莽《嘉量铭》上的篆书的篆法。唐代《说文部首残卷》上的篆书也同样属于这一类，我们现在称这类篆书为“悬针篆”，其实，这类篆书在晋代印章中相当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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