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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汉朝儒家子弟那些事,为何事物皆有两面性?悲喜总在一瞬间

 老易说史 2023-03-20 发布于湖南

我相信大多少数人都见过蝗虫,也都听说过蝗灾。

其实,蝗虫这玩意在体量有限的情况下,它们是没有什么攻击性的,也是没有太大破坏力的,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实虫吧。但是,当它们铺天盖地地扑向某一个地方时,那就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生物灾害了。

大家仔细品味一下这个事情,也许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触。比如,少数乞丐对社会有太大的危害吗?但是大量成群的乞丐呢?或者是成规模、成组织的丐帮呢?

但咱今天不是聊乞丐的事,而是聊儒家弟子的事,所以就此回到儒家子弟身上来。

儒教的东汉前传

儒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思想流派。它和所有事物一样,经历过诞生、发展、成长、扩展……等过程。这是生命规律,不以个人意志而转移。

在秦汉以前,儒家思想一直没有拿下政治思想的前沿阵地,或者说儒教一直没有拿下它的政治编制。背后的原因有多方面,主要是它的思想在那种混战兼并、各国诸侯各自为政的客观环境之中,与上层建筑的匹配度并不高。

直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出台,相当于宣布了儒教的国教地位了。

国教就应该有国教的体面,您光给个名头可不好使,政策上再照顾、照顾呗。于是,太学这所官办儒家思想培训基地应运而生了,儒家子弟入仕的优势也慢慢体现出来了。

但是汉武帝也不是什么冤大头,他不过是想借助儒教的思想旗帜来实现他的一些统治目的而已,要他大把大把地把自己手里的官员编制给儒家弟子手里送,他还是相当谨慎的。所以,他最初设立太学,但是在太学招生这一块是卡得相当严的,一年弄个三五十个,意思意思就得了。太学生从太学毕业之后,还要经过汉武帝的亲自考核,才能决定是否予以毕业,能否授予官职,而且所授予的官职一般也是偏基层的小官。

可问题是,天下百姓从这么一件事情上看到的是一个信号明显的政治导向呀!学儒家有前途,学儒术能当官,那咱们赶快都去学儒术吧。这就导致了儒教在民间迅速地兴起和扩大起来。

而且随着朝廷的表态和引导,大汉的官僚系统之中,亲儒的势力也越来越多。

于是,儒家便进入了一个“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正循环机制。儒家子弟越来越多,朝中官员也越来越多,谁特么不让我学儒,那肯定是跟我有仇,不然为什么挡我前途?都恨不得我可以学,你们都别学……

但大家想一想一个问题,在那样一个年代,教育资源是那么的缺乏,受教育的门槛是那么的高,普通人有机会接受教育吗?教育是一项贵族运动,你不是个官二代或者富二代,你都不好意思对别人说我要寒窗苦读,容易被人嘲笑自己心里没点逼数。

没错,儒学的兴起,其实还是只局限于当时社会的上流人士那个小圈子里,普通人注定只能当吃瓜群众。

儒家子弟的产能突然被大大释放了,以产促销的逻辑怪圈就开始形成了。这么多饱读诗书的青年才俊在这里,你国家可不能不给他们大展抱负的机会和平台呀!你不给他们机会就是浪费国家资源,就是不体恤民情,不重视人才,不切合实际……别觉得这是儒教在威胁大汉朝廷,这种倒逼是有效的,大汉王朝开始慢慢进行太学扩招。

刚开始,大汉王朝确实顶得住,我这么大一个泱泱大国,每年消耗你们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太学生,这有问题吗?这不随随便便吗?

这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两个合作商人一样,生产商使劲造,终端商使劲消耗。

到了西汉末年,这种供应链终于失衡了。历史上著名的“道德模范”、“威猛先生”王莽,慷天下之大慨,把太学招生名额一下扩展到3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你西汉朝廷每年有这么官职空缺来安置这些人吗?这不纯属瞎胡闹嘛!

但王莽会管这些吗?不会,他本来也是儒学毕业生,他自己享受到儒教和儒学的红利,再回头来回报一下母校,提携了师弟师妹们,他不觉得自己错了。更关键的是,他这一举措,收买了多少人心呢?那些能写会说的儒家子弟将其视为衣食父母,但有需要,无不前仆后继、尽心竭力。大家看看王莽篡汉的过程中,儒教子弟那张嘴和手里的那支笔,帮王莽创造了多大的优势?

王莽最后靠着宣传优势而被“民意推选”而登上了皇位,按道理说,儒教和儒家子弟应该就此迎来了他的另一个春天了。遗憾的是,王莽这位行为艺术家不是治国的料,他建立的新莽政权只存在十多年就被刘秀给推翻了。

东汉与儒教的唇齿相依

刘秀联合了豪强阶级建立了东汉后,把军功集团即最初的豪族阶级遣散回家了,把外戚参政的通道也卡得死死的,对朝堂内外各种重要官职和机构的权力也重新梳理了一下,那么,他该怎么对待儒教和儒家弟子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演化出的王莽篡汉还历历在目,儒教还适合作为国教吗?儒家弟子还值得信赖吗?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吗?

事实上,刘秀没有选择,他必须继续维护儒家的思想大旗不倒。

首先,人家儒家的思想本身并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你能说人家提倡的忠君爱国、勤政爱民和三纲五常不对吗?人家只是很多少不更事的弟子被蛊惑了,或者因为过于极端而误入歧途。

其次,你刘秀本身也是儒家弟子,也是儒家思想的受益人,你不能吃完了抹嘴不认人。当初那些“天命所归”、“人心所向”的谶语本身也都是儒家思想里的一部分,你当了皇帝之后就要把儒家思想彻底打倒,人家能不能怀疑你得位的合理性(不是合法性)?你都自己打自己的脸了嘛!

最后,刘秀的那帮开国元老之中,很多也都是儒教弟子。比如“云台二十八将”,他们很多都是豪强出身,豪族子弟很多早就投身儒教了。儒教和豪强已经是利益共生体了。所谓“西汉功臣多无赖,东汉功臣多近儒”,云台将们绝大多数都是下马学儒上马杀敌的文武全才。邓禹、寇恂、冯异、祭遵、耿纯等栋梁之才、肱骨之臣全是在长安留学过的儒教弟子。

所以,刘秀他能把儒教的思想旗帜掀翻吗?他敢吗?儒家并不是异端邪说,它只是有他的局限性而已,它对于宗法社会下的中国可以极大地从思想源头上降低皇帝和豪族们统治的成本。

刘秀既然不能推倒儒教,就只能把儒教弟子过往的种种不妥行为全部推到王莽身上。儒家思想确实是好思想,我们要坚决拥护儒家思想的伟大旗帜,它就是这么指导我完成光武中兴的。但是,王莽那个混蛋,他老是曲解儒教真义,把那些单纯的儒家弟子们都带偏了。千错万错,全是王莽的错,现在那个混蛋已经被干死了,大家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再去抓儒教的小辫子了。

公元25年,刘秀刚刚定都洛阳,便马上开始营建太学,搜罗天下儒经,广招天下大儒,甚至车驾亲临寻找大儒为太学讲师;公元29年,关东的内乱还没完全平息,刘秀便开始组织太学复课了……刘秀为什么要整出对儒家强烈拥抱的姿势与态度呢?原因就是上述的。

这种先进而又积极的信号有什么效果呢?大家仔细看看有多少观望势力最后选择投奔刘秀阵营就知道了,比如马援、班彪、窦融等人。大家记住一点,打造一种文化和思想,主要目的就是在团结、吸引那些志同道合的人,改造同化那些心怀抵触的人。

刘秀定鼎天下之后,再次把儒教摆到了国教的位置。他经常在上朝时,谈完国事便和群臣讨论儒家经术,有时兴致来了,还来一下“不要走,决战到天明”

刘秀不是闲得蛋疼,人家这么做事相当有好处的,领导经常召开学术探讨会,说明领导很上进,很亲民,上下对他的评价会很高,也非常容易得到儒家的支持和效忠。

刘秀不光从顶层意识形态上随时引导亲儒潮流,还在国家教育机构太学上下了大功夫。西汉太学的博士(导师)多由名流充当,并无选试之法,但到了刘秀这,博士有非常苛刻的条件要求:第一你光有名气不行,皇帝要亲自考试和面试,免得你们滥竽充数;第二要有朝廷高级官员的保举状,相当于要政审第三岁数必须要求在五十岁以上,年纪轻轻,心浮气躁的人别进来误人子弟了。

这三点要求一加上去,太学这个教育机构的思想文化建设就安全可靠得多了。浪得虚名的人进不来,政治思想不过硬的人进不来,对国家和政府有怨气、负面情绪太多、太激进的人也进不来,要是出了问题,那些保举的官员一个也跑不掉。

当然,教书育人的门槛这么高,选拔条件这么苛刻,没点补偿政策肯定是不行的,刘秀给的补偿和优待还是老一套,干好了可以入仕,不入仕可以享受较高的经济和政治待遇。博士转岗后的初始岗位一般是任尚书、谏议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像汉明帝的老师桓荣,六十多岁时才转岗,最终却官至九卿之首的太常,封侯达到五千户,门徒中也多至公卿。

师资层面梳理完毕了,随后自然是生源结构方面的改革了。像王莽当政时那样海量吸收太学生肯定是不行的,得控制规模。刘秀规定,进入太学只有两个途径:要么你家有六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员;要么你凭实力拿到各地有分量的官方推荐书。啥意思?刘秀的意思很简单,咱太学是精英学校,也是福利学校,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的,你是高干子弟,你可以直接来,不是,你就得证明自己是那块料。

上太学有什么好处呢?这玩意大家用脚指头都能想得到,咱主要讲两点,首先是入仕方便,只要你品学兼优,可以选一定的比例直接保送你进入官场;其次自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圈子效应,你的老师、同学全是主流社会的人,你接触的教育也是最高学术思想,你还担心你以后没有机会当官吗?

刘秀对儒家进行了这样一番修正,相当于重新给儒教和儒家弟子规划了一条新的赛道。这条赛道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那就是用来安抚那些功臣宿将。

大家想想,那些功臣宿将为刘秀出生入死,结果东汉建立了,正是享受革命果实的时候,刘秀却软硬兼施地把他们都劝退了,凭什么?卖命是大家一起上,享福就活该你刘秀一个人享?人家之间是有默契的。咱不占位置,占干股也行。

刘秀说:老兄弟们,你们一辈子流血流汗辛苦了,早点回去养老、去享受天伦之乐吧,修身养性多读书,教育孩子早成人。

那些功臣宿将心想:咱们这帮人都是半截身子埋在黄土里,左一点又一点其实都无所谓,只要孩子们以后能出人头地,既然朝廷为孩子们预设了一定的通道,那么我们就不留在朝廷给皇上添堵了。

为什么说刘秀重新扶起来的太学机构和其相关的晋升通道是为这些功臣、豪族预设的呢?大家想想,当时六百石级别以上的高官是哪些人,他们的孩子是可以直接入太学深造的。那些需要推荐的地方才俊又是谁?他们能找谁去要推荐信?普通人没机会读书,就算读了点书,你也拿不到推荐门票。再说,入仕时,还有层层关卡摆在那里呢,平头百姓根本走不通这条路。

总体来讲,刘秀算是很地道的将儒家的名片进行闪光放大,又把儒家弟子的潜在破坏力进行了有效控制。

光武帝往后,东汉朝廷和儒教算是渐渐进入了蜜月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大家都按照默契按部就班,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模式简直让人感觉不要太愉快了。

这种稳定的关系,只要没有第三者插足,那基本上就会甜蜜地延续下去。但是,东汉的历史大家也知道,很快就有外戚集团这样的第三者、宦官集团这样的第四者插进来了,关键这还不是东汉皇帝主动劈腿,而是外戚和宦官浑水摸鱼摸进来的,所以搞得儒家弟子要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发声了。著名的“党锢之祸”即将如期而至。

儒家弟子在东汉的幸福时光

刘秀对儒家这块阵地的改造主要有几个方面:皇帝组织高层官员搞论坛、搞选拔,这是政策引导,也是质量把关;然后净化了导师队伍,防止导师给太学生灌输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再又规范了生源渠道,着重体现了少数群体的优越性;然后给这个体系的优秀者安排出路。是不是考虑得相当周到?

但东汉针对儒家的这种设计,其实整体上还是政治上的福利工具或方式,因为中低层的人基本上参与不进来,人家即便有读书的天分,甚至学有所成了,也挤不进这个系统。能进这个系统的全是六百石级别以上官员的子弟和各地推荐上来的豪族子弟。

啥叫人脉?啥叫圈子?现在很多幼稚的孩子以为自己认识几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就以为自己有多广的人脉、多优质的圈子了,其实他们顶多就是个吃瓜群众。真正的高级圈子,人家在设计之初,就几乎把绝大多数的人挡在门外了。

东汉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就是精英管理。帝国那么大,皇帝有精力和时间去照顾每个人的利益和感受吗?把这些官二代、豪二代的前途照顾好了,他们就不会造反添乱,整个国家的秩序就更容易趋于稳定了。

而且,东汉的皇帝对太学这一块是抓得十分紧的,后备人才库和福利中心,那是绝对不能在思想上出问题的。时不时在潮流和思想上积极引导一下,或者隔三差五搞个劝学发布会,然后皇帝本人也带队来个突然考察……弄得你们那些博士要使劲加强自身和学生的思想理论建设,还要力求学到科学文化方面的真东西。

这些学成返乡的学子再又把自己在“东汉中央党校”学到的先进理论带回家乡,反哺家族子弟和乡邻,修身齐家治乡邻,又是一波正循环。

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儒家思想在东汉全国大地到处开花结果,当然还是停留在豪族阶级。

潜移默化之下,东汉的豪族开始出现了气质上的转变,正所谓“西汉功臣多无赖,东汉功臣多近儒”,说的其实就是豪族在潜在气质上完成了由武到文的转变。

西汉时代,史书中关于对豪族的描写往往是"橫行乡里"、“侵渔小民”、“武断乡曲”、“兼并役使"、“豪强”、豪奸、“豪纵”这种贬义词史不绝书;而到了东汉,史书中关于对豪族的描写往往是“赈赡宗族”、“赈济贫乏”、“好施周急”、“著姓”、“豪贤”、“名族”、“名士”这样的褒义词。

所以嘛,人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要多喝点墨水,很多好处都是无形的,但是明眼人却是一眼可以看得到的。西汉的豪族太简单粗暴,所以老百姓将之视为恶霸;但东汉的豪族知书达礼,老百姓将之视为榜样。这就是野蛮人和文化人的区别。

文化提升了豪族的形象和口碑,这只是豪族儒家子弟的福利之一,他们的幸福时光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经营自己家族的社会关系网,垄断、扩张家族利益。

前面说了,太学生的来源分别来自两个系统:分六百石以上和六百石以下的两个系统。六百石以上的高官子弟咱不说了,咱说说六百石以下的。

六百石以下的官员,属于东汉的低级公务员序列,这种低级别编制基本上是进入官场的起点,主要是各郡县的一把手每年去自行招募“廉吏”上报国家拿到编制。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岗位是地方一把手说了算的。(现在很多公司也是如此)

比如说,一个郡守下面有“功曹”、“五官掾”、督邮、主簿等低级别公务员官职,这部分的选举,中央是不插手的,基本上你地方报啥中央就批啥。

这里插一句,当年那些功臣为什么愿意回地方?没点政策分红能行吗?

然后,东汉的官僚体系有一个制度叫“回避制”,啥意思呢?就是要避嫌,你不能在你的籍贯地当一把手,也不能在你姻亲的家乡去当最高长官。

这下明白了不?当地一把手全是外地人。没有当地的社会基础,也不熟悉当地的风俗人情,要想搞明白本地事,怎么办?只能依靠当地豪强了。所以像六百石以下的低级公务员基本上都是当地大姓豪族的囊中之物。

有些地方豪族很多,那大家就按潜规则来,要么这五年由你家先上,后面五年由我家的人来。或者这些岗位给你家分配,那些岗位给我家分配。

还记得“云台将”中的寇恂吗?人家当年就是上谷郡的功曹,但是敢替上谷郡守耿况把更始政权的使者宰了,把印章夺回来,原因就在这。他才是上谷郡的实际话事人,耿况只是名义上的老大。

实际上,东汉很多郡县以下的统治秩序其实就是“豪族自治”,后世到了明清,还有“皇权不下县”这么一说,也是类似的逻辑。

所以,那些上了太学但没有混到朝廷的正式编制的豪强子弟,他们着急吗?根本不需要,回家创业的同志依然是国家的好同志,家乡的广阔天地可以任他们翱翔。

有些人可能会问,那些地方豪强不会内讧吗?那些外地一把手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放权吗?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大家都是同学同乡,都是体面人,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内讧显得自己太没风度了,所以他们会控制。关键是,他们早就通过联姻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了,还内讧个毛线呀!

第二个问题也很简单,你一把手不服又能怎么样?你行你自己上呀!你还别不服气就耍官威,强龙不压地头蛇,出了什么事情你自己负责哈。你干几年,政绩出来了,就升迁到别的地方了,跟这点事情较真有必要吗?

再说,在其他地方也是这种情况,大家都想得通呀,都会自觉地去遵守潜规则。你在外地当郡守,你说了不算,但是在你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人说了算;你在外地当一把手,就是跟当地的地头蛇不对付,人家家里也有高官呀,他万一到了你的家乡,同样要为难你的家人怎么办呢?

总而言之,儒家子弟也就是豪族子弟,基本上就是这样无孔不入地完成了对很多地方实行了世袭制统治。这几个县世世代代都是我家的地盘,税是我家收、灾是我家救、贼是我家抓、人是我家用……谁来都不好使。

而且这种产权清晰的秩序有一个什么好处呢?那些豪族一般不会把治下的老百姓往死里整,因为把老百姓整得太惨兮兮了,他的资产就缩水了。所以,看看史书上对东汉豪族的评价为什么是褒义词居多,看看东汉末年,为什么那些豪门大族要搞事了,振臂一呼,就能马上拉起一支队伍?

其他人也别不服,别眼红,你如果不守规矩,你收个税你都不一定收得上,你若要剿个匪,能拉拢多少人马谁也不知道……

西汉的豪族在老百姓心中,多少有点黄世仁的味道;但东汉的豪族,则是老百姓心目中所仰仗的乘凉大树,什么村霸、地主、剥削阶级,那是我们老板,再瞎说小心我们削你哈。这一切都是源于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和“富而好礼”等文化内核的驱动和滋润。

儒家弟子在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优待下,牢牢把控着“躺着挣钱的世代垄断”和“地方公务员上升渠道”两个黄金码头,这是他们无与伦比的幸福时光。

后来,外戚、宦官轮番弄权,把东汉的权力体系弄得乌烟瘴气,严重破坏了儒家的利益链,所以人家那些已经进化成了士族集团的豪族阶级忍无可忍,跳了出来和外戚、宦官明争暗斗、你死我活、不死不休……

最后简单地总结一下,其实从儒教的兴起和扩张过程来看,咱真不能像现在很多人一样,老是对人家持批判、否定态度,一遇到什么事情就说人家是一根搅屎棍。

儒家思想有它的可取之处,也有它的局限性,但咱们视情况去运用或者屏蔽就可以了。比如爱国,这肯定是没错的,但愚忠、愚孝就完全没必要了。你用好了儒家思想,它就是好的,你用不好,它伤到了你,你也别埋怨人家。

尤其是儒家弟子,这个咱更要一分为二地看。历史上有很多“书生误国”的案例,但把因此迁怒于所有儒家子弟,则有点过了。儒家子弟其实大多数都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出发点去积极进取的,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走偏了,有些人学着学着就学歪了……又或者他们赶不上好的时机,怎么努力也不得到一个平台和机会,心里的怨气没处发,慢慢走向极端……这些都要区别看待,别一棍子打死。

总而言之,过犹不及,不管是啥好东西,一定要注意控制量和度。比如读书人肯定好,但有了太多被闲置的读书人肯定就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这一点,咱们一定要牢记,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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