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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年前，大江健三郞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后，据说他的母亲跟儿子说了这么一句：“比鲁迅还差得远……”
当然了，他母亲可不是个专业的文学评论家。她说这句，略相当于北岛或者于坚得了诺奖后（只是假设啊，别当真），家里老人说“比李白（或者杜甫，或者陶渊明）还差得远……”。 大江跟鲁迅，基本上没有可比性。 不是说大江比不上鲁迅，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所处的文脉、当下的文本风尚等，都发生了无法逆转的变化，你无法让关公真的战秦琼。 如果要论一下被人世苦难暴捶的程度，对生存困境拷问的深度，涉猎题材的多面性，以及文本的出色度，我不认为大江比鲁迅“差得远”；我也相信进入阅读后，现代读者会喜欢大江多一些。 我记得1994年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我骑上自行车赶到兰州军区旁的图书市场，及时买了一套他的文集。据说那套文集翻译得不太好，有点把大江健三郞糟蹋了。但我仍读得如痴如醉。尤其是《饲育》，把人还原到了最简单的动物，叙述者“我”像一个幼畜一样看待庞然大物般的黑人大兵，阅读中的我忽然觉得，那一时刻，世界恢复到了原初的本真状态。 当然了，《饲育》最后还是以现实社会的残酷唤醒了阅读者。
如果说我此前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人时阅读上还有点“隔”，到了读大江健三郞，我差不多是把他当作中国最优秀的“先锋小说家”来阅读的。也难怪，一是那时理想的80年代——文学回血的80年代刚刚过去，我们内心还藏着理想的影子；二是像大江健三郞那一代文人，胸中仍装有源自汉语的学问，尽管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对大江来说，首先是受法国及欧洲文学）影响很大，但他用来看待世界时，用的眼光，还是跟中国人更接近。 让我惊讶的还有大江健三郞写作风格的多元化，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性。此前读川端、三岛乃至井上靖，觉得他们各人各自的作品，风格上都太一致，因而阅读起来语言感觉也比较单一。大江不同，《饲育》是一个风格，《性的人》是一个风格，《个人的体验》是一个风格，《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一另个风格……当然这并不是写作上的一项美德，他只是给我们的阅读留下了更多的激情和可能性。 虽然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我还是相信所有杰出的写作者都可以相互成为知音。我不相信大江健三郞对鲁迅的喜爱只是受他母亲的影响。后来，他跟莫言成了莫逆之交，这除了他们生存的世界在自然地理上比较接近，社会生存文化联结较多，甚至都大量用到汉字，更在于他们骨子里深处惺惺相惜。记得许子东分析莫言得诺奖相当于摸到六合彩，其中“六分之一”原因是有大江健三郞这样的前诺奖得主极力举荐。当然了，我们只是当笑话听听吧。 对于大江健三郞，我本人似乎也是有机会接近一下的。我刚来日本时，在媒体上看到过一则启事，说是大江因为年岁已高，要卖掉他居住多年的一套别墅。所附照片可见别墅之美，而且关键是要价不高，四千多万日元，相当于二百余万人民币。我跟老婆说：咱们买上吧，趁机设法采访一下我喜欢的老作家。老婆对文学对作家都没多大兴趣，当即否掉了我这有点天真的提议。就在去年，在日华人小说家陈永和、黑孩二位还曾跟我商量，想办法去见见大江、村上等我们都感兴趣的日本作家，因为他们都已经老了，得抓紧时间……
而时间的确是无法抓住的。今天是2023年3月13日，突然就得到了大江健三郞去世的消息。这虽说令人遗憾，但又并未出人意外。他的确太老了，已经八十八岁了。今天以后，他和他喜欢的鲁迅一样，完整的肉体都已消失，而他们留下来的文字，以及它们承载的东西，我想会永泽后世吧。 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他的作品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如果你没读过他的作品，或许会感到不知所云。那就赶快找来读一下吧。 因为对大江健三郞作品太喜欢，有一些感情，今天仓促写成此文。 并附一篇与大江、鲁迅有关的文字—— 《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大江健三郎在北大的演讲》 《孔乙己》与《故乡》的影响 我第一次听到鲁迅这个大作家的名字，是在我9—10岁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国民学校上小学四年级、五年级。现在想来，那是收集了从《呐喊》到《野草》等鲁迅于北京时期创作的中短篇作品的一本翻译过来的小书(岩波文库)。母亲很爱看这本书，并把它送给了我。于是，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孔乙己》。 母亲好像打算在我从国民学校毕业之后，送我到隔壁镇子的一个商店里去当住店的学徒(我们那儿叫“奉公”)。所以，我想她是为了让我了解小孩子如何在大人的社会里做事，才给我看了这本小说。 通过在酒店里做事的少年的视线，观察着到店里来的大人们，其中还包括一个叫“孔乙己”的老人。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自己也想成为那个伙计，想像他那样仔细地观察大人。 然而，在我10岁的时候，日本战败了。自从1937 年侵略中国开始，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日本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宪法为日本人所有，教育制度也得到了改革。于是，在我生长的地方，在那个叫“四国”的被森林包围着的小小的村子里，有了新制度下的中学。我就不必像《孔乙己》里面那个讲故事的少年一样，去当学徒去了。 上中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喜欢看那本母亲送给我的鲁迅的短篇集。后来，我升学进了位于我们那个地方中心城市的一所高中，就在那时，母亲对我说: “去看鲁迅老师的小说《故乡》！” ——母亲总是称呼鲁迅为“鲁迅老师”。 里面写了很多村里孩子的快乐生活，但是，那些离开村子去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就要过和好朋友“闰土”不一样的生活。那是很没意思的。 “高中毕业后看样子你好像打算上大学，等大学毕业了，你就马上给我回村里来，跟你现在那些好朋友一起来做事，来建一个新村子。这一点你可千万不能忘记。”——这就是母亲对我的嘱托。 我也打算按母亲说的去做，于是，就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抄下了《故乡》结尾那段广为人知的话——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 然后，我上了大学里的法国文学系，在那一刻，其实我已经违背了自己和母亲之间的约定。就算我成了法语专家，我们村里也没有法语老师的教职。即便在我们县里的大学里，当时也没有法语讲座。更不要说和四国森林里的朋友们一起干活了，就连在四国地方城市大学里找到工作的希望都没有。不过，作为一名23岁的东京的学生，我却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我在东京大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奇妙的工作》。 在这篇小说里，我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年轻人——从外地来到东京，学习法语，将来却没有一点希望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 而且，我一直都在看母亲教我的小说家鲁迅的短篇小说，所以，在鲁迅作品的直接影响下，我虚构了这个青年的内心世界。有一个男子，一直努力地做学问，想要通过国家考试，谋个好职位，结果一再落榜，绝望之余，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挖掘宝藏上。晚上一直不停地挖着屋子里地面上发光的地方。最后，出城，到了外面，想要到山坡上去挖那块发光的地方。 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知道我所讲的这个故事了，那就是鲁迅短篇集《呐喊》里的《白光》中的一段。他想要走到城外去，但已是深夜，城门紧锁，男子为了叫人来开门，就用“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在那里叫喊。 我在自己的小说中构思的这个青年，他的内心里也像是要立刻发出“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我觉得写小说的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青年。如今，再次重读那个短篇小说，我觉得我描写的那个青年就是在战争结束还不到13年，战后的日本社会没有什么明确的希望的时候，想要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的这么一个形象。 这个青年，和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学生，以及另一个学生，三个人一起在大学医院打工。医院里养了很多“实验用犬”，数量不断增加，造成了一些麻烦，需要处理，也就是要杀掉它们。然后，他们就在专业屠夫的指导下开始工作。这份工很苦很累，还有可能拿不到钱——就在这种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故事”结束了。
当下的日本，正笼罩在此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工作却找不到就职的地方(并不只有年轻人为找工作而苦恼)，于是，“贫困”问题受到了年轻人的关注。 从文学上讲，就是有很多人又开始读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这部小说描写了在极度恶劣条件下工作的贫困的劳动者。 小林多喜二生于1903年。1933年，在国家权力的迫害之下，被残酷杀害。我到鲁迅博物馆，看到鲁迅先生写的悼念小林多喜二的文章，心里又觉得非常地感动。 我20岁时(还是一个在大学里学法国文学的大学生)写的第一篇小说，并不像小林多喜二的作品那样，深刻而敏锐地反映出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现状，并对其展开了强烈的批判。但是，在这篇小说当中，男学生和女学生展开的对话，虽然幼稚，却包含了对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观察与批判。 我的那个短篇小说，是一部阴暗的小说。但是，当这部短篇小说登在大学报纸上，我拿到了第一笔稿费的时候，心里却感到了喜悦。 老实说，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并决心今后要靠写小说为生。之前，我还靠打工、做家教，以维持在东京的生活。几年后，我回到了四国的森林里，把登有这篇小说的报纸拿给母亲看。我相信母亲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的。 然而，母亲却是万分失望。 “你说要去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叫你好好读读鲁迅老师《故乡》里的最后那段话。你还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了。我隐约觉得你要走文学的道路，再也不会回到这个森林里来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能写出像《故乡》的结尾那样美丽的文章来。你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 我想，是的，您说得完全正确。但是，22岁写了这篇小说，23岁发表在大学报纸上，我的心里真的是高兴极了，我没有勇气接受母亲的批评。我是这么辩驳的: “母亲，鲁迅不只在《故乡》里用了希望这个词，还有《白光》里头也用了，我就是想起了里头的一段话，才写出这篇小说的。” 说完，我就看到了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可怕的轻蔑的神情，那种轻蔑我至今还是记忆犹新。母亲说道:“我没上过东京的大学，也没什么学问，只是一个住在森林里的老太婆。但是，鲁迅老师的小说，我都会全部反复地去读。你也不给我写信，现在我也没有朋友。所以，鲁迅老师的小说，就像是最重要的朋友从远方写来的信，每天晚上我都反复地读。你要是看了《野草》，就知道里头有一篇《希望》吧。你看了《希望》吗？” 我坦白说，我没有看过。那天晚上，我坐了公车，又坐火车，回到了东京。我实在羞于继续待在母亲身边。这次，我拿着母亲给我的书，里面有《野草》全篇，就在夜行的火车上读了起来。 我感到羞愧难当。接下来我要重新开始，我要写母亲说的那样的小说，像母亲那样的读者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朋友写来的信。我读到的《野草》中的小说真的是精彩极了，而我的自信却已经碎成了齑粉……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次来到北京，我终于做了一件一直想做却没有勇气完成的事情。如今，我已73 岁，从那个在夜行火车上看《野草》、身心都受到巨大震撼的夜里至今，50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来到了鲁迅创作《希望》的地方，来到了鲁迅博物馆。 《希望》中引用的那首诗的作者，那位诗人的铜像也在那里。 我想要在那个翠竹掩映的庭院里，在心里默默朗诵一遍牢记于心的《希望》的全文。前天，我就这么做了。周围的人，包括我的朋友，还有摄影师，我从他们面前偷偷地消失了，然后面红耳赤地又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们一定觉得我很不可思议吧。下面的一段引用比较长，但请允许我来读完吧。中间我会跳过一段，缩短一些。我所记得的是竹内好的译文，他是日本最好的鲁迅作品的译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灵魂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我早先岂不知道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飘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写完这一段之后，作者“我”又想起了刚才所说的裴多菲·山陀尔的诗《希望》，然后，就引用那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搏着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哪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老实说，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把握这篇文章的意思。但是，在我的老年生活还要继续的这段时间里，我想我还是会和鲁迅的文章在一起。 从鲁迅博物馆回来的路上，我再次认识到了这一点。至少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母亲对年轻的我所使用便宜的廉价的“绝望”、“恐惧”等词汇表现出失望，却没有简单地给我指出希望的线索，反倒让我去读《野草》里的《希望》。 隔着50年的光阴，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苦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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