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计算的资本化路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P27—P28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原题《云计算的资本化路径及其复归“使用”之理论可能》，摘自《福建论坛》2022年7期，李潇潇摘

“云计算”作为网络3.0时代的热门词汇，其概念半径由于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而变得日渐宽泛。本文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架构，从资本批判的视阈出发，将对云计算的讨论限定在其作为一种借助各种系统和平台上的数据，帮助资本从社会网络和个人交往中榨取价值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模式，同时催生出作为“生命政治生产”的劳动方式。

信息的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进入网络3.0时代之后，网络传播增添了一个新形态：监测受众。

这种“猜你喜欢”式的模式实际上就是在将用户商品化，并对其进行持续剥削。这是一种生命政治剥削。然而这种剥削的狡黠之处在于，不断生产着网络信息的用户们，无法觉察到自己生产的信息会成为资本逻辑中的剩余价值。

喜好不同、个性迥然的网络用户的活动轨迹能够被共同抽象成数据包进行贩卖与人被抽象为劳动，进而成为劳动力商品有关。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相关部分谈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即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前提，劳动力成为可能，继而由于购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货币才转化为了资本。一旦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就不再是属于劳动者本人的特殊物，而具有了一种普遍性。

劳动力对于资本而言也是同样的。资本家也不是在购买某种特殊的劳动力，而是购买一种具有普遍性、无限可能性的劳动力。

劳动的抽象性使得其可以不被任何对象化的劳动所束缚，可以潜在地与一切劳动对象联系起来，这也就是劳动所具有的“总体性”，即劳动者的劳动可以被对象化为全部种类的劳动。这样的游戏劳动，实际上是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的进一步加深，这种劳动不再局限于某些个别部门，而是将社会变成一个整体来共同生产价值。这种共同性被奈格里与哈特视为克服资本主义的有效方式，即一种自由的达成。但他们从根本上忽视了劳动自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成为其逻辑体系内在要求的一个环节，因此不管劳动形式如何变化，都不过是为资本逻辑的展开提供有效助力。他们所提出的所谓非物质劳动对资本的逃离，其自身就包含着一种理论的天真。劳动形式的改变所带来的只是劳动过程的泛化，并由此有效推动了资本逻辑的普遍化。

当“游戏劳工”们意识到自己的无偿劳动正在被剥削，那么逃离是可能的吗？理论层面可以有诸多阐释路径，其中不乏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出发，即马克思对于“生产一般”的抽象。

对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作出了全面的阐释。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生产与消费问题进行分析。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对于生产与消费的探讨抛弃了市场表象的层面，深入到了生产方式的层面。

马克思虽然与经济学家们一样，认同生产与消费具有同一性，但他反对“生产的消费”，即仅仅用这种新的消费概念来区别与生产相对立的消费概念，或者说将这种“生产的消费”理解成第二种生产来试图统合生产与消费；马克思实际上还是明确强调将生产与消费作为两者来看待，而其间的交互是通过一种媒介运动。

之所以生产与消费的这种媒介运动被马克思而非经济学家们所重视，本质上来说，是因为马克思对于“生产一般”的抽象。在经济学家们那里，生产与分配等诸环节之间存在着一种割裂，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天合理性的认可，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本是推动整个生产得以不断循环的动力所在，因此资本统摄所有环节。而这种对资本主义先天合理性的认同正是马克思所摒弃的。他摒弃的方式就是将“一般”上升到“一定”，即赋予“生产一般”以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内涵。

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媒介运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生产从三个方面生产着消费，消费又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生产首先为消费创造材料、决定消费的方式，并通过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而消费同时也在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当把生产和消费作为两极来探讨其关系时，似乎二者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然而实际上，生产环节一旦完成，产品的生产者与产品就被割裂开，生产者对于产品而言处于一种外在的关系，二者之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分配。而正是遵从于社会规律的分配环节决定了产品的生产者可以占有自己所生产出的产品的份额，即分配环节出现在了生产与消费的两极关系之中。

“游戏劳工”们所服务的平台，就是这种运动的媒介，它以观念植入的方式定义了新的消费，再以此作为流量入口实现资本增殖。人们自愿放弃数据隐私而被剥削，服务于资本再生产，因为人们已经被捆绑，不为资本进行生命政治生产就无法消费，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社交需求。

所谓的去资本化，实际上就是使数据复归一种共享的状态。

共享的实现需要一种对使用本身的追求，即使所有向使用的复归。但要达成这一目的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使用价值如何去价值化。这是因为在资本生产条件下的价值逻辑中，生产是为他人的需求而生产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带来资本的增殖；然而，物的使用性本身却只是为了满足个体自身的需要，并不是为了他人而生产，因此如果仅仅是基于物的有用性或者使用而进行交换，是无法实现资本增殖的，有用性被价值化成为使用价值，恰恰是资本异化的表现。

因此，寻找云计算去资本化之可能性路径的本质，实际上是要为使用价值这个概念赋予一种能动的可能，试图在其中寻找到一种逃离资本逻辑、摆脱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方式。

鲍德里亚基于当下资本主义的具体形态，即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认为马克思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却没有真正触及支撑资本主义存在并发展的本体论基础，即生产的逻辑。鲍德里亚认为，劳动力和使用价值一样，被马克思当作是不需要证明的、原初的存在，并认为这种继承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使得马克思理所应当地把劳动理解成为人的本质，认为人必须通过生产活动才能维持其存在，而这种想法本身就陷入了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的批判看似十分犀利，然而实际上其中也包含了很多主观的“误判”。一是他对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的“人类学”预设的批判。

二是鲍德里亚将使用价值理解为一种抽象的有用性，混淆了马克思所区分的交换价值的逻辑和使用价值的逻辑。

简单的商品流通并不是马克思想要着重探讨的内容，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后的使用价值已经具有了其经济学的意义。同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了自身发展了的形式的“使用价值”，反过来同样开始参与影响和改变这种经济关系。由于劳动的抽象形式是以个人的具体劳动为前提的，因此使用价值也是价值形式的前提。

综上所述，对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是否是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的回答或判定，无论回答是或不是，其实都能找到相关的文本依据。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其看作政治经济学的抑或不是，目的是什么。使用价值不仅仅是货币的价值形式的前提，也是其他所有商品价值关系得以确立的前提。在资本逻辑占主导的历史背景下，使用价值当然可以被作为内含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内的概念进行探讨。但是如果否认其作为一个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内部的概念，实际上是想为云计算的去资本化设立一个可能的理论前提，一种在共享社会中，剥离资本逻辑所赋予的价值属性，从而回归真正的有用性的可能。

而在这个过程中，云计算技术本身所特有的非线性结果导向也成为这种理论可能得以实现的某种技术基础。当对于价值的评价模式从因果关系转为相关关系时，人格将无须只能遵从单一的价值评价模式，即货币化。当一个人所有的生活活动、兴趣爱好、特长习惯、过往经历等都可以兑换成信用，变成另外评估价值的标准，物的使用将首次优先于对物的占有，物的使用价值将有可能超越物的交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