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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步骤地解散食堂 我们在调查中，还痛切地看到，要从根本上克服困难，扭转局面，除了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各项有关政策之外，要把“公社化”、“大跃进”中破坏的农村生产力完全恢复过来，中心的环节是保护和恢复农村劳动力。因此，安排好群众生活，保证群众最低的生活需要，就成为各级党委头等重要的任务。  当时，中央曾指示:“安排好群众生活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办好食堂是安排好生活的基础。”从1960年秋冬至1961年底，我在省委常委会、省委全委会和地、市委书记会议及其他有关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在口粮低标准的情况下，必须充分注意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这是关系到能不能恢复、保护劳动力的首要关键。特别是在农村，一定要吸取宝应、高淳等县的惨痛教训，决不允许再发生因吃不上饭而出现大.量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外流和弃婴等严重情况。为此，我反复讲，粮食产量一定要摸底，估产、征购一定要实事求是，口粮安排一定要落实到人头。省委决定，对全省社员口粮实行“以人定量，按月落实，发证到户，节约归己”。 要求各级领导组织干部、群众，在搞好集体生产的同时，千方百计，因地制宜，挖掘潜力，包括开发代食品，种好自留田、十边地，开展生产队和社员家庭副业等，以解决口粮困难。还强调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劳逸结合”的指示，保证社员、职工、干部、学生睡足8小时，不得任意加班加点。在受灾歉收、口粮标准很低、病弱者又较多的社、队，冬春期间可以半天劳动，半天休息。 除此之外，还要解决吃食堂的问题。“大跃进”、“公社化”中提出“吃饭不要钱”、“生活集体化”，农民普遍吃食堂，全省一度办起30万个食堂，吃食堂的占农村总人口的97%。所谓“吃大锅饭”，就是从那时候流传开来的。当时，我们已经发现，这样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难，浪费甚大，弊端甚多。还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区提出的经过群众讨论、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把口粮分发到户，实行社员回家自炊自吃的办法。 但是，庐山会议以后，刮起新的“共产风”，把这些做法当成“右倾”，加以批判。一些停办的食堂，被迫重新开伙。1960年春统计，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16，8万个，参加农户4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5%为此，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作出明确规定:一是各级党委，都要有一个书记专管以食堂为主的群众生活福利，从省到公社都要建立生活福利委员会;二是建立以党团员为核心的食堂管理委员会，社、队各级干部都要轮流到食堂当炊事员，帮助改善食堂经营管理;三是各级干部下乡，都要按照定额标准吃饭，不准特殊，不准吃夜餐;四是分配给社员的口粮，一定要保证到人。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主席南下调查，到达杭州。 他把六个大区书记和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找到一起，听取关于纠正“五风”问题的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食堂问题。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主席带着大家，听柯庆施讲食堂办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其他人也是一片赞扬，毛主席听得眉飞色舞。那正是早春时节，我坐在车上，眼望窗外。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尚未过去，麦苗点级田野，沿途寒风瑟瑟，富饶的江南大地，显得十分冷落。我看着外面的景况，心头很不是滋味，所以一言不发。 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见大家议论风生，就我沉默不语，说:“渭清同志，他们都讲办食堂好，唯独你不讲话，这是什么道理?' 我回答说:“我不好发言。” 毛主席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就鼓励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后来，有人把这话概括为“三不主义”，就是毛主席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对着我第一次提出的。 毛主席既讲了“三不”，我也只好放开胆子讲了。我对他说，大家都讲食堂怎么好。要我来讲，是怎么不好。 毛主席笑了：“你是反对派嘛!就把你的“不好”讲给大家听嘛! 接着，我具体讲了食堂有三个“不好”。 我说:“食堂耗粮特别大。本来，一家一户过日子，再穷也有个'糠菜半年粮’。您老人家也曾讲，要’平时吃稀，农忙吃干，老弱千轻活的吃稀，青壮年干重活的吃干’。大办食堂以后，不分老少，不管活轻活重，都在一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粮，全年口粮几个月就吃光了，吃不起。” 毛主席伸出一个手指，打着手势说，这是一。第二呢? 我说:“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挖点野菜，剩汤剩饭什么的就能养一头猪，全国一亿多户农民，每户养一头猪就是一亿多头猪。现在办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毛主席伸出第二个手指，这是二。第三呢? 我说:“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户烧饭时，对锅灶碗盆，十分爱护。办了食堂，锅灶经常坏，碗筷随手丢。许多食堂要经常买锅添碗置灶具。还有，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借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影响干群关系，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整风整社解决;更严重的还有个烧草问题。您老人家提倡种树绿化，现在办食堂缺烧草，就到处砍树。农村的树木砍得差不多了!” 我总括起来说，刚才大家讲食堂怎么好，有的还讲公共食堂给社员吃“四菜一汤”。我在江苏没见过。要我来讲，如果再搞下去，连“一汤”都要喝不上了！ 毛主席听我这么讲，就掉头问坐在一边的周总理，渭清意见对不对?总理说，他讲得有道理。坐在另一边的胡乔木、田家英同志也表示赞许。毛主席就对总理说，作两个决定。 一是派乔木、家英分头到湖南、浙江农村作调查，时间一个月;二是调查以后，中央开会讨论食堂问题。如果渭清讲的对，就“一风吹”;不对再作别论。这时，柯庆施插上来说，苏州地区条件好，食堂可以办下去。我说:“苏州也不能办。”毛主席说，渭清同志，你回去以后，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 我说:“主席，马上解散也不行。” 毛主席问:“照你看，该怎么办?” 我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食堂从“大办”、“散伙”到“再大办”的过程，说:这几年搞了几个“大办”，特别是“大办钢铁”、“大办工业”，不少日用品，包括火柴、食盐、煤球、锅子、碗筷等，都严重脱销，有的地方已经很长时间见不到了。所以要停办食堂，不光要确保口粮定量到人，分发到户，还必须解决一家一户用的锅、碗、烧柴等问题。不能办食堂“一哄而起”，停食堂“一哄而散”，如果马上解散，势必给群众带来新的困难。 毛主席表示赞同，说:就照你们江苏的具体情况，研究办理。 我从杭州返回南京以后，于2月23日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和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精神，着重讨论和研究了食堂问题。我们从当时具体情况出发，没有讲“解散”，而是讲“调整”。省委确定，要防止有些干部卸包袱，食堂的调整要慎重。城市的食堂可以先行调整，农村食堂的调整则要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实际上就是要求采取积极态度，逐步停办食堂，并为群众创造自己开伙做饭的条件。 5月下旬，我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丝)，决定取消农村公共食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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