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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是国家分裂、小国林立的时期。至于春秋战国，还是属于东周政权，所以那个时期的国都是诸侯国，不是独立的国。这些时期都不是中国的国最多的时代。那么，哪个时代中国的“国”最多呢？ 近年，考古又新发现了一些古城遗址，或者发现了一些古城遗址的新特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哪些考古新发现。 一、鸡叫城遗址：中华文明内生发展绵延不绝的奥秘所在 鸡叫城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地处洞庭湖西北史前遗址密集的澧阳平原，西南距城头山遗址13公里。 发掘显示，遗址上最早遗存年代为彭头山文化时期，大溪文化时期再次有人定居，发展到油子岭文化时期，人们开始在村落的外围开掘壕沟，形成环壕聚落，面积约4万平方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人们又将之前的环壕填平，并在环壕外开挖城壕，挖掘城壕的土堆在内侧，形成城墙。此后，城墙不断向内外加宽，最终形成了底宽达28、顶宽13.6、高度3.2米，墙外护城河宽30—50米，城内面积15万平方米的鸡叫城城墙与护城河规模。  鸡叫城遗址历年发掘区及重要遗迹现象位置示意图 鸡叫城最终形成三重环壕的聚落结构，在长江流域属于首次发现。城墙以内面积15万平方米，护城河（一重环壕）外坡以内面积23万平方米，二重环壕外坡以内64万平方米，三重环壕以内100万平方米。其中，二重环壕之内为密集居住区，二重环壕之外为稻田耕作片区。 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鸡叫城形成了由城址、城外遗址点、外围环壕与沟渠组成的网状水系及其间稻田所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呈现出史前稻作农业文明繁盛的社会图景。  鸡叫城图景 鸡叫城遗址发掘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存复原图亮相后，引发广泛关注。它位于鸡叫城遗址西区，这里因为揭露出一批木构建筑，被认为是高等级建筑区，F63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的布局是规规整整的长方形，五开间七室，建筑面积达420平方米，加上廊道，总面积约630平方米。高大雄伟的木构建筑屋顶上铺设着金黄的茅草，神圣又庄严，显示着古人对住所的向往和对住所建造的智慧。  鸡叫城遗址发现的F63木构建筑遗存复原图 F63的建造年代距今约4700年，比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目前我国最早的干栏式建筑晚1000多年，F63是中国考古百年首次发现的保存较为完好的木结构建筑，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建筑史实物例证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土木建筑史的内涵，F63的堂屋、开间及地栿和梁架的建筑形态绵延至今，是中华建筑文化的标志性法式。 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鸡叫城人仅用石制工具和木制工具就能加工巨大的木材，建造完成复杂精巧的大型木构建筑。透过考古发掘现场木构件上依然清晰可辨的截断、加工、凿平的砍伐痕迹以及搬运木材留下的绳索勒痕，仿佛看到当时人们热火朝天建造这一史前“豪宅”的画面。 在鸡叫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体量巨大的谷糠堆积，目前仅发掘揭露出其中80平方米，平均厚度15厘米。经初步测算，这些谷糠堆积所代表的稻谷重量约为2.2万公斤，大约可供1000个成年人吃上40多天，通过单位体积的谷糠密度并结合现代水稻加工的调查结果，工作人员初步推算出这80平方米谷糠层所代表的稻谷重量约为2.2万公斤（带壳）。而此次发掘仅窥一隅，勘探发现其实际分布面积还要更大。 与谷糠堆积相佐证，考古人员还在鸡叫城遗址二重环壕北部外围一处试掘点发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水稻田，呈不规则圆形，已揭露部分面积至少100平方米，并有数层水田叠压，疑似有犁痕、足印。水稻田以平行水渠分隔空间并以水系连通，形成了完整的灌溉系统。 海量稻谷糠壳和稻田、稻田片区的发现，说明4000多年前鸡叫城的稻作农业水平已经十分高超，能够供养大量人口，呈现出史前稻作农业文明的盛景，这为鸡叫城聚落群实现长时间连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基础。 鸡叫城遗址发现了彭头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等多种文化遗存，发现了房址、窑址、灰坑、瓮棺等遗迹，出土的典型陶器有矮领广肩罐、敛口深腹钵、粗矮大圈足浅腹盘、小壶等。  鸡叫城遗址出土的陶器 F63的建造必定以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城或聚落为基础。鸡叫城由彭头山文化时期的普通居住点发展为环壕聚落，然后发展为城壕聚落及聚落集群，一直延续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时间跨度从距今8000年前至距今4000年前。 鸡叫城依靠自身稻作农业经济的支撑，跨越4000多年完整演进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全过程，它的发展显示出跨越时间和文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具有极强的内在凝聚力。所以说，鸡叫城是从自身泥土和稻田里生长出来的农业文明——这正是中国文明产生的主要途径与方式，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绵延不绝的奥秘所在。 二、河南南阳黄山遗址：“一眼史前三千年”的考古奇观 河南南阳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北100米处，是南阳盆地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面积50余万平方米。 该遗址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遗存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大致存在仰韶晚期家庭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工厂式集约化生产模式转变的规律，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  黄山遗址出土的玉器 南阳黄山遗址首次发现中原地区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 与自然河、人工河道、环壕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用能力。 考古工作者在黄山遗址共清理仰韶文化建筑址22座，分为圆形房址或粮仓址18座，长方形柱列式房址2座，长方形木骨泥墙石玉器坊居址1座，近长方形大型夯基房址1座，小型墓13座。屈家岭或仰韶瓮棺葬55座，其中有6个以上可能为粮仓奠基坑。屈家岭文化柱列式或露天石玉器作坊址4座，长方形柱列式房址1座，墓葬17座。仰韶、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灰坑58座。  黄山遗址墓葬 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若干“前坊后居”式大型建筑遗址、“坊居合一”式中型建筑遗址。这个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特别是最大的、编号为F1的“前坊后居式”7单元大型连间长房，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  “前坊后居木骨泥墙式”建筑 黄山遗址考古发掘新发现了仰韶中晚期的粮仓群，地面圆形粮仓群密集出现，其中面积50平方米粮仓同一层面就有5座。黄山遗址清理出16座大型粮仓群基址。发现了大量粟以及稻、黍种子。  仰韶中期粮仓基址 据不完全统计，黄山遗址共出土砂岩质制玉石工具磨棒近1800件、磨片5672件、磨锉308件、钻头7件、钻杆帽3件、石锤272件、石球13件、完整磨石墩50余件、残磨石墩15000余块，石坯料300余件、石核274件、人工石片1021件、石器约300件、玉器50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余件、骨器50件、陶器近700件，猪下颌骨1600余个，还有大量的玉料、石器、陶器与少量玉器原地保存。 石器质地主要是独山石，以农具和兵器为主。农具种类有耜、斧、铲、锛、凿、刀等，兵器有钺和镞。  黄山遗址出土的石器 玉材主要为独山玉，其次为黄蜡石、石英、汉白玉等，个别为方解石和玛瑙，玉器种类有耜、斧、铲、锛、凿、璜、珠等。骨器主要有镞、针等。陶器主要来自瓮棺葬和房址，少数是灰坑所出，种类有碗、盆、鼎、钵、罐、缸等。一件磨石墩上甚至绘有褐红色人物劳动、卧猪、兰草写意图，堪称绝品。  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石器 黄山遗址文化序列涵盖仰韶、屈家岭、石家河，前后无缝延续，重要遗迹保存相当好，充分反映了社会分工、贫富分化、军事色彩渐浓等一些文明要素，是距今4000至7000年间华夏文明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是江汉与中原地区文明起源、南北文化交流融合、早期夏文化探讨的核心研究对象之一。 因为跨越时代和文化较多，黄山遗址被称为“一眼史前三千年”考古奇观，其规模和特征揭示了黄山遗址的政治形式可能是古国之上的区域性王国。  屈家岭文化高级别大型墓葬中随葬的象征军权王权的玉钺 三、山东滕州岗上遗址：海岱地区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遗址位于山东省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东部漷河两岸，遗址平面不甚规则，呈倒靴形，东西最大跨度1500米，南北跨度1000米，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遗址时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5000年左右）为主，也有部分东周、汉代遗存。遗址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包括1圈夯土城墙与壕沟、31座墓葬、7座房址及大量与房址相关的柱坑或柱洞。 漷河西岸遗址西部区域发现夯土城墙迹象，经系统勘探确认，城址平面近长方形，壕沟紧挨城墙外侧环绕一圈，含壕沟在内，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城墙宽约10-22米，壕沟宽约10-60米，最深处2.8米。不同区域城墙结构不尽相同，与其所处区域地形地貌关系密切。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遗迹分布图 南区共发现16座竖穴土坑墓，其中，四人合葬墓1座，其余均为单人葬。墓葬分布集中，有明显成列排布规律。墓葬等级差异巨大，主要表现在体量、葬具结构及随葬品等方面，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大型墓分布紧凑，葬具齐全，往往有器物箱或棺下放置枕木。随葬成套的陶器和玉器，陶器明器化，实用器极少，以宴饮器为大宗，器型小，多轮制而成，标准统一，同一器型往往成堆码放。 南区大型墓头箱、脚箱及棺下枕木 男性均随葬玉钺或石钺，女性随葬玉器以饰品为主，其中绿松石最多。中型墓多为一棺，随葬品较少。小型墓多无葬具和随葬品。 南区墓地出土部分陶器 南区墓地出土典型玉器 另外岗上遗址南区出土的大型4人一次合葬墓极为特殊。该墓长3.3米，宽3.2米，葬具为三联棺，带有头箱及边箱，随葬陶器数量据不完全统计超过300件。4人除一名儿童性别特征不明显外，其余均为男性，自北向南年龄呈递减之势，而随葬玉钺从类型、数量、玉质及大小等方面也表现出递减之势，不同墓主间表现出了明显的等级差异。 南区四人合葬墓SM1及其随葬玉钺排列 岗上遗址大型城址的发现，连同一批显示了社会剧烈分化、财富集中于大墓、突出器物箱的棺椁制度及一整套陶玉骨牙器为代表的礼器等，不同类墓葬分群现象格外清晰，这是墓地空间布局经过规划的结果，成套礼器的发现则表明大汶口文化丧葬中的器用制度已经基本完备，明确了海岱地区是中国礼制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北区二次葬大墓出土典型器物 岗上遗址还出土了以钺为代表的玉石器，骨牙质的鹿角锄、杖形器、骨板，鳄鱼皮、陶鼓、涂朱龟甲，以觚、大口尊为代表的成套成组的陶礼器。大量明器化陶器批量化生产及高等级玉、石、骨、角器的出现，显示了岗上大汶口时期聚落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岗上遗址既有个体聚落形态也有区域聚落形态，也有象征军权王权的玉钺，是更高级的政治形态。 四、郑州西山遗址：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 郑州西山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孙庄村，距今5300～4800年。郑州西山遗址系目前所知河南乃至黄河流域年代最早的城址，也是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 西山遗址发现和确认了仰韶时代晚期的夯土建筑城垣。整个遗址南北长350余米、东西宽300余米，总面积10余万平方米。城池为环形布局，由双重城壕和城墙组成，城壕为人工所挖，城墙用版筑法夯打。已发现西北门和东北门两座城门，东北由城台、护门墙、城门组成，两座城门的形制、结构有较大区别。现仅存城墙与城壕的北环部分，发现附设有“影壁式”防御系统的城门二座及大量建筑基址、墓葬等。 遗址共清理房基120余座，窑穴、灰坑1600余座，灰沟20多条、墓葬200余座、瓮棺130座。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遗物遗迹兽骨、种子等动植物遗骸数千件。 郑州西山遗址平面复原图 遵循着古代城域建筑发展的过程，郑州西山古城平面介于方圆形之间，上承仰韶文化圆形环壕聚落之形，下启后世方形城池先河，正是中国古代城池发端之初的基本形态。西山遗址承先启后，它颇类于八角形的近圆形平面，正处在从传统的圆形环壕向城墙环闭的方形城址的过渡阶段。 近圆形城邑 城墙的建筑采用先进的方块板筑法，基底较宽，向上则逐级内收，形成一级级台阶。西山城址的建筑技术，在当时来说是最为先进的，从而筑起一座固若金汤的早期城堡。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它开启了后代大规模城垣建筑规制的先河。而先进的方块版筑法，为后世城垣、高台建筑等土木工程奠定了技术基础。西山古城是北方地区目前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夯筑城址，是中国城市文明的重要源头。 古人筑城形象 自夏商周迄明清之际，虽然偶尔也能看到个别的圆形之城，但实属凤毛麟角，不可多得。从仰韶时代西山城址呈不规则的圆形，到龙山时代王城岗、孟庄诸城均呈方形这种情况，可以反映出远古人类在聚落规划观念上的变化与发展。 城是一种“防御文化”设施，防御文化的具体表现是：藉各种寨堡、沟洫、障壁、栅栏之助来防卫居住区。仰韶时代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积累日益增多，中原地区氏族和部落间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日趋激烈，为了防御外来的入侵，以城垣环围的新防御设施应运而生。西山城堡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城墙与壕沟的关系极为密切，修城与挖沟往往同时进行，从壕沟中挖出来的泥土，用来修筑城墙，一正一负，阴阳相成，从而构成了双重的防御体系。西山古城的城墙与壕沟，实为我国最早的双重防御体系设施。 郑州西山城址位于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陈庄遗址约15公里。还有郑州市区的须水乡白庄、沟赵乡张五寨、杜寨、金水区胜岗、古荥乡石河、荥阳市区的汪沟、竖河、池沟寨、陈沟、阎村、张河、杨寨北等诸多遗址，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 西山遗址附近聚落群 西山城址是这一聚落群中的唯一城址，其地位一定高于诸聚落遗址，西山城池居于遗址中心，是这一聚落群中的唯一城址，也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城邑。 西山遗址翁棺葬 丰富的文化遗存表明，人们在此生活长达2000余年。西山古城，在聚落发展史上，它的颇类于八角形的近圆形平面，正处在从传统的圆形环壕聚落向城墙环团的方形城址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宣告了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以后持续千年的那种群雄逐鹿，战争不已的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龙山时代的先河。西山古城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作用。 五、双槐树遗址：最早的“中国”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河洛镇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处。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 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该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双槐树遗址这座巨型远古都邑北依黄河，西濒伊洛河，南临嵩山，恰好位于伊河、洛河汇流入黄河的高台地上，即文献记载'居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这里交通便利、万方辐辏，自古以来便是华夏文明的腹地。 双槐树遗址 双槐树遗址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3重大型环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围墙及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设计，应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古代最早的瓮城雏形。在内壕中部发现了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特征的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 还有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 双槐树遗址城市布局 在一大型房址内，在其中心房间夯土中有一完整的麋鹿和猪，另在其基址主体东南和整个回廊中，有意埋藏有九件陶器，一望而知是北斗星形状。它的出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农耕文明中国最重视的'春秋分、夏冬至’，即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可以依据北斗星斗柄顶端指向参照诸天象元素而确定，这是中国早期农业文明立业之本。 河洛九星图 北斗九星遗迹的上端，是一头首向南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在古人眼里，麋鹿是瑞兽，预示着否极泰来，呼应天北极，同时“骑着麋鹿，能够升天”，以沟通天地。有意思的是，在麋鹿骨架的一边，还有一副猪骨架。文献记载“斗星时散情为彘，四月生，应天理”，古人以四为四时之象，《易本命》等记载，猪孕又四月而生，而四又恰应四时，即应天理四星。所以古人也把猪作为北斗“天理”的象征。 在这里，显然是一位有着很高的地位并且熟知巫术与天文的古国首领，以这种方式设计自己的居室，确立自己的神圣地位——住着方形建筑，南门口放置'北斗九星’，代表南天。立体来看，所在房址代表北之地，他头顶北斗九星代表的圆形参天，脚踏方形大地，掌握着沟通天地方圆阴阳的巨大权力，实现身份的'神化’。该居室主人即便不是黄帝，也是黄帝部落的一名高级首领。 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繁荣时期共存，连同融合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等遗迹，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双槐树遗址还出土有我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家蚕牙雕 加上同时出土的部分片状丝绸，并与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类比，专家们最终得出结论：不仅最早的丝绸在中国，最早的家蚕驯化和家蚕丝绸也在中国，实证了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具有全国领先的农桑文明形态，是中华农桑文明文化传统最早的完备代表。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从这一角度讲，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群，是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而以它为中心的这个聚落群，也是这个时期、这个区域规模最大，且唯一的大型城址群。在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 结合考古学发现以及中国古史中有关黄帝的一些记载，初步判断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性的聚落中心。 六、郑州王城岗古城：大禹时代的都城阳城 王城岗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的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东侧的土岗上，年代为公元前2469年～公元前1543年。 王城岗遗址所处的颍河上游的登封盆地，迄今已发现了12处与其同时期的遗址，构成一个小聚落群，大中小型聚落呈金字塔式分布，其中1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占绝大多数。因此，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王城岗遗址属于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 王城岗遗址，最先发现的城垣建筑是遗址东北边缘的两座小型城堡。两座小城东西并列，西城保存较好，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东城大部分被河流冲毁。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发现了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 王城岗遗址位置示意图 告成镇东北发现了春秋至汉代的 140 万平方米的阳城遗址 ——其直接证据是所出陶豆等器物上有“阳城”“阳城仓器”字样，说明王城岗大城遗址大概率就是禹都阳城。 史学界从王城岗小城堡一发现，就开始把它和“禹都阳城”或大禹之父“鲧作城”挂上了钩。最新的解读是，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大城才是“禹都阳城”。
陶器上有“阳城仓器”字样 考古人员在王城岗遗址中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石铲、石刀和石斧等 作为工具性质的石器，并通过考古实验，尝试复原了这些石器的制作和使用流程，表明这里曾经是一个石器加工业制作中心，说明王城岗遗址在最初很大可能还是鲧和大禹所在氏族治水工具的一个生产与配给基地。 王城岗遗址还发现有奠基坑、青铜容器残片、玉石琮、白陶器和文字等重要遗存。王城岗遗址龙山时代遗存中既发现了文字又发现了工艺成熟的青铜容器，既有城墙城壕又有大范围的夯土建筑基址，既有外来的礼器（石琮）又有等级区分的证据（奠基坑），可以证明中原地区的王城岗遗址在龙山时代晚期已迈入文明社会，甚至形成了包含国家机器的“雏形国家组织”。 王城岗遗址出土的“共”字刻文磨光黑陶杯残片 七、古城古国——区域王国——广域王朝的演变 根据现有考古调查研究结果，我国迄今发现的史前城址共约60余处，小的10多万平方米，大的800多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 代表性古城遗址有：东北西北地区的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甘肃庆阳南佐、内蒙古包头市阿善、凉城县老虎山、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河北迁安市安新庄；中原地区的河南郑州西山、安阳市后岗、淮阳县平粮台、登封市王城岗、郾城县郝家台、辉县市孟庄、巩义双槐树、南阳黄山；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章丘市焦家、章丘市城子崖、寿光市边线王、邹平县丁公、临淄市田旺、滕州市西康留、滕州市岗上、茌平县的教场铺、大尉、东平铺、尚庄、东阿县王集，以及阳谷县的景阳岗、王家庄、皇姑冢；成都平原地区的四川成都大邑高山、成都郫县、新津县宝墩、温江县鱼凫、都江堰市芒城；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澧县城头山、澧县鸡叫城、湖北天门市石家河、荆州市阴湘城、荆门市马家垸、石首县走马岭、孝感叶家庙，长江下游地区的余杭良渚、安徽凌家滩等。 按照中国古籍记载，有的说神农氏时代已有城池。
有的说黄帝时开始筑城邑。
有的说鲧或禹时代开始修建城廓的。
从考古研究结果来看，城头山、良渚、凌家滩、鸡叫城、石家河、黄山、南佐、双槐树、陶寺、石峁等城址，大约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唐尧、虞舜时代，处在夏王朝的前夕，它所反映了4000——6000年前中华大地开始兴建城郭的史实。 古城的产生意味着人口密集、社会经济发达、社会已有分工、有统一的领导指挥管理。“古国”是考古发现的具有“大遗址”规格的遗址，就是具有古城规模的遗址。 公元前4000年之后，原本因环境而自然分群的血缘村落之间出现了变化，即多个聚落群整合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实体，聚落群内部的竞争，导致强势聚落从若干血缘集体中胜出，对聚落群采取首领家长式的集权领导。这种聚落群就是文献中所谓的“国”，也称为“古国”。 “古国”的产生年代就是古城兴起的年代，这时五大区块——中原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小河沿文化——都已经从部落走向古城古国。所以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为“古国时代”，那时候古国众多，星罗密布，可称为万国时代。 古国这种政治实体出现之后，古国之间开始竞争发展，一些具有更大实力的古国开始对邻邦进行吞并和整合。当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达到一定程度时，国与国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关系和竞争，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整合。这样整合的结果，在5000多年前诞生了良渚、石家河这样的大型地区国家。学术界将这种文明称为“方国”、“邦国”，或者叫“王国”。 良渚文明是个超大型的文明社会，它的核心是面积8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和外围设计巧妙且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推算下来，良渚古城直接辖治的疆域可达约2000平方公里，大幅超过一般古国的规模。在良渚文化分布的浙北苏南以及上海这一大片地域内，还有青浦福泉山、武进寺墩等若干地方中心。 从现有材料看，以寺墩为中心的聚落群很像一个缩小版的良渚。类似寺墩的地方中心，在良渚文化范围内还有好几处。在对良渚与寺墩之类的次中心聚落出土玉器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后者的玉器大多直接来源于良渚，故而推测良渚与这类地方中心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各自独立自治的，它们之间不仅有着紧密的政治网络的羁绊，还可能存在后者对前者某种程度的隶属关系。 类似良渚王国的，还有以襄汾陶寺为中心的晋南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北部，以神木石峁遗址为中心的大河套地区，以及以天门石家河为中心的两湖地区等。 至于郑州王城岗古城（禹都阳城，距今4450—3550年）、二里头文化代表的更成熟的王朝国家，包括像偃师二里头遗址、三星堆遗址（宝墩文化时期）都是属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进入了广域王朝阶段。 结语 距今6000——4000年，中华各地的先民开始兴建古城，氏族部落开始聚合，发展形成新的政治形态——古国，开创了万国林立的历史阶段。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必将有更多的古城古国被发现。古国之间的竞争和吞并整合，形成了区域性的王国。区域王国之间的竞争整合，最终形成了炎帝黄帝、或唐尧虞舜夏禹这种广域王朝的政治形态。 城头山遗址、凌家滩遗址、良渚古城、石家河遗址、南佐遗址等著名古城古国介绍详见明文广记文章《又发现比良渚还大的史前古城遗址：中华文明是一元还是多元？》。 山西陶寺遗址（尧都）介绍详见明文广记文章《考古实证了他不是神话：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PK进入新赛道》。 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黄帝部落）介绍详见明文广记文章《女娲和黄帝起源于此地？最近大幅拓展红山文化考古调查范围》。 参考文献： 《考古视域中的“古国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赵辉著 本文版权属于“明文广记”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或引用，如果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于“明文广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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