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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真书的形式构成有别于魏碑和唐楷可视为一体系。在楷书的发展中，因政治的因素使魏晋南北朝书风产生南北之别。至隋唐时期又表现出南北书风交融的现象。 但因唐太宗极其推崇王羲之之故，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初唐楷书表现出与魏晋小楷亲近的关系，但字法与章法仍有所差异。  一、魏晋真书的形式特征 1.笔法 魏晋笔法以绞转为主，虽主要体现在行草书中，但真书也不乏使转用笔。诚如黄惇先生所认为，从王羲之《新月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智永《真草千字文》等中可窥见真行相通的笔法。 孙过庭《书谱》言“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又言“元常不草，使转纵横”,概括了魏晋真书笔法的主要特点，既真书以点画分明为主，但其中不乏使转用笔以突显笔势与精神。 包世臣更进一步提出古人使转运用的现象，以及真书衍化过程中曲直形态的改变。他认为端正平直是真书之势，但古人善于用曲，一点一画皆以使锋转笔来完成，并非只在起收掣曳处才用使转。  并且也认为由锺繇以降至智永，真书点画是由曲到直的过程，后者唯起收转折处方见用曲之妙。真书点画形质具有明确的方向性。 在起、行、收的运笔过程中，行笔或具有俯仰向背之弧度但其方向依然明确，若在行笔中强行使转改变其方向，即已破坏基本笔画的形态原则，也不符合实际书写的笔势运动。 而起收转折处就具有调整笔锋与方向的作用，在当中运用使 转具合理性。 曲直形态上，锺繇《宣示表》、王廙《祥除帖》、庾翼《故吏帖》等多曲，王羲之《乐毅论》、王献之《洛神赋》、智永《真草千字文》等多直，但二者是曲直相互运用的。 曲直的视觉感会受笔法以外的体格和结构影响，如锺繇点画多肉，王羲之、智永多骨，结构上王羲之、智永更为严谨端正，这些都影响了曲直形态的视觉差异。  笔法上，曲直的问题则关乎笔势。虽表面上起收处的使转运用范围程度越大，则越容易影响行笔的弧度；起收处使转运用范围程度越小，行笔的弧度则越趋于平直。 然而，起收的使转运用和行笔的弧度并非直接的影响关系。因起、行、收的运动过程是连贯且一体的，其使转和弧度皆受笔势影响所致。在点画之间笔势衔接的走向与弧度，影响了起收的使转程度与行笔的弧度。 然而， 真书点画形态上虽有曲直及笔势的衍变但用笔原理依旧相通。  2.字法 魏晋真书字法问题较为复杂，原因在魏晋真书处于衍化过程并且涵盖了多层阶段，字法表现有古今之别，古者如锺繇楷法一类，今者如二王楷法一类，古今差异主要表现在部首意识逐渐鲜明，字形由扁为方等方面。 再者楷、真、真行三种类型的魏晋真书，结字处理严谨程度有所差异，在不同书家的表现下呈现庞杂的现象。带界格的书写与否是其中差异的核心。 带界格的书写使到结字的空间处理不得不受限于方格之内，而促使字势趋向方正平直，字轴线趋于居中。为使大小、疏密不一的字皆适应同等的方格空间。  自然需要分析字形结构为左右、上下、包围等等的结构关系，并将方格划分为九宫以有效的将点画部首分布在恰当的位置上。同时界格也暗示着书写者将空间感受和注意力限制在一格之内。 以九宫结字法对魏晋真书进行观察，仍可发现魏晋真书具有一定的中宫意识，而楷书一类如《宣示表》《黄庭经》的中宫与八面的表现更加明显。 但其中宫不时出现偏移，点画组合也有倾斜错位的现象。唐楷与魏晋真书二者的差异，体现在魏晋真书的空间处理主要赖于文字自身。 汉字字形本就具有空间结构性，在无界格下也会产生外形轮廓。当楷 书的方整轮廓逐渐明确，自然会形成中宫与八面的空间感。  唐楷的九宫因界格的原因基本上趋于固定，与唐楷不同的是魏晋真书在无需与外在界格地适配下，结字处理并非预想好固定的空间，抑或是偏移扭曲此空间将点画安置其上，而是在书写过程中留心点画的组合与协调性下，不经意间完成了文字以及伴随而来的空间感。 3.章法 大章法因不同的拓本与版本之间会有略为差异，但对字距空间与行距空间进行观察，大致可将魏晋真书的大章法归纳以下几种类型： （1）行距稍大于字距，如王羲之《乐毅论》、山 涛《待中帖》等。这一类是有行无列章法的基本型，以下几种类型可视为以此类为基础的变型。  这一类主要表现出行距大于字距因而有一行的纵向感。但行与行之间仍然接近，未表现出第二类的宽阔行距，因此行与行之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关系，如行的倾斜方向以及字形大小的避让等等。 （2）行距空间较大，如锺繇《力命表》、萧子云《列子帖》等。这一类借由较大的行距空间，进而突显一行的纵向感和独立性，使一行的观感强烈于文字，让字势偏移或不规整之字更易于整合在一行之内。 （3）字距空间较小，如锺繇《调元表》其特点主要在缩减字距空间使上下字靠拢，上下字之间不时出现避让、嵌合、局部呼应等关系处理，形成另类的空间感和节奏感。 （4）行距与字距较相近，如王献之《洛神赋》。这一类行距和字距适中，空间若过大或过小都会使章法过于紧密或疏离。 因行距与字距空间较相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一行的纵向视觉感，但因汉字由上而小的书写顺序之故仍保有纵向性。  二、魏晋真书构成的内因 书法上任何的书写其背后必有相应的书写逻辑构成其形式。对魏晋真书形式构成内因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其书写逻辑，辨别不同体系的内在差异，并且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南方真书的手帖形式促使与其他真书体系如唐楷、魏碑等产生最直接的差异。 从书写角度而言，唐楷在章法上虽有包世臣所言的“大九宫”，需根据字的四周关系而采取相应的变化。 但因书写界格的存在使书写上无需特别关注上下字之间的联系问题，更多的是关注单字的完整性书写。  尽管是《灵飞经》这类无界格的真书，书写上也往往是关注在单字的完整性为主。而魏晋真书因手帖式的书写,属于文人的日常书写范畴，是无意于佳、不计工拙的书写。 因此魏晋真书存在字轴线的自然倾斜或类似不规整不成熟的成分，章法上有行无列，单字的书写空间没有特定的界限，可尽各字之姿态自然生势，并且需留意上下字的行气、呼应与补救等等关系。 换言之，典型意义上唐楷因法度的追求，以单字的完整性为主要导向，并在逐字的书写中单字的完整性为最主要的感觉模式； 魏晋真书因“天然不齐”的特点字势相对丰富，需顾及上下字的呼应、连贯等等问题，感觉模式更具有流动善变的性质。  魏晋真书的“天然不齐”与其时代有关。魏晋时期是书法的自觉时代，但自觉意识应有程度的差别，不可与后世一概而论，此时书法是由“自然书写”到“自为书写”的转换过程。 新体（真书、行书）初步成熟，尚未有标准的书写定式，并且手帖为日常书写的主流形式，此时的书写仍是相对原生的书写状态，“自然” 与“自为”二者处于相互黏着地微妙关系。 此外，魏晋时期崇尚玄学与自然，“自为”又表现出自然的倾向。然而，魏晋真书形式构成的种种内因源自其时空特性和书写环境，非后世可再拟。  况且自唐代以后真书以楷则为善成基本定式，与魏晋真书这类的形式在书写中往往产生感受模式的矛盾，既真书有端正之意书写时自会倾向于端正感，但其形式又天然不齐造成感受的错位和矛盾。 在有意与无意书写状态不易达至的情况下，现今对魏晋正书的“天然不齐”进行整合归纳成为主要手段，但此方式往往走向不规整的定式的问题。 结语： 魏晋小楷虽主要指曹魏至东晋时期文人的小楷面貌，但其源流是从三国锺繇至东晋诸贤乃至南朝文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文人真书书写体系。 传世魏晋真书以《淳化阁帖》与其他刻帖为主，以及为数不多的临摹本共同构成其书法风格面貌的主要认知。传世作品中除了锺、王以外，其余士族也有真书的表现。 但当中有法度严谨与随意之别，也有真书带有行化的倾向，真行之间也有相互渗透影响的情况。因此可划分为：楷、真、真行三类。可见魏晋真书的表现阔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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