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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虽然有九个弟弟，但这些弟弟们并没有觊觎皇位之心。但造反的一方，朱高煦得不到朝中大臣的响应，比如英国公张辅，收到朱高煦的密信，马上把使者逮捕上报朝廷。毕竟靖难之役就是一个惨痛教训，现在人心思安，没人愿意再开内战。所以宣宗御驾亲征，朱高煦则众叛亲离，很快乐安城就被团团围住，朱高煦只好出城投降。平息了叛乱，但宣宗并没有马上杀掉朱高煦父子，而是囚禁起来。宣宗大怒，命人用三百斤铜缸将朱高煦扣住，并点燃木炭，将朱高煦烤成肉干，然后将朱高煦的九个儿子全部被处死。 
朱高煦阶下之囚，还要伸脚绊倒皇帝，自取灭亡，实在是童趣的有些离谱。事实上这可能是对政争失败者的最后一次抹黑，也是对于宣宗将叔叔家灭门的一种解释。仁宗残酷对待李时勉，宣宗残酷灭门朱高煦，这对于他们二位的仁德，可是抹上一层阴影的。纵然史书给予了一些解释和涂抹，终究改变不了事情的结局。参与谋反的逆党，数百上千人被处死，数百上千人被流放。而一直与朱高煦暗通款曲的赵王朱高燧，也在高压之下，主动放弃王府护卫及牧场，得以继续保持王位。宣宗朱瞻基继位之初，将两个叔叔都收拾明白了，消除了最大的隐患，政局得以稳定下来。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仓廪充实，百姓安居，社会稳定。实际上，这也符合一个正常大一统王朝，从战争废墟上恢复生机的历史进程。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甚至包括建文帝，对于国内政治的治理，都算是可圈可点的。但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宣宗之后的英宗朝，马上面临“土木堡之变”的悲剧，这也是明朝国势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之后的明朝皇帝，整体水平就下了一个台阶，英宗的荒诞，武宗的贪玩，世宗的阴险，神宗的懒惰，熹宗的昏庸，思宗的神经，明朝中后期，各路奇葩皇帝接连登场。虽然明代的皇帝，被清代的史书抹黑较多，但这一群奇葩皇帝也是洗不干净的。
仁宣之治几乎可以称为明代最后一个盛世了，但其实埋下了不小的隐患。由洪武、永乐朝的主动进攻，转向仁宣时期的主动防御。我们之前讲过，中华历史有一个大分野，就是在唐宋之交。从唐衰落之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之间的战略态势，就发生了一次逆转。之前中原农耕文明凭借人口优势、技术优势、产能优势，是吊打北方游牧文明的。别说汉唐这种强大王朝，就算是晋、隋、曹魏这种此等王朝，对北方胡族仍然是压制态势。只有中原文明自己乱成一锅粥，比如西晋八王之乱，北方胡族才有机会扰乱中原。但五代以降，北方胡族，或者说北方胡汉交融的融合帝国，就崛起为能压制中原的力量。明朝初年的洪武、永乐两朝，这五十多年时间，是后半程唯一的汉族压制北方胡族的时期。到了仁宣时期采取偃武修文，止息兵戈的防御政策，就又失去了压制北方胡族的力量。宣宗之后的英宗朝，瓦剌崛起，也先汗在土木堡之战击溃了明军，俘虏了明英宗，打到北京城下。再之后崇祯朝满清的皇太极又打到北京城下，直到满清再一次异族统一中华。所以后半程汉族历史蛮屈辱的，这种历史大格局，其背后的成因十分复杂。首先肯定不是一朝一代，或者某位君主，某些武将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大趋势。跟军事技术的传播有关，跟政治体制的传播也有关，跟民族融合进程有关，跟汉族文化的弃武修文也有关。但在仁宣时期这个节点上看，仁宗、宣宗没有能够继承祖、父两代的武功遗风，让瓦剌部得以坐大。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但宣宗为了清除叔叔朱高煦的势力，在军中搞清洗，对于北方蒙古各部，也没有掌握好制衡之术，放任瓦剌坐大，这些都埋下了隐患。之后正统朝爆发的“叶宗留、邓茂七大起义”，“三征麓川”之战，也不能说与宣宗时期毫无关系。我们一贯将“叶邓大起义”、“三征麓川”，乃至“土木堡之变”，一股脑都推到英宗头上。其实根据历史的连贯性，仁宗、宣宗两朝，必然已经埋下了不小的隐患，只不过尚未总爆发。当然，从建文到宣宗，明朝皇位更迭十分频繁，内部倾轧亦十分剧烈。这无疑不利于政策的稳定和庙堂的团结，也是即将由盛转衰的客观因素。后世虽然对仁宗、宣宗几乎一边倒的推崇有加，但实际他们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得失，还是在道德操守层面的阴影，都是值得审慎对待的。历史是开了美颜相机的姑娘，开得久了，偶尔瞥见素颜，不禁会惊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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