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谈写作：我是一个匠人

我是一个匠人

文丨王安忆

近年来，写作变得日常化起来。不像往年，猛写一阵，再猛歇一阵。而是天长时久，天天都写。猛写一阵是写不动了，自己觉得每日的能量都有限，汲取完了，再硬要汲取，上来的便只有泥沙。到了第二日，淘干的井里，就又涌出了新水，又够写一段的。

猛歇一阵呢，也不行了，觉得这一阵无聊，空虚，无所事事，还是想写。再讲，因不能猛写一阵，时间上也不够猛歇的了。所以，就只得将猛写和猛歇平均分配于日复一日。

这样的有节律的写作，就必是在一种冷静和清醒的状态底下，着意的是具体的东西，相当技术化。其实，等到落笔的时候，抽象的东西已经奠定好了，余下的统是具体的工作。

比如，如何刻画人物的脸，这是比较困难的工作。汉语比较虚、含蓄和含糊，用来写实，很难找到贴切的字词，而我又以为人的脸特别需要具象地表现。

脸是一种神奇的天物，当我要写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脸一定不是虚构的，而是实有其脸，我从现实中找到一张脸送给我的人物。假如不是亲眼看见过这张脸，我真的无法设想它的微妙之处。它提供的内容是那么丰富，有一种可以自己滋生与繁殖含义的机能。同时，正因为亲眼看见，才感到描写它的极大困难。就算我自以为已经描绘对头了，别人也不一定就能够如我一样看见。

文字实在是太抽象的物质，而且粗疏得很，许多细微的东西都从它的网眼中遗漏下来。我又不愿意使用过于艰涩的冷字，那就更抽象了。日常的熟字在频繁的通用中又有了约定俗成的意思，有了陈规，也有问题。但我还是情愿用熟字，熟字的含义单纯些，于是也确定些，用它描画具象的事物也略微准确一些。

有了一张生动的脸，人自然就有了音容笑貌，举止也生出来了。还有口音，也是重要的。口音是有性格的，而且很鲜明。同是苏北话里，盐城话就比较“质”；而扬州话，则是妩媚和俏皮的，带些女腔。北京话和上海话都俗，带习气，前者是官俗，后者是民俗，不同。四川话和宁波话都是爽利风趣，腔也不同，前者曲折婉转，后者粗放硬梗。要用文字写出这些乡音无计可施，许多音和韵都无字以代。可它们又很重要，说这样的腔和那样的腔，天壤之别。文字的读音又是一个限制。

写作，就是在挖掘文字的能源，点点滴滴，角角落落。情节的发展需要小心翼翼地对待，稍不留神，就偏了。开始时还不难，因大致的方向还看得清，心中有数。最容易出差池的，是走到中途，此时最难了解全局，有些人在事中的意思。再坚持一会儿，走出来，局势又渐渐明朗了。

人物的登场一定要慎重，人要少一些，人人都需价有所值。人物的关系也是，尽力要单纯，但资源要雄厚。尤其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更要精简。尽可能少有人名，人名又是一桩虚物，特别容易“有名无实”。万不得已需要起名，也要好好地起，要起那种“大路”的名字，千万不要文艺腔，像是笔名或者艺名的那种。所以最好是真实的名字，真实的名字是真好，经过了使用，就蓄积了历史。

尤其是那些劳动人民，他们起的名字，最率真地表达出他们的生活愿望，以及对汉字的朴素理解。这种名字有文艺家想不到的好处，它是活的，已经生活过一段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情节。

再说情节，最好的情形，是将情节逼到狭路上去，只有一线宽的缝隙，看你怎么挤过去。情节就得沿了一条狭路前进。但这个“狭路”不是指“独辟蹊径”的“蹊径”，不是旁门别道出来的，而是从“大路货”的，“大路”上走出来的。

有时候，写，写，写，不知不觉地写流畅了，这其实不好，我称之为写“泻”了，肯定走偏了，再回头重写。最不能是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肯定不对，是最差的状态。事实上，只有一种可能性。这有些像黑夜里走路，摸摸索索的。许多细节都会影响你的判断，最可能的是材料。所拥有的材料往往富有魅力，蛊惑着你。但这些具体的、现成的材料因为太具个性，便很难成为发展的逻辑中的一环，它们比较孤立。所以就要学会忍痛割爱。

一些好的词句也会削弱判断力。别看它们只是一些词句，却会颠覆整个结构。它们有些像蛀虫，有腐蚀性，在不经意中拨动了方向。人物的性格是要紧紧盯着的，不可有半点疏忽，甚至可做些机械的操练。假设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会怎么做；在那样的情形下，他们又会怎么做。还可以用排除法，他们不会这样，也不会那样，于是，余下来的那种，就非他们莫属。这是最根本决定情节方位的条件。

情节的布局要均衡。哪里有关隘？铺垫到何种程度？收尾是渐收，还是顿收？伸出去的枝蔓是什么样的疏密度和形状？这里面有个黄金分割的原理。情节的转折有时并不在于事情变化的本身，而是准备的程度。程度到了，变化自然就形成了，这就叫“演变”。在此过程中，必须要耐心，坚韧，这又有点像跋涉。

有时候，我会下硬性规定，不写满两页白纸，休想抵达那个转折。这两页白纸，可真是熬煞心血了。收尾时也这样，再急着停笔，也得悠着，写，写，写，写上三千字，才可稳稳地着陆。有时候，情形正相反，一切都要比预计的提前，因为局势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样，事情整个儿地都向前推了一步，紧凑或者急骤。布局缩紧了，加密了，笔触因此变得繁复，细结。这就更要注意分布匀称。这活儿很精细，必须慢工才行。布局是成片状的面，最好是三维立体的空间，但是却是以时间的一维的方式表达。

所以叙述的前后顺序、形式、节奏，就变得至关重要。当然，这还关系到阅读的美感。我比较倾向长短句的格式。七律、五绝，太整齐，节奏就单调了。不让节奏单调，就要避免太过流利。一流利，写顺了嘴，就会变得像数来宝似的。这样说，并不是在说写诗，我还是在说写小说这一件事。小说的散漫的、实用性很强的语言，内里也是有着格律的，不相信便读读看。还有，尽可能地用口语的、常用的、平白如话的字。这些字比较响亮，有歌唱性，《诗经》中《国风》的那种，明代冯梦龙的“挂枝儿”，也有点那意思。这关系到整篇小说的气质，世俗里的诗意。

事情就是这样琐细平常，千头百绪，一步不到，便失足万里。虽然是创造虚无的东西，但又是再具体不过的工作。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部苏联的电影，描写芭蕾舞团的故事。芭蕾舞团演出时，台侧的幕条间挤挤地拥着工作人员，演员从前台跳下来，一进幕侧，立即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喘息不定。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推拿医生按摩他的背部和腿部的肌肉，化妆师上前揩汗补妆，服装帮他系扣整衣，剧务、场记，向他做些简短的提示。音乐一到，他一抖精神再上场去，舞台的正面则是一幅绚丽的图画，是人间的仙境。

这场面特别叫我感动，艺术者就是这样进出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非现实的。在现实的世界里，充满了具体的、琐细的、操作性的劳动，这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量都很大的世界。非现实的世界量要小得多，但它是质优的世界，它辉煌灿烂，集中了物质存在的精华。

为了进入它，人们必须像一个勤劳的、刻苦的、严谨的工匠那样不懈地工作。

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