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劲旅，在国军近10倍于我军兵力的疯狂追堵和围攻下失败了。 这次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国军力量的强大，主观上也是主要的原因，则是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领导和指挥；红10军团对形势判断的错误，没有认清战略形势的转变，作战指导僵化；面对“左倾”中央的指挥和命令，不能结合所处的形势和环境独立作出正确决策；军团高层思想不统一指挥不果断，形不成及时正确的指令。这段战史留给我们以极其沉痛而深刻的教训，值得后人认真加以研究和汲取。 这次失败给粟裕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也培养和造就了他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犯上直谏”的鲜明个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多次“犯上直谏”和“斗胆直陈”，大多被中央采纳，遂取得了苏中、豫东、济南、淮海战役等多个重大战役的胜利，主席对此是极为肯定的。 1971年，粟裕曾因向上级提出一些与当时领导观点相悖的作战建议，受到打击和排挤时，说道:“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壹｜ 战略指导脱离实际中央派出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是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形势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决定派遣红7军团北上，企图以几千人的行动来调动敌人，“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这个任务目标要求明显太高，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粟裕后来在总结教训时认为，战略意图要求过高，“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的盲目冒险”。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自1934 年7月初从瑞金出发，到1935年1月在怀玉山失败，正处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时期。当时的战略意图是派出一支部队到敌人深远后方去活动，争取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对敌人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这在战略上是可行的。 然而，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却远远超出了上述要求。 当时，中央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训令和政治训令，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上述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一厢情愿。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时候，蒋校长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口号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走大量兵力，放松对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最后“围剿”。而且，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几万主力红军都待不住了，却要求红7军团这支仅有1000多条枪的6000人部队深入到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脱离实际的臆想。  从时机上看，在校长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初期，教员曾经主张趁蒋光鼐第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的时机，将中央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敌人回援，以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攻，可惜中央拒绝采用此计。但7个月以后，形势已经大变，这时候派出这样一支先遣部队，不论从背景、从意图、从规模上看，与教员原先提出的向北突进的主张是根本不同的，也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从政治上看，在当时日本加紧侵略我国华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举起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这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当时闽浙赣皖地区尚无直接对日作战的形势，抗日先遣队开到这一地区，说服力不强，很难得到各方面认同。当时推动抗日运动的关键，是要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和转变，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左”倾中央没有认识到的，也是未能解决的。抗日先遣队途中，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等方面仍然执行着“左”倾的一套，不利于争取团结社会各阶层，对于红军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损害很大。 贰｜ 军团领导层对中央战略意图不明1934年7月初，红7军团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中央和中革军委几位领导和李德接见军团指挥员当面交待任务，即向闽、浙、皖、赣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目的地是皖南。因为皖南发生了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红7军团1个半月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苏区。 当时红7军团领导层并不知道“中央派出这支部队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粟裕说，“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道。” 1973年朱总司令在回答军事科学院同志的提问时，指出“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西南部转移)”。  如果红7军团领导层知道并理解了这次北上行动的实质性意图是声东击西，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向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突围起战略牵制作用，就可以在这个总的意图下行事，而不必依据中革军委限定的路线和时间段，到限定的皖南地区去。在行动和作战指导上就可以利用进军中的大、小苏区及游击区为依托，同当地的党、政、军及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一方面支援和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苏区游击区，一方面休整补充部队，安置伤病员，尽量减少无后方补给给作战带来的困难。 从当时情况看，红7军团进军途中，进出过闽西、闽中罗炳辉红9军团活动的地区，罗源、宁德福安叶飞活动的闽东游击区、闽北小苏区，方志敏活动的闽浙赣(闽东北)大苏区、婺化德小苏区，皖南各个游击区等大、小苏区游击区。 如果不是急于按照中革军委指令赶到皖南，而是让红7军团这支红军主力部队与这些苏区、游击区结合起来，一方面巩固和扩大这些苏区、游击区，一方面在条件较好时，跳跃到另一个苏区、游击区，并找准敌人防守弱点，不失时机地把这些苏区、游击区联系甚至连接起来，形成更大的苏区、游击区。  因为，当时国军主力特别是校长嫡系部队已被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带走了，在赣、闽、浙、皖诸省剩下的国军主力并不多，大都是地方保安部队。设想红10军团在赣闽浙皖广大地区打开一片天地，那就不仅在战略上牵制了国军对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的围追堵截，而是在政区、战略区更高层面上牵制和影响了国民党政权。 试想红一方面军在西南战略区，红二方面军在中南战略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战略区，红10 军团在靠近国民党政权的腹心地区江浙一带活动，那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红色苏区的围剿。 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有方志敏独立开辟赣东北苏区的政治经验，寻淮洲、粟裕等军事指挥员卓越的指挥能力，如果不是受到“左倾”中央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干扰和军事行动上的瞎指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定能够成功! 叁｜ 作战指导上实行正规战，没有及时向游击战转变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作战指导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作战向游击战争，使得抗日先遣队一再遭受挫折和失败。粟裕在总结教训时，认为“这是使抗日先遣队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抗日先遣队派出时，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接近尾声，全国和中央苏区的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红10军团更是面临极端不利的形势。因此，抗日先遣队必须实行作战指导上的转变。但是，王明领导的“左”倾中央，未能实行这一战略转变。 中央虽然原则上提出过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但在实际作战指导上仍然是要求搞大兵团作战。粟裕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形势下，组成红10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的红10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重大失误，为后来红10军团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在红7军团时期，寻淮洲、粟裕等尽管当时对军事战略转变问题也缺乏认识，但是在经过一段战争实践以后，已经逐步感觉到，部队孤军深入白区，远离后方，面对优势敌军的追堵，必须在军事行动指导方针上有所改变。例如：在北上进军途中，应当尽可能利用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同当地党和游击武装密切配合，一方面支援和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一方面休整补充部队，安置伤病员减，少无后方作战带来的困难，尔后相机作跳跃式前进；在强大敌军“追剿”下，应适当分散兵力，形成几个目标，同敌人盘旋兜圈子，多打游击战，吸引、迷惑和打击敌人；在适当时机，集中兵力，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歼敌一部，以改变不利态势，争取战场主动权；既要积极打击敌人，又不盲目地打硬仗，拼消耗，等等。  但是，由于军团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手中，这些正确意见得不到重视和采纳。 红7军团整编为第19师后，寻淮洲在摆脱干扰的情况下，独立指挥部队出击浙皖赣边，仗打得比较活，连打了几个胜仗，形势出现转机。 抗日先遣队后期的整编教训十分沉痛。当时既然估计到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围剿”形势日益严重，却把长于打游击的新红10军和地方武装同长于运动战的红军主力部队红7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部队，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 1973年12月，朱德在评价这次合编时就曾痛心指出:“不编不垮，一编就垮”。当时主力红军已远离苏区，国军已占据了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兵力和敌军打运动战，无异于自取灭亡。坚守苏区的红军作战方式应作重大转变，改为分散制敌，以积极的游击战袭扰敌人，最大程度地保存自己。只可惜，当时中央局和中央军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还期望以运动战为主歼灭来犯之敌，结果遭到失败。 谭家桥战斗之后，红10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十几个县往返转战，大小战斗10余次，打的都是消耗战，虽然给予敌人相当杀伤，但自身处境更为艰险。在谭家桥战斗后的“茶山会议”上，如果红10军团领导层同意采取立即分兵的决策，改变大兵团集中作战的思路，迅速实现由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部队，由正规作战转变为游击战争，结局有可能改观。  但粟裕的分兵主张没有被采纳，会议最后作出了全军南下返回赣东北苏区的决策，直接造成了怀玉山的惨败。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下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沉痛地总结了返回赣东北苏区的教训:“一来，进苏区通过敌人封锁线很难；二来，进了苏区，在被封锁线圈得很小的地方内，易被敌人包；三来，再出苏区，又要通过封锁线，更加困难。” 方志敏最后总结说:“这种决定，正等于老鼠钻牛角”，并把这作为失败的“主因”。 这次失败给粟裕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也培养和造就了他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犯上直谏”的鲜明个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多次“犯上直谏”，遂取得了淮海战役等多个重大战役战斗的胜利，主席对此是极为肯定的。 1971年，粟裕曾因向上级提出一些与当时领导观点相悖的作战建议，受到打击和排挤时，说道:“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肆｜ 作战指挥上“左倾”中央干涉过多，部队行动陷于被动当时，抗日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本来，在一个独立战略方向，派出这样一个军团孤军深入敌人后方去独立执行任务，中央和中革军委只需要对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予以明确，至于其他具体作战部署、作战行动和战场处置，就应由战略方向指挥员依据战场实际情况作出决断。然而当时的中央和中革军委却要严格控制抗日先遣队一切行动，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使军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给军团制造了严重的困难。 在先遣队出发之时，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7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不仅规定了任务，而且规定了红7军团的行动计划和具体完成时间:
 7月31日又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7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威逼并相机夺取福州这个任务，明显超出了红7军团的能力范围，给7军团后续行动造成了被动局面。 在9月初进入闽北苏区东北部准备休整一下时，9月4日中央电令红7军团:“现已开始作战计划的第三步，中心任务是继续彻底破坏进攻红10军及闽北苏区之敌的后方；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并规定“上述任务应于9月内完成。” 9月7日中革军委又来电批评红7军团：“你们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并命令：“立即执行4日的训令”。 9月10日军委两次来电:“命令7军团仍应执行原定北上任务”。 实际上，当时的中央明知那时皖南暴动已经失败，仍然机械地要先遣队按原计划到皖南去。所以粟裕认为“急于要我们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 这段时间，部队加快一点行军速度，以便尽快赶到皖南，中革军委马上来电严厉批评:“不须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 部队在浙西艰苦转战，自身生存尚且困难之际，中革军委9月17日电报严令:“在未执行军委给予的破坏杭江铁路及其附近公路的任务之前，禁止继续北进。”18日又来电:“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  遂安是浙西水陆交通枢纽，不仅为敌重兵把守，而且极易增援。此时，中革军委的指示已经完全脱离战场实际，闭门造车，但仍要紧紧地抓住军团指挥权不放，使红7军团在北上行动中步履维艰，元气大伤。 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过程中，在红7军团时期，上有“左”倾路线错误指导，军事指挥实行绝对的集中主义；军团内部又有曾洪易、乐少华机械忠实地执行上级指示，指挥更加困难。 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推行“左倾”路线，给闽浙赣苏区造成极大危害。来到抗日先遣队以后，面对艰险的斗争环境，一直悲观动摇，最终叛变投敌。建国后的1951年，曾洪易被判处死刑。  乐少华曾在苏联留学，年轻气盛，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蛮横霸道，对军事生疏，却以政治正确自居，动辄拍桌子骂娘，用“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压人，滥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 在军团三人领导核心中，只有寻淮洲是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军事指挥员。他参加过秋收起义，作战勇敢，联系群众，有胆有识，机智灵活。参谋长粟裕则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战士。 但是，当时中央领导者对红军中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有实战经验和领导水平的干部，采取排斥和不信任态度，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无法正常行使军事指挥权。乐少华对行军作战都要指手画脚，有时军团长刚下令部队展开，乐少华则要部队撤下来，使下级指挥员无所适从。红10军团组建初始由于战场指挥方面的失误，谭家桥等几个关键性的仗都没打好，从而加速了先遣队的失败。 伍｜ 关键之役谭家桥战斗失利的教训谭家桥战斗是红10 军团北上行动的关键一仗，这一仗的失利成为红10军团步步被动，逐步败亡的一个转折点。 谭家桥战斗之前，中央红军主力红7军团和方志敏、刘畴西率领的新红10军在汤口会师，加上后组建的第21师，红10军团辖19、20、21师3个师兵力1万余人，是闽浙赣苏区建设以来红军在这一地区兵力规模最大的时期，方志敏在汤口作了北上行动动员，苏区军民受到鼓舞，红军士气高涨，形成一个小高潮。 如果一鼓作气，打赢谭家桥之仗，消灭尾追的王耀武补充1旅这支战斗力最强的正规部队，如同1929年1月，毛朱率领井冈山下山部队在瑞金以北大柏地掉头吃掉尾追的刘士毅部一样，那说不定红10军团就能在皖南站住脚跟，形成更好的斗争形势。 但是谭家桥战斗失败了。从乌泥关一路往北向谭家桥一带，其实是一个打伏击的绝佳战场，总的排兵布阵也没有大的问题。那为什么没有打好呢？原因有三： 一是乌泥关这个关口阵地没有守住，用兵过少，仅一个连。在这里截断敌人，关里关外被截的敌人相对进攻，关口对内、对外正面又没有防御纵深，如果不厚集兵力，不论是谁也难以守得住。寻淮洲就是在这个关键地点上亲自带部队冲锋英勇牺牲的，如果这里事先放一个营，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 二是在谭家桥南堵头的第20师一部是地方部队新编的战斗力被一冲就垮。包围圈前堵不住后封不住，等于没有包围，在全局上先就陷入了被动。 三是北关桥以北路西数个小高地是第20师埋伏的地方，也是冲击出发阵地，紧贴公路，地势特别有利。可是部队经验不足，战斗打响后，没有立即从高地上冲下来，把敌行军队形截成几段近战歼敌，让敌喘息过来，依靠火力优势发起反击，把“稳吃鸡”的局面打成“胶着”，我军逐渐力不能支，只有撤出战斗。 谭家桥战斗的失利和寻淮洲的牺牲，使红10军团一蹶不振，此后的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再难有胜算。怀玉山战斗，红10军团到了最后的时刻刘畴西却优柔寡断，屡失战机，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这一战例告诉我们关键性的一仗，打胜了，可能前程似锦；打败了，可能预示着危亡。 陆｜ 军团领导的内部矛盾指挥员配备是部队作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红7军团的领导核心，是按照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掌握着部队领导权，甚至军事指挥的最后决定权，给红7军团带来的教训非常深刻。 组成红10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决策圈子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红7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取来的宝贵经验。 在这个决策班子中，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1922 年8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常委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创建赣东北(即闽浙赣)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擅长于地方党政工作，但对军事指挥不太擅长。 方志敏 军团长刘畴西是黄埔一期毕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第一次东征在棉湖战斗中失去左臂，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又赴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中央苏区时最高军职是师长，来闽浙赣苏区任军长时间也不长，缺乏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察断，也缺乏在白区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经验。但刘畴西政治上坚定，被俘后坚贞不屈，与方志敏一同被敌杀害于南昌下沙窝。 在这个班子外，寻淮洲虽身经百战，长于军事，但无法干预军团指挥。 寻淮洲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曾写道：时任国民党军补充第1旅旅长王耀武曾这样评价寻淮洲:“共军第10军团中，军团长和师长的意志很坚强，作战经验丰富，尤以寻淮洲的作战指挥能力为最强”。 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写道:“他(寻淮洲)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7军团，在两年时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 粟裕回忆说:“寻淮洲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青年军事指挥员，作战勇敢，机智灵活”。 但“左倾”中央对这样一个优秀指挥员却弃之不用。这个指挥班子在组建之初就已矛盾重重，粟裕认为“这是导致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组织上的原因。” 当然，从指挥员本身来说，除指挥艺术和谋略才能外，还应具备临危不乱、果敢决断、意志坚定等过硬的精神素质。 怀玉山战斗中，从刘畴西几次顾虑部队过于疲劳而决定休整一夜，以及怕部队打硬仗伤亡太大等情况看，还说明了一条在战争年代里“慈不掌兵”的浅显道理。他主观上想减少部队伤亡，而结果却是数次错失良机，将整个部队留在敌人包围圈，造成了更大的牺牲。指挥员平时爱护士兵值得称道，但在战时则必须确立坚定的作战意志和敢于担当的勇敢精神。部队则要养成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 结语凡所际遇，绝非偶然。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人生，总有那么一段时光，在磨砺，在等待，在坚忍，在等一场春暖花开，在待一树春华秋实，在等一场雷霆万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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