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拜读了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儒学的近代转型》一书。 读这本书之前，对“儒家”的了解比较零碎，仅知道其肇始于孔子，在百家争鸣时代之后脱颖而出，得到统治者官方认同后，成为泱泱华夏千百年来的“正统”，无数读书人苦练“修齐治平”之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 前几年，古道兄在阅读群里开讲“道说论语”，由于他总能把那些看似已经成为“古董”的内容，与眼前的世界紧密联系起来，诙谐幽默又不失深度，我也总算读了一点点《论语》。 这本《儒学的近代转型》集中梳理、论述了西学东渐下，作为传统中国价值主体的儒学的困境和转型，并探究了新时代儒学的发展和未来。
■ 困境和转型：这个世界会好吗？ 1918年，梁济在生日前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尽管儿子很肯定地告诉他这个世界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但他不久后还是跳湖自杀了。 1927年，另一位晚清著名学者王国维也用同样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他们投湖的原因也许错综复杂，但至少有这样的原因：面对西方列强入侵后丧权辱国的现实，“忠君爱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忽然陷入了“无君可忠、无国可爱”的境地。 干春松教授在书中称之为“文化认同危机”， 面对强大而富足的西方，当时的中国人陷入两难：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独立，就必须让自己接受西方式现代化逻辑。但若是由此而放弃了本土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就是没有“尊严”的“虚幻”的独立。 在对西方文化的“适应”和“拒绝”的矛盾之中，儒家展开了转型之路。 从康有为等人借助公羊学在维护清政府前提下的政治改革；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彻底否定儒家伦理价值的新文化运动；然后张申府提出综合中西的文化观，以及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再到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开启“现代新儒家”……作者一一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 尽管各人观点不同甚至激烈冲突，但他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何尝不是以天下为担当的儒者精神？ 只要这样的人群还在，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好。
■ 发展和未来：儒学的出路何在？ 当我们再次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新一轮“国学热”兴起，是不是意味着“儒学”凤凰涅槃了呢？ 干春松教授带领我们比较了两次“国学热”的异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学热”，其核心是“救亡图存”，是在富国强兵的总目标下，对“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的提炼”。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国学热”，则是在国家转型期间，文明复兴过程中的“自我定位和未来定位的综合”。 作者很冷静地指出，当下的“国学热”，还处于“表面虚热”的状态。 “无论是功夫扎实的古代文献研究还是精深的思想流派研究，都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而要融汇中西、熔铸新的中国精深更是任重道远，更遑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资源了。” 就“儒学”学科本身而言，也面临着较为尴尬的处境。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原先作为整体的“制度性儒学”变成了“学科化知识体系”，被分解到哲学、文学、历史乃至宗教、民俗等多门学科中。 在深入追问儒学能否“哲学化”后，作者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观点，最后指出，“我们既需要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普遍性的哲学，并将之转化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也需要一个基于中国问题和中国资源的独特的'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隐没于其中。”
作为非学术研究读者，尤其是在对“儒学”所知不多的情况下，阅读这本书可能会是个不小的挑战。 但即便是忽略掉书中的理论部分，仅是瞻仰一番作者书中介绍的学者风采，就足以令人着迷。 比如我在以前的阅读中从未接触过的马一浮。 这位第一个把《资本论》引入中国、和梁漱溟熊十力并称“新儒家三圣”的大师，似乎是个很可爱的“倔老头”。 他曾两度拒绝蔡元培。先是民国成立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邀请他出任秘书长，他因为不赞成蔡元培主张的废除读经和男女同校，拒绝了；后来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再次请他加入，他依然以新式大学的教育目标和方法与他所期待的不同为由拒绝。 竺可桢教授主掌浙大时也诚意邀请他，甚至破例同意单独为他特设教室、允许他自由采用教学方法，他的回答很牛——只闻来学，未闻往教。 1934年，国民党政府推动“新生活运动”，请他到四川讲学，他对教育部长开出条件：“书院为纯粹研究学术团体，不涉任何政治意味。凡在书院师生不参加任何运动。” 得到同意之后，他创办了“复性书院”，明确表示这个书院“不当隶于教部，不唯与今之学校不同，亦与旧时之书院迥别”，他的教育目的不为“就业”，只为培养圣贤。 在教育越来越急功近利的今时今日，回顾马一浮“方今学子，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尚；急于世用，则心性非所先。平生粗究终始，未尽玄微。耻为一往之谈，贵通天下之志”之语，不免令人慨叹。 2023.3.23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