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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七月十三日，就在肃宗于灵武即位称帝之时，玄宗一行刚抵达剑州（治今四川剑阁县）的普安郡，四天后玄宗颁布分诸王节镇天下的诏书，主要内容：
1、唐玄宗的“用心”虽然这一诏书是玄宗不知李亨已即位称帝的情况下颁布的，从表面上看是重新做的军事部署，命诸子分领诸道节制，共同讨伐安禄山，但是实际上这非玄宗初衷，而是别有用心。
对此，王夫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玄宗的这一做法，不能不说是一严重失误，他吝惜最高权力，迟迟不肯传位，增加了父子之间猜忌。而诸王分镇，既严重削弱了太子的力量与权限，而且还可能造成分裂局面。 不久，永王欲割据江南，正是玄宗这一错误决策所造成的恶果。 李亨的灵武称帝自立，另起炉灶，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是马嵬驿之变的继续，本质上这是一次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进行的不流血的政变，对毫无思想准备的玄宗来说，更是场突然袭击式的政变。 但是，在当时玄宗置国家社稷于不顾、弃京仓皇出逃、天下处于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危急之秋，李亨毅然肩负起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王朝雄风的重任，以国君的身份号令天下，这在政治上具有统一领导指挥全国抗战，激励鼓舞坚持在安禄山叛军占领区内抗战的唐朝军民斗志的巨大作用。
所以，李享于灵武即位自立，另起炉灶，尽管是子夺父位，不免有“不孝”之嫌，然而，在决定唐王朝生死存亡的非常时刻，人们殷切希望的，决不是一个贪生怕死、弃战脱逃的皇上，而是一个在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危难时候，敢于担负起平定叛乱、收复失地、拯民于水火重任的君主。 同时，李亨以太子身份即位称帝也是名正言顺的，因为玄宗在马嵬驿时就已有言在先。 所以，当灵武使者抵达成都，玄宗得知李亨即位自立后亦说：
相反，肃宗很快得到全国军民的支持与拥护。 如常山颜真卿听说肃宗即位，遂以蜡丸奉表灵武，肃宗以他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颜真卿颁示河北、河南、江淮地区，诸道得知肃宗即位，复国有望，遂全力以赴地坚守。长安的父老乡亲亦日夜盼望李亨收复长安。 京畿豪杰偷袭安禄山叛军的事件也相继不绝，安禄山叛军虽攻克长安，但由于人民的反抗，势力所及仅长安附近很小的地区。由此亦可看出李亨的即位是合乎国情、顺应人心民意的。 2、唐肃宗的军事部署待一切初步走上正轨之后，肃宗政府马上着手进行新的军事部署。 首先，于七月下旬，肃宗以皇帝的名义命令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统领精兵5000赶赴灵武，复自安西调来精兵7000。
继之，又把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北节度使李光弼从河北前线召回，郭子仪、李光弼闻讯李亨即位喜不自胜，并接到新皇帝要他们会师灵武的诏令，遂欣然从命，率领5万人马日夜兼程于七月底抵达灵武。
待各路人马休整完毕，肃宗于八月初一，召见诸将委以重任，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灵武长史、朔方节度使如故；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兼北都（太原）留守。 接着又命李光弼统领河北景城、河间兵5000驰赴太原镇守，以抵御河北叛军西来。而让郭子仪及所部朔方军将士悉驻师于灵武，作为主力待命。 最后，肃宗则以其长子广平王李俶（chù）为天下兵马元帅，统率三军将士、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 3、唐肃宗获得玄宗的册封唐肃宗于灵武即位后，待初步理顺各方面关系，筹建工作告一段落，马上提到日程的就是如何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整河山。 但是，在肃宗看来，如果仅凭唐朝军队的力量是无法实现上述使命的，因为当时在灵武的军队除朔方军5万以外，再加上河西、陇右等地的征兵，总数亦不过六、七万人马，所以，肃宗便想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劲旅来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遂封豳（bīn）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cài）为敦煌王，与朔方军将领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与此同时，又征发拔汗那的兵众，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许以重赏，请他们跟随安西兵一起入援。 李泌复向肃宗建议说：
肃宗听后亦觉有理，遂欣然应允。九月十七日，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之后，肃宗遂率“流亡政府”从灵武出发。 九月二十五日，肃宗一行到达顺化（治今甘肃庆阳），与从成都远道而来，肩负使命的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琯、左相韦见素不期而遇。 原来，至德元载（公元756年）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后，遂派人前往蜀中呈报玄宗，由于路途险阻迢远，直至八月十二日，方到达成都。
玄宗见事已至此，无法挽回，只好承认既成的客观事实，强作欢颜地说：
不过，在经过四天痛苦的思想斗争后，玄宗才最后下定决心，于十六日下制曰：
又拖了两天，玄宗极不情愿地遣韦见素、房琯、崔涣携带传国宝玉册，奔赴灵武主持传位仪式，并令他们辅佐肃宗。韦见素等人自成都动身后，日夜兼程，风尘仆仆地走了一个多月才见到肃宗。 君臣相见后，肃宗因韦见素原来趋炎附势向杨国忠讨好献媚，所以对他很冷淡。而对房琯则判若二人，非但因为房琯是当时誉满海内的名士，而且当年又与李适之、韦坚相善，后复因太子私党案受牵累而遭坐贬，所以，肃宗对他不仅礼遇有加，极为信任，再加之房琯对肃宗谈及时事，忠义奋发，慷慨激昂，辞吐华畅，以至肃宗都为之动容。 因此，肃宗对他更为欣赏和器重，凡属军国大事多与房琯商议，房琯亦以平定天下为己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多身体力行，其他宰相见状亦只好拱手避位。 4、纸上谈兵的房琯十月初一，肃宗从顺化动身，初三到达彭原（今甘肃镇原东)。 这时，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第五琦前来朝见肃宗，奏请将江、淮租庸转变成轻货，以便于运输，溯江而上，经汉水可至洋川（今陕西西乡），然后命汉中王李瑀陆运到扶风，以供军需。 肃宗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加封他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由于第五琦善于理财，又制定食盐专营制度，严禁横征暴敛，结果虽然人不增税，但国家财富充足。 肃宗抵达彭原不久，房琯就毛遂自荐，上疏恳请肃宗率兵收复两京。然而，房琯本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喜欢高谈阔论，非但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亦从未亲临战阵，披坚执锐，带兵打仗。 还有这时郭子仪正在灵武北边的天德军率兵镇压寻衅骚扰朔方的同罗诸胡，并没有同肃宗南下彭原；前往回纥求援兵的使者又音讯皆无；江淮地区的漕运亦未到扶风。 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尚不具备同势气正旺、锐不可挡的安史叛军进行大规模的正面决战的条件。 对此，肃宗并非一无所知。
何况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亦曾向肃宗进言房琯难当此重任。但是，此时肃宗想要尽早收复京师长安，以便向天下人，尤其是向其父玄宗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领导平叛战争、匡复社稷的急于求成的迫切心理，同房琯那种激于书生意气而生的不知深浅的轻狂一拍而合。 所以，肃宗竟然不加思索地听信了房琯不切实际的狂言，并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即加授房琯为特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 复命房琯自选僚佐，房琯乃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招讨副使，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 临行前，肃宗又有些放心不下，复派久经沙场、能征惯战的老将兵部尚书王思礼为招讨副使协助房琯。然而，房琯却将收复京师的军务大事悉交与李揖、刘秩掌管，此二人悉为不谙战事、未谙军旅、但会纸上谈兵的文弱书生。 而房琯却视为不可多得的奇才，并对人夸耀说：
7、惨败陈涛斜继之，房琯分三路大军向长安进发：
十月二十日，中军与北军进至长安西北的西渭桥（即便桥)。 十月二十一日，中军与北军便在咸阳县东的陈涛斜（原名陈涛泽)同叛军大将安守忠所部遭遇。 房琯机械地照搬仿效古兵书上的车战法，以牛车2000辆，辅以马步军护卫，摆开决战的阵势。孰料叛军突然擂鼓呼喊，牛皆闻声震骇，继之，又顺风将火把抛来，刹那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咫尺莫辨，这些牛悉未经历过战阵，骤睹此状，不禁惊恐万分，纷纷倒退，步马各军阻遏不住，反被牛车蹴踏，相继倾跌，眼见得人畜大乱，未战先败，叛军遂乘机掩杀，唐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此役唐军死伤达4万余人，仅有数千人生还。
为此，房琯悔愤不已，恰巧南军赶到，遂欲督军再战，以报仇雪耻。及战，唐军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复遭重创。 南军、中军的主将杨希文、刘贵哲悉贪生怕死之辈，皆临阵畏怯，叛变投敌，而自诩“胸中有甲兵百万”的李揖、刘秩，至此亦是无勇无谋，只是据鞍发颤，束手待毙。 整个唐军陷入叛军的重围之中，正值万分危急之际，幸亏北军主将李光进率领残部拼死杀入重围，经过浴血奋战，殊死相搏，方保房琯等人安全突围，然后检点残兵败将，只有北军尚有数千人。 房琯惨败而归，肃宗闻知勃然大怒，便要以败军之罪对他予以严惩，肃宗刚好又了解到，其初玄宗在蜀中搞的“诸王分领诸道节制”的名堂，乃是房琯的“杰作”，这更使肃宗大为恼火。 幸亏有李泌从中多方斡旋营救，肃宗才强忍愤忿之心赦免了房琯，令他收集散兵，再图进取。但是，自此肃宗对房琯就日渐冷落了。 房琯之败，非但损兵折将，几乎葬送了肃宗所惨淡经营的数万军队，沉重地打击了唐军士气与军心，而且给刚刚诞生的肃宗朝廷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使本已就十分复杂的局势更加严峻迷离。 叛军在凯旋后，于长安市上狂歌痛饮，庆祝胜利。 这使满怀希望焦灼地期盼官军能一战而胜，收复京师的长安人民痛苦万分，倍感失望。 著名诗人杜甫亲眼目睹了这一景象，以满腔悲愤之情，写出了《悲陈陶》和《悲青坂》二首著名诗篇。
他于《悲陈陶》一诗中写道：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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