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蘭山招誰惹誰了？——從所謂岳飛《滿江紅》說起（無刪改全本）

各位同學、各位老師：

大家好。非常高興，在這裏和大家見面。這是那個疫情大流行之後，我離開北京到外地做的第一場線下講座，同時這也是我在西北大學做的第一場講座。感謝李軍院長，感謝老朋友羅豐老師，感謝他們給我這個機會，感謝在座的各位來和我做這次交流。

不過在興奮之餘也有些爲難——這就是這次行程安排得有些緊張，我顧不上準備一篇像樣的講稿，和大家深入交流具體的研究題目。請大家諒解，今天在這裏，我衹能勉強談談自己在治學過程中的一些體會。

這樣的體會並不是一般性的治學方法。在座的各位朋友，若是有人對我瞭解得稍微多一些，就會明白，我很不善於做這種學術方法的論述。實際上我也很不喜歡做這樣的論述；甚至很不喜歡做這種思考。

在我看來，我所從事的歷史學研究，具有強烈的個性化特點，往往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治學特點，在治學方法上也未必人人相同。另一方面，普遍的治學方法，看起來似乎具有強烈的普遍性意義，但也唯其如此，實際上往往毫無用處。這是因爲我研究歷史問題，是爲闡釋千差萬別的具體史事，而不是想概括出一條抽象的普遍規律。千差萬別的史事，決定了擺在我們面前的每一個問題都有其特殊性。在這種特殊性面前，那種公理性的治學方法幾乎完全無能爲力。

下面我就想圍繞着近期比較熱乎的所謂岳飛《滿江紅》詞真僞問題的討論，同大家講講我是怎樣看待這一問題的。

中華書局本《鄂國金陀粹編》

環襯上的《滿江紅》詞拓本

單純就所謂岳飛《滿江紅》詞的真僞問題而言，我早就在“私家小院”非常簡要地公佈了自己的基本看法，有些朋友或許已經看到。今天我衹是想以這個問題作爲事例，來向各位朋友說明我對治學方法的認識。我想這樣想會生動一些，更好理解、也更好把握一些。

選擇這個題目，是因爲學術界對這個問題曾有過針鋒相對的兩種不同看法，而且直到今天，這兩種看法依然嚴重對立，互不相讓——一種看法可以稱之爲“僞造說”，與之對立的看法則可以稱之爲“真品說”。時下由於同名電影的放映，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又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而不管是當年論辯的雙方，還是現在紛雜的表態，都牽涉到對史事的認識方法和研究路徑問題。我希望自己的認識，能夠給各位朋友、尤其是年輕的同學們提供一點兒有益的參考。

一、余嘉錫先生指出《滿江紅》

詞爲後世僞造

所謂岳飛《滿江紅》詞，自從問世以來，一直沒有遭到質疑，並且逐漸風行於世。最初指明其出於僞撰的學者，是余嘉錫先生；與後來那些持同一觀點的學者相比，余嘉錫先生的看法也份量最重，並且直接觸及認識路徑上的基本問題。因而余嘉錫先生也可以說持“僞造說”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學者。

談到余嘉錫先生這一研究，必須首先指出他的研究成果是刊佈在所著《四庫提要辨證》一書當中的。這一點，對我們合理認識余嘉錫先生的觀點，至關重要；同時，這也涉及一個重要的治學方法問題。所以，今天我的話就從這裏說起。

余嘉錫著《四庫提要辨證》

《四庫提要辨證》這部書，既是一部極高水平的頂尖學術研究成果，在今天，它也可以說是每一位走向中國古代文史研究領域的人都應人手一冊的入門書籍。這首先倒不是因爲余嘉錫先生水平高，而是他依託的起點高。

所謂“四庫提要”是給《四庫全書》做的提要，也就是對《四庫全書》中每一部書籍所做的解題性說明。這個“提要”就寫在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寫成的《四庫全書總目》裏。

我們大家現在看到的書籍，一打開都會看到一個“目錄”，標記的是每一章節的頁碼。最早的古書並沒有這個部件，而古人所說“目錄”的本義也不是這樣。簡單地說，“目”是指篇目，也就是書名，也可能還帶有書中所含篇卷數量，還有作者姓名；而“錄”就是給這部書撰寫的提要。這些提要原本是附在每一部書的前面，隨原書一同寫錄的，現在大家讀影印的《四庫全書》都可以看到（這也是自古以來的老辦法，當年劉向、歆父子給大漢整理宮廷藏書的時候就是這麼幹的）。《四庫全書》就是把這些書前的提要編在《四庫全書總目》裏（其中一部分內容有所調整）。

給《四庫全書》裏收錄的每一部書籍都寫出提要，這是個浩大的工程，清朝也是從全國各地選取一批優秀學者完成的。要想寫出一篇高水平的提要，需要在如下兩個方面具有通貫的眼光：一是對這部書所在的類別要有通透的瞭解，這樣纔能看得明白、也寫得清楚這部書在具體類別當中的地位和價值；二是對這部本身要前前後後都讀得通透，這樣纔能精準地認定其性質和價值。簡而言之一句話，是執筆者得先把書讀得通，讀得透，提要纔能寫得好。

今天我們若是以嚴謹的學術眼光來審查，當然可以看出《四庫全書》中很多書的提要也有嚴重問題，甚至是相當低級的錯誤，但就其總體質量而言，畢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學術高度。所以在《四庫提要》公諸於世之後，便受到學者高度重視，而且這種重視還相當普遍，以至讀《四庫提要》竟成了文史學者在進入書山學海時必備的梯航——既是高級入門書，也是終其一生都需要反反覆覆來回翻閱的基本參考書。其情形正如余嘉錫先生所說：“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鉅矣，用亦弘矣。”（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首《序錄》）

正因爲《四庫全書》的“提要”寫得實在是太好了，所以學者們在稱謂《四庫全書總目》這部書的時候，往往徑稱之爲《四庫提要》。

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就是針對《四庫提要》的錯譌，糾謬正誤，凡四百九十篇。關於岳飛《滿江紅》詞的論述，是寫在對明朝嘉靖年間人徐階所編《岳武穆遺文》這部書的辨證之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三）。

雖然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這部書中指出《四庫提要》諸多嚴重疏誤，但他同時也高度稱讚說：“《提要》誠不能無誤，然就其大體言之，可謂劉向《別錄》以來纔有此書也。”爲什麼“劉向《別錄》以來纔有此書”它就重要，這是因爲：

班固嘗稱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云劉向司籍，辨章舊聞。夫取經傳九流百家而辨章之，又從而撮其指意，豈易言也哉！非博通如劉向，不足以辨此。（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首《序錄》）

劉向做的這種工作，清朝學者章學誠在《校讎通義》的序言中將其概括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如余嘉錫所言，這樣的工作，非博通如劉向者不辦，而如上所述，這樣的著述，既是入門的嚮導，同時也給每一位真正有志於學的文史研究者標示出治學正軌。昔大禹治水，“隨山刊木”，做的就是這樣的標識。

正是由於余嘉錫先生深明這種所謂“流略之學”的真諦所在和難點所在，他對《四庫提要》所做“辨證”，根本的着眼點也正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一點上。請大家注意，時下我們已經見過多種訂補《四庫提要》疏誤的著述，但就其總體情況而言，能夠達到余嘉錫先生這種認識高度的還別無他人，亦即其他那些著述不過都是簡單地就事論事而已。

我囉哩囉唆地講了這麼多好像是廢話的話，就是想要告訴大家，衹有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纔能很好地理解余嘉錫先生對所謂岳飛《滿江紅》詞的考辨。這道理講明白了雖然很簡單，可我看在實際討論中絕大部分人卻就是不明白這個道理，因而也就無法理解余嘉錫先生是怎樣得出他的結論來的。

余嘉錫論述這一問題，得出《滿江紅》詞出自後人贗作的結論，其邏輯程序，係分爲如下幾個步驟：

第一步，是針對《四庫提要》“《直齋書錄解題》載《岳武穆集》十卷，今已不傳”的說法，指明這個十卷本《岳武穆集》，是武穆嫡孫岳珂在南宋寧宗嘉泰三年十一月輯錄成書的《岳武穆文集》，後於寧宗嘉定十一年刻入岳珂彙編的《金陀粹編》（即今通稱《鄂國金陀粹編》者），題作《鄂王家集》。其後，岳珂在理宗紹定元年和端平元年十二月又先後兩次增編重刻《金陀粹編》，以成今本。

這是余嘉錫先生全部論證的基礎。做學問就是這樣，從最基礎的地方做起，從根兒上做起，所做論證纔能紮實可靠。當然，這都需要花費時間，需要耗費精力，但做學問就是需要付出誠實的努力，不能不勞而獲。那些我們景仰的前輩學者，都是這樣一步一步地走向學術巔峯的。大家不要衹看到他們超人的天分，看不到他們超越常人的付出；至少在中國古代文史研究領域，我沒有看到過哪一位大師是僅僅靠自己的靈性就能取得成功的。

第二步，是對比岳珂編《鄂王家集》與徐階編《岳武穆遺文》這兩種岳飛文集的差異：

《鄂王家集》：文分表、跋、奏議、公牘、檄、題記六類，凡一百六十四篇，律詩二篇〔《題翠巖寺》、《寄浮圖慧海》〕，詞一篇〔《小重山》〕。

《岳武穆遺文》：文僅二十八篇，詩四篇〔《送紫巖張先生北伐》、《寄浮圖慧海》、《池州翠微亭》、《題新淦蕭寺壁》〕，詞二篇〔《滿江紅》、《小重山》〕。

——與《鄂王家集》相比，《岳武穆遺文》“文不足五分之一，而詩詞溢出至一倍，又皆不著出處”。

對比二者的結果，是余嘉錫先生以爲據徐階序文，知其應是在業已獲讀《鄂國金陀粹編》本岳飛集的情況下，肆意刪改岳集，“夫後人所作之詩文，嫌其議論不軌於正，刪之可也，今於飛自作之文任意刪去百數十篇，幾致零落不可收拾，無知妄作，莫此爲甚”。

大家不要小看這一步，這也是一個基本史學方法問題。昔傅斯年先生撰著《史學方法導論》，開宗明義就指出，“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而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

不明就裏的人看學術大師講的這些話，好像有些很不着調，實際上我看歷史學研究就是這樣，可真正要能做好這“比較不同史料”的工作，需要具備很好的歷史文獻學基礎，需要長年累月持續積累大量相關的知識材能做好，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第三步，指出岳珂在編錄《岳武穆文集》亦即《鄂王家集》時，搜訪遺稿，不遺餘力；且岳珂平生富收藏，精鑑賞，若得岳飛手澤，必定會著錄在他的《寶真齋法書贊》中，而我們現在在《寶真齋法書贊》中也沒有見到徐階所增諸如《滿江紅》詞之類的作品。

面對這種情況，余嘉錫以爲：

自嘉定三年十一月作序之後，直至端平元年十二月重刊《粹編》時，凡歷三十一年，而其所刊《鄂王家集》，仍只此三萬餘言，未嘗增益一篇，然則飛之筆墨散落者蓋亦無幾矣。

當然，南宋雖僅剩有半壁江山，地域還是相當廣闊，也不能完全排除有極個別詩文未被岳珂蒐得，但即使如此，也會另有記載。對此，余嘉錫先生述之曰：

如其有之，而爲珂所不及見，亦當先見於宋、元人之紀載，或題詠跋尾，惡有沈霾數百年，突出於明中葉以後乎？

前面我提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兩句話，在座的很多同學可能不太理解，不大清楚這兩句話講的到底是什麼意思。現在我想很具體地告訴大家，這就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也就是從“學術源流”角度做出判斷：既不見於岳珂編錄《岳武穆文集》、又不見於其他宋元人記載的岳飛詩文，基本上都應出自後人僞冒其名，而不會是真正的岳飛作品。在“惡有沈霾數百年，突出於明中葉以後乎？”這句反詰背後，依託的就是這個“不言自明”的道理。

第四步，舉述具體的例證，來說明徐階所編《岳武穆遺文》中那些既“爲珂所不及見”又絕不見於“宋、元人之紀載”的詩詞，確屬僞作，當然在這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就是那闋《滿江紅》。

在這方面，余嘉錫先生舉出的例證，是《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詩。“紫巖”是指“紫巖居士”張浚，乃兩宋間名臣。這首詩好像比所謂岳飛《滿江紅》詞鐫刻上石的還要多，除了湯陰岳廟和杭州岳墳之外，在濟南府之前，還有一塊石碑。清人王昶在《金石萃編》就已指出該詩必屬僞作，余嘉錫先生進一步論定了這一點。

由於贓證昭彰，現在稍具學術常識者都不會再信此詩爲岳飛所作，故已無庸贅言。在這裏我想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余嘉錫先生在這裏衹是舉述這首《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詩作爲例證來說明包括《滿江紅》在內的那些僅見於徐階《岳武穆遺文》的詩詞都應出自後人僞造。這也是一個研究方法和認識路徑的問題，道理是作假不一定都會留下惹眼的“假象”。

過去我在和某人討論雒陽武庫鍾銘文時談到過其間的道理，這就是作僞者的主觀意圖是想把贗品做得同真品很像，完全一模一樣最好，可理想和現實之間總會有所差距，做得好的，就不容易看出明顯的破綻，做得差的則會露出好長好粗一隻馬腳。另外，有的贗品必定會帶有容易露餡的地方，有的贗品則沒有這樣的地方，因而辨僞時也就不大容易從其自身的瑕疵入手，余嘉錫先生即謂所謂岳飛《滿江紅》詞，“不題年月，亦不言作於何地，故無破綻可指，然不見於宋元人之書”，故“疑亦明人所僞託”。

古語云“每下愈況”，就是講用最顯著的例證能夠更加清楚地說明想要表達的觀點。《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詩以外包括所謂岳飛《滿江紅》詞在內其他那些看似“等而上之”的情況，其是真是僞，也就不言自明了——余嘉錫先生論證的邏輯就是如此。

二、鄧廣銘先生所謂反駁

近期隨着電影《滿江紅》上映而展開的對《滿江紅》詞真僞的討論中，頗有一些人重提鄧廣銘舊作。鄧廣銘先生是衆所公認的當代宋史研究學術泰斗，因而推崇鄧說者有些人是因敬重他的學術造詣而信從其說，還有一些人則是想搬出這個學術泰斗的招牌來壓服“僞造說”一派。

那麼，我們就先來看看，鄧廣銘先生是怎樣反駁余嘉錫先生的。

關於這一問題，鄧廣銘先生先後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是《岳飛的〈滿江紅〉不是僞作》，發表在《文史知識》1981年第1期；另一篇是《再論岳飛的〈滿江紅〉詞不是僞作》，發表在《文史哲》1982年第1期。這兩篇文章，現在都收錄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的《鄧廣銘全集》第八冊，這也是本文依據的版本。

覆按鄧文可知，在這一問題上，前述兩文中的後文並沒有較前文有實質性的增進，因而我在這裏就綜合兩文的論述，一併予以說明。

首先是關於岳珂編定《岳武穆文集》亦即《鄂王家集》是不是盡心盡力的問題。

鄧廣銘先生列舉南宋人趙與時的《賓退錄》中載有一首岳飛的七言絕句：“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按照趙與時記述的情況，這首詩是岳飛在前往江西鎮壓當地農民起義軍的路上寫的，刻在一所佛寺的牆壁上。這也就是前述《岳武穆遺文》中增多出來的那篇題作《題新淦蕭寺壁》的詩，

鄧廣銘先生以爲，採錄這首詩的《賓退錄》“在嘉定末（1224年）或寶慶初（1225年）即已印行，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訪’、'補闕’的話，不正可以采輯了來，'附益’於《家集》的'卷尾’麼，而事實上他竟若罔聞知，未加采輯”。這說明岳珂在刊行《岳武穆文集》之後，並沒有再悉心蒐集岳飛的佚文。

其次，在鄧廣銘先生看來，既然岳珂在刊行《岳武穆文集》之後並沒有再悉心蒐集岳飛的佚文，那麼，載錄上述那首七言絕句的《賓退錄》若是失傳了，“詩是被明朝人抄錄、流傳下來的，我們是不是也就可以對這首詩產生疑問呢”？對這一問題，鄧廣銘先生自己回答說：“我想是不行的。既然有岳霖父子（德勇案：岳霖乃岳飛之子、岳珂之父）遺漏的實證，就不能排除《滿江紅》是他們當時沒有收集到的可能。”在他看來，實際的情況，很可能是“在宋元人的某一著作中也可能已經收錄了，而這一著作又遺失了，才造成今天的疑案”。

這樣的反駁，難道真的能夠破解余嘉錫先生的對《滿江紅》詞作者的質疑麼？我認爲不能，而且完全不能。

從治學方法角度講，這裏有個出發的大前提問題。在過去和時下有關這篇《滿江紅》詞真僞問題的討論中，不管是認同“僞造說”的人，還是堅持“真品說”的一派，都沒有談到這個大前提。在我看來，對於首倡“僞造說”的余嘉錫先生來說，這個大前提是不言自明的，因而毋庸贅言；而對於固持“真品說”的代表性學者鄧廣銘先生來說，這個大前提更像是他不想面對或是無法面對的事實。

這個大前提就是作爲著名民族英雄的岳飛不同於其他那些尋常之輩，這闋署名岳飛的《滿江紅》詞更不同於其他那些普通雅士騷客舞文弄墨的篇章。這闋詞到底寫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兒，但作爲體現岳飛志向和心聲的一代名篇（從藝術角度看這闋詞到底寫得好不好另當別論，下文我會具體敘述，這衹是遵循鄧廣銘先生論證的邏輯和一般人的看法來這樣講），會不會經歷宋、元兩朝都一向未見記載是另一回事兒。若是泛泛而言，鄧廣銘先生的說法固然無誤，但若是把這事兒具體落實到岳飛身上，他的說法就毫無道理了。

我們研究每一件史事，都需要“知人論事”，而且往往需要“先知人”，“後論事兒”。因爲看似性質相同的一類事件，具體到不同的人身上，往往會呈現完全不同的樣貌。歷史研究的方法就是這麼難以捉摸，並沒有像數學公式或物理學定則那樣可以普遍應用的法則。

關於這一點，我們每一位有志於歷史學研究的年輕朋友，一定要靜下心來，也耐下心來，努力學習，儘可能多瞭解、多掌握一些具體的歷史知識。隨着這些知識的增多，你就也就逐漸掌握了分析和研究具體歷史問題的方法，到一定程度，也就得心應手了。一句話，功到自然成，急不得。

現在我們面對的《滿江紅》詞的特殊性，就在於岳飛的名氣實在太大了，特別是他的冤死，引發了社會公衆更爲強烈的關注；同時，把《滿江紅》詞式的詞句套在他的身上對社會公衆也太有影響力了。

在這種情況下，鄧廣銘先生講的那種文獻流傳的一般規律，也就根本不適用了——即岳飛若是真的寫有這樣一篇《滿江紅》，必將在當時就廣爲流傳，留下大量文字記載；江南的紙再貴，也一定有人要寫，況且這已經不是“洛陽紙貴”的年代了，紙張早已普遍用於文籍的書寫，沒人會再那麼吝惜它。

其實不僅私下用紙寫錄《滿江紅》詞輕而易舉，趙宋一朝還普遍行用了雕版印刷，有充分的條件將相關情況公諸於世，並永久留存於歷史。隨着雕版印刷的普遍通行，宋元時人留下了大量的野史筆記以及詩集文集，而在如此衆多的宋元人著述中對這篇《滿江紅》詞竟無一絲一毫的記載，沒有提及隻言片語，這衹能用世上本無其事來解釋，不然的話，是怎麼講也說不通的。

以鄧廣銘先生的學術造詣，我想，這樣的道理他不會不懂。因而若是沒有其他的原因，我想他恐怕不會這樣固持“真品說”不放而強詞奪理。

那麼，大家一定想知道，鄧廣銘先生堅持這樣做的外在原因是什麼呢？我推測，不外乎下列兩項原因。

一是護前，也就是硬要回護以前的錯誤認識。

衆所周知，鄧廣銘先生寫過一本《岳飛傳》。其初版本出版於1944年（名《岳飛》），再版本是寫定於十年之後的1954年。這兩個版本的《岳飛傳》雖然還沒看過，但我敢保證，書中一定都會對《滿江紅》詞大書特書——從鄧先生對岳飛一貫的情感來看，必然如此。在撰著這兩版《岳飛傳》的時候，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還沒有出版（雖然此前印行過部分初稿，但那衹是史部和子部的稿子，沒有集部），全書是在1958年纔由中華書局印行於世的。因而在此之前鄧廣銘先生也從來沒有想到這《滿江紅》竟然會跟岳武穆沒半毛錢關係，也絲毫不會想到這會是出自騙子的手筆。當然最沒想到的是自己竟然活生生地上當受騙當了學術冤大頭。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三聯書店版

鄧廣銘《岳飛傳》

（封面背景的“還我河山”四字爲民國初年人僞造）

爲更好地說明問題，下面，我就不憚詞繁，鈔錄一段收在《鄧廣銘全集》最後一個版本、也就是1982年版《岳飛傳》裏的相關敘述，讓大家來看一看鄧廣銘先生對這篇《滿江紅》詞的一往深情：

岳家軍的大部分雖又回到鄂州屯駐，經常縈繞在岳飛心頭的，卻還是如何更緊密地連結河朔，渡河深進去打擊敵人的事。他的腦海裏總在翻騰着：全軍的戰鬪情緒這般昂揚，卻總是時時處處受到牽制，使其不能勇往直前！深入虢、洛之役，可算出奇制勝了，結果卻仍是不免“以錢糧不繼而抽回幹事軍馬，未能成功”。一切努力幾乎又等於虛擲！真正是壯志難伸！想到這些，岳飛的滿腔熱血便沸騰起來，通過自己的矢忠矢勇，自強不懈，風塵僕僕轉戰於南北各地的各種各樣的戰場上，固然在三十二、三的年歲上已經獲得了節度使的榮名和少保的官位，然而目前所已經完成的功業，與自己平素堅定執持的恢復失地、報仇雪恨的那一壯志宏圖相比，卻還有極爲遙遠的距離。這就要求在今後的歲月裏，更加淬厲奮發，用自己的戰鬪實踐，使這一偉大事業能夠完成。這樣地思念着，一個無限美好的遠景又展現在他的遐想當中，使他益發信心百倍。在一個雨天之後，他憑欄遠眺，懷着這樣的遐想，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唱出了一首成爲千古絕唱的愛國歌詞——《滿江紅》：

怒髮衝冠，憑欄處，潚潚雨歇。

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這首詞，是岳飛對自己的既往的一番回顧，更是對自己今後要負荷的職責的一道誓詞。

既是生命的誓詞，又是千古絕唱，還是愛國之歌，這要是遵從余嘉錫先生的看法將《滿江紅》詞視作贗品，《岳飛傳》這書還怎麼寫啊？能護就儘量護着吧，好在余嘉錫先生已在1955年因病離世（《四庫提要辨證》是在他去世前一年、亦即1954年10月釐定書稿的），不會出來和他論辯。

我非常敬重鄧廣銘先生，他老人家也可以說是我閱覽所及的範圍之內最爲敬重的宋史學家，是我心目中唯一處於頂尖地位的宋史專家。但好學者並不等於他就是聖人，人性是有弱點的，護前就是學者很難避免的一項弱點。今天我向大家指出這一點，講的不一定對，但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年輕的同學，能夠瞭解這一情況，這樣纔能更好地理解前輩學者的觀點。

二是情懷，也就是他在內心深處想要極力維護並努力推升岳飛的愛國將領形象，《滿江紅》詞則是這一形象必配的榮耀飾品。在鄧廣銘先生看來，摘下去它，無疑會使岳飛的形象失去光彩。

這不是我隨便瞎想，做誅心之論。鄧廣銘先生親口講，人們若想審辨《滿江紅》詞的真僞，首先必須瞭解“岳飛和《滿江紅》在今天已經不可分了，提到岳飛必然想到《滿江紅》，他作爲一個武將，當時的四大名將之一，代表作就是《滿江紅》。貿然加以否定，有些煞風景”（鄧廣銘《岳飛的〈滿江紅〉不是僞作》）。

——這就是鄧廣銘先生始終堅持認定《滿江紅》爲岳飛作品的思想基礎。這樣的意識根植於他的內心深處，動不得，也碰不得。然而，至少在我看來，這絕不是一個讀書人應有的態度。

在這方面，書呆子余嘉錫先生則認爲：

考證之學之於古書也，但欲考其文之真僞，不必問其理之是非。梅賾之《僞古文尚書》，千餘年以來奉爲正宗，前賢發揮之者至矣，豈復有所大悖於理，然自朱子始創疑之，至梅鷟、閻若璩等遂成定論，卒之僞古文仍不可廢，梅、閻之說亦終不廢也。號稱武穆之《滿江紅》詞，雖爲人所信，以視經典，則有間矣。”（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三《岳武穆遺文》條）

這纔是一個學人應有的態度。不然的話，纔真是“煞風景”。當然我說的是煞學術的風景。政治風景是啥，我不喜歡看，更根本看不懂。我認爲學者做學問，就是探求客觀存在的事實真相，決不能預設“立場”。

談到這一問題，我想和同學們談一下我對歷史學研究三個層次的看法：第一層次，是對既往事實的認定；第二層次，是對形成某一史事的原因及其影響的解析和闡釋；第三個層次，是對史事的價值判斷和評價。這三個層次，越往前，客觀性越強；越往後，主觀色彩越濃。客觀的事物是可證實的，對於具有相應史學素養的學人來說，相互之間也是可以討論的（請大家千萬注意，不是跟誰都能討論的，衹能跟“具有相應史學素養的學人”來討論問題，因而也不是跟誰都有必要討論的）；與此相反的是，主觀性最強的價值判斷，則是無須論證、同時也無從認證的事兒，愛就由他愛，恨就由他恨好了。

因此，我建議同學們若是有興趣從事歷史研究，最好還是着力揭示史事存在的真實狀況，尤其不宜爲了自己喜歡的歷史局面而刻意改易歷史事實。未來可以設計，但歷史不能構建。你儘可以對未來做自己的憧憬，覺得怎麼好就怎麼憧憬，但歷史即使再不如意也必須尊重它的真實面目。構建歷史衹能是自欺欺人，貽害於現實和未來。

在充分做好揭示史事真相這一工作的基礎之上，再根據自己已經具備的條件，儘可能有根由據地對客觀存在的史事做出解釋。但能不能準確地認識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能不能做好對既有史實的解釋，我認爲更多地是取決於你是不是掌握了足夠的古代歷史知識，而不是什麼現代社會科學理論；至少首先是取決於這一點。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辦法很簡單：唸書，老老實實、安安靜靜、長年累月地唸書而已。

余嘉錫先生爲什麼能夠在簡單對比岳珂編《鄂王家集》與徐階編《岳武穆遺文》這兩種岳飛文集的差異之後就清楚指出《滿江紅》詞以及其他幾首詩篇應出自後人贗造，就是因爲他書讀得比別人多，花過常人沒花的苦功夫。

余嘉錫先生自述其撰著《四庫提要辨證》一書的經過說，1900年，他年僅十七歲，始讀《四庫提要》，“窮日夜讀之不厭，時有所疑，輒發篋陳書考證之”，即隨時記錄讀書心得，主要是與《提要》不同的看法（請大家注意，是在閱讀大量其他著述之後，他纔能夠“時有所疑”）。從這時起，到正式寫定《辨證》書稿的1954年，前後歷時半個多世紀，始終邊讀邊思索，邊考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首《序錄》），書稿寫定後不到三個月，他就去世了，真的是凝聚了余嘉錫先生一生的心血。功夫花到了，書讀多了，讀得通透了，纔具備常人所難得企及的境界和眼力。這種境界和眼力，即使是像鄧廣銘先生這麼優秀的大家，也是無法望其項背的。

當然談到這種境界和眼力問題，往往是衹能與知者道而不可與不知者言，這個道理各位年輕的朋友現在大多不會理解，將來也許有一部分人會懂，也許諸位始終都不大明白。沒有關係，下面讓我們姑且離開這種不大好把握的思維路徑，再通過具體的史實來看一下鄧廣銘先生的論證是如何站不住腳的。

首先，鄧廣銘先生以爲記述《題新淦蕭寺壁》詩的《賓退錄》在嘉定末年（1224年）或寶慶初年（1225年）即已印行，這樣岳珂在紹定元年（1228年）、特別是端平元年（1234年）前後兩次重編再印《岳武穆文集》時就理應把這首詩補入其中，而現在我們在《岳武穆文集》、 亦即《鄂王家集》裏沒有看到此詩，這就說明岳珂並沒有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搜訪”、“補闕”，由此推論，《滿江紅》詞不見於《岳武穆文集》也就毫不足怪了，當然不能依此推定該詞非岳飛所撰。

冷眼一看，這些話講得有根由據，無可辯駁。然而實際情況卻與此大相徑庭。

今天，在這裏，我想和各位年輕的朋友交流的一項重要治學方法，就是我們閱讀一位歷史學者的著述而又特別在意他的觀點的時候，一定要覈實他所依據的原始資料，至少是像關鍵環節上的關鍵史料。這不管是誰，對誰也不能盲目信從。這樣做有很多好處，今天無暇和大家展開來一一敘說，我衹講一點——這就是有時你會發現，這條材料所提供的信息，並不像今人某著述作者所講的那樣，或者並不是作者所理解的那樣。

鄧廣銘先生說《賓退錄》在嘉定末年或寶慶初年即已印行，話說得斬釘截鐵，卻不告訴我們他的依據是什麼。請大家對比一下余嘉錫先生的論述，他的每一個環節，都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根據什麼他這樣講。

這涉及到最基本的治史方法和歷史研究論著寫作方式問題。很多前輩學者，是像鄧廣銘先生論述《滿江紅》詞的這兩篇文章一樣，自己覺得這是基本史實，無須對其史料依據再做交待。這一派人覺得，衹有這樣寫，文章纔好看，譬如現在很多特別尊崇田餘慶先生的人就這樣看待田先生的文章，說是文章如行雲流水，讀起來特別順暢，而且還充滿某種難以言狀的美感。

文章美不美，這有點兒像說人長得醜不醜，情人眼裏出西施，環肥燕瘦，各有所好，沒法討論。怎樣表述個人的見解纔是好的學術論著，其實也跟這差不多，各人有各人的追求。

在這裏，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我是很不喜歡這一派的表述方式的，因爲我不會把任何一篇學術論文當小說或是空洞抒情的散文來看的，若有時間欣賞美文，還是看文學家的。在讀歷史學研究論著時，往往迫切需要覈對作者所依據的史料，你不清楚說明，這可讓我怎麼辦？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誤解甚至曲解了史料？我怎麼知道你依據的史料是不是可信的史料？哪一條史料可信，哪一條史料不可信，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絕不是像現在很多人檢索出來就用那麼簡單。

前面第一節裏我給大家講傅斯年先生論史學研究方法，反覆說了三遍，就是“比較不同的史料”，這“比較不同的史料”的事兒，不光作者要做好，讀者也要能覆覈。原因就是其中充滿變數。再說江湖上還有一句話，叫“英雄欺人”，所以不重加覆覈不行。在我有限的治學經歷裏，覆覈後發現問題的就不在少數；至少可以更加切實地理解擺在眼前的情況。

鄧廣銘先生雖然沒有交待他爲什麼說《賓退錄》在嘉定末年或寶慶初年就已經印行於世了，但衹要你具備了相應的歷史文獻學基礎，倒也不難覓得他的認識蹤跡。在《賓退錄》篇末，作者趙與時寫有這樣一條“續記”（因爲卷首已經寫有一小段簡短的自序了，所以就把這個名爲“續記”），其文如下：

與時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閼之夏，得疾瀕死。既小瘉，無以自娛，而心力弗彊，未敢覃思於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纍，成此編帙。閼逢涒灘之秋，束儋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笈。年日以老，大學未明，顧爲此戲劇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耳。錄中於近世諸公，或書謚，或書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傍注其名。惟事涉君上，則直名之，蓋君前臣名之義云。與時續記。

這裏所署“屠維單閼”和“閼逢涒灘”兩個年款，是以所謂歲陽、歲陰來紀年（這所謂歲陽、歲陰就相當於古代天文學家講的行業黑話，跟“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啥的差不了多少。現在學中文的還很喜歡拿這些黑話來弄景兒，咱們學歷史的可千萬別做這種無聊事兒，它並不能標誌着你有學問），“屠維”和“閼逢”這兩個歲陽名分別表示的是天干中“己”和“甲”，“單閼”和“涒灘”這兩個歲陰名分別表示的是地支中的“卯”和“申”。因此，“屠維單閼”表示的是己卯年，“閼逢涒灘”表示的是甲申年。具體落實到趙與時所說的“嘉定屠維單閼”之歲，即嘉定十二年；與此相應，“閼逢涒灘”之歲即嘉定十七年。嘉定十七年爲理宗嘉定末年，這一年八月理宗即位，翌年改元寶慶。因知鄧廣銘先生謂《賓退錄》在嘉定末年或寶慶初年即已刊印行世，就是據此趙與時“續記”推定。

南宋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

刻本《賓退錄》

假如這篇“續記”是趙與時在把書稿付梓上版時所書，這樣的推論，是大致合理的。然而我們大家稍微瞄上一眼上面這篇“續記”就可以清楚看出，當時趙與時是讓“小史（德勇案：也就是書童）書而藏之笈”，一丁點兒刊刻成書的意思都沒有。擺在我們眼前的這種實際情況，不僅不能證成鄧廣銘先生的說法，反而恰恰表明他的說法違背史實，根本不能成立。至於這部《賓退錄》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刊版刷印，流通於世的呢？時間應該比這要晚很多。

此書存世宋本衹有一部，1921年曾經傅增湘手爲密韻樓主人蔣汝藻購得，今藏國家圖書館。此本卷末雖略有殘缺，而據其他鈔本知末葉原有“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題識一行，同時另有陳宗禮（或譌作“崇禮”）序，而此本均已佚失（據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與《藏園羣書經眼錄》、上海古籍出版社本《賓退錄》後附《傅增湘據宋書棚本校〈賓退錄〉跋》等）。

宋本原有陳宗禮序文詞義含混，似本爲趙與時詩集《甲午存藁》所撰，而在書坊刊刻《賓退錄》時被坊賈妄自附入。“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是當時臨安城中著名的書坊，而書棚刻書，往往如此，無足怪也。又此陳序署“寶祐五年（1257年）臘月朔”，已在趙氏身後二十六年（案趙氏卒於紹定四年，時值公元1231年），這也是在紹定元年（1228年）和端平元年（1234年）岳珂相繼兩次重編再印《岳武穆文集》二十多年以後，岳珂又豈能未卜先知復蒐討得之？

真是不覈不知道，一覈嚇一跳。鄧廣銘先生上述看法，顯然是不能成立的。要不是像我這樣自己上手加以覈實，誰會想到堂堂鄧廣銘先生的論證會存在這麼大的bug？由此可見，研究歷史問題，就是要耐得住麻煩，就是要勤於動手，就是不要妄自迷信任何權威的學者。再權威、再優秀的學者他也首先是個人，而在處理史料的過程中，是人就可能犯錯誤。傅斯年先生說治史的第一要務是“比較不同的史料”，實際上我們看待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首先着力審度的同樣也是研究者運用和處理史料的情況，而不是他的文章寫得有多麼夢幻。

談到這裏，在座的朋友有人或許會問：即使鄧廣銘先生對趙與時《賓退錄》刊佈年代的認識偶有疏誤，但這並不妨礙《賓退錄》是南宋人的著述，不管這部書何時刊刻行世，哪怕它從未上版印行，衹要趙與時在書中記有那首《題新淦蕭寺壁》詩，它又正在徐階編錄的《岳武穆遺文》之中，這不就足以說明，與岳珂編集的《岳武穆文集》亦即所謂《鄂王家集》相較，徐階編《岳武穆遺文》中包括《滿江紅》詞在內的那幾篇新增出來的詩詞一定都會有可靠來源麼？鄧廣銘先生講“我們不能因爲岳飛那首《題新淦蕭寺壁》的七絕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斷定它不是岳飛的作品。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爲那首《滿江紅》詞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斷定它不是岳飛的作品”（鄧廣銘《再論岳飛的〈滿江紅〉詞不是僞作》），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嘛。我覺得做這樣的類比是不大合適的。

首先，《題新淦蕭寺壁》詩與《滿江紅》詞對社會的影響是大不相同的。今天我們問問有幾個人知道《題新淦蕭寺壁》詩，再問問有多少人知道《滿江紅》詞，就很容易明白這一點。由於社會影響力強弱差異巨大，《題新淦蕭寺壁》詩可能雖屬岳飛所作卻偶然沒有被岳珂編入《岳武穆文集》，《滿江紅》詞卻絕無可能。

這個道理，我在前邊已經講過，所以，即使《題新淦蕭寺壁》詩真的是岳飛的作品，而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中考述這一問題時又疏忽沒有讀到《賓退錄》的記載，這也並不妨礙他對《滿江紅》詞出自僞造的推論。歷史學研究就是這樣，在很多問題上都不可能是經過實驗室驗證的百分之百的定論，人們推導出來的衹能是大概率的可能。由於本身特性所決定的這兩篇作品的社會影響力差異，決定了我們不能對其等量齊觀。

其次，這首《題新淦蕭寺壁》詩，雖然是寫在趙家人的筆記《賓退錄》當中，在我看來，也不可能出自岳飛之手。

這也涉及一個重要的治學方法問題，即傅斯年先生之所以要強調“比較不同的史料”，這是因爲我們對待史料不能衹要是裝在籃子裏的就都把它放到鍋裏當菜煮着吃。一部著述，一篇文獻，其究竟是否可用，對其真僞首先還是要做一番判斷。不用說趙與時在《賓退錄》中記述該詩時岳飛已經離世多年，就是他還活生生地呆在世上，同樣也得先動腦子想想這事兒究竟對頭不對頭。

以我個人爲例，早在二十多年以前，那時我比現在更加微不足道，更沒幾個人知道我辛某人是誰，可就有人以我的名義寫了一篇書評，而且還在《宋史研究通訊》中刊載了。這篇文章在《宋史研究通訊》上發表一段時間以後，我纔偶然看到。當時衹是覺得好玩兒，自己嘿嘿笑了一陣。所以，雖然《賓退錄》記載了《題新淦蕭寺壁》這首詩，我們也得審讀一下它是不是符合岳飛當時的狀況。

現在就讓我們來到《賓退錄》原文當中，看看趙與時究竟是怎麼記錄它的：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慣斗牛，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淳熙間，林令〔梓〕欲摹刻於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趙與時《賓退錄》卷一）

此一癸丑爲紹興三年。這一年岳飛率兵平定虔、吉二州羣盜事（附案按照我黨一貫政治立場，岳飛這是替反動統治階級殘酷鎮壓農民起義，是罪不容誅、死有餘辜的），在岳珂《鄂王行實編年》等書中都有清楚記載（岳珂《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二），可既然是在此番平盜途中於道旁寺壁上所書，爲什麼詩中隻字不提平盜事宜而卻通篇但抒抗虜滅金的情懷？豈非咄咄怪事？這未免有些太不可思議了。

我雖然不會寫詩，但絕不相信任何人會在這種情況下這麼寫詩。正常的詩情都是隨其境遇有所感觸而生，詩意也是因耳聞目見所得。當時岳飛是由江州出發，統軍南向虔、吉二州，岳家軍再威猛，岳飛再有神機妙算，打仗也不是必勝的兒戲，人稱兵者兇器，其實兵者也是險事。況且當時的形勢是虔、吉兩州諸大盜匪“各自爲首，連兵十數萬，置寨五百餘所”，他們彼此“表裏相援，捍拒官軍，分路侵寇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潮、邵武諸郡，縱橫往來，凶燄方赫”（岳珂《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二）。在這種情況下，岳飛又怎麼會在詩中避而不談即將面臨的悍匪強敵，卻一門心思地衹想斬除北方遙不相及的金虜？

昔清廷四庫館臣在《四庫提要》中評價《賓退錄》一書，雖對趙氏考證經史、辨析典故多所肯定，卻以爲“書中惟論詩頗多迂謬，於吟咏之事，茫然未解”。正因爲趙與時對“吟咏之事，茫然未解”，所以纔會對這種題壁戲作信以爲真。

綜上所論，這首七絕衹能是無聊文人假冒岳飛大名戲而題之，不會同岳飛南征盜賊有任何關係，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中所做的辨析，自是識大體的見解，怎麼看也無以動搖。

三、張政烺先生進一步引申余說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鄧廣銘先生相繼發表兩篇論文以固持“真品說”不放之後，滿對這一駁難，張政烺先生專門撰文，從另一角度，進一步引申了余嘉錫先生的觀點。

張政烺先生這篇文章，題目是《岳飛“還我河山”拓本辨僞》。這篇文章撰寫於1985年，刊佈在198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余嘉錫先生紀念文集》裏。余嘉錫先生是在1955年去世的，估計這篇文章是爲紀念他逝世三十週年而寫，這部紀念文集也應該是因此而編（當時學術著作出版不易，所以紀念文集的出版會滯後如許之久）。

在這篇文章當中，張政烺先生並沒有提及鄧廣銘先生相關研究，但開宗明義，就表明了自己看待余、宋爭議的立場，以爲余嘉錫先生的看法“已成定論”。既然“已成定論”他還要不厭其煩地加以論證，當然是有人對這一“定論”不以爲然，而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則非鄧廣銘先生莫屬。

具體來說，張政烺先生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進一步引申論證了余嘉錫先生的看法。

第一，這類贗造文字被奉爲真品通行於世的文化環境。在這裏，就碰觸到了治史的方法和態度問題。

張政烺先生首先指出，對於真心讀書而且講求文字內容的人們來說，“岳飛《滿江紅》詞向不爲人稱道，文藝家罕言其文采，金石家不考校其拓本，大約都是因爲來歷不明之故”。在這一背景之下，該詞何以能至近代以來大行於世，原因不外如下兩點：（1）清末革命家因排滿而借重《滿江紅》詞做宣傳，抒發民族主義的思想感情。（2）鴉片戰爭以後外國殖民者的入侵，激使國人懷念古代的民族英雄，因《滿江紅》詞之氣壯義明爲歷史所罕有，故用以鼓勵人心。

這兩點原因，概括起來，都可以歸結爲“時代的需要，政治性很強，故一倡百和，無可非議，所以作品之真僞，藝術價值之高低，都不是重要的問題了”。對比一下前面提到的鄧廣銘先生的“煞風景”之說，這不是在批評鄧廣銘先生罔顧歷史事實而衹講政治還能是什麼？

政治覺悟高，思想品質好，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可這不是學術。真正的歷史研究就是實事求是，決不能曲意書寫歷史固有的面貌。關於這一點，不僅是重視考據的漢學家這麼講，即使是宋明理學的鼻祖朱熹也是這麼看的。朱熹明確指出，治史必須首先尊重事實之有無，“岂可以有无其事为褒贬”（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在我看來，這既是治史的“根本大法”，也是必須始終堅守的“基本態度”。這雖然看起來非常簡單，可做起來往往會遇到難以想象的困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想十分鄭重地向在座的各位年輕朋友申說這一點，供大家參考。

第二，從時代風氣角度，講述後人贗造《滿江紅》詞的文化背景。這涉及一項十分重要的歷史問題的研究方法，即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具體事件，當然更不宜僅僅抓住片言隻語來做文章，必須考慮某一事件背後的時代背景。其實在前面談到的第一個方面，張政烺先生已經是在運用這一治史方法。

張政烺先生指出，從元到明，一直有這麼一股風氣，在戲曲小說以至平話、詩話、詞話、文言小說中以古人的身份、口吻寫詩詞駢文，有的學者不明就裏，便信以爲真。岳飛《滿江紅》就是在這種風氣下出現的同類作品。

這樣的論述，似乎平平淡淡，對歷史學研究知之不深者很容易輕輕滑過，可我想和各位同學們談的是，講出這些話來是很不容易的，這需要廣博的知識，這需要對古代社會各個時期各個方面諸多事項的通貫理解。張政烺先生有這些知識，有這樣的理解，他纔能脫口而出，而我們對歷史問題所做的研究，衹有做到了這一點，纔能體現出通透的效果（今天我們在思考《滿江紅》詞的產生緣由時，這仍然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視角；至少我們應當認真思考同這一因素的連帶關係）。

第三，從作品的藝術性角度，來進一步分析《滿江紅》詞的真僞。這是余嘉錫先生根本沒有觸及的一個側面，而所謂藝術性並不像史籍紀事那麼容易把握，要想從這一角度來說明《滿江紅》詞的真僞，需要論證者對詩詞藝術有比較充分的瞭解。我想，絕大多數歷史學人是做不到這一點的，余嘉錫先生避而不談，也應該是由於他沒有這份自信。

然而張政烺先生就有這個自信，而且還自信滿滿。張政烺先生一生謙抑爲人，當然不是那種狂妄自大的人。這種自信，來源於他的廣泛閱讀，更來源於讀進書中去之後獲得的愉悅。陶醉其中，不知不覺，纔能獲取真知真覺，道理就這麼簡單。張政烺先生就是老話所說的“讀書種子”。

我的老師黃永年先生常常對我講，一個好的歷史學者，就是要做到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因爲你無法預測會遇到什麼問題，因而也無法預知會用到哪一件傢伙。研究歷史問題、尤其是那些前人聚訟不已的疑難問題，就像兩軍對壘，決一死戰，需要什兵器就能操起這樣的兵器來用。要想做到這一點，當然全憑平日裏練出的功夫。

我沒有樣讀到過一篇張政烺先生論述古人詩詞的專文，可正因爲腹中積累深厚，到了需要用以論述歷史問題的時候，他對詩詞的理解就足以讓他自信滿滿地隨口評議《滿江紅》詞的藝術性高低，而且還把話講得十分徹底，沒有像現在很多學者那樣給自己“留下餘地”，就連一丁點兒防備“打臉”的“餘地”也沒留。

張政烺論《滿江紅》詞的藝術性，首先是看它文義是不是寫得通，述及具體事務時與史實是不是相符。道理很簡單，藝術的第一要求，是形象地抒發作者的心聲，當然不能詞不達意，“如果文義不通，史實不符，怎麼會是真的呢”？對《滿江紅》詞的上片，他特別指出“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這幾句詞所描摹的情狀，同岳飛的實際經歷和處境完全對不上號，而下片“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句，因中國自戰國以下久無車戰，衹能是“文人不切實際，想入非非”之語，更不是久經戰陣的岳飛該講的糊塗話了。《滿江紅》中的每一句詞，都不應該是漫無天際的胡言亂語，都要符合作者特定的身份和場景。

杭州西湖岳墳《滿江紅》

詞碑刻

其次，就具體的表述手法而言，如“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之句，張政烺先生以爲這兩句詞“似通非通，'飢餐胡虜肉’、'渴飲匈奴血’如果是五言絕句也還通順，加上'壯志’、'笑談’就不倫不類，有點格格不入。一個英雄的襟懷衹是吃點胡虜之肉麼？未免風格太低了。……笑談而渴即飲匈奴之血，那不是英雄而是庸俗之輩”。

總之，這闋詞寫得不符合岳飛的身份和經歷，詞句還寫得不行，而且很不行。談到《滿江紅》詞在藝術性方面的問題，張政烺先生實在按壓不住自己的剋制，差不多公開點了鄧廣銘先生的名。他說：

近幾年來，有些宋史專家反對余季豫（德勇案：余嘉錫先生字季豫）先生此說，我看大可不必。衹要用心把《滿江紅》詞仔細讀兩遍，便可讀出同樣的結論。

請各位同學注意，“衹要用心把《滿江紅》詞仔細讀兩遍，便可讀出同樣的結論。”這話雖然不多，可卻是很重很重的。我不知道學術界現在怎麼生長出一大片“學術小粉紅”，看到有人做學術批評，就呼之曰“罵人”。你看張政烺先生這話是不是在罵鄧廣銘先生？這話可比罵人厲害多了。什麼意思？張政烺先生在指斥鄧廣銘先生根本讀不懂《滿江紅》詞！附帶說一句，以性格強項著稱的鄧廣銘先生，在讀到張政烺先生的文章之後，並沒有撰文反脣相譏。

關於這一問題，張先生又繼續講到：

近代學者有許多人喜歡蘇辛詞，因爲詞中有真性情，可以感人，百讀不厭。讀岳飛《滿江紅》正相反，幾遍之後便覺其空和假。

那麼，若是拋開人們的政治用心不談，把這闋既空且假的《滿江紅》詞擺在傳世宋詞當中，它會處於怎樣一種地位呢？張政烺先生說：

從詞學發展史來看，或者就以（朱祖謀）《宋詞三百首》爲例，北宋有柳永、周邦彥等，南宋有姜夔、吳文英等，中間怎麼放得下岳飛《滿江紅》。

在他看來，即使是“選一本'宋詞三千首’，恐怕也輪不到岳飛的《滿江紅》”。這就是張政烺先生對所謂岳飛《滿江紅》詞的藝術評價。

當然，我知道，像鄧廣銘先生等人對諸如“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之類的句子還做有與張政烺先生不同的解讀，自是別有一番道理。我對詩詞歌賦一竅不通，讀的也很少，所以衹能相信讀書多的人的看法，相信那些依照古人寫詩填詞慣用句法所做的解讀，在我看來，張政烺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也許有人很不認同我這種態度。關於這一點，我想講一個明朝人故事，來爲自己張目。話說明朝人張鳳翼，編刻了一部《文選纂注》。書籍印行後，有一位士人對“文選”這個書名很不理解。有一次他遇到著名文人張岱，忍不住向他詰問：“既云'文選’，何故有詩？”張岱是個很有意思的人，面對如此奇葩的提問（《文選》的“文”自然是涵蓋詩作在內的），回覆說這書是“昭明太子所集，與僕何與”？沒想到這個寶貝還不依不饒，沒完沒了了，就像現在那個無賴的美帝國主義者折騰流浪氣球一樣，接着又厲聲追問：“昭明太子安在？”張岱冷靜地告訴他說：“已死。”還好，這寶貝當然是位儒生，仁義之心，總是有的。於是，好算放下手來，說道：“既死，不必究也。”傻瓜就是傻瓜，傻起來就這麼沒有止境。張岱當然也必須得把這冷幽默進行到底，一本正經地指點他說：“便不死，亦難究。”俗話說，無知者無畏，在傻瓜的腦袋裏哪有什麼做不到的事兒，不禁很詫異問張岱：爲什麼難以追究？張岱衹講了一句話：“他讀得書多。”（張岱《琅嬛文集》卷一《一卷冰雪文後序》）——把這句話放到余嘉錫和張政烺兩位先生關於《滿江紅》詞的論述上，也都是很合適的。

四、無端躺槍的賀蘭山

在讀到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的論述之後，沒過多久，專門研究詞學的夏成燾先生就寫了一篇文章，對余說表示認同，並做了補充論述。

這篇文章撰寫於1961年3—5月間，題爲《岳飛〈滿江紅〉考辨》，收錄在他的《月輪山詞論集》裏。

綜其所論，在《滿江紅》詞真僞這一問題上，夏成燾先生衹是舉述“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這句話，以爲其中“賀蘭山”一語明暴露作僞的跡象。

第一，針對余嘉錫先生所說《滿江紅》詞“不題年月，亦不言作於何地，故無破綻可指”這一情況，夏成燾先生提出岳飛若是想要伐金，應該直搗東北方向的上京黃龍府，而不會是西北河套地區的賀蘭山，乃謂“這首詞若真出岳飛之手，不應方向乖背如此”。

第二，一些人或以爲《滿江紅》詞中既借匈奴以指金人，自可以賀蘭山泛指邊塞，夏成燾先生對此解釋說，賀蘭山在漢晉時還未見於史書，其著名於史書始自北宋。唐宋人凡以賀蘭山入詩，都是實指其地；至明中葉人作詩，用賀蘭山尤多，但也都是實指而非泛稱。

第三，與此相關的是，南宋人實指宋、金邊塞的，多用興元之北的大散關，從來沒有用賀蘭山的。因爲賀蘭山遠在西夏境內，同南宋之間還隔着金國，二者不搭界，故南宋人絕不會說出“踏破賀蘭山缺”這種話。

第四，韃靼在明天順年間以後入居河套地區，一直據此騷擾明朝的疆土，賀蘭山從此成爲韃靼與明軍交戰的場所，故在明朝中葉以後，像“踏破賀蘭山缺”這樣的詞句，“實在是一句抗戰的口號”，而在南宋是絕不會有的。

第五，闕名著元雜劇《宋大將岳飛精忠》，四折戲岳飛從頭唱到底，連文天祥的詩句都引到了，卻沒有引用一句《滿江紅》。這說明當時並沒有這首詞。與此相反，明人姚茂良著《精忠記》傳奇，其中卻有句云“怒髪沖冠，丹心貫日，仰天懷抱激烈”，還有“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空怨絕，待把山河重整，那時朝金闕”，以及“飢餐胡虜肉，方稱我心；渴飲月支血，始遂吾意”。這些詞句，“無疑是弘治以後人見過《滿江紅》者之作”，故《滿江紅》詞應出於明人之手。

前面我說夏成燾先生這篇文章寫於1961年3—5月間，是因爲他在文末署云“一九六一年三月屬稿於杭州大學，同年五月寫成於北京民族飯店”。這應該是初稿寫成之後來北京開會，而就在這次會議期間，他見到了鄧廣銘先生，所以鄧廣銘先生在《岳飛的〈滿江紅〉不是僞作》一文中講述說，“夏老1961年來北京時向我談到他的這篇文章”，前面第二節裏我提到鄧廣銘先生謂否定《滿江紅》是真品就“有些煞風景”，就是他當時答覆夏成燾先生的話。

儘管和鄧廣銘先生見面後夏成燾先生還是寫出了《岳飛〈滿江紅〉考辨》一文的定稿，可我們在文中明顯可以看到很多應對“煞風景”問題的表述。這衹是對現實政治的認識和態度問題，而且是個說不清的問題，與學術本來毫無無關。所以，儘管夏先生擰擰巴巴地講了很多，終究還是看不懂他講的究竟是什麼胡話。

既然事前已有這樣的溝通，夏文面世後鄧廣銘先生當然會有所回應（《月輪山詞論集》出版於1978年）。雖然在《岳飛的〈滿江紅〉不是僞作》和《再論岳飛的〈滿江紅〉詞不是僞作》這兩篇文章中鄧先生都對賀蘭山該不該出現在岳飛署名的《滿江紅》中都做有解說，但簡單地說，就是一句話——即《滿江紅》詞中的賀蘭山是泛義虛指女真人的地域，而不是實指西北的那座山脈。

關於這個問題，後來又有不少論述，可大家說來說去，直到現在還有人在說，可實在都不大能夠說得明白。

2019年，葉曄先生在《文學遺產》該年第3期上發表《寧夏詞學傳統與詞中“賀蘭”意象的演變》一文，系統地統計分析了宋元明詞中“賀蘭山”一語所表達意象的衍變過程，歸納的結論是：“總的來說，在元代大一統之前，由於賀蘭山在西夏國境內，宋金文人的詞中'賀蘭’，多爲'涉邊之實指’，並沒有身臨其境的景象描繪。”

同時，葉曄先生又藉助電子檢索的途徑，全面統計分析了唐宋金元以迄明代詩文中的“賀蘭”一語的使用情況與金元明詞中“賀蘭”的演變，指出：

不難看出，（賀蘭）意象的指涉及其範圍變化，並非簡單地從實指到泛指的單向發展，而是與歷史語境密切關聯。唐代的北方戰線較長，故詩歌中的“賀蘭”，或單一實指，或組合泛指；北宋與西夏戰爭斷續數十年，成爲文人熱議之話題，故實指之賀蘭，成爲詩歌中經常出現的意象；南宋偏安一隅，與西夏再無瓜葛，詩詞中的“賀蘭”亦消失；而與之對峙的金國文人，則繼續實指賀蘭之創作；直至蒙古政權的出現，宋朝文人才重新體會到西北異族之恐怖，“賀蘭”意象再次出現在文人的創作中；隨着元代大一統帝國的出現，作為邊塞、戰爭、異族之代稱的“賀蘭”，再一次淡出了文學世界；入明以後，北方戰事再度吃緊，且不局限於具體一兩個地區，“賀蘭”的使用，又回到了與唐代相似的情況。

基於上述認識，葉曄先生認爲：

根據“賀蘭”意象在宋金詩文及宋金元明詞中的使用情況，《滿江紅》創作於南宋初年，幾無可能。

這等於以十分切實的證據否定了這闋《滿江紅》詞出自岳飛之手的可能，賀蘭山在西北大地上好好地立着，跟岳家軍扯不上任何關係。

談到這裏，我們有些在座的同學也許會問：如果是由岳飛來寫這闋《滿江紅》詞的話，那麼他用來作爲傾覆金虜老巢的標誌性山脈應該是什麼呢？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定是用“燕然山”。開句玩笑，也許岳飛會說“騎烈馬飛越燕然山缺”。我這麼想，原因有兩個。

一個原因是下邊的“飢餐胡虜肉”和“渴飲匈奴血”，用的都是漢人抗擊匈奴的典故，而東漢竇憲北征，驅逐匈奴，在燕然山勒名紀功，正是漢人大敗匈奴的最好標誌。後世歷朝歷代也都是這麼操作的。

另一個原因同宋朝更具有直接的關係。這就是在北宋末年，風流天子宋徽宗，瀟灑快活之餘，竟突發奇想，沒事兒找事兒，幹了件看起來似乎和竇憲北征匈奴很相似而實際上比他更蠢得很多的蠢事兒，這就是勾結正在強勢崛起的女真，南北夾擊，滅掉了本來已經衰弱不堪、因而正好可以充當其阻遏女真屏障的契丹。因爲聯絡女真時需要經山東半島渡海到遼東半島，故這一圖謀，史稱“海上之盟”。

在實施“海上之盟”的過程中，毫無自信的宋徽宗，爲給自己吹口哨壯膽兒，竟意淫般地強指燕山爲燕然山，又緣此把遼人的燕京（也就是現在的北京）改名爲“燕山府”，這當然就是“燕然山府”的意思（《宋會要輯稿》之《方域》五之三五，別詳拙著《發現燕然山銘》）。

在漢燕然山發現的

《燕然山銘》石刻

雖然這種可笑行爲並沒有給宋軍帶來什麼好處，“海上之盟”的結果是引狼入室，導致女真人直入東京開封城，並一下子擄走了徽宗和宋欽宗這兩位皇帝，可通過徽宗此舉可以看出，在時人眼裏，這燕然山畢竟標誌着中原漢人擊敗北邊諸族的光榮歷史，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

實際的情況，不僅如此，岳飛本人還與宋徽宗這次可憐的意淫之舉具有直接關係。岳飛舊部黃縱之子元振，記岳飛自言嘗“至黃龍城，大張樂……以觀打城，城破，每人以兩橐駞金”（岳珂《鄂國金陀續編》卷二七《百氏昭忠錄》卷一一）。鄧廣銘先生以爲這裏所說黃龍城，應當是指遼燕京城，而岳飛給部下講述的就是他當年作爲一名低級軍官隨從宋軍打到燕京城下的經歷(鄧廣銘《“黃龍痛飲”考釋》，原載《文史》第七輯，1979年12月，此據《鄧廣銘全集》第八卷《宋代人物 史事》)。

這是岳飛所曾抵達的金人疆域最北的地方，也是他所經歷的金人最重要的都邑，因而這樣的經歷，必然會在岳飛心中留下強烈的印記，他也很自然地會把攻取燕然山視作抗金取勝的標誌。

事實上，我們在岳珂所編《岳武穆文集》中正是看到了一首這樣的詩篇。這就是題作《寄浮圖慧海》那首七律：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

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

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

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岳珂《鄂國金陀續編》一九《鄂王家集》卷一〇）

詩中所說“燕石”自然是“燕然山之石”，也就是《燕然山銘》的意思。我想大家能夠同意，看了這樣的詩句，就更有理由相信，岳飛選用“燕然山”是比“賀蘭山”要正常得多，也自然得多的事情。

賀蘭山既沒招誰，也沒惹誰，不管是南侵的金兵，還是北征的岳家軍，跟哪個都沒半毛錢關係，衹有後世的無聊小文人，纔會胡亂把這座大山牽扯到宋金對打的陣仗中來。

其實即使是在宋夏對陣時期的前線，部署宋軍真槍真刀地衝着賀蘭山方向衝鋒陷陣的北宋統軍人物范仲淹，也是用大漠裏的燕然山來作爲抗敵取勝的“地標”，而不會傻不啦嘰地直呼賀蘭山之名——“燕然未勒歸無計”麼，這不是會背誦幾首古詩詞的人都知道的麼，正因爲這是宋人普遍的觀念，宋徽宗纔會做出強指燕山爲燕然山的事兒來。

五、《滿江紅》詞來到世間

從余嘉錫先生開始，經過夏成燾先生、張政烺先生等，他們都對所謂岳飛《滿江紅》詞的僞造年代和僞造者做有推測，而“真品說”一方對他們的批評，有很多筆墨也都是用在這裏。

這又涉及一個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問題。在前面第二節裏我曾經談到，我是把歷史學的研究分作三個層次，其中最爲重要、也最有意義的是第一個層次的研究，即努力認定基本的事實。到目前爲止，我和大家講的對所謂岳飛《滿江紅》詞的認識，都屬於這一層次的工作，而余嘉錫、夏成燾和張政烺諸位先生對《滿江紅》僞造年代和具體僞造人的推測，則屬於第二層次的工作，即努力闡釋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和過程。到了這一層次，主觀性的判斷開始逐漸增強，認識的相對性一般也要隨之增大。

第二層次的工作雖然對第一層次的認識也會有某種程度的印證作用，但總的來說，在前面第一層次工作中所得出的結果，不會因爲這第二層次的解釋存在問題就會消散瓦解。

就總體情況而言，隨着討論的深入展開，使我看到余嘉錫、夏成燾和張政烺諸位先生在這一環節上所做的努力，與實際情況還是有所差距的。下面，我就脫離余嘉錫、夏成燾和張政烺諸位先生及其反對者的具體論述，根據現在所能掌握的情況，對《滿江紅》詞的面世過程重新做出推測。

無中生有的岳飛《滿江紅》詞，能夠從無到有，首先有個生成的基礎。這個基礎，是元明之際的雜劇《岳飛破虜東窗記》。

清康熙曹寅刻《楝亭十二種》

本《錄鬼簿》

關於秦檜迫害岳飛的戲曲小說，在元明間曾相當流行。如見於《錄鬼簿》記載的就有平陽人孔文卿和杭州人金仁傑各自撰著的同名雜劇《秦太師東窗事犯》。《錄鬼簿》的作者鍾嗣成是元朝人，裏面載錄的是元朝的作者。這類作品，文字流變往往較大。現在我們看到的這類劇目，最早的一部，就是這個《岳飛破虜東窗記》。古代戲曲的研究者一般認爲這種《岳飛破虜東窗記》的文本寫定於明初，但其中保存有相當一部分元代的面目。

在《岳飛破虜東窗記》第二折，岳飛這個角色甫一出場，就唱了一曲《女冠子》：

怒髪衝冠，丹心貫日，仰天懷抱激烈。功成汗馬，枕戈眠月，殿取金酋伏首，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空愁絕，待把山河重整，那時朝金闕。

在接下來的唸白當中，復有句云：“飢飡胡虜肉，方称吾心；渴飲匈奴血，姑遂正愿。”（明富春堂書坊刊《新刻出像音注岳飛破虜東窗記》卷上）

  

明末富春堂書坊刻本

《新刻出像音注岳飛破虜東窗記》

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到，這段曲詞同《滿江紅》詞中很多語句都具有高度相似性，不能不讓人們想到二者之間存在承襲的關係。

在汲古閣刻《六十種曲》中，還有一種題作《精忠記》的戲曲，或題明無名氏所作，這在前面講述夏成燾先生觀點的時候已經提到，不過夏成燾先生以爲它的作者是一個叫姚茂良的人。在《精忠記》的第二齣，我們又看到了同《岳飛破虜東窗記》幾乎一模一樣的這段曲詞，衹是個別文字略有調整（如“殿取”改作“殺”字，“空愁絕”改作“空怨絕”；還有唸白中的“姑遂正愿”改作“始遂吾意”，並將“飡”規範爲“餐”字，“称”規範爲“稱”字），而改動的文字，似反不如原文合理。

一般認爲，《六十種曲》中的《精忠記》應當是由《岳飛破虜東窗記》改編而來。夏成燾先生當年衹提《精忠記》而沒有提到《岳飛破虜東窗記》，是由於他沒有讀到後者。現在我們討論岳飛《滿江紅》詞同這些戲曲的關係，自當首先依據《岳飛破虜東窗記》。

那麼，到底是雜劇中的這段曲詞承襲了《滿江紅》詞、還是《滿江紅》詞脫胎於這段曲詞呢？

讓我們先來看看《滿江紅》詞最早的版本。這個版本，張政烺先生在論述《滿江紅》詞時已經提到，是河南湯陰岳飛廟中的一塊石碑：

廟之東牆最南頭，有“天順二年春二月”庠生王熙用正楷體寫的《滿江紅》詞，文字與通行本同，僅末句爲“朝金闕”而不是“朝天闕”。其後有“右《滿江紅》詞，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兩行十五字。這當是湯陰廟原有之碑，立石在西湖岳廟趙寬寫刻本之前，早四十四年。（張政烺《岳飛“還我河山”拓本辨僞》）

若不對讀《岳飛破虜東窗記》中相關的曲詞，不大容易理會這個最初版本中的“朝金闕”同後世通行本的“朝天闕”有什麼區別（作爲異體字，湯陰岳廟石碑本《滿江紅》詞，還把“憑欄處”的“欄”字寫成了“闌”形，“飢餐”的“飢”字寫成了“饑”形），但一相對比，就會看到一個文句演變的序列：

出處	末句
《岳飛破虜東窗記》	朝金闕
湯陰廟最早版本《滿江紅》詞	朝金闕
後世通行本《滿江紅》詞	朝天闕

就其前後發生順序而言，我們不妨姑且假設，上面這個次序，就是《滿江紅》詞的形成過程。

河南湯陰岳廟《滿江紅》

詞石碑拓本

現在我又要向大家講述一個當年胡適之先生教導我們的治學方法，這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兩句話雖然很簡單，但卻十分科學。這裏所說“假設”，往往都是思索的結果。傅斯年先生教導我們治史就是首先要“比較不同的史料”，而“比較”就要思索，所謂“假設”乃是初步思索的結果，是思索之後考慮到的一種較大可能性。有了這個較大的可能性作爲目標，接下來的進一步思索纔能有方向，纔能更加有條理，而這進一步的思索，就是胡適講的“小心求證”。

那麼，有什麼更強硬的證據能夠證明這一假設呢？有的，而且就擺在我們的眼前。這就是“朝金闕”這幾個字，不應該是岳飛口中該講的話，也不是他筆下該寫的詞句。

爲什麼呢？“金闕”雖然是同“天闕”近義的詞彙，若是沒有什麼特殊情況，相互替換，並沒有什麼實質性差別。但別的時候可以用，在南宋時期這種講抗金志向的詩詞裏用“金闕”卻不大好，因爲這個“金”字也是敵國的國號，用了很容易引起歧義。宋朝國力不振，這方面的忌諱尤其強烈。再退一步講，即使南宋時期有別的人這麼用，作爲力主抗金的名將岳飛，一向視金虜爲寇讎，誓與之不共戴天，因而是絕對不會用的。宋朝滅亡之後，到元明間人寫劇本時，就完全沒有這種忌諱了，所以可以隨意寫出“朝金闕”的語句。

對於岳飛來說，在當時，他對“金闕”二字需要避忌的事項。還不止於此。蓋宋朝皇帝篤信道教，徽宗有所謂“教門尊號”爲“玉京金闕七寳元臺紫微上宫靈寳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岳珂《桯史》卷八）。由於他這個尊號裏帶有“金闕”二字，岳飛若是講出“朝金闕”的話來，是很容易被解作祈願徽宗重歸大位的意思的，這等於伸着脖子讓高宗去砍，是萬萬使不得的。

那麼，這種“朝金闕”文本的《滿江紅》詞又是怎樣演變爲“朝天闕”的呢？張延和先生最近在《文献》2022年第6期上剛剛發表的《〈精忠錄〉初刻本的發現及其編纂與流傳》一文，爲我們破解這一問題，提供了關鍵的線索。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成化五年本《精忠錄》

《精忠錄》是一部彙纂岳飛事跡和相關著述的書籍。根據張延和先生的研究，它是由河南湯陰縣教諭袁純初編於明景泰、天順年間，不過這部書在成書後並沒有馬上付刻，至成化五年，始由剛剛卸任的湯陰知縣尚璣主持刊刻。正是這個初刻本《精忠錄》，增入了袁純原編本沒有的岳飛《滿江紅》，而它的依據，“或為立於湯陰岳廟，由庠生王熙書寫於天順二年的石刻。”竊以爲張延和先生這話講得過於謹慎了，作爲當地的縣令，尚璣衹能是依據當地岳廟的石刻增入此詞，別無其他途徑。

張文又指出，大致在成化八年稍後，出現了《精忠錄》的第二個刻本，主持其事的是一位杭州府官員。至弘治十四年，鎮守浙江的太監麥秀，主持刊刻了這部書的第三個刻本。就是在這個版本的《精忠錄》中，《滿江紅》詞末句的“朝金闕”被改成了“朝天闕”。張政烺先生過去在研究時已經指出，就是在這次麥秀主持刊刻《精忠錄》的第二年，亦即弘治十五年，麥秀又指示趙寬用草書書寫改定過的《滿江紅》詞，在杭州岳廟將其刊刻上石（張政烺《岳飛“還我河山”拓本辨僞》。案特以草書上石，顯然是爲彰顯該詞的豪放）。從此以後，所謂岳飛《滿江紅》詞，就以這個文本風行天下。

對弘治十四年刻本《精忠錄》把“朝金闕”改作“朝天闕”的原因，張延和先生也做了推測，他認爲是由於“金”字容易令人聯想起“金朝”，“朝金闕”易犯朝拜北族政權的忌諱”，故“改字當與此有關”。這一推論，很有道理，明末人蔣一葵即謂“金闕”二字乃“後人以'朝金’爲語忌改'天闕’”（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五七）。不過我想太監麥秀在動手改動這個字的時候，應當已經想到”朝金闕”絕不該是岳飛該用的字眼。明朝人都這麼需要避忌，岳飛在南宋，直接面對仇敵之金，當然也就更不能不講究這一點。

明萬曆刻本蔣一葵

《堯山堂外紀》

現在我們不妨再從另一個側面來看一看雜劇《岳飛破虜東窗記》和《滿江紅》到底是誰鈔了誰的問題。尚璣刊刻的這部《精忠錄》，從成化五年（1469年）到弘治十四年（1501年）在三十多年時間之內連續上版印行三次這一情況，清楚告訴我們此書在社會上流行的程度，若是用“風行於世”來形容，恐怕也不算過分。

明末繼志齋書坊刊本

《重校五倫傳香囊記》

隨着此書的廣泛流通，在後出的一些岳飛戲裏，就不再沿用《岳飛破虜東窗記》的《女冠子》，而是改而增入了《滿江紅》詞，如邵璨寫作的《香囊記》和馮夢龍改定的《精忠旗》就都是這樣。

這樣的事實也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在劇本中寫入《滿江紅》詞，顯然要比《岳飛破虜東窗記》中以作者身份編寫出的《女冠子》曲詞和“飢飡胡虜肉，方称吾心；渴飲匈奴血，姑遂正愿”這兩句唸白更爲完美，所以編劇者一看到《精忠錄》署名岳飛的《滿江紅》詞，當即收入該詞並剔掉原來與之相應的內容。可見在編著《岳飛破虜東窗記》這部雜劇時世上還不存在所謂岳飛《滿江紅》詞，所謂岳飛《滿江紅》詞衹能是從《岳飛破虜東窗記》的曲詞衍生而來。

在這些被寫入劇本的《滿江紅》詞中，劇本的編寫者對這闋詞的文句確實很不滿意，甚至因爲實在看不下眼去而不得不放手修改。

譬如深受張政烺先生詬病的“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這兩句詞，前面我已經講過，張先生說它“似通非通，'飢餐胡虜肉’、'渴飲匈奴血’如果是五言絕句也還通順，加上'壯志’、'笑談’就不倫不類，有點格格不入”。現在對比《岳飛破虜東窗記》可知，在作僞者所依據的“飢飡胡虜肉，方称吾心；渴飲匈奴血，姑遂正愿”那兩句道白中，“飢飡胡虜肉”和“渴飲匈奴血”正駢偶相對，猶如五言絕句的上下句。

在邵璨《香囊記》中是把“壯志飢餐胡虜肉”改爲“燥吻飢飡胡虜肉”，馮夢龍《精忠旗》則是改爲“壯吻飢飡金人肉”，同時把下句也改成了“笑談渴飲金人血”。還有《香囊記》和《精忠旗》還都把“臣子恨，何時滅”改成了“臣子恨，何時竭”，當然也是“竭”字要更允當一些。

請注意，這些被改寫的內容都是《岳飛破虜東窗記》曲詞中沒有而由僞造《滿江紅》詞的人無所依傍地硬造出來的句子，而它不被邵璨、馮夢龍這類成就較高的戲曲作者所接受，說明確實如張政烺先生所云，《滿江紅》詞的藝術水準相當相當低下。連個詞兒用得都不對，還不既低且下麼？

另外，與此相關的是，張政烺先生以爲岳飛不當講出的“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云云，在《滿江紅》詞母本《岳飛破虜東窗記》的曲詞中確實沒有這樣的句子，說明當初寫曲詞的人腦袋還清楚——這這種話絕不是岳飛其人應當講出口的。

清康熙刻《墨憨齋傳奇十種》

本《精忠旗》

好了，這就是所謂岳飛《滿江紅》詞的面世過程。囉哩囉唆地講了這麼長時間，有些人可能覺得很煩了。講到這裏，我再和大家講一點研究歷史做學問的體會：這個行道並不需要太有才華、太過聰明的人，衹要你是個中人之才，靜下心來做努力，不要怕煩；耐下心來，一點兒一點兒地堅持下去，就一定會取得很豐碩的收穫。當然，這更多地不是因爲你自己做得特別好，而是你鍥而不捨還在做，那些聰明人耐不住這個煩，早就半途而廢了。

謝謝大家。

2023年2月12日晚草成初稿

2023年2月22日上午改定

2023年2月26日晚講說於西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