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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寄水 金寄水先生是多尔衮的后裔，是睿亲王第十三世长孙，生在外交部街的睿亲王府里，是“启”字辈的。 他生得晚，没有运气世袭当王爷，可是他在王府里度过了儿时的十年，王府里的贵族生活他赶上了个尾巴，已是残灯末庙级别的了。就是这，还是给了他大量民初时期失势的王公贵胄生活的实际体验。他曾代表家族领衔骑马坐轿出城去上坟，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很威风，因为这一路上他说了算，虽然尚不足十岁。那时，他家里还有太监。 破了产，丢了府，成了平民，可是有一样不变，那就是仍然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家里依旧要供他上学，他的诗词歌赋都好，字也写得漂亮，还会画画，是个很像样的文人坯子。 他一贫如洗，卖文为生，当编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没有任何污点。日本人要他去“满洲国”继承睿亲王的世袭王位，他断然拒绝；虽然，他一天难饱三餐，他极爱国，正直，体质文弱，但能挺着腰板过日子。 解放了，他也翻身了，有了正式的工作，参加了大众文艺创研会，成了《说说唱唱》《北京文艺》的编委，是老舍先生的部下。每期《北京文艺》的定稿清样都是由他送到家中，老舍先生看完了，再由他取走。他是我家的常客。 他很寡言，平时一声不吭，内秀。 他招人喜欢，外表永远干净，一肚子学问而不外露，谦恭之极，是少有的老好人。工作自不必言，一丝不苟，极端负责任，大概相当于文职官员中的“张思德”吧，不挑肥拣瘦，不声不响，一头埋头干活的老黄牛。 “文革”后期，我和他又恢复了交往。他住在崇文区豆腐巷马连良先生的故居里。他和他的儿子只有一间极小极窄的西房，爷儿俩头顶头地躺在两张铺板上，除此，仅有桌子一张，凳子两把。来了客人，彼此要侧身相让才能到达房子的腹地。看他的住地，就知道在“文革”中他也吃过大苦，全只是为了那身不由己的出身。 他详细地告诉过我老舍先生被斗的经过，他是目击者。我感激他，使我听到了真话。 他当时在校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什么，哪儿来的任务，我全然不知，只知道他又在默默无闻地做好事。舔干了伤口，擦净了血迹，一如既往，又卷起袖子干开了。 春节时我去看望他，在东城离建国门不太远的一个小胡同里，仍是一间小房。这时他在搞《京剧剧目辞典》，又是一个大工程。我去的时候，他还没起床，仍是独身。 起床之后，对着镜子梳头，梳得仔细。他留大背头，一直梳得一丝不乱。我方知道，经过这么多折磨，他不乱方寸，在外人面前，依然有板有眼，一派绅士风度。 这次，他兴趣很高，自告奋勇要替我们家老夫人做“一肉两吃”的牛肉菜。问他什么叫“一肉两吃”，他说把牛肉切块后先煮清汤，留汤做第一道牛肉汤，然后把肉块另加佐料做“罐闷牛肉”。说着拉着我就要去买牛肉。 我提醒他，大过节的，都关门，没有卖牛肉的，他始作罢。接着又大讲用茶叶包饺子吃的奥秘。他说上好的茶叶，如碧螺春，如龙井，都能当馅儿，搅在肉馅儿里，品味极佳。 到底是王府出来的，满肚子的食文化，而且能自己动手，其乐无穷。 我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之后，他也搬了家，在紫竹院西面，香格里拉大饭店对面的高知楼里，和于是之、汪刃锋等为邻，和我也成了邻居，站在他的房间里，能瞧见万寿寺的庙脊。他有三室一厅，终于有了比较好的工作条件，感到十分宽慰。我看他墙头上挂着刚写的诗，桌上放着未完的稿子。再看他本人，精神蛮不错，踌躇满志，要写小说《司棋》，由山西出版：要写王府生活回忆录，已连载发表了一部分，还要成书，有专人来记录，他口述，记下后再由他修改；还要编自己的诗集。他有一堆计划。 我求他给我引路，去看北京饭店后身的霞公府北京文联早期办公处遗址。他说：“你算找对了，非我莫属，我知道你爸在哪间房子办公，在哪间房子开会，接待客人；我知道赵树理在哪间房子里住。你都把它们照下来，这是文物！” 他带着儿媳妇到万寿寺来找我，说是遛弯儿遛到这儿，进来看看。他还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只是有点老态了，有点喘。问他有事吗，回答没事。 又到了一个春节，满族举行春节联谊会，他的儿子走过来，轻轻地对我说，他爸爸昨天已经走了，很安详。 金寄水是我见到的最后一位贵族出身的现代文人，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儒雅，非常纯真又有学问的人。他的身上带着强烈的时代痕迹，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痕迹竟全是那么优秀，那么美妙，那么讨人喜欢，正因为如此，他便成了一个特殊的典型，使人们想起他来，便有一种心疼、惋惜和赞誉的感情，全绞在了一起。 “他就是文化！”对金寄水，就能说这句话，他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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