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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文章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二期。在本人论文集《古史考论——西雝集》出版前，此文被小编撤下，理由是文中批评了他的老师高某某。学术界之缺少民主风气，由此可见一斑。现今我的公众号《戈辰随笔》开张，特以此文作为第三篇，目的在于保存。 呼唤史学研究领域的科学与民主 ——读李裕民教授《宋史新探》 臧振 摘要：几十年来，李裕民教授在史学研究领域勤奋耕耘，收获甚丰。《宋史新探》反映了他尊重科学、求新求真的精神。他对漆侠教授《宋代经济史》的批评及与漆教授弟子的辩论，成为当代史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一桩公案。此事给人最大的启迪，是史学研究的繁荣有待于学术民主大环境的营造。 关键词：《宋史新探》；史学批评；学术民主 近30年前，笔者在《考古》上读到李裕民《我对侯马盟书的看法》，颇为困惑。一是他学宋史的，怎么又钻到古文字学里面去了？二是他怎么敢与郭沫若商榷？当时“文革”的阴云正弥漫在华夏大地，我奇怪他怎么钻进“故纸堆”写出“纯学术”的文章。10多年后在太原遇到他，问起此事，他解释说：钻古文字学有逃避“革命大批判”的意思，因为在大搞影射史学和专赶风头的人们那里，宋史研究已很难谈到什么科学了；而古文字学、考古学相对来说更接近自然科学，可以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至于与郭老商榷，现在想来，郭老在当时还是尊重科学的，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还是注意民主的；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李裕民与大权威郭老先生之间，是可以进行科学的与民主的学术交流的。 太原一别又是10年过去。李裕民先生学术上硕果累累。在宋史方面，他发表了论文70多篇，出版《司马光日记校注》等6本书。除宋史外，他在古文字学、先秦史、隋唐史、古籍整理、地方史志乃至道教史等方面，都广有建树；在这些领域发表的论文有100多篇，出版了《四库提要订误》等约10本书。邓广铭先生说这个弟子“成绩卓著”，是有根据的。
李裕民教授来访 现在，在康德集团资助下，李先生选出宋史论文22篇，结集出版，题名《宋史新探》。一一读来，不仅了解了先生在宋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且十分佩服先生的扎实功底、渊博学识以及善于探索、求新求真的精神。《新探》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思想、家族人物、古籍考证、学术争鸣7个部分。而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学术争鸣部分。不仅因为这是关系史学研究能否繁荣的大问题，而且因为笔者了解两文发表前后的一些“花絮”，那是一段可载入当代史学史的公案，颇引人入胜，能给人启迪。 正如李先生在文集《前言》中所说，“文学批评能促进文学繁荣，史学繁荣也需要靠史学批评去推动”，李先生自己就“喜欢争鸣，爱订正古今学者的失误，也极愿意他人订我之误。只有纠正错误才能得到真理。”就是这种求真的精神，推动他一反近年来“书评”流行的吹捧风，对于有名的漆侠教授的代表作《宋代经济史》提出了三点批评意见： 一是关于土地兼并。漆书认为，两宋300年，有过三次土地兼并的高潮。李文对其所引用的史料一一核对，指出所谓“三次浪潮”出于作者的设想、拼凑、夸张，并非事实。 二是关于宋代人口，主要是主户与客户的比例问题。此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如果土地兼并形成浪潮且持续颇久，大批主户势必沦为客户。然而事实是，至南宋末，客户所占比例仍低于北宋初年，客户下降的趋势是主流。 三是寺观问题。漆教授对宋代宗教政策、佛寺道观功能及占田情况的一系列观点，多有不妥。例如，漆说“同世俗的封建主一样，寺院也是通过种种卑污手段兼并大量土地的”，李先生查对了漆举的例证，发现“都是朝廷所反对、法律所不容的，被官员处置的”。这样性质就不同了。与仅凭处置了的几个例证就绘制出一幅“激烈”的土地兼并浪潮图一样，漆找出一些同样是被处理了的坏典型，得出寺观兼并大量土地的普遍性的结论，显然也是不科学的。 此文发表于1996年第1期《中国经济史研究》。这是一篇严肃的科学的史学批评论文。如果被批评者也能持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反思或进行申辩，对于宋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无疑大有好处。然而，文章发表后，漆本人不置一语，却让他的三个弟子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对<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的驳议》，提交给当年夏天在昆明召开的宋史学术讨论会。此文洋洋三万言，除去在枝节问题上的纠缠，就是对批评者的辱骂与污蔑，却没有触及其师在基本观点上的实质问题。该文一开始就说争鸣者“出于某种不纯的动机，或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是随心所欲地信口开河，或是恣意歪曲割裂原著，甚至不惜以政治帽子取代学术讨论。这类争鸣对学术的进步和更新不仅毫无益处，而且非常有害”。该文行文中，随处可见的是对争鸣者的人身攻击，例如“极端拙劣”、“十分恶劣”、“绝对错误”、“相当无知”、“信口雌黄”、“不懂装懂”、“哗众取宠”、“大泄私愤”、“按照荒唐的逻辑”、“竭尽断章取义之能事”、“连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其霸道和荒谬可谓千古一绝”等等。其中第28页的一句话，十分坦率的表露了此文的目的和三位弟子的用心：“无非想让学术界同仁了解李裕民其人”。这是在进行学术讨论还是人身攻击？读者自有公论。
参观大唐西市博物馆 在具体问题上，三弟子文一一为其师辩解。首先说李文对“三次浪潮”的否定是“错误连篇，根本不能成立”。那么李文连篇错误有哪些呢？读完驳文，不得要领。驳文其实是努力弥补材料为其师回护。而最为有趣者，是论证窦太后“进一步怂恿王蒙正兼并。”三弟子教训李裕民没有从史料中“读懂”史料中不存在、而其师却能够从中“读懂”的内容，说什么“如果读不懂这些史料，还仅仅是个能力问题。如果故意视而不见，恐怕不能算是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吧”。换句话说，其师“读懂”史料的方法，是“客观的科学态度”；而严格的依据史料说话，却是能力或者态度有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正是李裕民与漆侠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所在。
2000年杭州拜访孙达人先生 李与漆更深刻的分歧在于基本观点。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在20世纪50——70年代，理论界一味强调国家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这一方面，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提到的国家政权还有组织和调节社会生产活动的职能这一方面，有意无意的忽略不计；至于法律对私有财产权的维护，也只理解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似乎古代统治者也有如20世纪50——70年代人们那样明确的“阶级觉悟”。当年史学界“反攻倒算”与“让步政策”之争，就是在这一问题上步入误区后的一场闹剧。又因为所谓世界上不可能有超阶级的爱，所以仁爱诚信等观念都只适用于统治集团内部，儒家学说甚至清官都是专与劳动人民作对的。如此等等。根据这样的认识便可以得出结论：所有封建政权总是千方百计支持地主兼并农民土地，每一个王朝都会有一浪高一浪的土地兼并狂潮；只有农民大起义，才有可能造就农民的个体经济。《宋代经济史》中土地兼并“三次浪潮”说，便是在那种大环境中形成的某些思维定势的衍生物。
陕西师大历史院学术讲座后与青年教师合影 在宗教问题上，李与漆的分歧同样是深刻的。李对漆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同意漆认定宗教人士具有“固有的不劳而食的寄生性”，二是不同意漆将宗教与迷信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关于第一点，李问道：“脑力劳动就不该算劳动？僧道中曾产生过不少学者、科学家、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医学家等，难道他们都是寄生虫？”其实，僧道中产生的远不止这些。僧道的本业是宗教事务，其中产生的主要是宗教事务活动家，以及神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翻译家。宗教，在那个时代民众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起码，它使大批信徒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而不至于在肮脏丑陋的现实中或个人的不幸遭遇中精神崩溃。宗教在中世纪的存在是有它的必然性、合理性的（直到今天不也是这样吗），用“寄生性”看待宗教人士，同样是那个极左年代形成的思维定式的衍生物。 关于第二点，由于看不到宗教在中世纪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的调节机制，漆以他对“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一语的负面理解来看待中世纪的僧道寺观。我们记得，在极左年代，人们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唯物主义代表进步、革命，将宗教与迷信混为一谈（宗教=唯心主义=迷信=反动）；而实际上那时人们生活在狂热的迷信之中却自以为“最最革命”。这绝妙的讽刺和沉重的教训，我们都亲眼目睹，亲身感受，难道不应该认真反思吗！奇怪的是有人仍然一边用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宗教，一边坚持着对极左年代宗教理论的迷信，并用来研究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僧道问题。 当然，关于宗教与迷信的区别问题完全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然而三弟字的文章却采取了“上纲上线”的办法，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先说别人是“扣政治帽子”，企图“置人于死地”，然后对着众人问道：“试问李教授居心何在？良知何在？” 这样说话，谁还敢对其师的观点进行批评？ 话说回来，已经到了 20世纪90年代，批评你“对佛教道教颇有偏见”，至于“置人于死地”吗？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像漆教授的那些学术观点，被人提出批评可以说是必然的。即使不出来个李裕民，或迟或早总会有人出来指斥其谬。采用打群架的方式压制批评，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实际上，三弟子文才真是想将批评者置于死地，文中那么多走极端的词句就是证据。
在书房签名送书 大概他们心里也明白，靠“上纲上线”的手法“置人于死地”，这一套，过去曾经有效，在20世纪90年代就不一定行了；真能置人于死地的办法，是将这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贬得一文不值。 于是人们看到，由漆教授另一弟子高纪春撰写，在1996年夏季的宋史年会上反映不佳、年会论文集不予采用的文章，忽然发表在《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上。该文题为《攻瑕批谬 意在求全——评<司马光日记校注>》。《司马光日记校注》是李裕民古籍整理研究成果之一。1992年，李在日本内阁文库尘封的古籍中发现了久佚的司马光日记。海内外多家报刊作了报道，邓广铭先生、漆侠教授都曾大加赞扬。应学界急需，李在半年中完成校注，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高纪春的文章说：“我……发现此书在文字、标点、校勘、注释及辑佚等方面均存在不少问题……仅我随手摘录下来的显著误例就达300处之多”。此书有这么多问题被人指出来，不仅可以促使李裕民的学术水平向上提高一大截，对于宋史学界也是一件大好事。但让李先生感到奇怪的是，这本难度相当大的古籍整理成果，怎么忽然间被一个并没有的多深学术修养的20来岁的年轻人发现数以300计的“惊人”错误？仔细读过全文，原来此文与三弟子文一样，不是什么“意在求全”，而是意在“置人于死地”！ 记得当三弟子文（经删改）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之后，笔者曾问过李先生是否撰文反驳。李先生笑笑：“弟兄俩吵架，哥哥唆使几个侄子去打叔叔，砖头瓦块一起扔过来。叔叔怎么办？不能还手。”现在，高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文摘报》转载，许多人困惑，有人借此中伤，更有甚者，出版此书的有关编辑晋职也受到影响。怎么办？李先生迫不得已，撰写了《匡谬辩诬 端正学风——答高纪春对<司马光日记校注>的批评》。 高纪春声称随手摘录的显著误例达300处之多，惜其文中只有几十条。李先生细查这些应当说比较典型的误例，却分明有三种情况：一是本来不错，高误认为错；二是可以两说并存、见仁见智的；三是确系本书之误，但其中不少是排版之误。这样一来，号称“300处显著误例”就令人大失所望了。不过真有错误指出来，作者会衷心感谢的。然高文意不在学术研究，而在于击倒对方。其方法，是抓住一个误例，不作具体分析，一概归结到学识水平。如文中《标点举误》一节，首先告诉读者：“断句标点之恰当与否，无疑是衡量整理者学识高下的重要标准。”然后举了10个例子。每举一例，扣一顶帽子。例如举一个职官名误例，便说作者“不明宋代职官制度”；举一个古文标点误例，便说作者“不谙古代经典之文”，或“不通文法”，或“不明人物关系”，或“不明宋代经济制度”等等。不明真相的读者读了这一段，结论便是：李裕民其人学识水平低到极点，只配当小学生了。 最能反映高文不良用心的是第五部分。原标题为《<日记佚文>之抄袭现象》，目的是要加李以剽窃之名，从学术道德上将李击倒。大概是顾及宋史年会上强烈的批评，发表时改为《<日记佚文>与<温公日记>互校记》。《日记佚文》是李书的附录，《温公日记》是其师邓广铭先生的司马光日记辑佚本。李在《校注说明》有关《日记佚文》的一段中指出：此佚文辑本与《温公日记》有六点区别：1.删去20条；2.新增17条；3.次序有调整；4.不全者有撤换；5.增加他校；6.标点有所改变。意思很清楚：除了这六点，其余与邓辑本同。高文居然用了几千字的篇幅去比较六点之外的相同部分，然后诬以剽窃之名。不懂辑佚书版本的人看了，自然会以为李在剽窃。 《答高纪春》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可以说已经达到“匡谬辩诬”的目的，然而，《历史研究》所发高文与李裕民答辩之文，这一事件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学术研究本身，而涉及到学术争鸣的环境的营造问题，即学术民主问题。
胡戟家小聚。左起：李裕民、臧振、赵世超、赵春晨、胡戟 记得在中国史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1998年9月扬州）上，唐史学会胡戟教授有一个发言，题为《把史学建成一片讲真话的净土》，其中心，也是营造史学研究领域的民主环境问题。其中谈到：“某名教授的著作有人写了学术批评文章，马上有他的学生出来说那个人注的司马光日记这也不明、那也不懂。批评的逻辑是只要文章中有一个错别字就是不懂汉语。一个26岁的年轻人出口大言教训比他年长一倍多的教授，怂恿他这样做的人真是把这个年轻人害了。” 或曰：李裕民当年不也是才33岁就与75岁的郭沫若商榷吗？问得好！我们不妨将二者做个比较：一、李撰文一万字，与郭老的一处失误商榷；高撰文18000字，教训李的300处“显著错误”。二、李文对郭老的学术水平毫无贬损之意；高文意在将李全盘否定，搞臭打倒。除“文革”时期以外，我们还没有见到《历史研究》发表过第二篇这样糟的文章。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属“权威”刊物，代表着国家级学术水平。其所发文章，往往决定着有关学者的学术生命，岂可当作儿戏？！ 我们注意到，在发表李裕民答辩文章的同时，《历史研究》编辑部有一个《关于改进审稿办法的声明》，具体内容是：“自1999年起，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和本刊三级审稿结合的审稿办法。”声明指出，“新的审稿制度将有助于本刊公平和科学的选择稿件，从而保证本刊的学术质量”。看来，《历史研究》编辑部已认识到他们的失误。“专家匿名审稿”的出台，是因为过去有过不公平、不科学的发稿。如果某些不入流的稿件，因某些权势人物的压力不得不刊登，编辑们的苦衷，我们充分谅解。“匿名审稿”的新举措，是《历史研究》编辑部为营造学术民主大环境作出的重要决策。我们衷心希望这一制度能够坚决实行和坚持下去。 作为低劣作品的作者，高纪春本人将从这篇文章的发表中得到什么呢？未能将对方“置之于死地”，却将自己的学术生命“置之于死地”。所以胡戟教授说：“怂恿他这样做的人真是把这个年轻人害了！” 人们不禁要问：对于其弟子这种举动，其师是什么态度呢？究竟谁是怂恿者呢？ 三弟子文和高文发表时，漆教授本人态度究竟如何，我们尚不敢断定。尽管对漆教授的霸气早有耳闻，毕竟没有亲身领教过；李先生还曾天真地希望漆教授本人能认识到他在极左年代形成的某些观点的不妥，出来表个态，给宋史学界带来新的气象。李先生错了。在1997年12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宋史研究论文集·序》中，漆教授终于站到前台来了。他说：“当前学术界值得注意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学风问题……反映到学术界和文化市场上，粗制滥造，移花接木，改头换面，剽窃抄袭等等，前辈学者卑视为的穿窬之行，统统暴露出来了。为了维护一个良好、朴实的学风，使学术研究得到健康的发展，一些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刊物如《历史研究》、《学林》等，先后发表文章进行评论，以期遏止这股恶劣的学风。”在1997年《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宋史评论文章、指责“抄袭”者，只有高纪春这一篇。有这一席话，漆教授对高文的态度，就很清楚了。漆将此诬陷之文当作“扼制恶劣学风”的样板去提倡，无非是向世人表明：对漆的大作只能吹捧不能批评，谁要批评，就请看李裕民的下场！ 从三弟子文、高文、漆序，我们很长了见识，明白了史学界学术争鸣难以展开的重要原因就是学霸作风在作怪。文学界有人专门从事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健康发展起到极大作用，为什么史学界就只能吹捧不能批评呢？人孰无过？大人物也会犯错误，容不得批评则可能犯大错误。史学批评的兴起是时代的呼唤，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哪怕他很有地位、很能活动，都不能一手遮天。因为史学工作者的独立思考能力任何人都剥夺不了；即便是自己的弟子，他也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要他还有学者的良心，他迟早会讲真话的。而这，正是史学界提倡民主学风的思想基础。
臧小华拜访求教 历史科学对史家的基本要求是史识、史德。具体到当代来说，笔者认为，史识就是追求科学，不迷信“权威”，追求真理，容不得虚伪；史德就是在学术讨论中，遵守民主规范，不以势压人，也不在乎多有来头的攻击和污蔑。可以说，30年来，李先生一心关注的就是史学研究领域的科学与民主。 读完《宋史新探》，我们同时也了解了“李裕民其人”。
09级八才子拜访求教 英文题目及摘要： An Appeal for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Research: Some Reflections on Li Yumin's New Thoughts on Song History ZANG Z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Prof.Li Yumi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past decades. His scientific approaches, pursuit of truth, and innovotive ideas have been the hallmark of his work. His criticism on Professor Qi Xia’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as well as his debate with Professor Qi’s student,Gao Jichun, have become a prominent subject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field. W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this episode is that a thriving age of history research will never come until there is a democratic academic environment. Key word: New Thoughts on Song History, historical criticism, academic democra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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