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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个问题有点大。个体，大不过历史车轮扬起来的一粒尘埃。大风刮过，墙外树上的花，是落到了厅堂华丽的地毯上，还是跌入屋外墙角边的茅厕，一切取决于命运。泰塔尼克沉迷的时候，一等舱和三等舱的区别，也就是逃生口近一点而已！个体，多数时候，无能为力。 柏拉图的答案：洞穴之中，谁是神经病？ 柏拉图《理想国》一书中，有一个《洞穴之喻》：设想在一个地穴中有一批囚徒；他们自小呆在那里，被锁链束缚，不能转头，只能看面前洞壁上的影子。在他们后上方有一堆火，有一条横贯洞穴的小道；沿小道筑有一堵矮墙，外面的路人，扛着各种工具从矮墙下小路来来往往走过墙后的小道，而火光则把这些人影、工具投射到囚徒面前的洞壁上。对这些囚徒来说，他们自然认为眼前看到的影子就是真相。 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碰巧获释，扭过头来，进而走出洞穴，看到外面的真实世界，他会明白，以前在洞穴中所看到的，不过是真实世界的影像而已。 这时候，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留在地面，不再下去；还有一种情况，他放心不下洞穴下的同伴，他选择下去。他告诉他的同胞说，洞穴中看到的都是幻想。他的同伴们会怎么做？他们很可能认为他胡言乱语，或者说他疯了，洞里的 人会抓住他，甚至会杀了他。 孔子的答案：隐或者危行言孙，不过是逃避？ 在《论语·泰伯》篇，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在《论语·宪问》篇，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钱穆的答案：任、清、和，后两者也都是滑头？ 钱穆在《中国历史的精神》中写道： 在《孟子》书中，又曾举出三个圣人来，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人处社会，总不外此三态度。一是积极向前，负责，领导奋斗，这就如伊尹。一是甚么事都不管，躲在一旁，与人不相闻问，只求一身干净，这就如伯夷。 在《论语》里，孔子也曾举了三个人。孔子说：“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孟子云：“仁者，人也。”此所谓“三仁”，也即是处群得其道之人，也可说其是“三完人”，即三个人格完整的人。 当商、周之际，商纣亡国了，但在朝却有三个完人，也可说他们都是理想的人，也可说他们都是圣人。此三人性格不同，遭遇也不同。我以为比干较近伊尹，大约他是一个负责向前的，不管怎样也要谏，乃至谏而死。 微子则有些像伯夷，看来没办法，自己脱身跑了。后来周武王得天下，封他在宋国，他也就在宋国安住了。箕子则有些像柳下惠，他还是留在那里，忍受屈辱，近于像当一奴隶。 此刻我们以《论语》《孟子》合阐，可说人之处世，大体有此三条路。此三条路则都是大道，而走此三条路的也各可为圣人，为仁者。我刚才提到的三位大文学家，屈原就有些近伊尹，忠君爱国，肯担责任，结果沉湘而死，却与比干相似。 陶渊明就如伯夷，又如微子去之。“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就洁身而去了。杜甫就如箕子，也如柳下惠。给他一小官，他也做，逢什么人可靠，他都靠。流离奔亡，什么环境都处。 但如上所举，这些人，尤其是“清”的“和”的，往往可以说他们多不是一个历史舞台上人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似乎并不曾表现出什么来。只有“任”的人，必求有表现，但亦有成功、有失败。 失败的有些也不成为历史人物了。但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中国理想文化传统中的大人物，他们承先启后，从文化大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 李敖的答案：葛、颠、得、菘、火，你选哪一种？ 李敖在北大的演讲中，提到了人民和政府相处的几种方式： 人们和政府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这么坏，我不要活了，我「葛」了。辛亥革命以前的杨虎生在英国跳海，「葛」了，就是我死了。 第二个是我「颠」了，就是跑了，我玩不过你，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第三个是「得」了，……你找不到我，我猫起来了，就是藏起来了。 第四种「菘」了，小时候我们在北京斗蟋蟀，就是我怕了，我不和你玩了，就是人民和政府，我怕你，不和你玩了。 第五种就是「火」了，我和你干上了。 《联邦党人文集》：自我选择、机遇与强力？ 《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开篇写道： 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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