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即用

劳动表示的商品价格与用货币表示

的商品价格

亚当·斯密

一个人是富还是穷，依他所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而定。但自从劳动分工完全确立以后，人们所需要的物品只有极小部分来自自己的劳动，绝大部分必须仰仗他人的劳动所以，他的贫富状况必然依他所能支配的或能负担的他人劳动的数量而定。因此，对于占有某货物却不想自己消费而愿意用以交换其他货物的人来说，任何商品的价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每件物品的真实价格，即它对于想要得到它的人的实际价值，就是为获得它所付出的辛苦和麻烦。对于已经得到并想处理它或用它来交换别的东西的人来说，每一件东西的实际所值，是他能为自己省去或转于别人的辛苦和麻烦。以货币购买物品或以货物交换物品，实质就是用劳动购买，就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取产品一样。我们拥有的货币或货物，使我们能够免除生产许多其他产品的辛苦。它们含有一定的劳动量，我们可以用它来交换当时被认为具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购买一切货物时付出的最初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因此，对于拥有财富并愿用它交换新产品的人来说，财富价值正等于它使他们能够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

正如霍布斯先生所说，财富即权力。①但是获得或继承了一宗巨大财产的人不一定就能获得或继承任何的政治权力，无论是在民事还是军事皆然。他的财产或许能使他有获得两者的手段，但是仅仅拥有财富并不一定能使他得到权力。财富给他带来的直接权力是购买力一种对所有劳动或市场上所有劳动产品的支配能力。他的财产的多少与这种力量的大小完全成比例；就是说，财产的大小和他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他人劳动产品数量的多少成正比。任何东西的交换价值，总是必须完全等于这物品带给其拥有者的这种力量。

但是，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商品的价值却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确定两种不同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常常非常困难。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并不能成为决定这一比例的唯一因素，工作时所忍受的不同程度的艰苦和所运用的不同程度的智力也必须加以考虑。一个小时的艰难工作比两个小时的容易工作可能包含更多的劳动；或者说，比起普通的职业来，要花费10年才能学到的职业一个小时的操作比起前者一个月的勤劳可能包含更多的劳动。对于艰难程度或智力不可能找到任何精确的衡量方法。当然，在不同种类的劳动产品互相交换时，通常也对艰难程度或智力有相当的考虑。但这不是通过任何精确的尺度而是通过市场上的讲价进行大体相当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已经足以使日常生意得以进行。

此外，商品更频繁地同其他商品而不是同劳动相交换、从而与其他商品而非劳动比较，因此，人们自然就以一种商品所能购得的另一种商品数量而非劳动量来衡量其交换价值，因为大多数人更加容易理解用一种具体商品的数量，而不是用劳动数量来表示的东西。前者看得见、摸得着，而后者则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虽然它可以充分被人理解，却全然不够自然和明显。

当物物交换已经停止、货币已成为商业交易的普遍媒介时，任何具体商品就更多是与货币而不是与别种商品交换。屠户需要面包或麦酒的时候，不是把牛肉或羊肉直接拿到面包店或酒店去交换，而是先把牛肉或羊肉拿到市场去换取货币，然后再用货币换取面包或麦酒他售卖牛羊肉所得的货币量决定他后来所能购买的面包和麦酒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屠户在估计牛羊肉的交换价值时，自然就多用牛羊肉直接换来的货币量来估计，而不是用牛羊肉间接换来的物品量即面包和麦酒量。我们说1磅家畜肉值3便士或4便士，比说1磅肉值3斤或4斤面包或值3夸脱或4夸脱麦酒更合适。所以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多用货币量计算，而很少或不用它能换得的劳动量或任何其他的商品量来计算。

然而像其他每一种商品一样，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也时刻处于变动之中，时贱时贵，时易买时难购。特定数量的金银所能购到的劳动数量或所交换到的其他商品数量，总是随交换时已知的矿藏的丰饶贫瘠情况转移。16世纪，美洲发现了丰富的矿藏，欧洲的金银价值就比原值下降了1/3左右。由于把矿藏从矿区送到市场所花费的劳动较少，所以当它们送到那里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也较少；这次金属价值的变动虽然或许是最大的，但根据历史记载，却也绝不是唯一情况。作为数量的尺度，像一步之长、两臂之宽或一手所握之重这种不断变化的自然尺度，决不能作为衡量其他东西数量的精确尺度。因此，本身价值不断变化的一种商品也决不能成为其他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在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同等数量的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具有同等的价值。按照他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状态、平均的技能和熟练程度，必然总是牺牲相同的安逸、自由和快乐。他所支付的价格也必然一样，不管他得到回报的货物数量如何。这种劳动所购到的货物数量可能时多时少；然而变动的是这些货物的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它的劳动价值。无论何时何地，凡是不易得到或是要花费许多劳动才能得到的东西，价格就贵；凡是容易找到，或只花很少劳动就能得到的东西，价格就低。因此，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的真实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它来衡量和比较。它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而货币只是其名义价格。

但是，虽然对劳动者来说，同等数量的劳动总是具有同等的价值，对于雇用劳动者的人来说，这价值却是时大时小。换言之，雇主购买劳动需要付出的货物是时多时少的。对他来说，劳动力的价格也同所有其他货物的价格一样是变化的。在他看来，劳动力有时贵一些，有时贱一些。其实，那只是货物时贵时贱些罢了。

所以，就通常意义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真实价格就是付出劳动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名义价格就是交换劳动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劳动者的贫富，劳动报酬的高低是与他的劳动的真实价格而非名义价格成比例的。

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的区分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有时在实践上也具有重大的作用。同一真实价格总是具有同一价值；但同一名义价格的价值，却常常因金银价值变化而差别极大。所以，当一个人要以永久租佃为条件售卖地产时，如果想要使地租的价值尽可能保持不变，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地租用一定数额的货币来规定。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可能使货币的价值发生变化：第一，同一面值铸币各时代所含金银分量不同而产生的变化；第二，同量金银在不同时候价值不相同而产生的变化。

君主和国家常常幻想，减少铸币所包含的纯金属的数量可以得到暂时的利益，但几乎没想到，增加这种数量会有好处。我有理由相信，每个国家铸币包含的金属数量几乎都是不断减少而非增加的。因此，这种变化几乎总是在降低货币地租的价值。

美洲矿藏的发现降低了欧洲金银的价值。虽说我不知道有任何根据，一般认为这种降低仍在逐渐发生，可能还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租不是用若干镑货币（例如，多少英镑）而是若干盎司纯银或某成色的银，货币地租的价值多半还是会降低而不是增加。

北美洲矿藏图例

用谷物规定的地租比用货币更能保持地租的价值，即使在铸币面额未变之时，它也比货币地租更能保持原有价值。伊丽莎白第十八年法律规定，国内各学院地租之1/3必须要纳谷物，或按照当时最近市场上的谷价折合货币。由谷物折合货币的地租，原来只占全部地租的1/3，而据布勒克斯顿博士计算，现在的价值已普遍接近货币地租的二倍了。这样算来，各学院的货币地租必定已经减到原值的1/4或其原值谷物的1/4了。但是，自菲利普和玛丽当政迄今，英格兰铸币面额几乎毫无变化，同一数量的镑、先令或便士纯银含量几乎相同。因此，各学院货币地租价值的跌落完全是因为银价的下降。

如果银价下落，而且同一面额的铸币所含的纯银量又减少，损失就会更大。苏格兰的铸币面额比英格兰变化更大，而法国又大于苏格兰。这样，两国的古老地租以前具有很大的价值，现在却变得几乎一钱不值。

在不同的时候，较之用同量的金银或任何其他商品，同等数量的劳动更可能用同等数量的谷物（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购得。所以，在不同时期里，等量谷物更可能保持几乎相同的真实价格。也就是说，持有谷物者更可能以等量谷物购买或支配他人的等量劳动。我只想说，等量谷物比等量其他商品更可能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因为等量谷物也不可能购买或支配绝对相等的劳动量。我在后面将要说明，在不同时期，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或劳动的真实价格是大不相同的。劳动者所享有的生活资料，在进步发展的社会比停滞不前的社会充足，停滞不前的社会又比衰落中的社会充足。在某一时间内，谷物以外其他任何商品所能购得的劳动量必然相当于它当时所能购得的生活产品量。所以，用谷物规定的地租只受一定分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变动的影响。但以其他任何物品缴纳的地租，不但要受一定分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变化的影响，而且还要受这物品所能购换的谷物数量变化的影响。

不过应当注意，就世纪而论，谷物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化比货币地租小得多；但是就年而论却要大得多。我将在下面说明，劳动的货币价格并不逐年随谷物的货币价格升降，它似乎并不和谷物的暂时或偶然价格适应，而是与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相适应。我们后面也要谈到，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受银价、银矿出产额以及送到市场所必须使用的劳动量的支配，也受所必须消费的谷物量的支配。但是白银的价值，虽然有时世纪与世纪间变动很大，年与年间却变动不大，在半个甚至一个世纪中也常常不变或者几乎不变。所以，在这么长的时期内，谷物也具有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平均或普通货币价格。如果社会的其他方面全无变动或大体不变，劳动也会保持同样的货币价格。可是，谷物的暂时或偶然价格今年比去年高上一倍司空见惯。比如，今年每夸脱25先令，明年涨至50先令。也就是说，当谷物涨至每夸脱50先令时，谷物地租的名义价值和真实价值就比以前高出一倍，即所支配的劳动量或其他货物量多一倍。在这些变化中，劳动和大多数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都依然不变。

因此，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普遍且准确的尺度，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大家都承认，在一个世纪到又一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不能用一种物品所能换得的白银数量来估计这物品的真实价值；在一年到另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也不能用一种物品所能换得的谷物量来评定其真实价值。然而我们可以用劳动的数量十分准确地衡量不同商品世纪与世纪间、年与年间的真实价值。就世纪而论，谷物是比白银更好的衡量尺度，因为等量的谷物比等量的白银更能支配等量的劳动。反之，就年来讲，白银就要比谷物更好了，因为等量的白银更能支配等量的劳动。

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分，对订立永久地租或缔结长期租地契约是有用的，对于日常生活中比较普通的买卖却没有什么用处。

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一切物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都成一定比例。例如，在伦敦市场上出卖一种商品所得的货币愈多，它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也愈多；所得货币愈少，它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也愈少。因此，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货币是所有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准确尺度。但只在同一时间和地方才是如此。

在相隔很远的地方，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并不保持一定比例，往来两地之间贩运货物的商人只考虑到了商品的货币价格，也就是说，他所考虑的只是购买商品所用的白银和出卖商品可换得的白银之间的差额。在中国广州，半盎司白银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用品的数量比伦敦的1盎司白银还要更多一些。因此，在广州售价半盎司的商品，对拥有这种商品的广州人来说，比起在伦敦售价1盎司的商品对拥有这商品的伦敦人来说可能更有实际价值，且更有意义。可是，如果一个伦敦商人能用半盎司白银在广州购人一种商品，随后在伦敦以1盎司售出，他通过这笔买卖就获利100%，仿佛1盎司白银的价值在广州和伦敦完全一样。对他来说，广州的半盎司白银比在伦敦的1盎司能使他支配更多的劳动和更大数量的生活用品无关紧要。他只关心，伦敦1盎司白银总是比半盎司白银能支配两倍的劳动、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

由于一切买卖行为的适当与否最终都取决于商品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日常生活中几乎每笔交易都受其支配调控，所以人们大都注意名义价格而不注意真实价格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在本书中，比较特定商品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的不同真实价值有时也是有益的。也就是说，必须比较特定商品在不同时期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支配他人劳动的不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要比较的不是出售特定商品通常可得的白银量的多少，而是不同量的白银所能换得的劳动量的多少。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和地点变化，劳动的时价很难准确了解。谷物时价的正式记载虽然不多，但人们一般却更为了解，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也常常注意和提及。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必须满足于使用谷物的时价；这不是因为它总是同劳动的时价保持完全相同的比例，而是因为它最接近我们所能得到的这一比例。我在下文还会进行若干这样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