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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家族墓位于陕西省蓝田县城西北 2.5 千米的五里头村，发现 29 座墓葬及吕氏家庙一处，出土的墓志或铭文石磬、石敦等，明确了这批墓葬的墓主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经学家、金石学家吕大临的家族墓。《蓝田吕氏家族墓园》对吕氏墓园的选址布局、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等做了全面细致的描述、考证和研究。但由于这批墓葬信息量庞大，除上述研究外，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分析方面仍有可耙梳之处，本文试对之做 一探讨。 一、 吕氏家族墓墓葬形制及分期 据墓志记载，吕氏家族墓园于北宋嘉祐六年（1061 年）初设于蓝田县骊山西园， 熙宁六年（1073 年）迁于蓝田县太尉塬，即现址的五里头村[1]。如以墓志记载的最后一位墓主入葬的 1117 年计，墓地延续了 40 余年，这一时段大致是从仁宗末年到徽宗末年。按照宋史学界对北宋历史的分期，其跨越了北宋中期（仁宗—神宗）到晚期（哲宗— 钦宗）两个时段。如果仔细梳理吕氏家族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可看出其中明显的变化 是在 1090 年前后，也就是哲宗中前期，与宋史的分期基本相合。按照这一规律，将吕氏家族墓分为前后两期。 属于前期的墓葬如表一所示，7 座墓中，4 座属于迁葬，3 座为初葬。特点如下： 1）其形制均属于报告中的 A 型单室墓，即竖穴墓道，一端掏洞为室。可分为双人合葬和单人葬两种，双人合葬者也系同室合葬。 2）墓室后壁皆设龛，墓志或平放或立置于壁龛内。 3）随葬品相对较少，在数件至 20 件之间，包括瓷器在内的器皿类多在数件。随葬品以盘口梅瓶为中心，几乎每座墓都有梅瓶，其组合为盘口梅瓶、罐、盘、盏（茶盏或 酒盏）和盏托、盒等。梅瓶和罐位置相对固定，多置于人头部与壁龛之间。 这种以梅瓶为中心的随葬品组合与关中地区其他宋墓几无二致。属于后期的成人墓如表二所示。其特点如下： 1）墓葬形制仍为竖穴土洞墓，有单人葬和合葬墓之分。单人葬皆为单室墓，形制 如前期，但出现了后壁无小龛的形制。 2）合葬墓除前期的同室合葬外，多见同穴异室的双室或三室合葬墓，各墓室多非 同一时间完成，有二次甚至三次葬入的痕迹。各室皆以生土矮墙隔开。二室或三室，有 左右并列的，有前后相随的。 3）双室的墓有的保留墓室后壁附小龛的形制，也出现了无后龛之形制。有后龛的墓， 墓志多置于龛中。无后龛者，墓志多置于封门内的墓室前部，平放或立放；也有置放于 墓室其他位置的。 4）M9 为同室合葬，比较特殊的是在墓道上有三个小龛，分别置放墓志和先期葬入者的随葬品。 5）后期墓葬随葬品普遍增多，大多在 30 件以上（吕大防墓为空墓除外），以40~60 件的最多，随葬品最多的 M2（吕大临墓）达 123 件，其中瓷器 44 件。在一些墓中（如 M2）除瓷质的餐茶酒及盛放用具外，还同时有石质、陶质用具。与同期关中地区其他宋墓相比，随葬品质量、数量都遥遥领先。
二、 吕氏家族墓墓葬形制 ——与本地区其他宋代墓葬的比较 （一）西安地区宋代土洞墓与吕氏家族墓形制比较 北方地区宋代墓葬中比较常见的是仿木结构砖雕墓、壁画墓，这类墓葬以山西、河 南、河北和陕西西部及北部多见，源于中晚唐流行于河朔地区的仿木构砖室墓。土洞墓主要分布于西安和其周边地区以及关中东部地区。因形制相对简单，随葬品少，可提取 的信息有限，多不被重视，见诸报道的很少，但仍有几座重要的纪年墓资料。（表三） 表三所示的几组墓葬，除西安郊区孟村和湖滨花园墓外都有纪年，且时代属于北宋早中期。几座纪年墓均为竖穴墓道洞室墓，皆单室，或单人葬或合葬；墓室以后壁开龛 为多，龛内置放墓志；随葬品数件到 20 余件不等，以梅瓶为中心，梅瓶多置于墓志附近。以上特征与吕氏家族墓前期墓以及后期前段墓相同。
与同期仿木构砖雕墓和壁画墓相比，北宋土洞墓的形制和装饰都比较简单，故一度被认为是当时社会中下等阶层所使用的简陋的墓葬形制。吕氏家族墓及西安周边一些有 纪年的宋代土洞墓的发现，说明情况并非如此。此种类型是唐五代以来这一区域传统的 墓葬形制和习俗的延续。 晚唐以后，两京地区墓葬形制发生了显著变化：长斜坡墓道急剧减少，竖井墓道洞室墓成为最多见的形制，等级较高的贵族墓也采用竖穴墓道土洞式墓的形制，墓室从方形变为纵长方形或梯形。[2]与十二生肖俑随葬相适应，墓室内出现了相应的壁龛以置放生肖俑，如 875 年曹氏墓（插图一）。[3]有的墓室面积有限，壁龛连续排列于墓室前的甬道或墓道两壁上。
从 1019 年李保枢墓和 1029 年李寿墓唐墓形制特征的影子。吕氏家族墓 M9 在墓道前部两壁上各开一龛放置墓志，墓道后部一侧下部亦开龛置放梅瓶等随葬品，也是晚唐墓葬形制的孑遗。（插图二）
李保枢家族墓中的李景夫人墓 M3 和 1034 年的淳于广墓、1075 年的范天祐墓，形制均为竖穴墓道，墓室略呈长方形，墓室后壁开龛，是多壁龛墓葬的发展形制。吕氏家 族墓前期墓葬皆为此形制，后期墓葬中也有少量存在。可见这种形制是北宋中期的流行样式。 迄今为止，除吕氏家族墓外尚未发现其他北宋晚期土洞式纪年墓，故吕氏家族墓后 期的纪年墓形制恰好补上了这一缺环。吕氏家族墓后期的双室或三室土洞式墓是北宋晚期西安地区土洞墓较复杂（或高级）的形制，单人葬的土洞墓则出现了不见墓室后部壁龛的竖穴墓道和长方形墓室的形制。西安南郊孟村以及西安湖滨花园小区的北宋土洞墓亦为此形制。在西安南郊孟村墓群中，这种形制从北宋延续到金代初年，说明是北宋晚期到金初西安地区土洞墓的一般形制。 （二）吕氏家族墓体现的“士人”之礼 作为士人阶层、经学世家的吕氏家族，吕锡山夫人侯氏“言动一循于礼”，吕大忠继室樊夫人墓志记载 “吕氏世学礼，宾、祭、婚、丧莫不仿古”[4]。从上述墓葬形制分析可见，吕氏家族的墓葬形制承袭了西安地区晚唐以来竖穴洞室墓的传统，与本地区 其他北宋墓葬形制没有大的区别。那么，吕氏家族是如何在墓葬制度上体现其尊礼仿古的家族准则呢？吕氏家族墓地布局规范、长幼有序，一如报告所叙，且与司马光家族墓园布局有类同之处，无疑是昭穆秩序之体现。夫妻合葬墓中，夫与妻妾墓位严格排列，夫位或居中或居前，妻居西，继妻或妾居东，尊卑位次分明清晰，是吕氏丧葬礼制的体现。[5] 具体到墓葬形制上，北宋士人也有周全的考量。《司马氏书仪》卷七《丧仪》“穿圹”曰：“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圹，置柩，以土实之者，有先凿埏道，旁穿土室，撺 柩于其中者，临时从宜”，后又注曰“然则古者乃天子得为隧道，自余皆悬棺而窆，今民间往往为隧道，非礼也，宜悬棺以窆”，又曰“凡旁穿之圹，不宜宽大，宽大则崩破尤速”，“穿地狭则役者易上下，但且容下柩则可矣，深则盗难近”。 司马氏将墓葬分为竖穴墓与斜坡墓道洞室墓两大类，后者为天子之制，前者悬棺而 葬符合古礼，且从墓葬的坚固和防盗等方面出发，认为墓室应狭小和深。吕大临《东见录》评程颢《葬说》，认为竖穴墓墓内积土直接压于棺椁，墓坑低沉容易进水，易使墓 葬崩坏，所以“葬，须坎室为安”，即应掏洞室方能保坚固平安。 考据吕氏家族深藏的竖穴墓道洞室墓的形制，既有“悬棺以窆”的程序，又满足了“坎室为安”的防盗和长固久安的需求。吕大临本人的墓葬在竖穴墓道的一端有三层墓室， 上部两层皆为防盗的假墓室，最下层的真墓室深15 米，且墓室地面比墓道底面还要低2.5 米（插图三）。棺木入葬时要先从竖穴墓道悬棺而下，到达墓道底部后还须再次悬棺而 下到洞室底部，两次“悬棺而窆”的形制，不知是吕大临生前所嘱，还是其家族顺其愿 望所设计。
综上所述，吕氏家族墓葬形制既入乡随俗，因袭传统，讲求坚固防盗，又刻意在细 节上遵循了儒家丧葬的理念。 三、 吕氏家族墓随葬品中的梅瓶 从吕氏家族墓前后两期随葬品的组合和数量看，以梅瓶为中心的组合始终未变，且 前期梅瓶往往置放于墓志附近，后期则部分置于墓门内，[6]位置相对固定，说明其有 特殊的祭奠意义。吕氏家族墓出土梅瓶有茶叶末釉、黑釉和青釉，皆为耀州窑产。按口 沿形制可分为三型： A 型 盘口瓶， 浅盘形口。吕氏家族墓出土浅盘口梅瓶的为 M8、M14、M15、M16、M17（彩图七：1）、M24[7]，均为前期墓葬。西安地区1019年李保枢家族墓[8]（插图四）、1034 年淳于广墓[9]、1075 年范天祐墓[10]（插图五）和铜川地区 988 年北宋纪年墓[11]都出土了盘口梅瓶，说明盘口梅瓶不只是北宋中期流行的形制，甚至可追溯 到北宋早期。吕氏家族墓后期墓葬中梅瓶不见盘口形制[12]。 B 型 圆唇口瓶，圆凸唇， 小直口或微敞口。这类瓶出土于吕氏家族墓 M28、M9、M1（插图六；彩图七：2、3），其中M28 属于前期葬墓，M9 和M1 皆为合葬墓， M9最后葬入时间为 1093 年，M1 吕大雅夫妇墓中夫人于 1093 年入葬，两件小口瓶均出土于夫人墓中，即为 1093 年葬入。圆唇口的梅瓶还见于 1029 年李寿墓[13]，且李寿墓同时出土有盘口梅瓶（插图七）。由此可见，圆唇口梅瓶主要流行时间为北宋中期，延续到北宋晚期偏早。
C 型 平沿口瓶，小直口，宽平沿。也有称之为盘口，但瓶口内无内凹的浅盘， 故在此予以区分。出土平沿口梅瓶的墓葬有 M2、M4、M5、M6、M12、M26（彩图七：4~7），这几座墓按最后入葬的年代看都属于吕氏家族墓后期墓葬。有黑釉、茶叶末釉，并出现了青釉素面或青釉刻花瓶， 皆为耀州窑产。 上海博物馆和耀州窑博物馆各藏有一件耀州窑青釉刻花梅瓶（彩图七：8、9），时 代为宋末至金初。[14]1105 年的梁全本墓出土一件平沿口、椭圆腹的黑釉梅瓶（彩图七：10），虽然非耀州窑产，造型不同，但口沿形制完全相同。[15]吕氏家族墓 M2、M26 等还出土了耀州窑酱釉半截梅瓶/ 尊（彩图七：11）和青釉刻花鼓腹梅瓶 / 嘟噜瓶（彩图七：12），其平沿口形制与 C 型梅瓶完全相同，只束颈略长，为北宋晚期的又一种样式。 彩图七
上述三种造型的梅瓶，盘口梅瓶流行于北宋早期和中期；圆唇口梅瓶见于北宋中期， 但数量不多，延续至北宋晚期前段，与北宋晚期流行的平沿口梅瓶并存一段时间后逐渐 被平沿口梅瓶取代；平沿口梅瓶是北宋晚期最流行的样式，延续至金代。梳理了三种不 同造型的梅瓶及其流行年代，即可顺此线索检出吕氏家族合葬墓中较早入葬一方带入的 随葬品。 M9 为吕英与夫人合葬墓。吕英卒于 1050 年，1061 年葬骊山西塬，1074 年迁太尉塬，夫人卒于 1093 年。M9 墓葬形制特殊，在墓道内有三个壁龛，除了墓道北部两壁对称壁龛各置放一墓志外，在墓道南部另外开一龛 K3 置放茶叶末釉盘口梅瓶 M9∶9（彩图八：1）、M9∶10和黑釉双耳罐 M9∶11（彩图八：2）、M9∶12。其中茶叶末釉盘口梅瓶盘口大而显著，甚至比吕氏家族墓前期墓葬出土的盘口瓶盘口更大且略深；[16]黑釉双耳罐与 M28 出土黑釉双耳罐形制相近。M9 墓室封门内还出土两件圆唇口梅瓶。 K3 内的遗物与墓室内的遗物显然为两套不同时期的随葬品，K3 内的遗物应为吕英墓早年随葬品，而封门内的圆凸唇梅瓶是 1093 年入葬的吕英夫人随葬品。 M12 为吕大圭夫妇墓，夫人 1074 年葬，吕大圭 1117 年葬时两人合葬。M12 亦出土两种梅瓶，一种为盘口形，一种为平沿口，后者置于墓室后龛吕大圭墓志上，无疑 是吕大圭随葬品。盘口梅瓶（彩图八：3）置于墓室西南角，除葬俗用品外，同置于此 处的器皿有白釉台盏 M12∶56（彩图八：4）和黑釉带盖罐 M12∶51（彩图八：5）、M12∶52。白釉台盏造型与吕氏家族墓早期墓葬 M17、M16 出土的同类器（彩图八：6、7） 完全相同。1075 年范天祐墓出土了四套台盏，造型与 M17 出土的基本相同。[17]盘口梅瓶造型与前期各墓出土的一致。可见 M12 的盘口梅瓶以及六曲弧腹的盏和台形盏托属于较早的吕大圭夫人墓原来的随葬品，为北宋中期产品。黑釉带盖瓜棱罐，直口深腹， 胎壁薄，与吕氏家族墓晚期墓葬 M25 出土的罐造型差异较大（彩图八：8、9），后者腹为球形且颈部上小下大，都是较晚时代的形制特点。结合出土地点等因素判断，M12 出土的瓜棱罐应同为早年吕大圭夫人墓的随葬品。 M22 为吕大钧与妻马氏（1082 年附葬吕大钧）、继妻种氏（1112 年卒）合葬墓。出土瓷器 33 件，其中出土于两室隔梁北端的茶叶末釉梅瓶 M22∶11（彩图八：10）、酱釉罐（彩图八：11）及彩绘陶大罐位于疑为吕大钧墓志的北侧。茶叶末釉梅瓶口部虽 残，但其腹深且细长的造型与盘口梅瓶或圆唇口梅瓶近似，与平沿口梅瓶差别较大。酱 釉罐直颈、深腹且底径大的形制也为偏早的形态。这两件瓷器与彩绘陶大罐（报告认为 可能为吕大钧骨灰储藏器）时代最晚为北宋中期。 彩图八
M20 为吕大忠夫妇合葬墓。据墓志记载，吕大忠妻姚氏 1045 年卒，始葬地不详，1096 年迁太尉塬（西后室）；继妻樊氏 1095 年卒，1096 年葬太尉塬（东后室）；吕大忠 1100 年入葬。则姚氏墓室中的遗物可能为迁葬时带来，时代较早，但姚氏墓志载：“吕公为宝文阁直学士，葬其继室樊氏，因易夫人棺椁衣衾同祔先茔”，则姚氏墓内随葬品 或为葬樊氏时重新配置。从姚氏墓室出土器物的造型等观察，大多不能到 1045 年前后， 但在此墓前室扰土中出土一件大双耳罐（彩图八：12），造型与 M8、M9 出土同类物（彩图八：13）近似，应为早年姚氏的随葬品。 四、 吕氏家族墓随葬品的组合及礼制体现 《蓝田吕氏家族墓园》对随葬品的功能和在墓葬中的组合进行了详细考证归纳，认为“从早期由酒瓶、肉罐、饭碗组成的随葬物主题一直被沿用至末期”，“在坚持主题之下，从早至晚随葬品数量、种类、涉及之生活内容越加丰富多彩”。 报告中将吕氏家族墓随葬品分为四大类，一是酒瓶、肉罐、饭碗组成的随葬品主题 及细化的各类用品；二是附加于主题的文房用具、妆具；三是仿古铭文石礼器和古代青 铜器；四是和佛道及乡土民俗相关的铜镜、铁犁、剪等随葬品。如果进一步按照功能归 纳，则上述四大类随葬品中第一类和第三类可以合并，一是祭奠供奉的用品和用具，二是随身或装身用品，三是佛道乡俗相关用品。 第一类器物为盛放供奉品的容器，第三类器物系祭奠供奉的礼器。吕大雅墓出土石 磬铭文“敢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从父致政承务郎府君”，盛放着“清酌庶羞”的第 一类器物就陈于墓室两侧。又如 M25 东墓室二层台上放有 6 个黑釉罐，墓志小龛前也摆放釉陶鼎、釜等器。再如几乎每墓皆有的梅瓶，配以酒盏（M17、M16）。仿古铭文石礼器中有的也应陈放有供奉品。M25二层台后部摆放有石釜和釉陶鼎，或许原本用于盛放供奉食物。除陈放酒“清酌庶羞”的容器外，还随葬有享用这些美味时需要的器皿， 如 M12 出土的成摞叠放的碗、盘、碟。 除“清酌庶羞”的供奉外，吕氏家族墓随葬品中还有花瓶。如出自吕氏家族墓地、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青釉花口高领瓶即为花瓶（彩图八：14）。也有认为吕氏家族墓出土 的矮梅瓶、半截梅瓶是作为花瓶使用的。[18] 也就是说，除茶酒庶羞供奉外，吕氏家族墓中还存在香花供奉。可见祭奠和供奉是吕氏家族墓随葬品的主题，以古礼器和仿古礼器随葬则反映了吕氏家族遵循儒家礼教的丧葬之俗。总之，经学、金石学世家的吕氏 家族，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组合，在入乡随俗、因袭地方传统的前提下，时时体现出 循礼仿古的细节特征。 参考文献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蓝田吕氏家族墓园》，文物出版社，2018 年。 [2] 李雨生：《北方地区中晚唐墓葬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 [3] 王自力：《西安唐代曹氏墓及出土的狮形香熏》，《文物》2002 年第 12 期。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蓝田吕氏家族墓园》卷三，M25 吕锡山夫人侯氏墓志和M20 吕大忠墓志， 文物出版社，2018 年，第 663、758 页。 [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蓝田吕氏家族墓园》，文物出版社，2018 年。 [6] 吕氏家族墓前期墓葬中梅瓶皆置于墓室后龛的墓志前，后期墓葬中有置于墓志附近的，也有置于 墓室封门内的。 [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蓝田吕氏家族墓园》，文物出版社，2018 年。 [8]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长安区郭杜镇清理的三座宋代李唐王朝后裔家族墓》，《文物》2008 年第 6 期。 [9]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清理三座宋墓》，《考古与文物》1992 年第 5 期。 [1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宋范天祐墓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 年第 6 期。 [11] 资料未发表，此瓶盘口口径较其他瓶更大。 [12] 吕氏家族墓 M9、M12 出土的盘口梅瓶系合葬墓中先入葬者的随葬品，此见后文详述。 [1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长安区郭杜镇清理的三座宋代李唐王朝后裔家族墓》，《文 物》2008 年第 6 期。 [14] 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耀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 年。 [15] 罗火丽、张丽芳：《宋代梁全本墓》，《中原文物》2007 年第 5 期。 [16] 988 年铜川宋墓盘口梅瓶口径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件，M9 出土盘口梅瓶较之小一点。 [17]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宋范天祐墓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 年第 6 期。 [18] 秦大树、袁泉：《宋元花瓶的形态、组合与文化功能探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泰华古轩《闲事与雅器》，文物出版社，2019 年。 转载自 考古陕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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