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2、6军团经过艰苦征战，于1936年6月到达甘孜地 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合后，两支部队并肩北上。当我率部离开瞻化的时候，那位喇嘛特意来看我，送给我一小坛子菜籽油，那个时候搞点菜籽油非常不容易，还炒了一些糌粑盐和牛肉，用牛皮口袋装好，送给我说：“牛皮口袋不怕雨，里面的肉坏不了，你背着它路上吃。”我送给他一匹白马、一副马鞍和一件坎肩留做纪念。 196年5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上海电视台《长征》摄制组来采访我，我向他们讲了这件事。他们很感兴趣，专门跑到瞻化去调查访问。他们把访问的情况写了一个材料。材料上说： 当年的瞻化县50年代改名为新龙县。根据陈锡联的回忆，判断为甲孜乡的甲孜寺。该寺庙不大，在半山腰上。经调查，红军时期，该寺庙曾经住过伤病员。当时负责的有两位喇嘛，一名叫仁孜喇嘛，一名叫四龙赤成喇嘛，前者为寺庙主持。仁孜喇嘛吩咐要照顾好红军伤病员，具体操办由懂藏医的四龙赤成喇嘛来处理。养伤的具体情况得到当地百姓及年长的喇嘛证实。陈锡联临走时曾送一匹马、一副马鞍和一件坎肩，现白马已死，其余两件物证已找到。但陈锡联当时住地已毁。 红军走后，国民党借助地方势力要迫害仁孜喇嘛，他不得已举家逃往甘孜县拖坝区的也仁达村。四龙赤成喇嘛不久也病故。如今，寺庙还在，“文革’遭冲击，现正在修复，还没有完全建好。当年照顾红军伤病员的事在寺庙和当地广为流传。为纪念仁孜喇嘛，他的住所至今空置着，未拆除。 据了解，仁孜喇嘛还有一个弟弟名为格绒罗布，80多岁，仍健在，住甘孜县的也仁达村。我们再去寻访，终于找到他们一家。经来访了解，仁孜喇嘛解放后去世，他们全家都知道仁孜喇嘛与红军关系好。目前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藏族农家。他们很想念当年的红军，但不知道照顾的伤员就是陈锡联。 当年夏天，我们第3次过草地。这次行军，路程最远，时间最长，但由于准备充分，与前两次相比，还算顺利。走的时候，我找了一位懂汉话的藏民当通司（翻译）和向导。这位 “通司”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一名1岁左右的男孩，他不放心把妻子和孩子放在家里，就把全家带上和我们一起走。 这位 “通司”很健谈，一路上我们谈天说地，有说有笑。他很自豪地告诉我：当地藏民女子找一位“通司”做丈夫是非常高兴的，一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了。他说他经常到成都去用金子换珠子。当地的商人很狡猾，给他换的是假珠子，他经常上当。不过他说他的金子也不纯，他说金子纯不纯用牙使劲咬，一咬就知道了。路上他还教我学藏文。 走了几天，到了甘孜的东北部，他想回去，说小孩有病，家里也有老人。我向他表示感谢，还送给他一匹马，一些牛肉、酥油、糌粑等。第二天一早他就回去了。我们继续向前走。 我虽然带着一匹马，但很少骑，驮着伤病员，大约走了20多天，又到了包座。 由包座向甘南，实施《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先取洮州旧城，继克临洮，随后又占领渭源。此后分成5个纵队继续北上。第4军为第1纵队，由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第10师在前，第12师居中，第11师殿后，一路艰难行军，于10月初胜利到达会宁，期盼已久的3个方面军大会师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和师长周世元率第11师在后面走，因此大会师没有赶上。当我们进入会宁城时，看到庆祝三军会师的标语还在。我们想像着当时那种热烈、欢庆的感人场面，既为中国工农红军首次实现大团圆而激动，又为未能亲自参加这一盛会而遗憾！ 会师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 命令“四方面军以1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地筹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其可能在10月份保持兰西大道于我手中”。“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3个军组成之。”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木匠出身的第30军政委李先念同志亲自监督造船，很短时间就造出了十几条船。渡河地点确定后，方面军总部即率第30军、第9军、第5军西渡黄河。 在造船及渡河过程中，蒋介石下达“进剿”令，敌西北“绥靖”主任兼第3路总司令朱绍良率部向我发动进攻。为保障造船及大部队渡河，第4军组成扇形运动防御，节节抵抗，迟滞其进攻速度。待部队全部渡河后，我们边打边撤，逐步脱离接触，向打拉池、海原一带开进。 我们在前面开进，关麟征的部队在后面追，还派出飞机在头上狂轰滥炸。一颗炸弹在我身旁不远处爆炸，我骑的那匹马受了惊，挣脱了缰绳，顺着一条大路跑得无影无踪。这匹马是缴获的敌骑兵连长的坐骑，很懂事，让它趴下，轻轻拍拍它，就趴下了。马背上驮着我的全部家当：衣服、行李、用具等等。马惊跑了，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干干净净，倾家荡产。饲养员哭着说：对不起首长，没有把马拴好，让马跑了，把东西全丢了。我说你哭什么，丢就丢了嘛！后来我们追击敌人，想顺路找找马、但是没有找到。 到了打拉池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想在打拉池稍事休息，估计敌人可能要追来，还派出了一个排的警戒。我进了一个房子，躺了一会儿，肚子饿得咕咕叫。我爬起来，看看屋里有什么吃的没有。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泡菜坛子，里面泡着一坛子辣椒。我想这东西吃点也管用，结果吃了以后，肚子又胀又烧心，难受得躺不住。我来到外面一个高处，四面一看，唉呀！就见敌人密密麻麻平铺着围了过来，担任警戒的同志还在那里睡大觉。我吓出一身冷汗，掏出20响的驳壳枪，朝天“砰砰”就是两枪。枪声一响，部队全惊醒了，马上就和敌人打起来。战斗中，一位教导员光荣牺牲，后来找了一口棺材把他安葬了。 在甜水堡和胡宗南的第1师打了一仗。胡宗南的部队装备很好，一个连有八九挺机关枪，战斗力也不错。双方在羊福山展开争夺战。敌人凭借优势火力向山上攻，快到跟前时，我令司号员吹冲锋号。司号员刚拿起号，还没有吹，就倒在我的身上。我一看，已经牺牲了。我端起机关枪，站在阵地上向敌人扫射。战士们呐喊着向敌人冲去，展开肉搏。手榴弹的爆炸声，子弹的呼啸声，战士的呐喊声以及敌人的惨叫声响成一片。经数小时激战，终于把敌人打到山下。 这一仗，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仅我们师部警卫连就打掉了一多半。我衣服、帽子上也穿了好几个窟窿，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伤着身子，真是不可思议。 到了晚上，还要准备打。肖克同志（当时任第31军军长）派人传达命令，说不打了。当夜即撤出阵地。 先转到古城堡，然后又转到山城堡。在山城堡歼敌1个师。我们作预备队，因为打得顺利，没有上去。这是内战时期最后一仗。这一仗打完，我们进入陕北盐池地区。 在陕北，方面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我从第11师又回到第10师任师长，叶道志同志任政治委员，范朝利同志任参谋长，汪宏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28团、第30团、第31团。团的干部，记得有滕海清、郑国仲、赵崇德等，其他人不记得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蒋抗日，发动 “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消息传来，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都说这下好了，不用再打内战了。 为了支援主张抗日的友军，在中央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率 领下，我们由盐池地区南下，进抵西安附近三原一带待命。 西渡黄河的第30军、第9军、第5军组成西路军，在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治委员率领下，孤军作战数月，终因寡不敌众，陷于弹尽粮绝的境地。为解西路军之危，中央决定组成援西军西进增援，当走到镇原时，传来西路军失败的噩耗。 西路军的命运，是红四方面军、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史上最为悲壮惨烈的一幕！我的老班长孙玉清同志，时任西路军第9军军长，在甘州南山被俘后，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在青海西宁慷慨就义！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我成长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帮助。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我禁不住失声痛哭。几十年来，我从未忘记他。即使今日提起，我心里仍感到十分难过。 西路军的英勇壮举和不屈精神，永远为历史所铭记，为人民所景仰！ 牺牲的烈士，壮志未酬；活着的人，还要战斗！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指挥下，我们东渡黄河，奔向抗击日寇侵略的广大战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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