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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辉 来源：《炎黄春秋编辑部》 导语：1965年8月1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在北京成功举行《长征组歌》的首场演出。该组歌曲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而创作，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本文作者任新华社北京军区支社社长期间，曾跟随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演唱队重走长征路，赴香港演出等，了解了许多《长征组歌》背后的故事。 肖华含泪创作 《红军不怕远征难》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肖华先后担任红一军团组织部部长、红一军团二师政委、一师政委。长征中，耳闻目睹、切身感受敌人的疯狂与残忍、军民的鱼水情谊、战友的英勇牺牲和过雪山草地的艰辛，为肖华日后创作《长征组歌》打下了基础。 1938年10月，上海的阿英收到肖华从陕北寄来的24幅长征画稿照片，激动万分。他决定用风雨书屋的名义尽快将画稿出版。书名借用斯诺的《西行漫记》，定名为《西行漫画》，作者署名肖华，用铜版纸、道林纸精印了2000册，绝大部分流向了八路军、新四军地区，具有鼓舞士气和民心的效果。不久，风雨书屋遭查抄，人员被捕，《西行漫画》遂成绝版。  上将肖华 1958年，一位热心读者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西行漫画》，并将其推荐给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再版《西行漫画》，并请肖华作序。肖华这才知道，经他手送出的长征画稿竟然署了自己的名字。但时间太过久远，他也想不起来作者是谁，便在序言中写明，漫画的作者可能是红五军团中做宣传工作的同志。 1962年4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再版《西行漫画》。几经周折，责任编辑邵宇和画家黄胄找到了长征中曾在红五军团做宣传工作的黄镇，这才搞清楚原来《西行漫画》的作者是黄镇。出版社遂将书名改为《长征画集》，作者署名黄镇。  黄镇创作的长征漫画《草地宿营》 《长征画集》激起了肖华的创作冲动，无奈工作繁忙，始终没有动笔。 1964年2月，肖华得了严重的肝炎，到杭州疗养。当时，一些文艺界的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活动前夕，约他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 用什么形式来反映长征这一壮举？肖华征询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最后确定采用诗歌的形式。 肖华反复阅读长征史料，并研读唐诗宋词，经再三思考，决定选取长征中12个有代表性的场景，在借鉴古诗词的基础上，用组诗的形式表现作品内容，采取“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诗词用4个“3字句”、8个“7字句”，共12行68个字组成，一诗一韵。这样既有统一的格律，便于记忆、朗诵、谱曲、歌唱，又不受平仄、对仗的限制。 创作中，肖华常常回想起成千上万的苏区人民流泪送别中央红军的情景，回想起长征中的艰难岁月，回想起那些倒下去的战友……伴着痛苦的回忆、感动的泪水、深情的笔墨和激情的创作，按照长征的进程，肖华选取了12个典型事件，构思了组诗的整体布局：《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将长征全景以诗歌艺术的形式一一呈现。 初稿完成后，肖华又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经过多次修改，于当年11月中旬成稿。肖华借用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诗，为其取名《红军不怕远征难》。 肖华将长征诗稿送给周恩来和在京的元帅传阅。周恩来当即拿出其中的两首，交给时乐濛谱曲，放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1965年7月，《解放军报》全文发表《长征组诗》，《解放军文艺》7月号同时登载。《长征组诗》引起强烈反响。 四位作曲家与《长征组歌》 1964年11月，肖华找来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和战友文工团团长晨耕，将这部长诗交给他们，要求两个团各搞一台节目，在1965年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时演出。 肖华说，总政歌舞团要搞一台带舞蹈的大合唱，战友歌舞团可以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不一定写成12首曲子，也可写成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曲，把这12首诗的意思融进去。 肖华还从总的指导思想上，对谱曲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要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高度去理解长征。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谱写长征，要生动地反映长征生活，热情地歌颂红军英雄。二是《长征组歌》要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服务。为了歌颂为中国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为了给后人提供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形象化教材，我们要努力写好《长征组歌》。三是《长征组歌》应该写成一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大合唱，具体要求是好听、易唱、亲切、动人。 两套班子创作出了两种版本的《长征组歌》：《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是战友文工团创作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是总政歌舞团创作的。两个版本都是肖华作词，内容基本相同，但音乐风格和表演形式截然不同。 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4位著名的作曲家。经讨论，4位作曲家认为《长征组诗》最后两首《会师献礼》《誓师抗日》反映的是红军长征后北上抗日的故事，所以决定为前10首谱曲。 作曲家们集体构思，统一布局，各取所长，分头执笔，最后再共同推敲，反复修改。他们在借鉴红军传统歌曲的基础上，分别融入西采茶曲、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民族曲调，在配乐中既有西洋管弦乐器，也有民族乐器。 为了修改乐谱，4位作曲家不仅在排练现场听取演员的意见和建议，还走访了在北京的60多位老红军。晨耕回忆，一个星期天，他来到军区司令员杨勇家。正在菜地干活的杨司令员把他请到屋，说：“关于《长征组歌》，具体廖政委管，他从长征老战士的角度提两条：第一，红军应该写，红军长征更应该写；第二，这是一群革命人，要把他们写好，不写好对不起他们。”  肖华与曲作者合影。左起分别为生茂、唐诃、肖华、晨耕、李遇秋 就这样，4位作曲家通力合作，反复修改，仅两个月就拿出了《长征组歌》的第一稿。分别描绘了10个环环相扣的战斗生活场面，并巧妙地把各地区的民间曲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曲调融合在一起，最终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1965年4月，4位作曲家到杭州为肖华试唱。肖华边听边流泪。李遇秋回忆：“肖华留我们住了10天，他每天讲解一曲。我们开始认为红军北上抗日，自然应该敲锣打鼓，浩浩荡荡。肖华说，那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我姐姐哭成了泪人，不断地问我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连我这个少共国际师的政委都不知道。” 周恩来也说：《告别》写得太雄赳赳气昂昂了，要尊重历史嘛！当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控制下，红军是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所以送别应该比较低沉。 李遇秋深有感触：肖华主任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肖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回到北京后，写总谱的任务落在了李遇秋肩上。李遇秋没白天没黑夜地写，有时热得受不了，就索性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披着一块湿毛巾创作。两个月后，《长征组歌》修改完成。 整个组歌最后还是定为10个部分，分别是《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长征组歌》以深刻凝练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不屈不挠、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歌颂了红军指战员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颂扬了中国革命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长征。 1965年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肖华第一次审看了《长征组歌》。同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之后轰动全国。 与此同时，总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也排练成功，于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演出了两场。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第一代合唱演员马子跃回忆：“当时战友文工团的演员是陪同周总理一起观看的这场演出，印象很深刻。总政歌舞团的节目很壮观、很有气势，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乐的交响性比较强，运用的美声唱法和西洋音乐元素更加丰富。”但后因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没有再公演过，其中的歌曲和音乐也没有流传开，因此鲜为人知。 战友文工团与《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作曲完成后，交由战友文工团加紧排练。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亲自督促，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坐镇排练现场；长征亲历者罗瑞卿、杨成武专程给演员们讲长征的故事。排练现场有一幅很大的红军长征路线图，红箭头标出了每首歌曲在长征中所对应的具体位置。排练每一首歌，演职员都要学习红军回忆录来激发感情。 《长征组歌》的创作演出，汇聚了许多卓有成就的音乐艺术家，如由著名指挥家唐江执棒指挥，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耿莲凤等著名歌唱家担任主唱。  马国光当年的演出照片 马玉涛领唱《长征组歌》中的《报喜》，得益于一首《马儿啊，你慢些走》。1961年，词作家李鉴尧到西双版纳采风，创作了一组《西双版纳诗抄》，其中有一首短诗《马儿啊，你慢些走》。战友文工团作曲家生茂看到这首诗，以河北地区音乐为主，借鉴江浙一带地方音乐，为《马儿啊，你慢些走》谱了曲，战友歌舞团女高音马玉涛演唱后引起轰动。1965年，周恩来指示《长征组歌》的创作人员，要借鉴此歌的创作经验。马国光是男中音声乐演员，20世纪50年代因歌曲《真是乐死人》一举成名。《长征组歌》中，他担任《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独唱。贾世骏1930年生于南京，历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独唱演员、合唱队队长、声乐艺术指导。《长征组歌》中，他担任《过雪山草地》的领唱。战友文工团的吴洪源和季魁云担任《长征组歌》的朗诵。 几位作曲家还深入排练场，听取演员们的意见，对乐谱进行修改。马子跃回忆：“那段时间，对我们演员来说真是个不小的考验，因为乐谱在不停修改，常常是今天刚把这份谱子唱熟，到明天再排练时又换上了新的，负责发放乐谱的剧务常常忙到深夜。”  马玉涛在《长征组歌》担任《报喜》领唱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排练，6月28日，杨勇、廖汉生审看了《长征组歌》。廖汉生回忆：“节目基本是成功的，它展现了红军长征这个革命历史题材，突出表现了红军指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因为演员没有经过长征，对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以及长征中经历的各种困难和挫折认识不足，对长征的艰难困苦方面则表现不足。我们亲自给演员讲历史，讲长征中的雪山草地。” 为了更好地营造长征氛围，合唱演员没有穿传统的演出服，而是身着红军服。表演方式上也有创新，《进遵义》采取女声二重唱，《入云南》为男声领唱，《到吴起镇》为女声合唱，边打竹板边唱，像当年行军鼓动一般。在队列组合上，有女合唱队员坐在草地引入男声领唱，有《祝捷》中男主唱站在中间，合唱队分站两边，《过雪山草地》前奏时交接军旗、模拟雕塑等。 7月7日晚，廖汉生再次审看了《长征组歌》，基本通过。19日，战友文工团在天津人民礼堂演出《长征组歌》，廖汉生和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陪同正在天津休养的肖华审看，这是肖华第一次观看《长征组歌》。第一首《告别》刚结束，肖华就已经泣不成声，台下也哭成一片，演出只好暂停。 7月23日，廖汉生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审看《长征组歌》。杨勇也看了多遍，能把《长征组歌》从头到尾唱出来。 《长征组歌》在天津试演、北京正式演出后，成为战友文工团的保留节目，一演就是几十年。每逢重大长征纪念日，都会进行巡演，久演不衰。它的影响之大、普及之广，是中国合唱史上罕见的，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载入“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的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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