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第四次单身浪潮”悄然来袭,城市中大量的大龄单身女性不断涌现。其中,高学历的单身女性群体也得到研究者的探讨和研究。 择偶梯度理论和人口普查数据都表明,“女性更希望嫁给比自己学历和社会阶层地位稍高的男性;而男性则更倾向于选择学历与社会阶层地位比自己稍低的女性”。 在这样的结构下剩余的便是社会阶层两端的人口,即处于社会金字塔中下层的男性和上层的高知女性。尽管高知单身女性有着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但她们依然被迫和“剩女”这样带有贬义的词语画上了等号。 有大量的媒体报道消费“剩女”,对大龄高知女性的婚恋研究也认为,高学历女性普遍婚恋较难,陷入了“高知低婚”的尴尬局面。同时,“高等教育性别比例逆转”又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拥有较高的学历和收入。 教育部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女硕士研究生已经比男硕士研究生多出近7万人,本科生中女性也比男性多出97万多人,这不同于以往男性受高等教育人数远远高于女性的情况,教育性别比例已经出现逆转。 综上所述,一方面,高知女性的“高学历”成为其进入婚姻的阻碍,尽管全国的初婚年龄都在推迟,但高知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更是非常显著,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扩张又带来更多的单身女性。 本研究所指的高知单身女性是指拥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且年龄在27岁及以上,未婚无孩并没有稳定恋人关系的女性。本研究的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为自己而活 对于高知单身女性来说,教育无疑是通往更高处的阶梯,她们的职业发展、生活现状和婚恋特征等方面对此也有相应的体现。 第一,高知单身女性在职业追求和发展中表现出“进取的自我”; 第二,高知单身女性在消费方式、居住条件等物质生活方面非常重视“欲望的满足”;第三,高知单身女性在社会交往和业余生活方面,表现出了独立、被动的特点; 第四,在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中,高知单身女性在可以为家庭做出妥协和牺牲的同时,表示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以确保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和安全感。 (一)职业目标的追求: 向上的阶梯 由于高校扩招的影响,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显著增长,女性在教育领域的优势逐渐显现,她们在学校当中的勤奋和进取的作风一直延续到工作以后。 高知单身女性在读书阶段就是一个努力学习、勤奋上进的好学生,工作后也是有事业心、专注投入、积极上进、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群体。 首先,高知单身女性通常不安于现状,不满足已取得的工作成绩,当她们达到一定职业目标后,就会选择放弃现有稳定的工作,追求自己喜欢的更高的职业目标。她们在工作上投入大量时间及精力,尽其所能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希冀在工作上尽可能体现其个人价值,不甘落后于人。 并且,她们也不会选择薪水较高但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会牺牲经济利益而以自己的职业兴趣为主选择工作。 她们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付出努力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高知单身女性因为自身的高学历,更希望在工作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她们在工作中拼命努力取得成绩,以证明自己的学历与能力相匹配,从而在工作中找到自信。 高知单身女性在职业发展中,更多地遵循个体的内在兴趣,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工作,充分体现了高知单身女性在职业追求中“不断进取的自我”和“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意识。 阎云翔提出的中国个体化进程中的“欲望的自我”,在高知单身女性群体中表现为她们更看重生活的品质、品味。 她们认为即使单身,也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体验物质生活的满足感,她们更想为自己而活。高知单身女性的物质生活主要体现在消费方式和居住状态。 本研究中的高知单身女性年均收入在十几万左右,这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基本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在此收入水平基础上,高知单身女性依然尽力满足自我的欲望。 高知单身女性很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和欲望,有时即使经济拮据,她们也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让自己过得舒服。 但如果婚姻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甚至让她们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那是她们不愿意接受和选择的。 总之,高知单身女性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松弛有度,业余生活并不单调。 然而,高知单身女性在社会交往中总体上也表现出被动的特点,她们通常不会主动扩展自己的社交圈,有的高知单身女性社交圈甚至有些狭窄,只限于周围的同学、同事,或者固定与少数几个朋友交往,不太容易快速地与陌生人发展友谊或爱情等亲密关系。 特别是她们比较害怕或抗拒与异性快速进入亲密关系,她们在异性面前更多地表现出被动、退缩,甚至局促不安,容易给异性造成一种高冷的误解。这也导致了高知单身女性在婚恋上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 家庭与事业的平衡是职业女性面临的一个经典难题。 一方面,高知单身女性同意传统女性的角色定位,可以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也愿意多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等,而且如果有孩子后,她们表示愿意为了孩子在工作上做出一些妥协和牺牲,比如有可能做一些相对轻松的、可以照顾家庭的工作。然而,高知单身女性更多地希望男性也能一起参与家务劳动,尤其在教育孩子上,她们希望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不太接受目前一些家庭出现的“丧偶式育儿”,认为这样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女性的主要角色是在家庭,高知单身女性希望自己最起码要保持一个可以营生的工作,她们都表示绝不会为了家庭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她们认为工作在保证了自己经济独立的同时,也保证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 由此可见,在事业和家庭平衡过程中,高知单身女性既体现了传统女性角色对家庭的付出,但同时交织着个体化过程中女性追求事业、平等和尊重的现代特色。 高处不胜寒 与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中所描述的美国单身社会不谋而合,虽然中国的单身女性主动选择 “不婚”的是极少数,对于亲密关系都保持着最起码的开放态度,但同时也牢牢地捍卫着一条底线—绝不“因为寂寞而将就”,甚至做好了一个人的准备。 进一步来说,高知单身女性群体不仅在主观上有“为自己负责”的愿望,也逐渐有了“为自己负责”的能力。她们在婚恋上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要为自己而活,不愿意妥协。 有几位高知单身女性在访谈中不约而同地用“锦上添花”来形容婚姻对于自己的意义,所谓“有了当然更好,没有也没关系”。 她们认为婚姻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对于婚姻的动力不足是这些高知女性单身的又一重要原因。 高知单身女性在拥有了“还不错”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以及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以后,对待恋爱和婚姻的出发点是“它能让我生活得更好吗?”她们更需要的是婚姻中的支持感和陪伴的亲密感,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提升。 随着高知单身女性自我满足的能力越来越高,婚姻变成了一种“非必需品”,她们进入婚姻的内在动力逐渐减弱,她们认为没有婚姻也可以活下去,甚至活得还不错。 高知单身女性不同于传统女性在婚姻或爱情中对男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过度依赖,她们拥有了体现自身价值和提供物质基础的工作之后,更加追求平等的关系,强调对方能够尊重自己。 然而,这种平等关系还带有一定的传统性别角色的特点,即高知单身女性往往也希望男性能够“hold住”自己。“hold住”所体现的两性关系的传统性在于,男生仍然处于一个相对主导的位置,女性希望男生能够掌控、驾驭自己,或者说“降得住”女性,同时也需要对男性的崇拜感。 但和传统的两性关系区别在于,现在的男女两性关系并非完全的男强女弱,男性可以稍微强一点或者和女性差不多,但男性的各方面条件比女性好太多反而是高知单身女性所不能接受的。 由于受到男性在职场和社会地位中的优势以及传统男权的影响,在高知女性的理想两性关系中,仍然更倾向于双方在各方面差不多的情况下男性能稍微比自己强一点。 然而,高知单身女性更强调两性关系中男女平等正说明现代的婚姻和家庭出现了个体化的特征,它的理想图景和现实的实践都受到个体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在逐步摆脱父权制的束缚。 去传统化带来的冲击 外在约束的弱化并非只带来自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们也失去了支持和庇护。 高知女性的长期教育经历本身就很容易产生地域流动性,本科、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在读期间的出国出境交换,以及工作地点的变换等使她们与家庭的距离越来越远,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这造成了人和人之间一种“经验上的隔阂”。 这种“不确定性”和“经验的隔阂”令她们总处于一种“飘”的状态,在感情上也难以有一段稳定的恋情。 这种激烈的竞争导致她们不得不持续地提升自己的学历和工作能力,去学习新的技能来充实自己,她们经常忙于状态的切换之中,无暇顾及其他。 她们也希望平衡工作和生活,但为了应对大城市激烈的竞争压力,无奈错过了恋爱的机缘。 她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投入到学习、工作等低风险事物中,不断积累自身的资源来应对竞争性的社会,而且她们感受到大城市竞争的压力和残酷,感叹一个人在这里拼搏的孤单和艰难。 由于北京的高房价和消费水平,相比于她们之前在小城市的生活质量相差很多,同时工作上的竞争压力也让她们感觉很吃力和不适应,她们不得已用尽所有精力来应对竞争压力和风险社会的冷漠。 有学者认为,这种原子化正是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纽带的消解和破坏所导致的,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社会联系薄弱、社会纽带松弛。 “农业时代那种充满温情和集体意识的共同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而代之以陌生人为主体的现代城市社会”,对于诸多阔别家乡只身一人来到北京的高知单身女性来说,家庭与亲属关系的淡化加剧了原子化社会带来的孤独感,这也正是个体化社会带来的阵痛。 因此,为了应对个体化社会的风险和竞争压力,高知单身女性群体在职业追求上表现出“进取的自我”、在生活状态和婚恋观上表现出“独立的自我”和“欲望的自我”等具有主观个体化特征的自我建构。 因此,高知单身女性的“去传统化”、“进取的自我”“独立的自我”和“欲望的自我”共同构建了高知单身女性的群像,显现出该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化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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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花间挹香 > 《中国经济问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