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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佐为宋太宗端拱元年的进士，主要活跃于宋真宗、宋仁宗的政治舞台。其一生，经历了北宋王朝初建与巩固的时期。  五代政权时常更迭，战火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显德七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以宋代周，宋王朝诞生。为了结束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宋太祖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开启了南征，宋太宗继续宋太祖未竟的事业，终于在太平兴国四年灭亡北汉，结束了南北各自为政的散乱局面。陈尧佐就是在此统一战争的背景下出生并成长。  伴随着国家逐渐统一的历史进程，当权者把目光集中于内政建设之上。有鉴于五代政权不断更替、叛乱屡现的原因是军权分配问题的历史经验教训，宋太祖开创践行、宋太宗拓广发展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治国理念与原则，到宋仁宗时期正式形成祖宗家法，并为后世奉行不辍。 防弊政策的部分呈现即为宋初“崇文抑武”、“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得以确立，与此国策相适应的是一套日益成熟的文官治国体制。科举制度则是选拔文官的首要途径。从而为陈尧佐这样的普通士人提供了为官机遇。 宋真宗时期，北宋与辽之间通过缔结澶渊之盟，实现了长时期的边境和平。为了一雪城下之耻、彰显大宋国力，宋真宗汲汲于东封西祀，其间耗资颇多，以致国库空虚、海内虚竭；议和之后固步自封、安于现状，使得军备废弛、武力低下。  宋仁宗时期，刘太后专政，尽管她努力消退宋真宗朝遗留的财政危机问题，但“积贫”的状况仍旧严峻；而且由于不修武备，忽略边防态势，致使宋仁宗于亲政之后宋朝不堪一击的军事力量在与西夏的作战中一览无余。 积贫积弱的政治环境是陈尧佐出仕期间所必须面对的时代困局。 经济上，宋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承认了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及所有关系。城市打破了坊与市的相关界限，不再管控具体时间。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使得宋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并驾齐驱，经济水平呈现高度发展的态势。  尽管伴同着“三冗”问题，政府压迫力度不断加大，导致百姓的经济负担较为沉重，但我们仍不能否定宋朝前中期经济日渐繁荣的发展趋势。这样的经济环境是陈尧佐做官为政的有利因素。 文化上，儒学复兴。五代时期武人跋扈、悍夫当道，导致道德崩坏、礼义全失、纲纪废弛，朝政法度、帝王权威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专制统治、重建稳定的政治秩序以实现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宋代帝王“偃武修文”。文人当政，凭借本身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极力弘扬其终日信奉的学术思想——儒学。  儒学思想的振兴与士人地位的提高相得益彰。真仁宗朝尤其突出。因宋真宗、宋仁宗信仰、推崇儒学思想，将其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理念，故在这两代，“儒学被尊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儒术治国”作为北宋的政治权术及治国理想，将士大夫的思想理念与政治实践合为一体，推进了政治及文化的协同发展。背后反映的即是陈尧佐等士人的政治自信及文化自信。 陈尧佐便是在此南征北战、偃武修文、积贫积弱、经济发展、尊崇儒学的时代条件下成长、历练。这样的社会环境对陈尧佐而言既是挑战亦是机遇，充满无尽阻力的同时又可见处处生机。陈尧佐的出仕及人生经历无不体现着当时时代所独有的印记。  陈尧佐的曾祖为陈诩，任后蜀遣运使。陈尧佐的祖父为陈昭文，抗志遁俗，林卧家食。自陈翔弃官起，“三世不显”。直至陈尧佐的父亲陈省华为官。故陈省华是陈氏家族兴盛的起点。陈尧佐的母亲为冯氏。陈尧佐的兄弟分别为陈尧叟、陈尧咨，和陈尧佐并称“三陈”。自三陈始，阆州陈氏颇负盛名。 陈省华与三个儿子同朝为官，因而陈尧佐的为官理念及政治作风深受其家人的仕宦政绩所影响。  陈尧佐之父陈省华，字善则。后蜀时，任西水尉，蜀地被宋收复后，为陇城县主簿。迁官至栎阳县令，当时豪强世家将郑白渠据为己有，陈省华不畏强权，去除阻滞，终于“水利均及”；用“礼”引导百姓改变晚葬的习俗，死民之卒事也吾从周，不到一月埋葬的死者已达多半，使得“往者有归”。 陈尧佐之兄陈尧叟，字唐夫，为官一生惠政颇多： 首先，关注农政。淳化六年，请求“水利垦田”，既可节省漕运花费、又能确保粮仓充裕。咸平元年担任广南西路转运使，主张广泛种植麻苎，致以布帛富足、货币流通。  其次，重视军政。职掌广西之际，陈尧叟主动将所捉拿的逃亡至钦州的交趾罪犯交由交趾国王黎桓处置，黎桓亦缉捕经年为患的海盗作为回馈，彼此往来，由此减轻了边境不安定因素的滋生。任河北、河东地区的宣抚副大使期间，巡视访察，以昭示浩荡洪恩。 再次，克尽厥职。权任东京留守时，因“狱空”获宋真宗褒奖。还屡次受领礼职，亲身参与东封西祀，掌管相关礼事。 最后，视民如子。陈尧叟任职岭南时期，刻《集验方》，救治百姓；“植树凿井”，预防中暑。 陈尧叟官至枢相、“久典机密”，政绩出色、以民为本，是名副其实的贤明臣子。  父亲言传身教、兄长率先垂范，其勤政爱民、恪勤匪懈、实干笃行的政治作风及治世态度必定会作为陈尧佐的榜样与典范，而其弟的不法行为也会作为反面案例，使陈尧佐引以为戒。默化潜移，陈尧佐的家世背景为其仕宦之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及为政经验。 陈尧佐，宋太宗端拱元年进士。陈尧佐登进士科后，历任魏县、中牟县尉，正九品下，进入仕途的第一阶段——“选人”。宋太祖建隆三年时规定知县的佐官——县尉位于主簿之下，位列县佐之末，每县置有一员，主要负责护基层地方的治安。 魏县为大名府之次畿县，中牟县为开封府之畿县。赤畿县尉隶属京畿职位，官资要求较高，具体任职资格至宋仁宗朝才有明确规定。依此标准，陈尧佐满足进士出身条件，却是初仕者，初官即任魏县尉就是特殊情况，或能佐证地方缺官之形势。之后任职中牟尉时便满足了全部选任条件。  在北宋时期，因改官未遂而终老选海者不在少数。但是，通过出任赤畿县尉却容易得到改官的机遇。或是因为赤畿县尉职责特殊，能力、政绩易被认可。据此可知，陈尧佐任中牟县尉可谓其仕途升迁中的关键一步。 陈尧佐知朝邑县，负责管理一县之民政。刚正不阿的陈尧佐向恰逢其时同样出使陕西的兄长陈尧叟揭露方保吉聚敛民财、恣意妄为的恶劣行径。结果被方保吉倒打一耙。 结党营私之事实为宋太宗所忌惮和不容。陈尧佐被降职，担任朝邑县主簿，官品为正九品下，专门掌管官物的出纳和簿书的注销。后宋太宗查明此事，治罪方保吉。陈尧佐徙至下邽县为官。  陈尧佐再迁秘书郞、知真源县。秘书郎，宋初为从六品上，陈尧佐跻身朝官。任职县官之事，史书记载过于简略。但是，三品六级的升迁定与陈尧佐才能出众、治效著闻不无关系，或许也有他本人方正不苟的行事作风、其兄陈尧叟位高权重的特殊背景等因素包含在内。 其后，陈尧佐任开封府司录参军事，正七品以上，即处理断决户籍、婚姻等民事诉讼案件时治绩尤著。陈尧佐又迁开封府推官，开封府推官为差遣官名，掌狱讼刑罚、户口租赋之事。时陈尧佐本官为太常丞，从五品上。 陈尧佐入仕十年，宦途升迁较为平稳，实现了“选人——京官——朝官”的迁转，品级从正九品下至从五品上，与其进士出身、政绩颇多甚是相关。 宋真宗咸平元年，陈尧佐被降职为潮州通判。陈尧佐通判潮州期间，“修孔子庙，作韩愈祠堂”。有宋以来，重文兴教，复兴儒学，推崇科举。而潮州却民俗鄙陋、文化落后，实属蛮荒之地。 孔子，儒学思想创始人、代表者。韩愈，古文运动发起者、儒学道统继承人。二人都符合提倡儒学的文化背景。孔庙兴建自古有之，宋朝因于儒、释、道三教中偏重儒家思想，大力弘扬祭孔礼仪，各地孔庙甚多。孔庙作为儒学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承载的也不单是儒家文化，还包括教育传承。 因而孔庙便很容易作为陈尧佐振兴文教的着眼点，潮州地方兴修孔庙即由此肇端。韩愈尊孔崇儒，被贬潮州时以儒学教化百姓。陈尧佐以韩愈为典范，为其立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韩愈在传承儒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况兼百姓对曾于本地为官的前辈先贤更有认同感。于是，陈尧佐用修庙建祠的儒学外化方式，引导激励了潮州民众的内在好学之风。 陈尧佐还修庙作祠，戮杀鳄鱼，为民除害。总之，陈尧佐倡行儒学、除暴安良、化民易俗，既维系了民众安居乐业的生活，又推动了当地文教事业的繁荣，从而促进了潮州的转型与发展。 咸平三年，陈尧佐权守惠州。陈尧佐爱抚众民，尽力州事。比如：兴学育才，授民孝悌忠信；筑堤消患，避免漂溺人物；泄灌两宜，扶助鳏寡孤独；教民耕稼，惠至南国百姓；撤除关防，利及行者往来。凡此种种，无一不为苍生。陈尧佐一心为民由此尽显。 然则，时人评价褒贬不一。“非辅弼才”、“才庸负重”之言屡见不鲜。这类负面评价多是针对陈尧佐为相的无为。陈尧佐在士大夫政治逐渐成熟的时期出仕历练，其政治作为是“致君尧舜”政治理想的切实实践。总体而言，陈尧佐仍是恪勤职事、利国利民的好官。 陈尧佐的一生行藏是个人与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仕宦生涯。陈尧佐科举登第、入仕为官与宋代科举选官制度完善关系甚密。前期任职地方，政绩突出、关升资序，与宋代考课升迁制度的定型有所关联。后期为官中央，职掌中枢、位极人臣，与宋朝君主集权专制统治的加强密切相关。 其二、人际关系。宋朝以加强中央集权为核心，确立文官治国体制。陈尧佐的政治身份及文学素养使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交游对象集中为文官同僚。 其三、家族命运。宋朝重文兴学、科举完备的时代特征，促使阆州陈氏成长为典型的科举世家。陈尧佐家族的仕宦历程、婚姻关系、文学成就是宋代科举对家族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缩影，反过来也促进了科举的发展完善。 总之，时代与个人的相互碰撞，铸就了陈尧佐与众不同、异彩纷呈却又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从而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留下了一段涟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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