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简《保训》里的“中”，其释义歧见纷呈，本文在综合分析诸家观点的基础之上，结合禹会祭祀台基遗址的相关考古资料，以及河图洛书的有关文献研究成果，认为清华简《保训》里的“中”是古代数术的泛称。昔舜久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诣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仪，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焉不易实变名，身兹服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授厥绪。呜呼！衹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追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衹服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目前，关于《保训》的“中”字，学界的意见已有十余种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道说(李学勤等)、地中说(李零)、诉讼文书说(李均明)、民众说(子居)、旂旗说(周凤五)、军队说(王辉)等几种。虽然诸家各有所论，然皆不能令人信服。究其原因，学者仅局限于字形、字音及字义的分析，皆未能得其真谛。在舜接替尧掌握政权和上甲微借“中”于河伯以伐有易氏这两大事件中，“中”所起作用不同，令人迷惑不解。晁福林的《观念史研究的一个标本——清华简〈保训〉补释》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也提出此两处的“中”字应当不是一个意思之说。这种说法亦让人猜疑，何以同一篇文献中，同为文王训诫后嗣之事，两处事件中的同一个字，却有不同的释义。详细分析清华简《保训》与“中”有关的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均与古代数术相关。舜掌握了“中”后，达到了两个目的。第一，“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即利益平均分配，使得远近上下民众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显然，舜掌握了类似统计学和会计学的数术知识，得以使利益均分。第二，“乃易位设仪，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可以看作舜将自己掌握的先进高等数术运用到气象、天象、天文历法等方面。由以上两点可以推知，舜一方面因为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而得到了民众的拥护，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另一方面又因为可以准确预测阴阳变化，而被时人目为“先知”一类的神人，最终成为尧之后的部落联盟首领。根据清华简《保训》的内容，在上甲微伐易事件中，可以确定三点：第一，“中”既可借还，当是一种实物，而不是某种思想、政策、礼制或其他形而上的东西；第二，“中”是在战争中使用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迅速强化战斗力，上甲微因借得“中”而战胜有易，商人因学会了“中”而开始强大；第三，“中”在河伯族内世代传承，上甲微在使用“中”后，就获得了“中”并且也传之后世。综合上甲微伐易事件里体现的“中”的三个特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是实物且在战争中使用，此外这种实物在以上甲微为代表的商族归还于河伯族之后，商人居然还能世代传承，并由此而兴。这反映出“中”这种东西是可以学习、复制和传承的。由此而论，能符合这种要求的“中”，应该就是上古数术在战争中的运用，即上古排兵布阵之法，具体实物表现就是人们熟知的古代战争中的“阵图”。《易经·夬卦》九二爻载：“惕号，莫夜有戎，勿恤。”《易传》释此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一般学界认为此处“中道”即指“战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得中道’，即意味着对战争规律的体认和践行”。笔者以为，此处的“中”和“道”应该分而释之：“中”即是上古数术在战争中的运用，即上古排兵布阵之法；“道”，则可释为一般规律。“中道”则是上古排兵布阵的一般规律。如此解释，应该能更好的体现爻辞中的原意。《易传》一般被认为出现于战国中后期，其时代及蕴含思想正好与清华简《保训》相当，两相比较，正可以印证本文关于“中”字释义的正确性。总之，将“中”理解为高等数术，既可以满足舜以掌握“中”而平衡民众之欲，测得阴阳之实；又可以满足上甲微向河伯借还“中”，而本族亦因此学会和传承“中”，并受益无穷的史实。因此，“中”应该是上古数术精华的称谓。据清华简《保训》文，这种“中”应该是多源的，既可以来自世代传承的河伯族，又可以是舜这样的数术天才自己的钻研成果。众所周知，中国上古数术精华的集中表现当属河图洛书。先秦文献显示，河图虽在周初王室中存在，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失传。有关河图最早的可信记载见于《尚书·顾命》，其言：“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在康王的即位大典上，河图作为重要的陈列品位于朝堂的东序。除此而外，尚有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如《周易·系辞上》载：“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子罕》曰：“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管子·小匡》载：“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此外，《大戴礼记·明堂篇》中有关于明堂的记载写道：“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学界一般认为这就是九宫之数即洛书之数也。刘起釪认为《尚书·洪范》最初的原本当是商代的东西，但原本虽出于商末，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不断有人给它增加若干新东西。《尚书·洪范》曰：“在昔鲧陻洪水，汩除其五”，“初一日五行。”学界一般认为其中也体现了河图洛书的旨要。《小戴礼记·礼运》亦有相关记载。分析以上先秦时期河图洛书的相关资料，可知河图在周初已经非常成熟，其有固定的表现形式，有专人职掌其义及运用方法，成为朝廷中重要礼仪场合的用器，并且在《尚书》的《顾命》《洪范》等篇中留下了相关记载。其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管子、《周礼》的作者以及汉代《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的作者都认为河图是确定存在的，但由于礼崩乐坏，其在当时已经失传，无由得见具体形状。以至于后世的《大戴礼记》中虽然记载了河图洛书中数术知识在建筑学上的表现形式，即明堂，但并不能确知两者的关系。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河图洛书之类是上古数术精华的图画表现，在周初是肯定存在的。但一则因王室制定了史官制度，垄断高深文化；二则因礼崩乐坏，文献流失；三则可能因为其内容过于庞杂深奥，学习传承不易，因此至春秋战国时期河图已经失传，其来源及具体形式已经不为当时人所知。清华简《保训》文里的“中”与河图似存在着相当多的隐秘关系。清华简《保训》是文王对武王的训典，而记载河图的最早的可信史料是《尚书·顾命》，是周成王去世和周康王即位的史料记载。二者出现的时代相同，都是周初。清华简《保训》文里的“中”出现在周文王对继位者武王的训诫中。河图出现在成王驾崩，康王即位的大典中。可见，在周初统治者心目中，“中”与河图都关系到王位授受，是非常重要的。据清华简《保训》所述，商人借“中”于河伯，那么“中”的一个来源应该是河伯之族。河伯族是一支居住在黄河附近的古老部族。所以，可以认为“中”的一个来源是黄河附近的部族。古代神话称河图是龙马从河水中驮出，此说虽不可信，但春秋时期的《周易·系辞上》《论语·子罕》《管子·小匡》中都一致称“河出图”，此“河”所指应为黄河无疑。因此可以认为河图应是居住在黄河附近的部族所创造的，且此部族有可能就是世代居于黄河附近的河伯之族。所以可以推断，“中”与河图可能都出自于居住在黄河附近的古老部族。4.“中”与河图虽然出现的语言环境有一定区分，但其实质相同，都是上古数术清华简《保训》的“中”既可指公正分配利益之术，测定阴阳之术，也可指战争之术，因此“中”应该是上古数术的泛称。河图则是上古数术神化后带有巫术性质的载体。《尚书·顾命》中记载，与河图共处于东序的还有“大玉、夷玉、天球”，这些都是当时天下之至宝，王位继承仪式中的礼器。以类相比，河图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是刻划着符号图形的大龟或玉之类的宝物，也是大型礼仪活动中的礼器。总之，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者相同之处有四：第一，时代相同，均出现在周初；第二，重要性相同，均与周初的王位更替事件有关；第三，来源相似，均源自黄河附近的部族；第四，实质相同，都是上古数术。两者相异之处在于“中”为上古数术的泛称，而河图则是上古数术神化后带有巫术性质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可以推断，简文里的“中”应该与文献里的河图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禹会遗址又名禹墟，位于涂山南麓蚌埠市西郊禹会区秦集乡禹会村。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了大型祭祀台基、大型祭祀沟、不同类型的祭祀坑和由黄土与白土堆筑的圆圈等遗迹。这些祭祀遗迹组成一个大型的统一筹划布局的祭祀场，并且体现着阴阳、五行、星象定位等上古数术知识。笔者将禹会祭祀台基遗址的布局与传世的河图相对比，发现两者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据此，推测该遗址的布局原则可能与上古的河图要旨相关。禹会祭祀台基遗址是一个总面积达20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遗址，其中蕴含了许多上古数术的精华。1.上古数术在星象方面的应用——禹会祭祀台基遗址以星象定方位禹会祭祀台基遗址是以北斗星的斗柄定方位，以斗魁定中心。何驽《禹会遗址祭祀礼仪遗存之我见》一文指出，禹会祭祀遗址中部偏北有八个圆形圜底坑，其中圆坑ABDE沿祭场东边南北排成一条直线，圆坑CHGF平面上摆成斗状，据此推测这8个圆坑从整体上构成包括帝星在内的北斗星图，仅下部斗魁四星稍有错位，向北侧偏离。禹会祭祀台基的中心点有一个方形土台，正好处于整个祭祀遗存的中心点，南北中轴线贯穿，是整个祭祀遗存的定位点。整个祭祀遗存的方位，南北中轴线，祭祀遗存中模拟涂山凸岭的山口等，都以此方形土台为基点而成为一个整体。圆形圜底坑ABDE沿祭场东边南北排成一条直线象征着斗柄，斗柄的指向是正北。而中心的方形土台正好位于何驽所称的下部斗魁四星之中。这无疑反映出，大禹之时的古人先在地面模拟建造了天空中的北斗星图，然后以北斗星图的斗柄确定了祭祀遗址的正确方位——北方，并在斗魁四星中部夯筑了方形土台作为基本参照点。禹会祭祀台基遗址以斗柄定北方，以中心土台为中，即标准基点，这种遗迹充分表现了上古数术在星象定位方面的应用。2.上古数术与祭祀巫术的结合——禹会祭祀台基遗址的沉祭、燎祭场禹会遗址是一处大型礼仪性建筑，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认同。禹会遗址出土了大量器物，多是具有浓厚祭祀性质的器物，如非实用性质的假腹簋，具有礼器性质的薄胎红陶鬶、陶塑娃娃鱼以及大量磨石等。其中的陶塑娃娃鱼，应该是被祭祀巫术所镇压的，象征洪水泛滥的祸首之一。娃娃鱼学名称大鲵，先秦文献中认为鲵是与鲸一样的具有神性的动物，比喻为凶恶之首。《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鲵鲸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先秦之人认为洪水泛滥多为大鱼等水怪作祟，因此经常在祭祀中运用巫术来压制。禹会遗址就将陶塑之鲵作为引起洪水之水怪，对其施以巫术以压制，再沉埋至象征淮河的祭祀沟中。这反映出禹会人应该运用了沉祭，象征淮河的祭祀沟就是沉祭的祭场。祭祀沟中出土了大量被火烧过的动物骨骼，说明祭祀中还有“燎祭”。“燎祭”地点应该是经过精心设计布置的台基北部的“烧祭面”，此地的布局亦颇为神秘。“烧祭面”大致呈长方形，北部和西部都是象征淮河的凹槽和祭祀沟。“烧祭面”人为的分为两处，东西并列，西面的烧祭面西部还挖有四长一短的沟槽，里面原先埋着圆木。“燎祭”地点的选择，场地东西划分的布局，五条沟槽的设置，都体现了规整有序的布局和分工，显示出上古数术在祭祀巫术中的应用已经相当熟练。3.上古数术中的“五行”观念萌芽——禹会祭祀台基遗址的规划布局禹会祭祀台基遗址的发掘情况表明，当时的先民可能已经有意识地在祭祀中运用了五行的概念。按照祭祀台基的发掘情况来看，当时可能已经按方位附属了五行。北为火。禹会祭祀台基北方有大块红烧土面，报告称为“烧祭面”，且烧土痕迹大致可分为东、西两部分，在祭祀中是五行之“火”位于北方的象征。而“烧祭面”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这一特殊情况与河图中“地二生火”的观念相像。西为水。禹会祭祀台基西边有一条祭祀沟，祭祀沟中出土了大量的非生活物质，其中就包含了象征洪水泛滥的陶塑大鲵。这个祭祀沟从南向北延伸并在台基边缘向东与台基北部的凹槽相通，从其方向和形状来看，与禹会村遗址所在的淮河下游的涂山和荆山地理位置图(遥感影像资料)非常相像，应该象征着禹会村东部和北部的淮河。因此，沟中的残留物应该都是禹会先民在祭祀淮河时的祭品遗存。祭祀沟应该象征着淮河，是五行中的“水”。中为土。禹会祭祀台基的中心土台是所有其他祭祀建筑的基点，位于中点，并且是用土夯筑而成，这明显体现了五行之“中心为土”的观念。南为木。禹会祭祀台基南部有35个成排柱洞、柱坑，当时其中必然插有木桩，众多木桩可以代表五行中的“木”。缺金。因为禹会祭祀台基东方未发掘到祭祀台边缘，仅是用探沟做了探查，知道东部还有白土面，但限于地形，没有发掘。五行之中已有其四，足以说明禹会先民的礼仪活动中已经初步体现了五行的观念。比较传世的河图与禹会祭祀台基遗址示意图，可以发现两图中有相当多的相似性。第一，都有一个中心点。第二，河图的中心点白点围绕着四个黑点。而禹会祭祀台基遗址的中心是一个方柱，周围也围绕着四个圆形圜底坑。第三，前者的中心点白点东方竖直分布着四个黑点，而后者的中心柱东方也竖直分布着四个圆形圜底坑。第四，前者的中心点白点正北方分布着两个黑点。这在禹会祭祀台基遗址中表现为中心柱正北方分布着一个方形的烧祭面，方形的烧祭面上东西分布着两个烧祭面。第五，前者的最外圈北部和东部是两排连在一起的成排的白点，南部和西部是连在一起的成排的黑点。如果按照禹会祭祀遗址示意图，比平面低的坑、沟等似乎对应着黑点，即阴；而凸出地面的方柱、岭等物代表着白点，即阳。以此方式理解，那么禹会祭祀台基遗址北部的凸岭似乎正好对应河图中的最北部的排状白点，且其北部的凹槽和西部外侧的祭祀沟联通，大致呈厂字形河流的轮廓，这些正好是下凹的沟槽地形，对应着河图上西部最外围的一组八个黑色连接在一起的点，并可延伸到河图中心点北部的五个黑点。第六，禹会祭祀台基遗址南部据图是一条扰沟和水塘，综合铺垫的灰、黄、白三层土北厚南薄的厚薄程度来看，祭祀台基南部的地势较低，正好对应了河图最南部的六个黑色连接在一起的点。第七，遗址的西南部二区还发现了八个祭祀坑。令人称奇的是，这八个祭祀坑与“洛书”西南角的八个点的位置和数量正好相合。这些相似性虽然不能说明禹会祭祀台基遗址的建造规则，但确实让人产生许多关于河图与古代祭祀遗址的联想。上文已经指出，禹会祭祀台基遗址是以北斗星的斗柄定方位，以斗魁定中心。而关于河图的来源，历来争论极多，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河图来源于北斗斗柄指向及由此而产生的古代历法。细观传世河图的中心部位及东边，中心的白圈象征着中，也是阳。在禹会祭祀台基遗址中正好与凸出的中心方形土台相似。自古以来，以凸者为阳，因此二者都象征着中、阳。河图中是以白圈表示阳，黑点表示阴。禹会祭祀台基遗址中很多地方也体现了阴阳观念。如中心以凸出的方形土台表示中，中为阳；以低于平面的圜底坑表示星，星为阴。又如以凸岭代表涂山，为阳；以祭祀沟代表淮河，为阴。再如烧祭面上着火，明显象征着阳；烧祭面上挖出四长一短的南北向沟槽，虽不明其用途，但应该象征着阴。河图中的阴阳观念非常复杂，但是通过比较，二者确实应有比较相似的阴阳观念。上文已经阐明，禹会祭祀台基遗址中体现了原始的五行观念，但是其与河图中的五行排列异大于同。前者显示的五行排列为：北为火，南为木，西为水，中为土，东方不明。后者中五行的体现一般认为是：北为水，南为火，东为木，西为金，中为土。可以发现二者表现出来的五行排布仅有一点相似性，就是中间为土，其他则均不相同。这反映出禹会先民对五行虽然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与河图的五行并不一致，是一种相当古老的五行观念。《尚书·洪范》中确实记载了上古存在不同的五行观念，即箕子所言的“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而天锡大禹的洪范九畴，其中的首要之义就是“初一曰五行”。以此而论，大禹时期的五行观念确实是一种正在不断更新完善的观念，因此二者所表现出来的五行有较大的差异也是合理的。总之，河图与禹会祭祀台基遗址在图形、星象定位与中的确定、阴阳表现形式等方面存在相当多的共同点。但是在五行观念中，后者缺金，排布也与前者不同。《册府元龟·帝王部·符瑞》载：“夏禹即天子之位，洛出龟书，六十五字，是为洪范，此谓洛出书者也。”此语虽属神话，但细审其言却并非空穴来风。《尚书·洪范》载：“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该句确实提到禹曾掌握了洪范九畴，而九畴之第一即是五行。以此而论，大禹时代，人们将掌握的上古数术之法，运用到治理洪水的祭祀活动中也是合于情理的。禹会祭祀台基遗址设计规划的原则方法中体现了众多上古数术之法，与河图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也许正是文献所载的大禹所掌握的“九畴”数术。在中国上古时期，数术隐身于巫术、天象、星象之中，因而具有相当的神秘性。能掌握这种高等数术之人非常稀少，亦被认为是通神之人，得到民众的崇拜而成为群众的领袖，进而变身为神化之祖先。河图洛书，特别是洛书很可能作为一种计算工具或计算原理在原始社会生产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古代部落中最重大的活动莫过于分配劳动产品。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当人们经过一定时期的劳动，共享丰收喜悦之时，就会集中起来，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人们要采取一定方法，正确盘点和合理分配劳动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古人利用河图洛书之类的上古数术进行计算，大大方便了对劳动产品的盘点和分配的工作。因为只有少数人掌握这种数术原理，而数术的使用又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河图洛书便成为古人崇拜的神物。自古以来，中国即为农耕文明，上古时代的天象历法决定了田地农作物的种收丰歉，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大事。天象历法的基本测定原理就是上古数术，而河图洛书中亦体现了天象的相关信息。舜因为掌握了数术在分配制度中的运用，可以公平、公正的满足各部族民众的欲望和要求，并且会以数术测定天象，因此得到了尧的赏识，众人的崇拜，最终得到部落联盟的大权。禹也是这种神化的数术掌握者和运用者之一，大禹治水和会诸侯于涂山的传说以及禹会祭祀台基遗址中体现的众多上古数术思想，都反映出这一点。上甲微与河伯的故事则更具史料性，缺少神秘性。河伯应该就是一支居住在黄河流域的部族，该部族世代传承着数术在战争中的运用方法。上甲微从河伯处借得此战阵图，取得了伐易的胜利，之后虽然归还了战阵图，但在具体作战中已经学习掌握了这种阵图，因而可以传之子孙。商族的兴起多视为自上甲微始，商人对河、上甲微和王亥祭以盛礼，都应该与商族从河伯处学得了特殊的作战方法有关。上古数术在传说起源方面以及在水利修建、排兵布阵、建筑工程中的诸多应用，也披上了神话的外衣。如数术的书面表现形式河图被视为龙马驮来之神迹；大禹运用数术，兴修水利工程的史实也流传成为大禹治水的诸多神话；上古的多种神秘的布阵图可能就是古人以河图中的上古数术为指导原则，在其基础上完善发展而来；古代的神秘建筑“明堂”也应该是河图所表现出的上古数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综上所述，无论是“中”还是河图洛书，其核心均是上古数术，而禹会祭祀台基遗址则是上古数术应用的具体遗留。具体来讲，清华简《保训》里的“中”应是上古数术的文献泛称；传世的河图洛书则是上古数术的图影——书面表现形式；禹会祭祀台基遗址则是上古数术在修建祭祀礼仪建筑时实际运用的遗留。三者的实质都应是上古数术的化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