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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李正权博客的博客
作者：李正权 重庆民俗专家，老重庆，自由撰稿人，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公益专家1950年6月生，汉族，重庆市人，1986年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具有助理统计师、工程师、编辑等职称。曾任重庆市质量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重庆地名杂谈》《质量心理学概要》等20余部专著，发表论文数百篇及小说、散文等千余篇，多次获重庆市社科科研成果奖。 【特别提醒：本文27000字，阅读时长约90分钟】 【原标题：记忆解放碑】
（一）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志建筑，例如北京的天安门、上海的外滩、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纽约的自由女神等等。重庆的标志建筑排在第一的，当然非解放碑莫属。虽然相对于观音桥、南坪等其他几大商圈来说，解放碑如今可能已经有些冷落；相对于长江嘉陵江上的大桥，相对于那些动辄几百米富丽堂皇让人高山仰止让人心虚气馁的新建筑来说，解放碑已经显得矮小；但是其作为重庆排位第一标志建筑的地位却依然固存，不可撼动。其他商圈再热闹，其他建筑再宏伟，也不可能代替解放碑。在重庆所有的街道中，解放碑将始终是“第一街”。对于我们这一代老重庆人来说，更是如此。
说起解放碑，在我头脑中首先出现的是那位满脸大麻子的瞎子老婆婆。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天天挑着一个担子，在解放碑周围的三八商店（重百)、友谊商店、群林市场门口卖洗锅刷把、洗衣刷子之类。后来我才知道，她住在下保节院（后改为下三八街）靠岩壁的一间黑房子里，与我一位同学是邻居。同学告诉我，别看她现在其貌不扬，解放前她和她老公可是重庆城有名的“铁嘴”，算命算得特准，天天都有达官贵人上门来算命问财，据说连戴笠也曾来算过。有一次，我去同学家，同学家里没人，她虽然看不见，却能听出我的声音，便招呼我坐下。那时，我已经从农村调回城来，她也因为年龄太大而不再上街。她转弯抹角问我的生辰八字，然后就东一句西一句给我算了一命。其中两条不仅让我记忆深刻，而且影响了我一生。一是说我只能活到五十多岁；二是说我耍朋友（恋爱）很难，不耍上十来个不会成功，而且因为我命中有两个“寅”，两条“虎”，脾气不好，只有找一个属牛的来压一压才行。“牛”在“虎”前，也就是要找一个比我至少大半岁的女人才行。
偏偏那时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根本不信她的话，还赋诗曰：“唯物者，胆气横，敢与天命比输赢。”那时我正是恋爱的年龄，由于种种原因，真的好难。只算别人介绍双方见过面的，至少也有十几二十多位，几乎都是女方看不上我，让我自惭形秽。本来有一位很可能成的，但她正好比我大几个月，属牛。我要“与天命比输赢”，竟然拒绝。直到几年后找到现在当我老婆的这位，才停止了我一败再败的“苦难历程”。老婆比我小，属马。但多年后我突然想到，“马”与“牛”是不是没有多少差别。所谓“牛高马壮”，就把“马”与“牛”并列，实际上就是暗示“马”与“牛”乃属同类。如果是这样，我是不是没有逃出瞎子老婆婆给我算的“命”？ 不过，瞎子老婆婆说我只能活五十多岁，我现在已经多活了十几年了，看来“铁嘴”也有失误的时候。六十岁之前的那几年，有时我还提醒自己小心点；一过六十岁，我就对自己说，从此开始，你每多活一天，都是赚来的。既然是赚来的，那就更要珍惜，能多赚一天算一天，能多赚一年算一年，尽可能去接近“天命”限定我的那个人生的上限，力争在死亡之前能够达到那个上限吧。 我们这一代是在“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解放碑虽然并不是在“红旗下”建成的，却是在“红旗下”改的名，与我们这一代正好是“同庚”。小时候，年轻时，我家一直住在解放碑的边缘地带，三天两头都要去解放碑，或者都要路过解放碑，与解放碑就像朋友一样相处。我们看到解放碑的变化，解放碑也见证了我们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放碑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我们的命运。而我们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解放碑的命运。如今我们老了，苍颜白发，解放碑却青春焕发，更加艳丽。此时来写解放碑，往事如潮，浮想联翩，也算是写我们自己吧！ （二） 作为大地名，解放碑的空间位置究竟包括哪些地方，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如今，一些房地产商为了提高房价，把七星岗也说成是解放碑，让人笑话。上网查，查到解放碑商圈，是以解放碑为中心，东起小什字，北临沧白路、临江路、民生路，西至金汤街，南到和平路、新华路等，构成“十字金街”。这可能是政府确定的范围吧，把小什字、临江门、较场口也包括了进来，比我这样年龄的老重庆人所理解的解放碑要大得多。在重庆，作为没有街、路、巷之类实体地名支撑的诸如小什字、解放碑、七星岗之类的大地名，本来就是一个模糊概念，既没有门牌号，又没有确定的边界什么的，其内涵和外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说不清楚，因而要说大一点就大一点，要说小一点就小一点。本文既不考证，也不争辩，此且不论。
重庆建城已经三千多年。南宋末年彭大雅筑重庆城之前，重庆的城中心在什么地方，已经无考。可以肯定的是，彭大雅筑重庆城后，重庆城的中心不是上半城，而在下半城，当年的重庆府衙就在今解放东路靠北一带。明初戴鼎筑重庆城，中心依然在下半城。直到抗战开始前后，重庆城的中心才移到上半城，解放碑才开始成为重庆“第一街”。即使成为“第一街”后，一开始也还没有个名号。直到1940年，在解放碑那个地方修了一个木质的碉堡式建筑，命名为“精神堡垒”，人们才以其名称呼那“十字金街”一带。人们使用名称都有惯性，比如老年人看到年轻人，往往叫其小名，甚至令年轻人心感不快。十多二十年前，我家所住那条陋巷的老年人，都还把解放碑叫作精神堡垒。
其实，精神堡垒是一个很不错的名号。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从南京迁来重庆，并定重庆为陪都。1939年3月11日, 国民政府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号召全国人民弘扬民族精神，积极投身抗战。5月1日，重庆各界群众数千人举行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决定在城中心建一座鼓舞士气、弘扬民族精神的建筑物，定名为“精神堡垒”。由于日本飞机轰炸，修了炸，炸了又修，断断续续地修一年多，才于1941年12月30日修建完工。虽然这精神堡垒是木质的，相当简陋，却成为当时重庆城最重要的标志建筑。当年，这儿经常举行群众集会和纪念活动，蒋介石也在这里检阅过游行队伍。 那精神堡垒是一个方形碉楼，面对民族路一侧，写有“精神堡垒”四个大字。整个碉楼高七丈七尺，寓意纪念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里面有五层，有楼梯通上下。碉楼顶上是平的，有城墙上那种箭垛的造型。那碉楼建在一个八角形的底座上，里面用木料为柱，钉上木板条，成为夹壁墙。然后在夹壁墙上抹上水泥砂浆，再刷成黑色。那碉楼顶端有旗杆，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整个碉楼虽然内空，外面看却也庄重。重庆人幽默，于是有了言子：“精神堡垒——外强（墙）中干（杆）”。
精神堡垒建在邹容路、民族路、民权路三条道路交叉的地方，这三条路都是多条道路合并后重新命名的。邹容路南北向。1939年5月3日、4日接连两天，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把重庆城区的繁华街道几乎全部炸毁，居民伤亡六七千人，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在这场大轰炸中，从大梁子（现新华路）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路口到临江门的五条繁华街道三王庙、苍坪街、天官街、柴家巷、夫子池全部被毁。这五条街道首尾相接，又是重庆最重要的商业区，后来重建，就尽可能扩宽修直，并将其合并。因此路是重建的，取名为新生路。1943年12月，市政府为纪念辛亥革命功臣邹容，将新生路改名为邹容路。民族路起于小什字，从东往西，分别是小什字、靴子街、木牌坊、小梁子、白龙池、会仙桥。民权路与民族路相接，原是都邮街、关庙街，向西延伸，止于民生路口，后来又延伸到较场口转盘。精神堡垒建成之前，那周围繁华的商业街区没有一个大地名来统率，也就不好指称。特别是当年那片街区里的小街小巷又特别多，特别短小，你说个地名，别人可能搞不灵醒。有了精神堡垒，一说就知道大致在什么地方，也就更便于交流。地名与人名一样，是用来识别和交流的。
毕竟是木结构，毕竟太简陋，加上日本飞机连续轰炸，那精神堡垒并没有“堡垒”起来。后来也多次进行维修和加固，但先天不足，后天损害，抗战还没胜利，“堡垒”就倒塌了。当局手上没钱，只好清除废墟，在那基座上立起一根旗杆，但精神堡垒的名称却留了下来。早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国民政府就拟定了陪都建设计划，准备在精神堡垒那个地方建一座像法国巴黎凯旋门那种模样的凯旋门，还要建一座抗战胜利纪念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规划就成了一张废纸。但是，重庆毕竟是八年抗战的首都，重庆人毕竟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个纪念物，怎么也说不过去。拖了一年多，时任市长张笃伦想尽办法，好容易筹集到一笔钱，但要建凯旋门什么的却差得远，只好建个纪念碑。于是，“精神堡垒”被彻底拆除，建起一座高塔，取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
纪功，就是记述功勋。范仲淹《＜赋林衡鉴＞序》：“书圣贤之勋者，谓之纪功。”抗战胜利纪功碑，记的既是全国人民艰苦卓绝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功，也是记的重庆人民咬紧牙关坚持抗战之功。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碑其实规模不大，但当年竟然用了20个月才基本建成。建筑平面呈八面形，用钢筋水泥建成，共8层，高27.5米，上下有盘旋的铁制楼梯连接，塔座下有地下室，塔顶是半球形状，有瞭望台，有探照灯等照明灯具，四面有钟。朝民族路一面的碑体上刻有“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大字，是当时四川著名才子、曾在清朝晚期当过翰林院编修的赵熙所书。整个碑体就是一个直立的柱子，像男性勃起的生殖器，有阳刚之壮美，展现了中华民族不惧强敌，自强不息的气节。 却说那四面钟。那时，重庆造不出来，更无处可买。若瑟堂钟楼上有，当局去借，别人不给。只好派人到南京、上海去找，结果依然空手而归。后来，通过南京天主教的大主教，在一座法国的天主教堂找到一座四面钟，而且是使用了四十多年古董机械钟。也管不了那么多，拆下来运回重庆，安在纪功碑了。这样一个老古董，四个方面四个钟，我不依你，你不依我，各行其事，各显神通。你慢慢走，我快快跑，你本在我前面，我却超过你。走着走着，又突然停摆，经常闹笑话。重庆人言子多，于是又增加两个：“纪功碑的钟——各走各的”“纪功碑的钟——不摆了”。
纪功碑当然比精神堡垒更“堡垒”，但不知为什么，重庆人却依然称那片街区为精神堡垒，纪功碑的名号始终没能流行。我虽然出生在解放后，经常听老人们称呼解放碑为精神堡垒，却没有听谁称呼过纪功碑、抗战碑或胜利碑什么的。或者是抗战胜利纪功碑不好简称，没有人出来确定怎么简称；或者是“纪功碑”三个字不太悦耳，甚至有点拗口；或者是那碑1947年8月建成后仅仅只过了两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就换了朝代，那碑就更名为解放碑；总之，不管是作为建筑还是作为地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记忆。抗战和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意义和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这座全国唯一的抗战胜利纪念碑却没有留下多少记忆，相当多的重庆人都说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这样的历史遗憾让人想起也有些难受！
重庆是1949年11月30日解放的。刚解放，百废待举，事务肯定繁忙，但领导们却异常关心纪功碑，决定把其改建。几个月后，改建完成，在解放碑下举行了第一个国庆节游行。要说改建，其实也没改什么，只是将“抗战胜利纪功碑”几个字铲掉，重新刻上刘伯承题写的“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几个字。不知是谁确定的简称，“解放碑”三个字不仅抓住了“人民解放纪念碑”的核心，而且比“纪念碑”响亮而明确，比“纪功碑”悦耳而有意义，于是很快就流行开来。 （三） 现在回想起来，解放碑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仅仅只是马路中间那高耸的平台，与当年处于邹容路和中华路交界处的魁星楼，与处于临江门马路中间的交警岗亭没有什么区别。那时，我还小，还不懂解放碑的意义，只想着如果能够爬上那平台肯定好耍，如果能够登上那塔顶就更安逸了。有一年可能是在维修，那上塔处的小门打开了，我和几个同学相互怂恿，跑到那小门外去看那塔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没走拢，就被一阵呵斥，只得退下来。那时，解放碑是四周最高的建筑，如果爬上去看看，说不定又可以写一个让老师多画两个红圆圈的好作文呢。
那时，国庆节都要游行。头天晚上就要戒严，把解放碑周围空出来，在那街两边放上很长很长的板凳，作为观礼台。解放碑台子上则是主席台，当官的站在上面检阅。我们当然进去不了，只有在临江门临江路看热闹。于是，对解放碑就有了神秘感。有一年国庆节下大雨，游行的，观礼的，看热闹的，全都淋成落汤鸡。游行结束，我随着看热闹的人涌进解放碑，那主席台，那观礼台竟然一片狼籍，神秘感于是消失了一大半。第一次参加国庆节游行，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走进解放碑，走过主席台。那时，任白戈已经被打倒，站在台上最前面的那个高高的汉子，可能是鲁大东。我是跟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去游行的，但我早已成了“隐藏”在保皇派中的造反派。我真想高呼：“炮轰市委！打倒走资派！”但不知为何，却喊不出来。当然，我也没有跟着别人喊诸如“誓死保卫”之类的口号。
当年建抗战胜利纪功碑，字刻在民族路一侧，也就是说，纪功碑是朝东。当年集会游行，主席台也是朝东。南京在重庆东面，朝东自有其含义。解放了，北京在重庆北面，于是游行集会时主席台就朝北了。我至今也没弄清楚，当年重刻碑名时，为什么没有把那七个字刻到北面来。甚至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哪个异想天开，说刘伯承对蒋介石有什么幻想。 如今，不管是在市民眼中，还是在外地来的旅游者眼中，解放碑都只是一个商圈，有的只是繁华。但是，不管是当年的精神堡垒、抗战胜利纪功碑，还是如今的解放碑，实际上都是政治的产物。要说解放碑，就离不开政治。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记忆中的解放碑，更多地与政治相关。 最多最深刻的记忆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了。马克思说：“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解放碑就充满了这种“节日”的气氛。那商店门外的墙上，那解放碑的碑座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字报。那碑座上，那马路边，东一堆西一坨挤满了辩论的人群。那解放碑台子上，几乎天天都有批斗会，先是批斗反动权威，接着批斗牛鬼蛇神，后来批斗走资派保皇派，再后来就批斗“五一六”、打砸抢分子什么的。时不时有游行示威的队伍喊着口号走过，设在商店楼上的广播不停地吼叫，停在马路边的广播车则与之对吼。那时，解放碑成为重庆人获取“革命”信息最重要的源头，隔几天不去解放碑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番，你就会落伍，就会感觉不舒服。 开始，大字报还很有内容，既有长篇大论，又有小品拾零。二十九中的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曾经在三八百货商店（现重百）旁边的墙上，定期张贴他们写的《山城拾零》，文章短小，内容幽默，很受看，一贴出来就人山人海的挤着看。后来，大字报开始减少，代替大字报的是大标语。不管哪个贴出的大字报，一转眼就会被对方用大排笔在上面涂抹成大标语。于是，满城都是“热烈欢呼……！”“强烈抗议……！”“严正警告……！”“誓死捍卫……！”“坚决砸烂……！”之类。再后来，大字报不准乱贴了，那街边或墙上设立了大批判专栏。有人不信弦，就在那官方文章上贴小字报，贴油印传单，引来路人围观。 还有大辩论。开始，人们围绕大字报议论和辩论，都还比较讲规矩。但辩论双方一激动，也就难免动手动脚。记得是1966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到街上去看大字报，解放碑台子上正在辩论。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正在台上演讲，刚刚说了一句“我们要怀疑一切”，立即就冲上去几个人去，围着他质问：“你敢怀疑毛主席？你敢怀疑党中央？”于是就开始辩论。北京来的大学生只有三五个人，冲上台去的有好大一群，把那些北京来的大学生团团围住。北京来的大学生说，“怀疑一切”是陶铸同志提出来的，陶铸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是传达毛主席的声音。那围攻他们的就说，我们只听毛主席的，不听什么陶铸的，还硬说他们在怀疑毛主席，在怀疑党中央，是反革命。说着说着，围攻的人就开始动手，先是推推搡搡，然后是挥拳相向，不一会儿，那几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就鼻青脸肿了，败下阵去，辩论也就结束。
还有一次，我在解放碑看大字报。不知是怎么引起的，一堆人为那大字报上的内容发生了辩论，我也参与其中。哪知看大字报的人中，“保皇”的观点占了多数，我们几个持造反观点的人就被围在中间。我嗓门大，声音高，就成为对方攻击的重点。我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后面就有人一拳头向我打来。人多拥挤，那拳头落在我身上时，已经被不少人的肩头阻挡，基本上没有力了，也就是说没有打到我。但这却让我很气愤，我指着对那出手的崽儿说：“你说不过就要打人，说明你没有道理！”他提劲：“打了你啷个？”我看他和我差不多大小，也提劲：“要打就打！未必我还怕你了？”幸好人也太多，挤来挤去，我们也被挤散了，架就没打起来。 后来，围绕大字报进行议论和辩论没有了。即使有那么一两个不怕事的，出来说一两句，马上就会遭到不同观点的人反对，“文斗”也就很快演变成“武斗”。武斗从拳头木棒开始，然后是匕首钢钎，再后来就真枪实弹了，机枪大炮也用上。打得最激烈的是1967年8月，每到晚上，江北长安厂的反到底派隔着嘉陵江，往临江门的外贸大楼打炮，夜空中不时划过一长串红色的曳光弹。那年8月13日深夜，八一五派从东方红（和平）电影院攻打马路对面的交电大楼，甚至用了炸药包，用了燃烧弹，把交电大楼打燃了，烧了一整天，好端端一座大楼只剩下一个黑糊糊的光架架。
后来就停火了，就上交武器了，但好枪特别是短枪却留了下来，武斗也就难以停止。那一两年，解放碑经常上演着两派之间互相抓人、打人、杀人的“好戏”。本来平静的街道，突然响起几声“逮到！”“逮到！”的喊叫，就会看到一群拿着棍棒甚至短枪的人在追一个拼命逃跑的人。看热闹的人立即散开，让出一条路来，让他们你追我跑。那时，两派的头头或钢杆铁杆什么的，到了解放碑都要随时左右观察，害怕被对方的人“网”住。有一次，我在解放碑逛街，有人从后面拍我的肩头。我猛一惊，下意识地转过身去，把手伸进怀中，这才发现是我一位家住保安路（八一路）的同班同学。幸好那天我没有带枪，否则很可能掏出来开上一枪呢。 老一点的重庆人都记得，友谊商店（现世纪新都)楼上那个“完蛋就完蛋”广播站，那广播员人称“谢拜拜”，嘴巴极为了得，一挖苦二“详水”（讽刺），经常引起听众捧腹大笑。与之对抗的是马路对面群林市场的红旗广播站，据说那广播员是评书演员徐勍，也极会说。两人对说，说上八九个小时也不累，讽刺、幽默、挖苦、揭短、挑底、咒骂、侮辱，什么都来，总能引起听的人一阵阵哄笑。于是，每到傍晚，那街心花园便坐满了人，尽是老头老太婆，专门听他二人打嘴仗，似乎也是一种艺术欣赏。有时候，嘴仗打不赢了，或者觉得对方的话太让自己难堪了，便有人从那窗口伸出枪来，开那么几枪。于是两个大楼间，子弹飞过来飞过去，打得个乒乒乓乓的。冬季天黑得早，还可以看到那子弹飞来飞去的红光，更是耀眼。打上一阵。然后又停火，又用嘴打。奇怪的是，重庆人竟然见惯不惊，胆儿也大。那些坐在街心花园听他二人打嘴仗的老头老太婆早已见多识广，你打你的，他自岿然不动，泰然处之，秩序不乱，还仰着头看那子弹飞来飞去，指指点点，评价谁的枪好谁又打得好，像看西洋把戏似的。等到枪声停下，又继续欣赏两个广播员的“说书”“艺术”。那真算得上是解放碑历史上一大奇观。 后来，那“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被驻军包围了，不知为何又不进入大楼，让军人站在那儿，只准人出，不准人进。楼上的人却不当回事，还是继续广播。包围了几天，楼上已经没了给养，于是又准许给大楼提供粮食蔬菜等物品，于是又睁只眼闭只眼，让外面的人趁机混进去，惹得全市、全川以至全国各地的人送来各种各样的横幅布幛，挂满那大楼。那情景，与今日的广告大战相似，只是文字截然不同罢了，色彩可能没有广告那样艳丽罢了。围了一两个月，不知为何又撤了。一直到1968年9月，那广播站才撤销。没有了那两张油嘴的对说，解放碑竟然冷清了许多。 （四） 说到解放碑与政治，我就忘不了那位背已经被压得很弯很弯的韩伯伯。我家住在临江门九道拐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邻居，曾经来给我们换过电表的保险丝，还修过过道上的灯。父母告诉我，他是右倾分子，在受管制。那时我还小，弄不懂，只知道他是坏人。但他人却慈祥，怎么看也看不出他有哪点坏。后来我才断断续续知道，大鸣大放的时候，让搬运工人也提意见。他在会上说：“不晓得是哪个龟儿子兴的，星期天要把解放碑封起来，不让我们过，害得老子们拉板车，要绕好大一个圈。解放碑算个啥子鸡巴锤锤嘛！”原来，可能是因为周末解放碑人多，那一年政府决定，邹容路、临江支路、五一路、中华路四个路口之内不准行车，板板车也不准通过。这样，从临江门拉货去大阳沟，去新华路，就要绕一个大圈，搬运工人就要多费很多劳力。没想到，就为这样一句话，韩伯伯就成了坏人。父亲说，他是工人，没有文化，定右派没有资格，所以定了个右倾分子，话语中充满了同情。灾荒年间，他又发了点牢骚，竟然被抓去关了两个多月。放出来后，领导又把他的粮食定量降为26斤，后来他就死了。 可笑的是，定他当右倾分子后不久，星期天解放碑封路的决定就被取消，直到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重新实施。不过，那时封路也只封汽车，不封板车人力车，而且人交公司还专门开了一路从朝天门到临江门的公共汽车，以解决封路给市民造成的麻烦。据说，星期天重新开放解放碑道路后，韩伯伯去找过领导，领导说：“你把解放碑骂作是鸡巴锤锤，把领导骂作是龟儿子，没给你戴反革命帽子就已经是宽大处理你了，你还想平反，是不是想去坐几天'鸡圈’啊！” （五） 虽然与政治相关，虽然始终脱离不了政治，但解放碑周围基本上没有政府机关，有的只是商店餐馆。当年，重庆城区人口已达两百万，却只有解放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商圈。郊区的人要进城来逛，城里的人有事无事也要去逛，因而总是人流如织，摩肩接踵。 说到解放碑的商店，首数的当然是重庆百货大楼，简称重百。但在老一辈重庆人口中，依然叫它三八商店。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它就是全国十大百货商店之一。那时，重庆的商店几乎都只是一层，即使有楼，楼上也是办公室，甚至就是住家户。三八商店却有楼，楼上卖衣服，卖呢绒。那楼是砖木结构，那木楼板闪悠闪悠的，叽嘎叽嘎的。我家穷，父母好像没有带我们专门去逛过商店。在我印象中，只在三八商店扯过布。我从农村招工进了望江厂后，看到我一身几乎没有一件不补疤的衣服，母亲在三八商店给我买了一件咔叽布的蓝色战士服。也不知为何，那衣服我只洗了一次，就变了色，再也没有新的感觉。多洗了几次，就缩了水，下摆就在腰杆上甩来甩去。 那时，买布买衣服都要布票，发得最少的时候，一年一个人只有一尺八寸。一尺八寸乘五等于九尺，也就是三米。外国人高大，三米布只能做一条裤子，所以苏联就说我们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后来发得多了一点，最多时也就一丈五尺，也就是五米而已。布票不够，就要想办法买不要布票或布票打折的。母亲下班后，一身汗，—身灰，经常挑着箩筐扛着扁担“逛”三八商店，不过只逛卖布卖汗衫之类的柜台。一旦卖“处理品”，一旦卖减票布，那柜台前立即就会人山人海。母亲放下担子，凭着她那挑两三百斤爬临江门城门洞坡坡都可以不歇不喘的力气，没有几个人能挤得赢她。她抱着“耙和”挤出来，满脸胜利者的笑，让我永远难忘。 后来，我就继承了母亲的“事业”。星期天回家，有事无事也往解放碑跑。那时，已经出现“的确良”“三合一”之类，不要布票只要钱，抢得更凶，往往十来分钟就抢光。三八商店靠科技书店的地方有一个很狭窄的巷道，装有铁纤子门，不怕人们挤。人太多，都是牛高马壮的，要挤进去，没点力气和技巧，是不可能的。我从小下力，有力气，而且也有挤的技巧，人再多再挤，我也能挤进去，总能“凯旋而归”。有一年，我买到一米“三合一”，做了一条裤子，很是得意，让师傅师兄们羡慕，于是就有人托我帮忙，我竟然给好几位师傅师兄买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竟然还有一种成就感。 再后来就改革开放了，虽然还兴布票，但“的确良”“三合一”之类也多了。那时，三八商店每天早上开门，二楼的服装柜台都要卖用塑料封装好的衬衫，每件十元左右。那种硬领衬衫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很是抢手，几大箱拿出来，十多分钟就抢光。于是，就有人很早就去候着，大门一开就百米赛似地跑到那柜台前，抢上七八件十来件。到了晚上，又拿到商店门口兜售。每件加二元，十件就是二十元，比我们半个月的工资还多。重庆最早的个体户，就靠这样的“倒买倒卖”掘到了“第一桶金”。1980年代中期，重庆最有名的个体户刘文志曾经告诉我，他这样“倒买倒卖”，最多的一天竟然赚了四十多元。现在想来，我当时也太“正统”了，或者说也太哈太蠢。如果早上我也去抢上几件来，至少可以多买几本书了。 不过，那时人们最关注的不是三八商店、群林市场之类，而是大阳沟。如今，大阳沟的地名已经消失，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其位置就在现大都会北侧。当年，大阳沟不仅是重庆最大的菜市场，而且在全国也排在前三，很有名气，甚至还曾经成为过重庆的一张名片。此外，还有个大阳沟派出所。前几年派出所合并，一个街道办事处对应一个派出所，合并后本来应当与解放碑街道办事处同名，但公安强调大阳沟派出所解放后就是全国先进，红旗不能倒，硬是保留下来。也好，可以给重庆人留下一个记忆。 古时，重庆城内人烟并不多，大梁子（现新华路一带）一带还是森林。从大梁子流下一条小溪，大约是顺如今的正阳街到洪崖洞，流入嘉陵江。大阳沟就是这条小溪上的一条小支流，后来成为污水沟，附近的那条街就叫大阳沟。抗战开始后，大阳沟与白龙池、中营街等合并，成为保安路的一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保安路又改为八一路，但大阳沟菜市场依然。大阳沟菜市场包括八一路东段、正阳街、五一路（民国路）东段和中段以及依仁巷。在什么都需要票证的年代，大阳沟负责几乎半个重庆城的副食品供应。我家不管是住临江门还是朝天门，但买菜买肉几乎都去大阳沟。虽然临江门也有菜市场，朝天门有棉花街、道门口两个菜市场，但大阳沟毕竟规模大，肉店多，菜摊多，有更多的选择。
大阳沟本来是一条马路，菜市场就设在马路上。好像是大跃进的时候，那马路上搭起了高高的雨棚。我大伯在大阳沟住过，后来我还有同学在那市场当木工，更有好几位同学朋友的家就住大阳沟。我家邻居中有好几位当我孃孃的在大阳沟卖菜，遇到好菜，她们就悄悄藏一部分在菜摊下，邻居去了才拿出来。有时，还可以让她们带菜回来。我家住朝天门陋巷的时候，我去解放碑逛，逛完了往往就去大阳沟，看看有没有她们为邻居留下的好菜，顺便买了带回家。如果第二天有好菜，有不要票证或一斤票证可以买两斤的菜，她们就会提前告诉陋巷的人，大家就会相互邀约，天不亮就一起去排队。
我在大阳沟买菜的最早印象，是在所谓的困难时期。那时，大阳沟那些菜摊摊几乎全是光秃秃的，我竟然买到过长达十多米却只有筷子粗间隔一两尺才有一片小小枯黄叶子的藤藤菜，即使用水煮半天也嚼不断，只好用刀顶替牙齿，切成细末炒来吃。第二个印象好像是1962年春节，我拿着专门的春节供应证去办年货，东一样西一样，好像有汤圆心子半斤、木耳二两、黄花二两、粉条半斤之类，花去二十多元钱。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么多钱，回家给父母报账，父母却焦头烂额，叹气道：“这么点东西，怎么过年哟！” 不过，后来就逐渐有所好转。记得我在望江厂上班后的某一年，城市居民每人供应半斤鱼，凭票购买。鱼从长寿湖运来，几乎全城人都只能到大阳沟去买。每天天不亮就去排轮子，站上三五个钟头能买上，就算运气好。那时，望江厂休息星期四，我都要回家。缀学在家的妹妹为了让我吃上鱼，连续两个星期三去排轮子，都没买到。又是一个星期三，她起得更早。如果秩序不被破坏，她肯定能买到。可是，那天有鱼头卖，半斤票可以买一斤鱼头，价格也便宜得多。排轮子的人一下乱了套，妹妹被挤在那摊前，胸口抵在摊位的平台上，不能进不能退。体弱又贫血的她，不一会儿就晕了过去，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头上冷汗冒，浑身软无力。幸好被卖鱼入发现，才将她救出来。她好容易苏醒过来，还是要买鱼。卖鱼入特意留下一个大鱼头，一位街坊将妹妹和鱼头送回家来。晚上，母亲把鱼头用盆子装上，放在铁锅里蒸。那香味把楼上楼脚的邻居都吸引了来，赞叹之余又埋怨母亲，母亲反过来又埋怨妹妹，妹妹就发火：“我，我没得啥子！买个菜，有啥子嘛！”那鱼头肉白生生的、糯滋滋的，又鲜又香。送进嘴里，入口就化。我只顾吃，不知吃了多少，突然感到腻，喉咙管不好吞了。我知道我吃“伤”了。在没有吃的年代，人的胃太厉害。吃红烧肉，我像扒干饭；吃烧白，我一串十来块。我吃饱过，吃胀过，从来没有吃“伤”过。这鱼头，是我第一次吃“伤”的东西。大概正因为吃“伤”过，—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虽然现而今鱼头比鱼还贵，据说还更有营养，还有利于补脑什么的，我都不吃。偶尔吃一点，我就记起妹妹那苍白的脸，就记起那“伤”人的味！ （六） 我爱逛的是书店。那时，解放碑有四家书店，一是三八商店与华华公司之间的那家新华书店，二是陆稿荐右侧的古旧书店，三是解放碑餐厅右侧的科技书店，四是新华书店斜对面的外文书店。那科技书店是大跃进年代修的，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都是解放碑最“现代”的建筑。修的时候我才开始读小学，学校还组织我们去那工地上搬过砖。 读小学的时候，我作文就写得不错，就是词汇不丰富。有一次，老师把另一位同学的作文交给我看，那是写春节花灯会的，六七百宇，用了一百多个成语，令我目瞪口呆。我下决心丰富我的词汇，我好想买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啊，可是我没有那六角五分钱。看着书店厨窗里摆着的那六十四开的薄薄的书，我一次次默默退开。那年春节，不知磕了多少头，终于凑齐了钱。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就挤进书店，把那本朝思暮想的词典买到手中。那时人小，以为读一本词典，背几百条成语，文章的词汇就会丰富起来。我像捧宝葫芦一样，高高兴兴跑回家。弟弟跪在板凳上哭，他面前有一部玩具汽车，是他用压岁钱买的。母亲坐在一边，手拿蔑块，喘着粗气，那是她气愤时的样儿。我下意识地将词典藏在身后，浑身竟颤抖起来。 “你的钱呢?你也想挨打？”蔑块举起来。 我吓得跪在地上：“妈，我……”我哇的一声哭起来。 “哭！给你说过千百遍了，我们穷人，买不起书。这么一个小本本，好几角钱啊，都要买几斤米了，你硬是大方得很呢，嗯？” “我，我去帮你挑砖挑石灰，把钱找回来……”我又哭。 母亲眼红了，丢掉蔑块，站起来说道：“都给我跪着，不要吃饭!”然后一头钻进灶房去了。 初中我在南岸读，星期天下午返校我都尽可能提前，先要在新华书店逛上一圈后才去储奇门坐轮渡。那时迷恋文学，在那书店里捧着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书，好沉醉。孙犂的《文艺学习》我竟然就是站在书店里看完的，那书对我的影响至今还在。后来又迷恋地图，终于没忍住，挪用父母给的伙食费，花了一元两角钱，买了一本世界地图册。伙食费交不了，只好找同学借，后来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零花钱才弥补起来。 参加工作后，每周休息我都回家，都要到解放碑逛荡一番。没有大字报看了，就逛书店。偏偏那时书店空空荡荡，好容易看到一本新书，就忍不住站在那书柜边翻看。有一次，没有抵御住那新书的诱惑，身上又没钱，竟然将那书偷偷塞进了怀中。我记得，那是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有其一就有其二，后来我还偷了一本，好像是华罗庚的《优选法平话》。如今，这两本书都不知弄到哪儿去了，好遗憾。 四人帮倒台，新华书店第一次卖西方小说那天，半夜三更就有人去排队，排队的人逶迤几百米，一直排到科技书店门外，把重百的各个大门都堵塞完了。我记得，那天卖的是五六种新书，其中有《希腊神话故事》，有高尔基的《童年》。可惜，我去晚了，想岔队进去又因为维持秩序的人太多而失败，没能买到。没买到虽然遗憾，但也欣然。毕竟荷包里没几个钱，要买那几本书还真不够。看到别人兴高采烈捧着那新书挤出来，好是羡慕，但也有一点嫉妒。 后来书就开始多了起来，解放碑卖书的地方也多了几处。每次从望江厂回家，都要去那解放碑的书店混上半天。那时，每周都有新书出来，都是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都想买。可是已经有了孩子，两口儿一个月只有70多元工资，孩子至少要用三四十，哪还有钱来买书！看到好书，犹豫又犹豫，决心又决心，算了又算，真叫人难受。难受过度，也买上一本。一月一本，一年就是十二本；一月两本，一年就是二十四本，聚沙成塔，积少成多。至今浏览我的书架，我都还记得当年买那本书的情景。有一次，得了20元稿费，狠起心买了一本22.20元的《辞海》缩印本，又买了两本其他的书，合计也就25元多一点，那个月伙食就拉不拢了，只好找同事借了好几天的饭票菜票。 我从1984年开始参加自学考试，考试的科目几乎都是没有用的，那指定的教材就更没有用了，我不想买，也没有钱买。那时，参加考试的人少，借也借不到，我也不想低三下四去求人。于是，临到考试了，例如星期天考，星期五就请一天假，提前进城，星期六就去新华书店站上大半天，临时抱佛脚，恶补一下概念、要点什么的。幸好那时书店看书的人多，售货员也睁只眼闭只眼不来干涉，还可以拿纸记一下最重要的。脚实在站麻了，就到街上去走走，边走边背。背不到的地方，又赶回书店去再看。没想到，就这样，我考一科过一科。虽然都只考了六十来分，但“六十分万岁”，超过六十分的都是浪费。 后来我也写书，我的书也进了新华书店。作为质量管理方面的著作，虽然那书摆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但看到书架上那厚厚一大叠自己写的书，心中的感受真不可言表。再后来，我竟然还在解放碑附近的一家民营书店发现我一本书的盗版，急忙买下，去找出版社。原来是出版社私自将我的版权转让给了别人，让我恨也不是，气也不是，只好不了了之。 如今，解放碑的新华书店就成了“书城”，高大明亮，富丽堂皇，不知为什么，我却很少去了。即使进去逛逛，心中也相当悲哀。那如山似海的书，像一波又一波巨浪，向人扑来。即使自己有那么一两本书摆在里面，也渺茫若沙，谁会注意？某日去逛，无意中看到自己写的一本书在那书架上静悄悄地，新崭崭的，似乎还没人动过。如此无人理睬，哪还有当年那种心情？于是用手机照了一张相，想留个纪念什么的。但过了几天，又觉得怪没有意思的，就坚决删掉了。 （七） 说到解放碑，当然不能不说到吃，不能不说到玩。 先说吃。解放碑周围的餐馆虽然多，我小时候却没有进去过。挖尽脑海深处，竟然只挖出来三个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颐之时，那时我家还住在临江门，我也还没上学读书。邻居幺婆婆的儿子从成都回来探亲，到颐之时（那时还在公园路口下面后来的味苑那儿）去吃饭，把我也叫上。一盘油炸面，几个包子，还有一碗汤。那是我记忆中最早吃过的美食，那餐厅里的装潢和气氛也让我回味了好多年。 第二个印象是解放碑餐厅，那时我已经读小学了。某个晚上，父母带着我去大阳沟大伯家，回来时解放碑餐厅门口正在卖卤杂碎，有卤鸡脚、卤鸭翅之类。那天父母心情好，竟然在那桌前站了好一阵，最后花了五分钱，给我买一个卤兔脑壳。母亲说，兔脑壳虽然贵了两分钱，但比鸡脚有“搞头”。写到这儿，忍不住就有口水渗出，那美味又在口中滚荡。 第三个印象是陆稿荐，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了。某日，我在解放碑闲逛，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那时武斗虽然已经停止，但两派之间的仇恨还很大，把我骇了一大跳。转头一看，人面熟，却记不起名字来。闲聊一阵才搞清楚，他是重庆柴油机厂的学工，没有参加过武斗，但却是一派的。看看快到吃饭时间，我想回家，他却把我拉到陆稿荐，要请我吃牛肉面。那时，陆稿荐的牛肉面是很有名的，好像是三角钱二两，很大一碗，味道极好，至今我都还记得那牛肉烧得红亮亮的颜色。 当然还有些印象，但不是美味的印象。母亲下力，从临江门江边给和平公寓（后改为颐之时）挑砖挑石灰（估计是修补什么），顺便就用一个大盅盅把餐桌上别人没吃完的饭菜倒回来，再加些剩饭和菜叶子什么的，煮一大锅，于是成为我们一家人的晚餐。可能是剩饭和菜叶子什么的加得太多了，美味也就消失，没有给我留下味道的印象。 另一个印象是困难时期的事。那天我路过大阳沟依仁巷口那个餐馆，一个食客端了一碗面，刚刚在靠窗的桌边坐下，窗门外突然伸出一双黑呼呼的手来，一把就将那碗里的面抓走，边跑边往嘴里塞。那样的人叫“抓鸡”，几乎每个餐馆门口都有那么一群，都很年轻，头发乱蓬蓬，身上黑污污，衣服破烂得几乎遮不住身上的肉，眼光却相当刺人。除了“抓”，他们也“舔”。餐馆里别人刚吃完，不管那碗里剩下的是什么，都一律用舌头去舔个干干净净。即使是掉在地上的桌上的，也要捡起来喂进嘴里。可能正因为这样，他们竟然没有菜色，不像饿饭之人，个别的甚至长得肥墩墩的，比那在餐馆吃饭的人还油光水滑。 还有一个印象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那时我已经成了所谓的作家，和一群同道打平伙，去冠生园吃饭。那时，端菜端饭都要自己去厨房窗口“自力更生”,某同道技高一筹，守着那窗口，竟然多端出一倍的菜和饭来，让我们哈吃哈胀了一顿。不过，吃的是什么，其味如何，我早已搞忘记了，记得的只是大家会意的哈笑。 再后来，我在解放碑周围的餐馆吃饭的机会也多了，大多是吃公款，满桌鸡鸭鱼肉，炒烧蒸煮俱全，白酒红酒啤酒，敬酒罚酒干杯，喝醉了的拉稀摆带，喝高兴了的引吭高歌……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使劲搜肠寡肚一番，好像都不值得写在这儿。那时，我刚从望江厂调到城里来，思想观念还没来得及转变。面对一大桌玉盘珍馐、海味山珍，不知为什么，心中竟冒出我们吃的是什么的疑问来。面前一杯五粮液，即使只有八钱，也值好几十元。当工人的要挣这几十元奖金，一个月该加多少小时的班啊！看到那吃不完的鸡鸭鱼肉被倒掉，心中就隐隐作痛。于是，那酒模糊起来，那还在翻动的鱼模糊起来，那热气腾腾的重庆名菜“轰炸东京”也模糊越来，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也从脑海深处冒了出来，肚皮也就平白无故胀鼓了。唉，这样的感受至今好像也还时常冒出来，只不过退休后基本上没有去解放碑大吃大喝的机会了。当然，时不时也有亲戚朋友结婚做生办酒席请客，不得不去，但毕竟送了红包（俗称交了“罚款”），实际上吃的是自己的，也就心安理得了。 （八）
再说玩。解放碑其实没有多少好玩的地方，只有看戏看电影了。当年，解放碑周围有多家剧场，邹容路和民国路交叉口处的重庆剧场专门演川戏，中华路和大同路交叉口处的胜利剧场专门演越剧，青年路和中华路交叉口处的实验剧场专门演京剧，新华路上的人民剧场专门演话剧或歌剧。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二十九中北侧修了山城曲艺场，专门演相声、评书、金钱板之类，也吸引人。最好玩的是大众游艺园，两角钱（成人五角钱）买一张票，早上进去，可以呆到晚上才出来。里面有好几个剧场，上午放电影，下午和晚上演戏，川戏京戏都有，随便你看。园子中还有露天剧场，下午演杂技，晚上放电影。读小学时，我就去过两三回，中午饿了啃一个馒头，看过川戏《卧薪尝胆》，看过京剧《挑滑车》，还看过后来在国际上得过奖的杂技节目《水流星》。 解放碑周围的电影院有好几家，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和平电影院。和平电影院本来是个戏院，是抗战前夕建成的，原名国泰大戏院。那时，白天放电影，晚上演话剧，所谓的中国话剧四大名旦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都是在此成名的，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蜕变》、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吴祖光的《凤凰城》、老舍的《面子问题》等，也在此首演。解放后，国泰更名为和平，不再上演话剧，只映电影，最多时一天要映十来场，几乎场场爆满。那时，和平电影院的前厅里挂满赵丹、王心刚、秦怡、上官云珠等电影明星的照片，一个比一个帅，一个比一个美。看电影前，不管男女老少都要去一个一个地认真看上几眼，那男明星的飞机头，那女明星的狮子头，便成为青年男女追求的时尚。 说实话，虽然在和平、唯一、五一、升平等电影院都看过不少电影，但却没有留下多少印象，留下印象的反而是某次看电影前的事。文化大革命前，虽然社会治安安宁，但却并没有完全消灭社会丑恶现象。那时，在大众游艺园大门前门厅处，就有卖淫嫖娼的，卖淫的被称为“王大姐“（让姓王的女子情何以堪），嫖娼的被称为“梭叶子”“王大哥”“操哥”。警察经常去“扫黄”（虽然那时不叫扫黄），抓住后便用篾片打那“王大姐”“王大哥”的屁股，但“黄”实在顽固得很，总是扫不干净。至于摸包扒手之类，更是难以消灭。据说，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重庆扒手的“技术”在全国就很有点“名声”了。特别是重庆的女扒手，更是了得，在公共汽车上要扒别人外套里面的上衣口袋，行话叫作“内上”，也易如反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庆扒手曾“转战”全国，到处作案。二十多年前，我在一位上海朋友家作客，朋友的叔父曾当过黄浦区公安分局的局长，说起重庆扒手来，他都还摇头呢。 却说某日去和平电影院看电影，一伙杂皮崽儿正在逗一个“抓鸡”，要他去抱正在买票的一个年轻妹儿。那是热天，那妹儿穿一件花布连衣裙，可能是长得乖又打扮时尚，引起了那伙杂皮崽儿的性骚动；也可能是那伙杂皮崽儿太无聊，想引人们来围观。其中一个杂皮崽儿手中拿着五角钱，抖一抖，对那“抓鸡”说：“你去抱一抱，给你！”“抓鸡”犹豫着，又有一个杂皮崽儿拿出两角钱来抖着：“去抱啥，我给你加两角！”那“抓鸡”终于忍不住了，流着恶心的口水，一拐一瘸走过去，趁那妹儿不注意，伸出污黑污黑的双手，突然从后面抱住。虽然刚抱住，他就松了手，也把那妹儿骇得尖声大叫，然后顿脚，然后哇哇大哭，然后蹲在地上浑身抽搐。那“抓鸡”从那杂皮崽儿手上抢过钱，一拐一瘸走了，那群杂皮崽儿也一哄而散。 重庆人说，解放碑死一个耗子，也有一大堆人围着看。于是，重庆人就发明了一个很形象很有内涵的新词：打望。虽然此词是上个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但到解放碑打望却有着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重庆人把年轻女子叫妹儿，打望首先就是去“望”漂亮妹儿。重庆气候湿润，适合妹儿养颜；重庆山高坡陡，维护了妹儿们的身材。因此，有言子说：“到了北京嫌官小，到了深圳嫌钱少，到了重庆嫌结婚太早。”外地人来重庆，不去解放碑打望一番，也就白来了。其实，岂止是外地人，重庆人也经常去解放碑打望。特别是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月里，有事无事去解放碑逛逛，打打“眼牙祭”，也是年轻人的一大乐事。 要打望，就要有被打望的，偏偏重庆人喜欢被人打望，而重庆妹儿更是喜欢有人打望自己。打望自己的人越多越来劲，妹儿们的头昂得越高，胸也挺得更高，有时还要故意歪一歪头，故作娇羞地红一红脸，甚至还会用眼光回扫一下打望自己的长得帅气的异性，让打望的人心中一跳，回家去做《牡丹亭》的梦。即使那时满街“红海洋”，也有人用标新立异来吸引他人的打望。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流行军装，妹儿们戴一顶军帽，让两个小辫子露出来，那腰上的武装带扎得紧紧的，让胸部“挺身而出”。后来流行小裤管，男女都穿。小裤管的最大特色是把屁股、大腿都包得紧紧的。高挑的女子这样绷着，再配一件短衣，去解放碑走一走，屁股一扭一扭的，便有不少人盯得忘了脚下有西瓜皮。小裤管绷得紧，要求布料结实，做工精细。那时，卡叽布、斜纹布就算最好。偏偏那时缝纫工艺落后，尚未出现包缝的工艺。于是，穿小裤管的人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贸然下蹲。某日，一女子在解放碑街边买冰糕，掉了5分钱的“银角角”，几蹦几跳，落到路边的沟里去了。她舍不得，又不敢蹲下去捡。试了几次，好不容易蹲下去了，哪知脚一滑，“吱——”的一声，糟糕了，那小裤管的线缝绷裂了。她捂着脸蹲在那儿站不起来，哭得伤心，周围立马围了一大堆看“粑和”的人。没过多久，小裤管被定为奇装异服，纳入“封资修”，划入扫荡之列。当局派“群专”（群众专政大军）拿着剪刀，上街巡查，看到裤管一浪一浪的就喝住，就用软尺量。凡裤管小于6寸的，一律剪开。有不服的，与“群专”争吵起来，那就挨得更惨。挨几拳头不说，那裤管被剪成条条，成了在风中飞舞的草裙。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香港电影《生死搏斗》上映后，那男主角穿的大喇叭裤立即流行开来。喇叭裤与小裤管正相反，裤脚特大，至少一尺二寸。毕竟开始改革了，开始开放了，反对之声只能见诸报端，虽然也扣上诸如“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之类的帽子，但尚未下令禁止。思想解放者也不示弱，撰文予以反击。有文曰：喇叭裤好，工人穿，动作更灵便；农民穿，更便于下田。下田要挽裤脚，小裤管挽不上来，因而属于“封资修”；喇叭裤裤脚大，挽到腰部都行，因而属于“工农兵”。一时，报上争论得好热闹。且不论。只说解放碑那些扫街的清洁工，很是讨厌这种喇叭裤。原来，喇叭裤不仅裤脚要大，而且要长，要盖住鞋子尖尖，形成“一双小脚”的意境。裤脚一长，就要在地上扫来扫去。穿喇叭裤的人多了，你朝东扫，他向西扫，把解放碑街头“扫”得更乱，看起来更脏。我就曾听到一个清洁工站在街边骂：“哪个龟儿子发明的这扫把裤子哟，真该枪毙！” 前面提到的那个刘文志，家住戴家巷，也喜欢到解放碑街上去打望。那时，他已经开了自己的缝纫作坊。有一次，他在解放碑打望，看到一个妹儿衣服上的扣子很特别，就追着看，把那妹儿惹毛了，骂他是“杂皮”“流氓”。回来后，他仔细琢磨，终于找到其中的秘密，把扣子用布包起来，里面再塞一些棉花，扣子就有了很强的立体感。于是，他使用这种扣子，设计了一种女式春秋装，取名“丽人服”，在新华路卖得好红火，大大赚了一笔，也使他成了当年“光彩事业”（个体户）的模范。 如今，去解放碑打望的重庆人已经不多了。解放碑已经成了重庆的客厅，那街上逛的人，至少一半以上都是外地来的。记者或摄影爱好者要街拍，都去观音桥了。解放碑周围虽然增加了很多好耍的地方，例如歌厅舞厅夜总会之类，我却没有去过，也就没有印象。进入新世纪后，年轻人开始过圣诞节。圣诞节之夜，解放碑甚至要聚集十多万人，把那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所有街头巷尾以及酒吧什么的全都挤爆，让公安叫苦不迭。搞了十来年，虽然并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事，但公安却加以禁止，据说是为了“维稳”。如今，好像只有新年，解放碑才会聚集几万人，听解放碑顶敲响新年钟声。 十多年前，我家就搬离了渝中半岛，我已经算不上是城里人了，去解放碑的时候也少。即使去，除了办事，唯一可耍的，就是去美术馆看展览。那美术馆修得里那样的“高”“大”“上”，雄踞于解放碑侧，不知为何那门里门外却冷清清的，参观者渺渺。想当年，那夫子池美术馆虽然展室不多，但每次开展，都挤满了人。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次全市美展，有四川美术学院的马一平等几位画家画的裸体油画，那美术馆里竟然摩肩接踵，比三八商店卖时装还要挤。那美术馆外的橱窗虽然主要是搞宣传的，但看的人也多，每期都有我小学美术老师文启亨的版画，因而我也总要去看。想起这些，每次走进那红得有些恐怖的新美术馆，面对那空荡荡的展厅，心中甚至就有了那么一点点儿酸楚。 （九） 在农村当知青，闲得无聊，大家聚在一起瞎吹。顿顿都只有红苕吃，吃得人生厌，于是就有同学细数解放碑那些餐馆，哪家餐馆卖什么，哪家餐馆的什么东西最好吃，他几乎可以把解放碑以及朝天门、望龙门、储奇门、七星岗、两路口、上清寺、大溪沟、菜园坝的餐馆一个一个全都说个遍。说到兴头上，竟然让大家都忍不住流口水。我说：“吃多了总要屙，你说餐馆，我说厕所。”我沿着当年1路电车经过的中干道、12路公共汽车经过的南区干道和13路公共汽车经过的北区干道，把当年市中区（不包括李子坝、遗爱祠）的厕所一个一个也说了个遍。肯定有遗漏，但遗漏的不会超过百分之十。解放碑周围的厕所，绝对没有遗漏一个。说得起劲，哪个厕所脏，哪个厕所臭，哪个厕所是什么时候新修的，哪个厕所下雨时漏得厉害，哪个厕所最打挤，哪个厕所在哪个巷子里隐藏得深解手可以不排轮子，我甚至还要发挥一通，让听的人叹为观止。 我从小给当搬运工的母亲“打薄”，先是背，后是挑，不知走过了重庆城多少大街小巷，解放碑周围的街街巷巷更是全部踏遍。关于下力，我其他几篇文章已经说过，此处就不多说，只说捡冰糕纸。那冰糕纸、冰糕棍涂了腊的，火一点就燃，不管是用于生煤炭炉还是在柴灶里烧，都很好。没有搬运业务的时候，我就去捡冰糕纸。放了学，背一个大书包在解放碑周围转，转上几个小时才能捡满那书包。有一年，不知为什么，警察不准人在解放碑那十字金街范围内卖东西，卖冰糕的小贩只有在较场口、临江门、小什字卖，或者就偷偷钻进小巷里，尽可能迂回到离解放碑近一些的地方。我们捡冰糕纸的也就跟着那些小贩钻小巷，因而我对解放碑附近的那些小巷真是熟如指掌。 解放碑附近的大街就那么几条，但大街背后的小巷却不少。重庆城只有解放碑那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面稍微较平，让其街巷形成像平原城市那样的井字形格局。这让从来没有去过平原城市的乡下人来到重庆后就迷路：“怎么转来转去都看到解放碑哟？”如今，解放碑周围的井字形格局大体依然，但一个井字格的方块往往就一两幢高楼，那方块里的大街小巷也就消失。以现而今的都市广场为例，不管是邹容路、临江路、五四路还是来龙巷，都有大大小小的巷口。从那巷口进去，不是弯来拐去的小巷，就是一个个石库门院子。最有名的是庆德里，从原5路电车车站旁边下一面坡，拐一个弯，里面竟然豁然开朗，有一块地坝，有几幢“洋房子”，住了好几十家人，解放碑派出所也曾经在那里面。我有同学曾住在里面，真是“闹中取静”的好地方呢。 与临江门、朝天门城外那些吊脚楼破棚烂房不同，解放碑周围的房子大多是抗战前后修建的，几乎都是“洋房子”。重庆开埠后，英、法、日等外国势力侵入，重庆城市建筑多了一道新的风景，也就是西洋建筑。除了教堂、使馆、兵营、银行外，也有洋人民居、别墅。后来，市民把西洋建筑的技术借过来，加以改造，结果就有了“洋房子”。解放碑开始繁荣，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那时“洋房子”大量出现，主要街道两旁和达官贵人的住宅几乎全是这种“洋房子”。抗战时，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解放碑周围是被炸得最厉害的。炸了重修，也就尽可能修“洋房子”。“洋房子”系砖木结构，一般为砖柱、夹壁墙、木楼板，也有砖墙砖柱的，楼板却肯定是木质。不少房屋还有围墙围住，形成高楼深院。“洋房子”要用木料做梁栋，开间就不能太大。一个井字格方块里，往往要建几十栋。人要进出就要有通道，必然形成小巷和里弄。这也是解放碑周围街巷多的原因。 那时，解放碑沿街的“洋房子”依然采用前店后宅（厂或办公室）或下店上宅（厂或办公室）的格局，好象只有三八商店才把二楼拿出来作了商场。背街的“洋房子”则纯粹是住宅，除少数有钱人外，大多租房住，一家人往往只能租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摆两张床、一张桌、一个柜，就挤得人再也转不开身了。厨房一般是公用的，在楼下，背靠墙壁摆一圈煤炭炉子。生火时，整幢楼房便笼罩在烟雾中，因而那个年代的人害肺病的特别多。这些房子大多没有厕所，要用尿罐。一到下午，挑粪的喊一声：“倒尿罐哟！”整个院坝，整个小巷便弥漫起一股骚臭味。正因为如此，解放碑周围的厕所也就十分打挤，早上要解大手，非等上半个小时不行。 说来惊奇，解放碑周围竟然还有土墙房。重庆多红沙泥，适宜筑墙，农村住房大都用土筑，造价低，就近取材，牢固耐用，冬暖夏凉。但城里却极少见，棉絮街曾有一幢三层楼房，全是土墙，据说还是上个世纪30年代修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用偷梁换柱的方法，将几面承重墙换成了砖墙，前后竟经历了半个世纪，甚至还抗住了日本飞机的炸弹轰炸。 解放后，解放碑新修了不少建筑。但不知为什么，很多建筑才建起不久又拆掉重修。以现新世纪百货那幢楼为例，1950年代修起来，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重修，由于修得太简陋，后来又拆了重修，改革开放后又重修，现在耸立在那儿的新世纪百货大楼，算起来已经是第五代了。现世纪新都那幢楼，也修了好几次。文化大革命前，那儿是友谊商店。那友谊商店好像是大跃进年代修的，修好后好像就不合格而成了危房，于是又拆了重修，真是莫名其妙。就连重百（三八商店）也修过好几次，拆了修修了拆，与棉絮街那土墙房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十） 说到解放碑的街巷，就不能不说到杨柳街、会仙桥、炮台街、都邮街、关庙街、夫子池、白龙池这些消失了的老地名，以及这些老地名的故事和传说，也不能不说到邹容路、五四路、青年路、中华路、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这些现在还保留着的地名的由来，还不能不说到新华路、八一路、五一路、宏声巷这些解放后更名的地名的来龙去脉。一个个细写起来，文字就太长，读者可能就没有耐心了。毕竟重庆人大多也知道一些，很多人还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我只好从略，简单提示一下。 杨柳街是现中华路的一段，就在解放碑附近。传说明末时，张献忠带兵攻入重庆，见人就杀，重庆人只好纷纷外逃。一个逃难的妇女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娃儿，后面却跟着一个四五岁的娃儿。张献忠看见了，觉得奇怪，就叫人喊住那妇女，问：“你为什么抱着大娃儿，却让小娃儿自己跑呢？”那妇女答道：“大娃儿是前房姐姐生的，我是大娃儿的后娘，大娃儿的亲娘死了，我要对她的娃儿好生照顾，不能只顾亲生的就丢下大娃儿。”张献忠听了很感动，对她说：“你不用害怕，也不用逃跑了。”说着，顺手折一支杨柳枝条给那妇女说：“你回去把这杨柳枝条插在门上，就没有人敢来伤害你了。”随后，张献忠下了一道命令，凡是插有杨柳枝条的人家，一律不得骚扰。那妇女于是回到城里，把那杨柳枝条插在门上。左邻右舍的老百姓听说了，也学她的样儿，在家门插上杨柳枝条，大家果然平安无事。从此，那条街就被改称为杨柳街。重庆人几乎都知道这个故事，虽然杨柳街的街名早就没有了，传说却在继续。 会仙桥的传说有多个，只说其中一个。古时，从大梁子流下的那条小溪，顺如今的正阳街，经大阳沟，到洪崖洞，流入嘉陵江。那小溪上的一座桥，长不到两丈。传说有个老头在那桥头开了个冷酒馆，南岸老君洞的道长经常来他馆里吃酒。混熟了，那道长便请老头到老君洞去耍。有一天，老头去了，那道长招待他吃豆花，端了一碗豆花出来，两个人不管怎么吃，那豆花都没有减少，总是吃不完。下午，老头回到酒馆，老婆子好惊奇，说：“你啷个好多年都不回来哟？”老头说：“你脑壳昏了哟，我才去耍了半天嘛。”但老头一照镜子，发现自己竟然长出了雪白的长胡子，这才明白，自己遇到的是神仙。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便把酒馆门前的那座小桥叫作会仙桥。会仙桥在现民族路上，离解放碑不过一两百米。 炮台街在洪崖门东侧，离解放碑的直线距离不超过四百米。明末时，张献忠自鄂入川，威胁重庆，明守军铸了三门大炮，从江津运来重庆。哪知在朝天门下船时，不知是因为太重还是有人故意，其中两门竟被掉到河里去了。只剩下一门，好容易才搬到那城墙边安起。于是，那条街就被叫作炮台街。本世纪初，那安放大炮的炮台遗址都还可以看到。1943年，为了纪念重庆辛亥革命的元勋杨庶堪（字沧白），更名为沧白路。 都邮街就在解放碑西侧，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附近有个车站都还叫都邮街站。都邮本来是指邮驿总站，后来也成为官职名称，不过改为督邮。督邮是朝庭派到各地去监督考核下层官史的官员，近似于钦差大臣。《三国演义》就有张飞鞭打督邮的故事。重庆这个都邮街是因都邮还是督邮得名，已经难以考证。不过，都邮街那地方繁华起来，还是抗战开始后的事了。也有人说，那都邮街就是猪油街，可能因为不太好听才以讹传讹成了都邮街的。想想这后一种说法也有道理，督邮制度到唐代后就没有了，唐代重庆城还限于朝天门小什字一带，解放碑一带还在城外，怎么会有个督邮街呢？没有资料可以佐证，只好存疑了。 与都邮街相接的是关庙街，即现民权路中段，因那儿有一座关帝庙而得名，庙里祀奉关公，还有一座关公的铜像。解放后，关帝庙被拆除，那原址就修起了建设公寓，那铜像也被弄到枇杷山博物馆门外去日晒雨淋。 白龙池在现八一路东端，原来那里有一个水池。传说三国大将赵云驻扎江州时，在那池中饮过马。赵云骑的是白龙马，于是就把那池叫作白龙池。显然，是先有池，后来才会有白龙池传说的。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解放碑周围重建，形成了好几条新街道。邹容路因邹容而得名。邹容是典型的重庆崽儿，就出生在解放碑附近。他十八岁时就撰写出被清庭认为是“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的《革命军》一书，使重庆人终于能够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邹容路也就值得重庆人为之骄傲了。五四路由蹇家桥、鸡街两条街道合并而成，但不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而是为了让重庆人永远记住“五三五四大轰炸”。还有青年路，也是“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扩修延伸的，因此路从青年馆（现实验剧场处）旁穿过，故名青年路。中华路也是“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修的，合并了旧时的杨柳街、三教堂街、桂花街、油库街四条繁华大街，为彰显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而得名。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来渝。鉴于重庆街道过多过短，名称混乱庞杂，政府采取措施，大力推动街道合并，重新命名街道。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就是那时命名的，呼应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来又命名了一条民国路，“民国”肯定很“反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改为五一路，实际上为那家名叫五一的电影院打了个免费广告。改了也好，免得有人搞不清三民主义，把“民国”也算了进去，发出怎么有了“四民”的疑惑。 新华路原名大梁子，当年可能是重庆城内最长的一条街道了，东接陕西街，西连磁器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作为统帅，蒋介石在重庆坚持抗战，受到人民拥护。蒋介石本名蒋中正，于是便将大梁子更名为中正路，体现了重庆人坚持抗战的决心。解放后，当然要改名，于是改为新华路。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破四旧、立四新”，于是疯狂改地名。好在解放碑三个字政治绝对正确，没有人敢改其名。解放碑周围的街巷就难以幸免，改了的不少。其他地方改了的，后来大多又改了回去，解放碑周围改了的则保留下来，真是难以思议。五一路算是一个，八一路也算一个。八一路原名保安路，解放前市警察局就在这条街上，保安是警察的职责，于是得名。解放后，保安二字好像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专用词汇，文化大革命中就不得不改。正好那条街上有解放军剧院，还有一家部队单位，于是更名为八一路。还有宏声巷，也是当年留下的“硕果”。那条巷子本来是两条小街，一名会府街，一名忠烈祠，市聋哑学校就在那儿。文化大革命中有发明，说是用针灸可以治愈聋哑，让聋子也能听见声音，于是就更名为宏声巷。只是不知道当年有没有被治好的聋哑人，他们是否真的听到了宏声了。虽然对聋哑人来说，“宏声”二字好像有点黑色幽默，不过，这样一个地名也能体现出社会对聋哑人的关心，保留也好。 （十一） 我家先是住临江门，后是住朝天门，都是住在城墙外，因而都是城外人。那时，城外的人把去解放碑叫作“进城”，城里的人把去解放碑叫作“上街”。像我这样的“城外人”从小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在城里去工作。后来下乡当知青，后来调到望江厂，离城更远了。可能正是离城更远了，对解放碑的依恋之情也就更浓。在望江厂上班时，除了加班，我每周都要进城，都要去解放碑逛，哪怕当年那解放碑除了人再没有其他可以看可以听可以玩的地方。即使后来结婚安家，也幻想着能有机会换个工作，调到城里。哪知后来真的调到城里了，而且还就在解放碑上班，幻想变成现实，不知为什么，对解放碑反而失去了兴趣。开始那两三年，我住办公室，下楼就是解放碑，却经常整天不下楼。后来在四公里买了房，天天上班下班都要路过解放碑，却没有留下印象来，更没有留下文字什么的来。 也不是完全没有印象。那时，每个星期三早上很早我就要去地处南坪的印刷厂。太阳刚刚从南山升起来，给解放碑涂上一层金铂，商店都没有开门，但那商店门口东一处西一处聚集着跳坝坝舞、打拳、舞剑的人。那打太极拳的甚至穿着一样的白色唐装，悠闲轻柔，让人不得不回头多关注几眼。有一次，重百门口舞剑的那一个群中，有一个背着宝剑的老太婆匆匆赶到，气喘吁吁对同伴们说：“今天山洞出了个车祸，所以来晏了，对不起啊！”她竟然是从歌乐山赶来的。我刚好路过，瞪大眼看了她几下，真是匪夷所思。 解放碑又是“不夜”的。歌厅舞厅夜总会没去过，不说了，就说那街头巷尾，入夜后反而更热闹。晚上十点，商店关门，售货员服务员冲到车站，去挤末班车，那场景那阵仗像发生了地震或“暴恐”一样。解放碑上的大钟敲过十二点，那解放碑下依然人流如潮。歌厅舞厅夜总会散场后，那夜啤酒摊摊才正式热闹起来，猜拳行令搅酒的闹得一塌糊涂。然后，那街上就有喝醉了的人穿穿倒倒走过，甚至还有酒醉发疯的人狂吼乱叫。再接着，晨练的人便多了起来，先是一个个长跑者围着解放碑转圈圈，后是一群群打拳者在那解放碑平台上舒展身手。东方露出鱼肚白时，解放碑就完全苏醒过来，清洁工开始扫大街，卖早点的餐馆冒出了蒸馒头包子的热气和香味。当解放碑顶上的太阳灯熄灭后，解放碑就开始了一整天的繁忙，那车站，那街头，到处都是小跑一样匆匆忙忙的上班族。 十字金街，寸土寸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解放碑就开始拆迁改造，把居民往南岸江北赶。到如今，解放碑周围那些老房子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即使还剩下一些旧住宅，主人也不住了，租给乡下来的人，自己则搬到南岸江北的好房子去住。我小学、中学的同学大多住在解放碑周围，如今好像一个也没有了。但是，人离开了解放碑，心却离不开。过那么久没去解放碑走走看看，很多重庆人都觉得不自在。重庆人去解放碑，不是去逛商店，而是去寻找一下当年的记忆，去感受一下放松的愉悦。如今重庆商圈多了，观音桥、沙坪坝、杨家坪、南坪甚至比解放碑还热闹，年销售额也超过或接近解放碑了，但解放碑在重庆人心目中的地位始终难以替代。为了对付其他几个商圈的竞争，渝中区政府把解放碑商圈定位为“时尚之都”，引进高档品牌，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站在诸如美美百货那样的商场门前，升上来的好像只有某种异己感。偶尔走进去，也觉得岔眉岔眼的，让人不自在。低头看一看那价格，背心往往就要冒冷汗。虽然如此，进城办事，还是忍不住，绕个大圈子，也要到解放碑街上走一走，逛一逛。有时，带上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去解放碑走走。走累了，她坐在那街心花园里，和那些与她年龄差不多的老头老太婆搭白。没想到，那些老头老太婆竟然也是像她一样的“老重庆”，也是来看解放碑变没变，变成什么模样的。母亲当年下力做临时工，走的地方多，呆的单位多，认识的人也就多，东拉西扯，竟然是熟人的熟人，于是话就投机了，有时竟然舍不得走。 当然，解放碑对外地人的吸引力更大。到重庆来旅游，如果不去解放碑，也就白走了。事实上，在解放碑街头逛的，多半都是外地人。那些挂着照相机，那些拿手机不停拍照的，肯定是外地人了。解放碑越来越靓丽，也足以引起外地人的赞叹。十多年前，儿子还在俄罗斯留学，曾经拍了几张解放碑的照片带到俄罗斯，没想到那些老师那些同学都以为他拍的是纽约是香港。如今，解放碑的摩天大楼更多，给人的印象好像也更宽畅了，更堂皇了，更休闲了。如果有外地朋友来，不陪着去解放碑走一走，不去指着那已经更新了多代的国泰电影院、三八商店、友谊商店、交电大楼说说陈年旧事，好像就没尽到朋友的责任，更丢失了作为重庆人可以显摆一下的机会。 解放碑号称金街，那房屋，特别是那写字楼的租金也就更贵。但是，如果不在解放碑周围占有一席之地，不管什么公司都不敢称自己就是老大。几乎所有的银行，都要在解放碑开个支行什么的。虽然那营业厅里往往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客户，与其他商圈银行营业厅人潮涌动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但不在解放碑开店，岂能显示自己的实力？要在重庆开高端研讨会什么的，也要尽可能选在解放碑。因此，解放碑周围的五星级酒店不仅多，入住率也高。可能正因为如此，才在原住居民搬迁后，支撑起解放碑耀眼的光鲜，解放碑才不至于白日繁华似锦，夜晚空无一人如死城。 （十二） 当年把抗战胜利纪功碑更名为解放碑，的确有些欠妥当。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反侵略战争和全民族解放战争。抗战的胜利，洗雪了中国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因而标志着中国终于站了起来，同时又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全国唯一一座专门纪念抗战胜利的纪念碑，改为解放碑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抗战胜利甚至再没有一个专门的纪念物，岂不让人悲哀！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对全中国、全民族艰苦卓绝坚持八年抗战（如果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则是十四年，如果从1895年甲午战争算起则是五十年）的纪念，而解放碑仅仅只是对重庆解放的纪念，纪念的内涵大大缩小了，纪念的对象也大大局限了，纪念的地域更从全国降为重庆，而当时重庆不到三百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一百多万。 随着改革开放，随着两岸关系解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将解放碑恢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的言论就不绝如缕，甚至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建议、提议案，要求恢复。理由当然很多，那理由也真的是理由，有的理由还是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提出来的，想驳也驳不倒。但是，在现实情况下，要恢复旧名，可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有人提议，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然后在其附近新建人民解放纪念碑，形成珠联璧合的格局。这虽然平衡了二者的关系，但在现实情况下，依然不太可能。 抗战胜利纪功碑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人们还没将精神堡垒的称谓换过来，就改成了解放碑。而解放碑的称谓已经好几十年了，人们早已习惯，如果要改回去，肯定要造成诸多问题。而且，按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口语中要说“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字也很不方便，肯定要简化，也就存在着一个简化成什么的问题。简化为“纪功碑”，重庆人说起来很可能显得别扭，简化为“抗战碑”“胜利碑”或“胜功碑”“抗胜碑”“抗功碑”“战功碑”之类，好像也不好。为此，我想可不可以换一个思路，保留现在的的解放碑，然后仿照当年的样子，另外找一个地方，重新修一个抗战胜利纪功碑呢？ 修建抗战胜利纪功碑，是1945年10月召开的重庆市第二届第五次临时参议会决定的。按最早的方案，在现解放碑那儿塑蒋介石铜像，铜像后面修凯旋门，凯旋门后面建抗战胜利纪念堂，在较场口建抗战胜利纪念柱，在朝天门建抗战胜利广场，在那广场上立一个像纽约那样的自由女神像，而抗战胜利纪功碑本来是准备建在佛图关的。由于蒋介石反对，内战爆发，加上经费奇缺，凯旋门、纪念堂、纪念柱和胜利广场都泡了汤，只有纪功碑立了起来，而且还改了地方。那么，我们何不按那个最早的思路，让解放碑继续存在下去，把抗战胜利纪功碑修到佛图关去呢？或者修到朝天门修到较场口去呢？如果因为佛图关可能显得狭窄了，如果朝天门、较场口因新建建筑或交通等缘故不适宜，我们再大胆一点，能否另外找一个更好的地方，重新修建抗战胜利纪功碑呢？ 其实，在我内心，与其重新修建抗战胜利纪功碑，不如重新修建精神堡垒。修建精神堡垒的时候，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中国人只能凭那一点不屈不挠的精神才得以坚持下来。虽然当年修建的那精神堡垒是木质的，经不起轰炸，经不起日晒雨淋，但却具有更加鲜明的象征性，不仅象征了中华民族钢铁意志，也展现了重庆人顽强拼搏的性格。而且，那精神堡垒的造型也别具一格，很有一些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传统城楼、碉楼建筑的特征。因此，如果要新建，我建议按照当年那个样子，用新材料重建精神堡垒。 不管怎么说，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方战场同盟国统帅部所在地，重庆需要一座抗战纪念碑，也需要一座抗战纪念馆。历史不容忘记，不容打扮，不容改变。重庆抗战遗址已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些遗址散布在各处，重庆还没有一个抗战和抗战胜利的标志物，重建精神堡垒或抗战胜利纪功碑来作为抗战或抗战胜利的标志物，来统领现还保存着的几百处抗战遗址，肯定是必要的。我想，这只是早迟的事，总有一天，重庆就会出现这样这样的标志物。 不管是这样的标志物建在哪儿，即使把解放碑恢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解放碑的样儿不会改变，解放碑的繁华不会改变，解放碑在重庆人心目中的地位更不会改变。 写到此，我心忐忑，不知此文是否准确表达了我对解放碑的那份情感，不知此文能否引起重庆人对解放碑的眷念，更不知此文能否引起外地人对解放碑的想像和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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