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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著名作家、翻译家。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毕业于剑桥大学。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恶棍列传》(1935)、《阿莱夫》(1949)、《死亡与罗盘》(1951)、《布罗迪埃的报告》(1970)，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1923)、《面前的月亮》(1925)、《圣马丁牌练习簿》(1929)等，散文集《永恒的历史》(1936)、《马丁·菲耶罗》(1953)等，还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 博尔赫斯的文化背景很杂驳，这也许是他的小说写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很复杂的原因之一。
博尔赫斯 欧 洲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作 林一安译 一九一四年，我们动身去欧洲。父亲的视力开始恶化。我记得他说：“等我审阅不了法律文件了，我怎么在上面签字呢？”他被迫提前退了休，不多不少他正好花了十天时间准备我们的旅行。当时的世界还不怎么疑神疑鬼，不用护照也不要办别的什么手续。我们先在巴黎逗留了几个星期。我跟任何一位好样的阿根廷人不同，这座城市无论那时还是后来，都没有怎么太吸引我。也许（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已经有点英国人做派了吧；事实上，我一想到滑铁卢，就似乎想到了胜利。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让我和我妹妹去日内瓦上学。外祖母和我们同行，我们将和她住在一起。后来，她在那里去世了，其时，我父母亲正在欧洲游历。同时，我父亲准备接受日内瓦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的治疗。那年头，欧洲的东西比布宜诺斯艾利斯便宜，阿根廷货币当时还值点钱。然而，我们对历史一无所知，居然对八月份即将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毫不知情。战火燃起时我父母亲正在德国，但是他们设法回到日内瓦和我们团聚了。一年之后，尽管战事正酣，我们还是越过阿尔卑斯山，到了意大利北部。维罗纳和威尼斯，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我在维罗纳一座空旷的圆形剧场，曾经大胆地高声朗诵好几段阿斯卡苏比的高乔诗歌。
博尔赫斯一家 第一年秋天（一九一四年秋），我开始在让·加尔文创办的日内瓦中学上学了。那是一所全日制学校。我们班一共四十位同学，一半以上是外国人。主要课程是拉丁文。我很快就发现，要是谁拉丁文的水平高，谁就可以在别的课程中放松一点。不过，所有这些课程（代数、化学、物理、矿物、植物、动物）都是用法语学习的。那年，我顺利地通过了所有课程的考试，可恰恰就是法文不及格。我的同学们没有向我透露一字，便向校长递交了一份由全班同学签字的请愿书。他们指出，我又得用法语学习各种不同的课程，同时又得学习法语这门语言。他们请求校长考虑这一点，校长宽容地接受了。一开始，我连老师什么时候叫我答题都闹不清楚，因为我的姓让他按照法语发音了，念成了一个音节；可按照西班牙语，我们是发两个音节的，而且字母g这儿与字母j的发音相同。每次该我答问的时候，我的同学都用胳膊肘捅捅我，提醒我。 青年时代的读物 我们住在城南或叫老城的一套公寓里。我至今对日内瓦要比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熟悉得多。这很容易解释，因为日内瓦没有两个相同的街角，人们很快就能掌握彼此的差别。我每天沿着罗纳河行走；那条河河水碧绿，结着冰，流经市中心，架着七条截然不同的桥梁。瑞士人相当傲慢、相当保守。我两个最好的朋友是波兰籍犹太人：西蒙·吉克林斯基和莫里斯·阿布拉莫维茨。他们一位当了律师，另一位成了医生。我教他们玩“摸三张”（阿根廷一种纸牌游戏），他们学得又快又好，结果第一局，就把我赢得一分不剩。我终于学好了拉丁文，尽管我个人大部分读的还是英文。我们在家里讲西班牙语，不过我妹妹法语很快就讲得很好了，连梦里也讲法语了。我记得，母亲有一天回到家里，发现诺拉躲在厚厚的红色帘子后面，害怕地喊道：“Une mouche，une mouche!”（意为“苍蝇，苍蝇！”）看样子，她是接受了法国人认为苍蝇是危险的这么一个概念了。
童年时期的博尔赫斯和妹妹 “你出来！”我母亲对她说，口气有点不大爱国了：“你就是在苍蝇堆里生，苍蝇堆里长的！”由于战争的关系，除了去意大利旅行和在瑞士国内几次旅行之外，我们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过。我的英籍祖母后来不顾德国潜艇的威胁，只和四五名乘客结伴，来和我们团聚了。 在校外，我开始自学德语。启迪我进行这一尝试的是卡莱尔的《成衣匠的改制》。这本书令我吃惊、困惑。其中的主人公第欧根尼·丢弗斯德罗克，是德国唯心主义学派的一位教授。我那时正在德国文学中寻找一种类似塔西陀的日耳曼东西，只是后来在古英语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才找到。德国文学让人觉得浪漫、病态。起初，我试图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过，就像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几乎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我失败了。后来我想，诗歌因为简短，可能会容易一些。所以，我赶紧搞来海涅的一本早期诗集——《抒情插曲》和一部德英词典。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也多亏海涅用词简洁，我发现我可以丢开词典了。很快我就打开道路，漫游在这一语言的美妙佳境中了。我还读懂了梅林克的长篇小说《假人》（一九六九年，我在以色列曾经跟杰出的犹太神秘主义研究专家格肖姆·肖莱姆说起过假人的放荡不羁的传说。我还在我的一首关于假人的诗里，再次使用了这位学者的姓，作为惟一合适的韵脚）。一九一七年前后，为了对卡莱尔和德·昆西表示敬意，我曾试图把兴趣也投向让·保罗·里希特，然而我很快就发现，我读得枯燥乏味。尽管有这两位英国作家的推荐，我觉得里希特这位作家言过其实、热情不足。不过，我对德国的表现主义倒极感兴趣，而且我仍然认为它超越了当代其他流派，如意象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几年之后，我就要在马德里进行把一些表现主义诗歌译成西班牙文的第一次、也许也是惟一的尝试了。 在瑞士的某段时期，我开始读叔本华。今天，要是只让我挑一位哲学家，那我就挑他。如果宇宙之谜能用言辞来表达的话，我想这些言辞就在他的著作里。我和我父亲以及他的好友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叔本华的德文原著和他的作品的译本。我至今仍然认为，德文是一种优美的语言，也许比它产生的文学还要优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对流派和运动有着某种偏好，法文却产生了一种优秀的文学；但是依我看来，这种语言本身很糟糕。事情要是用法语来表达，就会显得很平淡。确实，我认为西班牙文尽管词汇很长、很啰嗦，但是要比法文强。作为一个阿根廷作家，我必须使用西班牙文的这些词汇，所以，我深知其局限性。我记得歌德曾经写道：他不得不与世界上最糟的语言——德语周旋。我想，大多数作家对于自己必须与之周旋斗争的语言都是这么想的。至于意大利语，我读过并重读过十余种不同版本的《神曲》。我还读过阿里奥斯托、塔索、克罗齐和秦梯利，但是我却不会讲意大利语，也看不懂意大利语的戏剧和电影。 也是在日内瓦，我通过约翰内斯·施拉夫的德文译本，第一次接触到沃尔特·惠特曼( “当我清晨在亚拉巴马漫步的时候”)。我很快就发觉，用德语来阅读一位美国诗人是荒唐的。于是，我从伦敦邮购了一本《草叶集》。我还记得那本包着绿色封皮的诗集。有一段时期，我不仅把惠特曼看做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还把他看做惟一的诗人。事实上，我甚至认为直到一八五五年全世界的诗人还都局限自己走向惠特曼，而且，不向他模仿就是无知的表现。对于卡莱尔的散文以及斯温伯恩的诗歌，我也曾有过这种感觉，但是现在我却难以忍受卡莱尔的散文了。这就是我所走过的几个阶段。后来，我还有过几次对某一位作家特别着迷的类似经历。 从日内瓦到马略卡 我们在瑞士一直待到一九一七年。在日内瓦住了三四年之后，我们又在卢加诺生活了一年。那时候，我已中学毕业，我很明白，我将来得从事创作了。我想把我的手稿给父亲审阅，但是他说他不相信别人的指点，我应该不断探索，不怕犯错，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一切。我已经用英文和法文在写十四行诗。用英文写的是对华兹华斯的拙劣模仿；而用法文写的，则是象征主义诗歌的仿作，写得平淡乏味。我还记得我试写的法文诗中的一句：“为破碎的小提琴而准备的黑色小盒子。”该诗题为：“用俄国口音朗诵的诗。”我知道，我写的是一种外国腔法文，所以我就想，俄国腔总要比阿根廷腔高明得多。至于我写的英文诗，我使用了一些十八世纪的守旧笔法，如把over写成o’er；而为了押韵的方便，把sings写成了doth sing。然而，我知道，西班牙文将不可避免地是我的归宿。 我们决定回家，不过此前还得在西班牙逗留一年左右的时间。那时的西班牙，正逐渐为阿根廷人所了解。甚至像莱昂波尔多·卢戈内斯和里卡多·吉拉尔德斯这样杰出的作家，直到那时候还故意把西班牙排除在他们的欧洲旅行之外。这从来不是什么怪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人总是干卑下的工作——当佣人、侍者和短工——或者做小买卖；而我们阿根廷人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西班牙人。而事实上，我们于一八一六年宣布从西班牙独立的时候，我们确实就再也不当西班牙人了。我小时候读普雷斯科特的《秘鲁征服史》时，我发现该书把西班牙征服者写得很浪漫，我感到很吃惊。我也是这些冒险士兵的后裔，可依我看来，他们这帮人根本无足轻重。然而，在法国人眼里，拉丁美洲人一定把西班牙人看成美妙如画，用加西亚·洛尔卡独特的词藻来想象西班牙人：吉普赛人、斗牛和摩尔式建筑。尽管西班牙语是我们的语言，我们大都具有西班牙和葡萄牙血统，但是我们家从来没有把我们这次旅行看成是离别大约三个世纪之后回归西班牙。 我们去马略卡岛，因为那儿风景秀丽、物价便宜，还因为除了我们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游客。我们在那儿生活了将近一年，住在帕尔马以及山顶上的一个小村庄巴尔德摩萨。我继续学习拉丁文，这次是由一位神父督教。他对我说，他与生俱来的天赋足以满足他的需要，所以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看什么小说。我们重新读了维吉尔，至今我对他评价仍然很高。我记得，我的游泳技巧让当地人大为惊讶，因为我是在诸如乌拉圭河和罗纳河这样几条水流湍急的河里学会的，而马略卡人只习惯于风平浪静的海洋。我父亲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他的出生地恩特雷里奥斯，时间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内战时期。我记得我向他提供了从德国表现派那里搬来的一些很拙劣的比喻，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本书，他印了五百本，然后带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分送给他的朋友。每当原稿里出现“巴拉那”（这是他的出生城市）这个词，印刷人员就把它改成“巴拿马”，还以为他们改了一个错呢。我父亲没有计较，以免给他们添麻烦，况且，他认为这样更加好笑。对于我对此书幼稚地说三道四，我现在很后悔。十七年之后，他在临终前对我说，他非常希望我以直截了当的手法重写这部小说，摒弃所有华丽的词句以及大而无当的段落。那时候，我自己也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人变成一只狼的故事。我把稿子寄给马德里一家通俗杂志《环球》，但是被主编明智地退了回来。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冬天我们是在塞维利亚度过的。我在那里看到自己第一首诗刊登出来。这首诗题为《致大海》，发表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希腊》杂志上。我在这首诗里，使出浑身解数，要成为沃尔特·惠特曼： 啊，大海！啊，神话！啊，绵长的海底！ 我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倾心。我知道我们俩已近暮年。 我们俩相识已经好几个世纪。 啊，普洛透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我出身于你。 我们俩都被铁链锁住，到处流离。 我们俩都急切地渴望星星； 我们俩都满怀希望，又把红尘看清！…… 就像当初渴望星星一样，我今天已经很难再想到大海，想到我自己了。几年之后，当我读到阿诺德·本涅特“三流的雄伟”那句话时，我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然而，等我几个月之后到了马德里，由于那是我惟一发表过的诗作，人们便把我看成是大海的歌颂者。 在塞维利亚，我接近了以《希腊》杂志为中心的一个文学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极端主义派，宣告要革新文学，其实他们对这门艺术一窍不通。他们中的一位有一次告诉我，《圣经》、塞万提斯、达里奥以及他们的导师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的一两本书，就是他们的全部读物。当我得知他们不懂法文，也毫不怀疑世上还存在叫做英国文学的东西时，我的阿根廷头脑真给搞得迷惑不解了。我甚至被介绍给一位被老百姓称做“人文学家”的当地才子，可我很快就发现，他的拉丁文比我还贫乏得多。至于《希腊》杂志，其主编伊萨克·德尔万多·比利亚尔曾经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所有的诗歌创作都由这个或那个撰稿人代笔。我记得有一天一位撰稿人对我这么说：“我忙得很：伊萨克正在写诗呢。” 之后，我们移居马德里。应该说，我和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结交是我在那儿的一件大事。至今，我仍然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他的学生。他在塞维利亚，曾经是神学院学生。但是，由于在宗教裁判所的档案里发现坎西诺斯这个名字，他就断定自己是犹太人。这促使他学习希伯来文，后来，他甚至还行了割礼。安达卢西亚的文学界朋友们带我去拜见他。我怯生生地祝贺他写了一首关于大海的诗。“是啊，”他说，“我在临终之前多么想能见见大海啊！”他身材高挑，举手投足显出安达卢西亚人对卡斯蒂利亚的一切的蔑视神情。最值得一提的是，坎西诺斯完全是为了文学而活着的，毫不在乎名利。他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著有一本赞美诗集（大部分是情爱诗），叫做《七分枝烛台》，一九一五年出版。他还写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我结识他的时候，他正领导着一个文学团体。 每星期六我都去“海外”咖啡馆。我们在午夜聚会，一直要聊到第二天凌晨。有时候我们多达二三十人。这群人对所有带有西班牙地方色彩的东西——如“深歌”（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曾著有《深歌诗集》。）和斗牛都瞧不上眼。他们欣赏美国爵士音乐，喜欢以欧洲人自居而不喜欢自称西班牙人。总是由坎西诺斯出话题：隐喻、自由诗、诗歌的传统形式、叙事诗、形容词、动词等。他办事不动声色，却独断独行。他不允许别人对当代作家有敌意的影射，力图使讨论保持在较高的层次上。 坎西诺斯博览群书。他译了德·昆西的《鸦片服用者》，从希腊文译了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的《冥思录》，还译了巴比塞的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施沃布的《想象的传记》。后来，他可能又开始译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他还把《一千零一夜》首次译成西班牙文。和伯顿或者莱恩的版本比较，他的译文极其灵活；不过，依我看，读来也更令人愉快。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把我领进图书室。也许，我得说他的整幢房子就是一座图书馆。我们好像在森林里穿行。他很穷，连书架也没有，书就一本叠着一本，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直逼得人在一根根书柱之间挪动步子。 在我看来，坎西诺斯代表了我正要摒弃的那个欧洲的过去（仿佛那就是整个文化——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象征），不过他太刚愎自用，处不好与他同时代最重要的作家的关系。他写的书，总过分地赞扬二三流作家。那时候，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声誉达到了顶峰，然而坎西诺斯却认为他是个糟糕的哲学家、糟糕的作家。我从他那儿学到的，主要是文学交谈的乐趣。他还鼓励我，读书不要走别人已经走烂了的路，要走得更远。我开始在写作上仿效他的文体。他下笔句长而流畅，不像是西班牙文，倒带有浓重的希伯来文风味。 说来奇怪，“极端主义”一词是坎西诺斯于一九一九年发明的。他认为，西班牙文学总落在后面。他以“胡安·拉斯”的笔名，写了几篇短小精悍的极端主义文章。我现在看来，这件事不过是故意策划的一场玩笑。不过，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很当真。最热心的追随者里有吉列尔莫·德托雷（西班牙诗人、文学评论家），我是那年春天在马德里认识他的。九年之后，他和我妹妹诺拉结了婚。 那时的马德里，还有聚集在戈梅斯·德拉塞尔纳（西班牙小说家）周围的另一群人。我到那儿去过一次，但我不喜欢他们的做派。他们那儿有一个戴着手镯的小丑，手镯上又挂着一个铃铛。他们让他跟别人握手，于是，铃铛就响了起来，戈梅斯·德拉塞尔纳就千篇一律地问道：“响尾蛇在哪儿呢？”这种事，还被认为很风趣。有一次，他还得意地朝着我评论了一番：“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吧？是不是？”谢天谢地，我可从来没见过。 我在西班牙写了两本书。一本是题为《赌徒的纸牌》（如今我不禁要自问为什么要起这么个书名）的文论集。那是一些受皮奥·巴罗哈的影响而撰写的文学和政治评论（我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信奉宗教，赞成和平主义）。人们以为，这些文章一定辛辣尖刻，但实际上却相当温和。我最多不过用了诸如“傻子、婊子、骗子”之类的字眼。由于找不到出版人，我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就把手稿销毁了。第二本书好像叫做《红色的赞歌》或者《红色的旋律》。是一本自由体诗集（约二十首），歌颂俄国革命、博爱及和平主义。其中三四首，即《布尔什维克史诗》《战壕》和《俄罗斯》等，曾在杂志上打开局面披露。在动身回国前夕，我在西班牙把这本书也销毁了。我于是一切就绪，要回家了。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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