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次我在一位按摩师那里理疗，相互攀谈多了，他 对我的治学情况也就有了一些了解，就对我说：“你做了 一辈子学问，写的书只给少数人看，能不能写一些大家都 可以看的书?”他的话给了我一个启发。我就想，如今年纪 大了，做艰苦深入的研究精力有些不济，倒可以做一些国 学的普及工作，写一点雅俗共赏的读物。于是我在完成《 李白资料汇编》之后，打算写一本李白传记时，就把目标 定位在写一本雅俗共赏的传记。《李太白诗传》出版之后 ，果然有不少读者，巴蜀书社还一再重印，据说还发送到 农家书屋，这就为我抓紧写这本《杜甫诗传》增添了动力 。 为何采用诗传的体式?我在《李太白诗传》后记中曾经 说过：“写诗人传记，我认为应该着重反映诗人的心路历 程，而通过作品解读来展示诗人的思想性格和情感世界， 比较容易接近当年的真实状况，也比较容易深入展开诗人 的内心活动，活现人物的个性风貌，从而可以避免人物传 记概念化、空泛化的弊病。”文人雅士出身的诗人，极少 有惊心动魄的业绩，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血肉、他们的业 绩，都在他们的作品之中。通过对作品准确的解读，最能 反映他们的真实面目。 撰写杜甫诗传，为什么要突出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 因为这是我读杜甫诗集最为突出的感受。我很同意张忠纲 教授的看法：“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杜甫忠君，但并非 愚忠，他身历玄、肃、代三朝，对三代皇帝都有所讽谕和 批评。杜甫崇高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沉的忧国忧民 的忧患意识，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坎坷的一生及其全部创 作中。而他最可宝贵的，就是身处逆境，却情系国家，心 想人民，一颗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从没有停 止过跳动。”(《杜甫集》前言)这是杜甫之所以异常伟大 、杜诗之所以感人至深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大力弘扬杜 甫自觉地为国担当、为民分忧的忧国忧民精神，在当今依 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来出版的杜甫传记已经不少，其中并不缺乏鸿构佳 作，为何要再写一本?那是因为有一个问题牵涉到对杜甫后 期思想行为的理解，我以为需要重新解读，以恢复历史的 本来面目。这个问题并不是我发现的，而是复旦大学陈尚 君教授首先发现并做了充分论证的。那就是杜甫为何离蜀 的问题。陈尚君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杜甫为郎离 蜀考》《杜甫离蜀后之行止原因新考》(收入《唐代文学丛 考》一书中)，对杜甫离蜀是为赴任工部员外郎一事做了详 细的论证。对此，傅璇琮先生在该书序文中予以充分肯定 ： 本书中《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之行止原因 新考》两篇，考察杜甫后期的行止、思想及诗歌风格，可 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是建国以来研究杜甫生平创作最值 得玩味之文。过去一般认为杜甫在成都依严武幕，严武奏 请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后严武卒，杜 甫无所依靠，即离蜀东下。这几乎已成为定论。尚君同志 经过文献资料对比、分析，认为杜甫于永泰元年离开成都 草堂携家东下，时严武尚未去世；杜甫只是在途中才闻严 武死讯，因此他之离蜀与严武之卒无关。而杜甫在严武幕 时仅为节度参谋，并不带郎职，只是在他离幕后，严武奏 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杜甫是带 着返回长安、效忠朝廷之心离蜀东下的。考出这一点，对 了解杜甫后期在夔州、江陵、湘中的思想与创作风格，十 分重要，即使人换一新的视角。 傅先生概括了陈尚君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贡献，肯定其 拨乱反正、一新耳目的价值。袁行霈先生也认为陈尚君的 文章“证据丰富，论证细密，可以信从”(《盛唐诗坛研究 》，第276页)。事实上，我们翻阅杜甫诗集，有许多作品 可以印证陈尚君之说。杜甫离蜀后病滞途中，有两大心事 一直牵挂于心：一件是关心时局变化，不时忧国忧民；另 一件就是想归朝履职，实现人生理想。他在诗中有数十处 写到自己离蜀是为了归朝履职，并为因病滞留途中不能回 朝而感到焦急，感到遗憾。如：“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 稷。”(《客堂》)“心虽在朝谒，力与愿矛盾。”(《赠郑 十八贲》)“通籍恨多病，为郎添薄游。”(《夜雨》)“为 郎从白首，卧病数秋天。”(《历历》)“扁舟空老去，无 补圣明朝。”(《野望》)等等。在著名的联章组诗《秋兴 八首》中，甚至反复念及此事：“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 粉堞隐悲笳。”(其二)“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 班。”(其五)念念不忘回到尚书省供职，参加朝见天子的 朝班。但是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杜诗研究学界充分重 视，连后出的一些传记中依然沿用旧说。我写这本杜甫传 记，就是依据陈尚君教授的研究成果，用作品具体演绎杜 甫后期的思想和行止，凸显杜甫始终坚守扶君济世理想的 本来面目。这可以说是这本杜甫诗传的新意所在。 杜甫一生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有 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他终生服膺且视为安身立命之 所的则为儒家思想”(莫砺锋《杜甫评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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