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何时起有＇联俄＇想法？十月革命后，苏俄一封回信，揭开答案

就在孙中山在广州领导护法的斗争遭遇挫折之际，在中国的邻国俄罗斯，却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

1、俄国十月革命对孙中山的触动

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的工人和士兵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统治俄国达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由于起义之前计划不周，国家政权最终落入由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组成的临时政府手中。

同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的工人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二月革命后组成的临时政府。第二天，全俄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其他一系列维护工农利益的决议案。

随后，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各地相继建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资本主义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此改变了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

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即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改变》为题，报道了俄国发生革命的消息。

孙中山当时虽然并没有真正明白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但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仍然为之兴奋和鼓舞。

1918年夏，孙中山以“中国南方议会”的名义，给列宁和苏俄政府写了一封贺信，热烈祝贺俄国革命成功，并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苏俄人民的友好情谊和希望与俄国革命党交往的愿望。

他在信中说：

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

这是笔者目前发现的孙中山最早表达对俄国革命向往的信件。这也可能就是他后来确定“以俄为师”的最初动因吧。

2、一封来自苏俄的回信

如果考虑到当时的通信条件，孙中山这封贺信能到达苏俄领导人手中肯定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据说，该贺信是经过很曲折的过程最终才托美洲的华侨以电报形式发到俄国的。

很难想象苏俄领导人收到孙中山的信后是什么反应，不过，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在当年8月1日给孙中山的复函中，可以判断他们的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

契切林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孙中山博士：

人民委员会交给我一项光荣任务，向您，尊敬的导师表示感谢，感谢您几个月前曾以中国南方议会的名义给工农政府寄来贺信，并向您，中国革命的领袖，从1911年起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带领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奴役者——中国北方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政府——的伟人表示敬意。

您，尊敬的导师，前些时候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曾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

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是两国劳动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普遍和平，它是人民从资产阶级手中取得政权以来，工农政府全部活动的依据。和平法令已表达了我们这一纲领。尊敬的导师，和平法令谅您业已知悉。

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对东方各民族的宣言重申了这个纲领。

我们和您一样，在前进中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帝国主义政府的军队、资产阶级的雇佣兵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和俄国资产阶级，贸易像铁桶一样包围着我们，他们企图在俄国恢复君主政体，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中国南方无产阶级的联系被切断了。

两个月来，同您的联系也中断了，我们共同的敌人通过独家和资本家所收买的报刊，正在散布着各种谣言，其目的是不让中国人民了解真相：

工农政府生机勃勃，正进行着强有力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它一如既往，高举无产阶级战胜世界资产阶级和欧洲强盗及掠夺者的旗帜。

我们的处境困苦，面临着力量悬殊的斗争。在这个经受考验的时刻，当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爪要破坏俄国革命和剥夺俄国工农通过这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成果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企图与这些掠夺者勾结起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

因为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

让我们在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伟大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中国劳动农民万岁。中国工人万岁。俄中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向中国劳动阶级及其尊敬的导师孙中山博士致以最诚挚的祝愿，祝愿幸福、昌盛。

这肯定是一封对孙中山可能产生巨大鼓舞的信件。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通信条件所限，这封信最终未能到达孙中山之手。

此信在几十年后才被俄方公布出来。

孙中山可能也没指望自己的第一封信就能够被对方收到，更没指望苏俄领导人能给自己回函。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与苏俄方面进行联系的积极性。

2、五四运动与孙中山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不顾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及警察的阻拦，到天安门前集会，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和“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由此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五四运动。经过新文化运动启发和陶冶的中国青年学生，在这一运动中起到了先锋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后，由孙中山领导的上海《民国日报》对学生运动极为关注，用绝大部分版面报道了运动情况，热情支持学生爱国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民国日报》即发表《鸣呼山东问题》的评论，指出：

“山东问题，我国存亡问题，断送山东，即断送国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后，该报不断发表赞扬学生运动的文章。

从6月11日起，《民国日报》又创办了《救国余闻》副刊，后改为《觉悟》。《民国日报》对全国爱国运动，尤其是上海反帝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对迅猛发展的形势甚为关注。

5月4日，北京31名学生和1名市民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孙中山立即发电报给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要他从速释放被捕之人。他还通电广东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工界、学界代表。

5月8日，孙中山收到陈汉明来信说：

“南京华侨学生代表大会决议电请各方争回青岛，维持国权，请予赞助。”

他便当即批示：

“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也。”

6月3日，北京学生进行的大规模街头演说遭到北京政府的镇压，近千名学生被捕。这一消息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慨。

6月4日，上海工人阶级与学生、商人发动了震撼全国的“三罢”斗争。6月5日，上海60多万工人参加了历史上空前的政治大罢工，其他地区的工人也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迈进。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北京政府于6月6日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6月10日，宣布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人“辞职”。

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对于学生的爱国行动，孙中山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从学生身上看到了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激情，指示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要大力宣传报道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

当孙中山听到北大一位学生在群众集会上说：

“孙中山先生革命，算不上革命。他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新华门'，这样的革命不彻底，我们这次要作彻底的革命。”

他便诚恳地对这个学生说：

“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孙中山热情赞扬了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推动作用，以及学生的先锋作用。

此时，孙中山积极同学生接触，利用学生集会发表演说，号召青年积极上进，参加他的争取恢复国会的斗争。他还在自己的寓所接见了全国学联代表。

3、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启示

五四运动在孙中山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他曾这样评价说：

这次学生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可以看得出，团结就是力量。

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上演说时，高兴地说：

“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

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孙中山看到了自己以前仅仅依靠军阀的错误，相信大多数人起来革少数人的命的世界潮流已不可抑遏，将来“必至政权归于平民而后已”。

他认为，要拯救中国，就要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所谓“根本改革”，就是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以便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

孙中山还抛弃了自己以前孜孜以求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想法，认为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用革命来建造一个比现在的共和国还好得多的共和国。

对于以新思想教育国民来收事半功倍之效，孙中山更是充满期待。

他在复四川蔡冰若函中表示：

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熔之功？故文以为灌溉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

经过五四运动，孙中山的视野一下开阔了起来。

孙中山，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他已透过黑暗，看到了中国光明的未来！

4、五四运动催生出的中国国民党

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大为振奋。青年学生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深深地鼓舞着孙中山。他又以满腔热情投入新的战斗了！

要继续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党。

这是孙中山从屡屡失败中得出的沉痛教训。

实际上，早在1918年8月，孙中山就有重新整理党务的打算。

当时，他发表了《通告海外革命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要救亡图存，首先必须扩张党的势力，因此应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

经过五四运动，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的心情更加迫切。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其直接的目标是反袁护国，因而护国战争结束后，它在组织上已基本停止了活动，到护法运动时已彻底分化瓦解，影响也大大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放弃重建中华革命党以恢复革命精神的主张，转而谋求以“国民党”名义招人入党。

1919年10月10日，在纪念武昌首义八周年之际，孙中山发出通告，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规定：

“从前所有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所有印章图记，一律照本规约所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以昭统一。”

在“国民党”前冠以“中国”二字，是为了区别于民国初年五党合并而成的“国民党”，同时表明中国国民党直接由中华革命党而来。

新党章第四条规定：

“凡中华革命党党员，皆得为本党党员，以中华革命党证书，领取本党证书。”

这就在组织上把中国国民党与中华革命党衔接了起来。

中国国民党本部设在上海，下设总支部、支部、分部于国内及海外华侨所在地。孙中山任中国国民党总理。

新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从而改变了中华革命党时期只实行民权、民生二主义的政纲，重新恢复了三民主义。

这是孙中山思想认识的一大进步。

孙中山从中华革命党组织上的弊端吸取教训，这次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他决定放弃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形式，放弃党员入党时需加盖指印和宣誓服从总理的规定。

中国国民党的创建，是孙中山几十年革命奋斗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功绩。

由于摒弃了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形式，从而吸引了众多的成员。到1923年国共合作开始酝酿时，中国国民党已号称有30万党员。即便这个数字有人为的夸张，但无论如何，中国国民党确实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是与革命政党的不断改组相伴随的。

“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不断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他所领导的政党也在追求着自己最为理想的状态。

无论孙中山对中国国民党的状态是否满意，这个陪伴孙中山先生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政党，在他逝世之后，就再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名称。

说来也巧，就是在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中国国民党的1919年，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有一批人开始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他所坚持的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由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正是这批人，很快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

这一年，登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章，似乎成为报刊的一种时尚。

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在《晨报》发表《告北京劳动界》；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即布尔什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

很显然，“中国国民党”这个名称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在中国赫然而起。

一个新的而且注定要影响中国国民党前途和命运的政党，正在孕育之中…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