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田里的守望者》 通韵/林旭生 四二年河患旱蝗,五八年干旱灾荒。 荒年百姓多饥殍,直至隆平稻改方。 绝地生瑶中土润,糯粳饱满稻花香。 中州不再存饥苦,袁老功德自万芳。 稻田里的守望者 一、粮食基辛格: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对饿肚子的痛苦回忆多过河南人,因为灾难电影《1942》的故事溯源地就在河南省。建国后,粮食部还把我国第一所粮食专业本科大学建在了河南--郑州粮食学院(现名河南工业大学)。 我的祖父祖母经历过饿死300万人的“~1942大灾荒”,我的父亲母亲经历过饿肚子的“~1962三年自然灾害”。长辈们在上世纪吃过的苦、受过的饥饿记忆,成为了80后的我在饭桌上不好好吃饭时的“警世恒言”,小时候听多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感觉会烦,长大后再读袁隆平却只有无尽地敬仰。 在上个世纪,我国将影响国计民生的经济产业划分为三个层级,其中第一产业为“农业”。粮食安全,历朝历代为社会稳定之根本,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国际竞争白热化的当下,粮食安全显得尤为重要,虽然现在被称为和平盛世,但仍有很多国家的人民食不果腹,比如曾经富饶的“海地”,其一些底层贫民竟然靠吃土维生。 我们生活在幸福的中国,是因为有无数像袁老这样的共和国脊梁,才让我国庞大的人口群体不再因为粮食安全问题而荒年再现。 二、种地曾几何时,我们在工作生活中遇到挫折时,不少人会抱怨:“大不了,回家种地...”;“大不了,归于田园...”;“心累了,好向往田园牧歌...”;“有钱了,好归隐田园、远离喧嚣...” 但凡说以上这些感慨的,大多没有真正地种过地,至少没有靠一亩三分地自食其力过。而真实的种地,其实和田园文化无关。我心里所想的“真实田园”,其实和陶渊明、孟浩然、王维、李绅们的诗文标榜并不一样。 陶夫子不为五斗米折腰,但地种得“草盛豆苗稀”,若陶夫子靠种地为生,那得饿死!而孟夫子和王维,均是大唐帝国时代下的“富二代”,即便仕途一度困顿,却从未饿过肚子,醉梦于“田园”的境界,其实内心是想通过“归隐”(以退为进)而逆向追求仕途之闻达。 陶夫子们官场不羁、醉心田园,其实就像阿里巴巴马云说,“我兜里没钱,我不喜欢钱”一样。再说那个写下《悯农》的李绅,其后来生活腐化堕落,完全没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境界了! 田园,自古被文人雅士注入了太多的文学色彩和抒情咏志,但对大多数土里刨食的老百姓来说,种地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摔八瓣的辛苦! 三、荒年地种的辛苦,若逢灾年更是困苦。 我国历代王朝政权的动荡,皆与灾年荒景时的民不聊生、食不果腹有关,从汉末“黄巾”、唐末“黄巢”,到明末“闯王”、清代“捻军”等等农民起义,直接原因都是“饿肚子”闹的。 在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直迷恋在“舌尖上的享受”中难以自拔的当下,吃饱饭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是如此简单、如此无聊、如此低级趣味,但不能因为当下的我们有幸生活于和平盛世而丢掉了曾经的饥饿历史。最起码,也不至于遇到海地这样的国家灾荒,“百姓吃土”时,像“晋惠帝那样发出何不食肉糜”那样的尴尬。 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水源村樊氏祠堂里,有一块记录清代光绪年间严重灾荒时的石碑——《荒年序》(樊清杨撰文,樊惠元书),惨状比之“~1942”有过之而无不及! 荒年序1 荒年序2 荒年序3 四、小结当下的我们,庆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幸福的家国,这个家国正是因为有袁老这样的科学家们、共和国的脊梁们,使我国的农业等科技日新月异,更体现在生产力的提升上,社会不必再依靠大多数人去种地就能正常运转、健康地生活,人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和正在从事的百行千业,但我们并不能忘记,我们吃饱饭的好日子也才刚刚五十多年,而之前我们民族曾有过太多的饥饿往事! 拒绝浪费、感恩当下、缅怀袁老! (2021.5.23囝囝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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