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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的人对文学赋予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文学的表现形式也因时代而异，汉赋、唐诗以及明清小说，当然，还有古希腊的戏剧以及中世纪的宗教诗歌等等。那文学作品有没有一个不变或者共通的内涵？它不因时代和作者的不同而不同，历经人世沧桑亦不改其本色，应该是有的，但无疑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曾对短篇小说有过一次深入的会讲，或许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的文学观以及对待文学创作的基本态度。 沈从文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凭，真正开始文学创作前对白话文的标点符号也不甚了解，这在20世纪初期群星璀璨的文豪中也是一朵实在的“奇葩”。他早期的写作大都是从短篇小说入手，或许是因为自己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他的小说也不落俗套。美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评点沈的《静》时曾说，“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他对短篇小说有自己深刻的体会，“它（短篇小说）的转机即因为是“无出路”，从事于此道的，既难成名，又难牟利，且决不能用它去讨个小官做做。社会一般事业都容许侥幸投机，作伪取巧，用极小气力收最大效果，唯有“短篇小说”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玩花样不来，擅长“政术”的分子绝不会来摸它。短篇小说的写作，虽表面上与一般文学作品情形相差不多，作者的兴趣或信仰，却已和别的作者不相同了。”由此可见，沈从文认为短篇小说的创作是一件费力难讨好的活，放在今天来说就是一件很无用亦无趣之事，或许这也是今天短篇小说式微的原因之一。但是，短篇小说的创作更考验一个作家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对文学的态度。 沈从文在会讲中也对作家和政治（客）的关系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作家如不能在成为“政策”的工具，即可能成为“政客”的敌人。一种政治主张或政客意见，不能制御作家，有一天政治家的做作庄严，便必然手作品摧毁。”因为在他想来，“从官僚政客观点来说，文学放到政治部或宣传部受培养并受检查，实在是个最好最合理地方，限制或奖励，殊途同归。”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么办，结果是不会成功的，这样不过徒增几个不三不四的作家，“多一些捧场凑趣、装模作样的机会，在一般莫名其妙的读者中，推销几百本平庸作品罢了。”这就是他在49年建国前对作家与政治的看法，这似乎就已经为日后自己的遭遇伏笔，即便没有郭沫若的“攻讦”，他在政治上也不会有好的待遇。在八十多年的生命岁月里，他留下的五百万字左右的作品大都在前半生创作（1934年完成牧歌式作品《边城》），后半生基本没有文学作品留下。 那文学可能存在的不变内涵在沈从文眼里又是什么？ “一个好的文学作品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意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即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到了另外一种人生，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这就是他给出的答案，在他看来，过去两千年来，哲人的经典语录可做到给人向善的力量，而在一切经典将失去意义时，推动或执行这个任务就唯有文学作品还相宜。应该说，他的梦想不可谓不大，以前有“圣人言”为“天下法”，而现在，当一切价值需要反思甚至重估时，他认为文学作品的时代由此开启。 2015.5初稿 2017.3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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