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王朝第一代皇帝隋文帝杨坚，自称是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坚五世祖杨元寿，北魏初任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乌兰不浪土城梁）司马，因家于武川。杨坚祖父杨桢，以军功为建远将军。  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失败，柔然可汗进兵六镇，六镇荡然，无复藩捍，杨桢随六镇兵民就食河北，为鲜于修礼所杀。杨坚父杨忠，初为尔朱氏将领，后为独孤信得力部将（独孤信祖父独孤俟尼，北魏初也住家武川镇），随独孤信逃奔梁朝，西魏初年又跟独孤信从梁朝返回长安。宇文泰组织府兵，成立府兵统帅部，这支府兵，是以武川镇军官为骨干的，因此，独孤信以军功成为府兵统帅部八柱国之一，杨忠以军功成为府兵统帅部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也就成为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中重要人物之一。 西魏恭帝初，赐杨忠鲜卑复姓普六茹氏。北周初，杨忠位至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杨坚是杨忠的长子，小名那罗延，译意是金刚力士。杨忠死后，坚袭爵随国公。坚娶独孤信第七女为妻。  独孤信的大女儿，是北周明帝宇文毓（字文泰长子）的皇后，第四个女儿是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儿子李昺的妻子，也就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杨坚有个女儿，嫁给了北周宣帝宇文赟。因此，北周、隋、唐这三朝皇帝都是亲戚。杨坚在宣帝时，官至大司马、大前疑，“位望益隆”，可以说是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后起一辈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宣帝宇文赟在位不到二年，于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五月病死，杨坚以宣帝后父的地位，联络典掌机密的近臣汉世族地主郑译、刘防等，假称受遗诏辅政。时宣帝子静帝宇文阐继位，年仅八岁。坚自为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至此，北周的国家最高权力，实际已经落入杨坚手中。  随着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爆发，宇文泰外甥上柱国相州总管蜀国公尉迟迥、上柱国益州总管庸国公王谦（父王雄，府兵初期的府兵统帅部十二大将军之一），及静帝宇文阐的妻父郧州（治安陆，今湖北安陆县）总管荥阳公司马消难等相继起兵，反抗杨坚。 杨坚终于利用了关中的府兵，派兵遣将，击灭了尉迟迥和王谦，并迫使司马消难奔往南朝，弭平了三方的叛乱，同时又把北周武帝诸弟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五王皆宇文泰子），明帝子毕王宇文贤，武帝子汉王宇文赞等都杀掉，尽灭宇文氏之族，完全控制住全国政治局势，并使之稳定下来。 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代周称帝，建元升皇，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第二年，以长安旧城制度狭小，更在长安城东南二十余里，建造大兴城（包有今西安市和城东、南、西一带），遂移都大兴城。杨坚便是历史上的隋文帝。  杨坚取代宇文氏统治北朝，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的。首先，北朝经六镇起义之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正在进行各族大融合这个过程，要完成这个历史过程的任务，如果由中原地区的汉世家大族即门阀士族大地主来完成，是完成不了的；如果完全由鲜卑勋贵来完成，也会有一些落后的东西被保存下来。只有像杨氏那样，既是中原大族，又曾久居六镇，沾染过鲜卑化习俗，明白有些落后的东西，在不伤害民族的感情下可以加以改革，这样就最为合宜。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正具备这些条件。 其次，自宇文泰任西魏宰相起，组成了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这个集团既有武川勋贵，又包括关陇河东的世家大族。杨坚之父杨忠，就是这个统治集团的主要骨干，杨坚也是这个统治集团的后起之秀，由杨坚来挑起这副担子，建立王朝，从人地两方面来讲，也是非常适宜的。  再次，北周武帝扩大府兵员额以后，“是后夏人（汉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府兵内部，鲜卑化成分逐渐在减少，汉化的成分逐渐在加重，从而府兵统帅部的实际权力，也会有所变化，即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中的汉族地主，会比鲜卑勋贵更显得重要起来，杨坚的父亲杨忠既是汉人，又是属于府兵统帅部早期统率府兵的十二大将军家，杨坚在北周宣帝任命他为大司马之后，又掌握了发调府兵的实际权力。北朝的军政大权落到杨坚手里，这更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的了。 北周、隋和唐，虽是前后三个王朝，但这三个王朝的创建者，都属于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这个阶层，都属于府兵统帅部成立前期的最高层。北周是鲜卑勋贵而处于汉化过程中，隋唐是鲜卑化了的汉族地主分子，他们又都是互为裙带姻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这三个王朝又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同样以均田户为王朝的剥削对象，同样以府兵为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  隋的统一南北 早在西魏攻破江陵，杀梁元帝萧绎以后，梁武帝孙萧詧，被立为傀儡的梁朝皇帝，领有江陵沿江之地三百里，成为西魏、北周的附庸，史称后梁。自从隋文帝代周称帝，北朝和南朝的政权，同样是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主体，南北对立的民族矛盾，已经消失。后梁傀儡政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后梁主萧琮（萧詧孙，萧岿子）入朝于隋，至大兴，隋文帝因留琮不遣，后梁亡（三主，共三十三年，公元554—587年）。 在隋文帝初年，隋王朝的统治权尚未完全巩固，塞外突厥贵族又频频侵扰边境，因此暂辍伐陈之谋。其后隋王朝的统治权日臻巩固，突厥汗国又因内争而削弱，隋王朝北方的威胁，已告解除，于是隋文帝就把统一南北这个重要历史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在这以前，高颎曾进灭陈之策，他说：“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指陈朝统治者）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隋书·高颎传》） 崔仲方也进策：“贼····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隋书·崔仲方传》）以后隋文帝伐陈的军事措施，就是根据这些策略来筹划的。 开皇八年（公元588年）三月，隋文帝下诏数陈后主的罪恶，诏文中说：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征责子女，擅造宫室······帷薄嫔嫱，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自古昏乱，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筋髓罄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隐杀戮，各各任聚敛······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隋书·高祖纪》）。这道诏文指出陈后主荒淫无道，众叛亲离，“取乱侮亡”，隋灭陈的时机成熟了。  同年十月，隋文帝下令伐陈，任命第二子淮南道行台（驻寿春）尚书令晋王杨广、第三子山南道行台（驻襄阳）尚书令秦王杨俊及信州总管杨素三人为行军元帅。 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总管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州治益都，今山东青州）总管燕荣率水军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杨广）节度。”这五十多万大军，浩浩荡荡，“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隋书·高祖纪》）。 杨广虽为元帅，但缺乏军事经验。隋文帝因而指定尚书左仆射高颖为晋王元帅府长史，尚书右仆射王韶为晋王元帅府司马，军中大事，都取决于高颖、王韶二人。  开皇八年的十一月，秦王杨俊的军队，屯据汉口，有渡江规取武昌，切断长江中流模样，吸引了陈朝上游的军队，不敢下援建康。同月，杨素也从永安出兵，沿峡而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隋书·杨素传》）。陈朝江滨的镇戍，不断被隋军击溃。上游军事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隋军的手里。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贺若弼利用陈朝下游江防的空虚，自广陵引兵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韩擒虎自横江浦（今安徽和县东南，面对江南之采石矶）渡江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攻下姑熟（今安徽当涂县）。于是贺若弼自北道，韩擒虎自南道，以钳形攻势，夹击建康。钟山一战，贺若弼击溃了陈朝的主力军，韩擒虎也自新林（今江苏南京市西南）直趋朱雀桥，攻入台城。俘虏了陈后主叔宝。陈亡。  燕荣自东莱（郡治掖，今山东莱州），傍海入太湖，取陈吴郡（治吴，今江苏苏州市）。行军总管宇文述也进克晋陵（郡治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会稽（郡治会稽，今浙江绍兴市）。 陈上游的军队，也纷纷解甲散兵，向隋秦王杨俊请降，只有陈湘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市）刺史岳阳王陈叔慎（陈后主之弟），合众抗隋，结果兵败被擒，斩于汉口。既而岭南诸州，也都归附于隋，于是陈朝全境皆平。从永嘉末年西晋王朝崩溃时起，中国经历二百七十三年长期分裂的局面，至此南北复归于统一。 这种南北的统一，首先，只有在北方各族大融合已经完成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因为自秦汉以来，先后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丁零、资各族，到了北朝末年，已经和构成中华民族的主要骨干汉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中国北方的统治权，也已经由鲜卑贵族移转到汉族大地主手里（尽管这些汉族大地主带有鲜卑化的成分）。这样，自西晋末年以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已经缓和了下来，南北朝间的民族矛盾对抗状态，已经不复存在，因而使中国南北部很容易地统一起来了。 此外，北朝的均田和府兵制在这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北朝均田制的继续推行，自耕小农大大地增多，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扩大起来的府兵，也由于他们的经济比较稳固，身份地位有所提高，因而兵源增多，战斗力加强；比较南朝自耕小农经济日益衰颓，兵士身份日益低落，国力也因以不振，这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南朝终于为北朝所并。 而且，南北两地在这两三百年中，地方经济都有巨大的发展，为了要使全国的经济进一步获得发展，就有南北重新统一的必要。只有全国在政治上重新统一，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如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运河的开凿工程，才有可能进行。因此，这种政治上的南北统一，进而造成经济上的南北统一，是完全符合当时人民的要求的，是完全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的。 隋初的政治制度 隋文帝在统一南北前后，在政治方面，做了如下一系列的改革： 第一，在中央职官制度方面，废北周六官，复魏晋旧制。中央官制，从宇文泰在西魏采用《周礼》六官制度起，一直延续到北周末年不改。根据六官制度，中央行政机构中设置六个长官，即大冢宰（天官）、大司徒（地官）、大宗伯（春官）、大司马（夏官）、大司寇（秋官）、大司空（冬官）。大司徒以下各官分掌各项重要政务，大冢宰为六官之长，总揽朝政，所谓“五府总于天官”（《周书·武帝纪》）。 这种官制，在西周时代实施，有它的历史条件，但自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日益强化，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且因为位高望重，后来变成虚衔，而事归台省，岂可在北朝再让政府权力集中在大冢宰一人手里呢？如果五府不总于天官的话，那么大冢宰又无实权，形同虚设了。而事实上，六官实施后，也只有在西魏和北周初年，当宇文泰和宇文护相继专政，才以大冢宰名义掌握统治权，到了北周武帝杀宇文护后，皇帝亲掌大柄，大冢宰实际上只是受成而没有什么事权可言。 大冢宰属下的御正大夫（任总丝纶）、大宗伯属下的内史大夫（掌纶诰），大冢宰属下的纳言大夫（掌出入侍从），由于职务关系，接近皇帝，地位却大大地重要起来。用魏晋旧制来比拟，这时大冢宰的职位好像尚书令，御正、内史两大夫像中书监令，纳言大夫像门下侍中，实际上又在向三省制发展了。隋文帝即位之后，要加强中央集权政治，自然会废北周六官而恢复魏晋以来正在行用的三省制了。 中书省，隋以避文帝父杨忠讳改称内史省，置内史监、令各一员；旋废监，置令二员。又置内史侍郎四员（后减为二员），为之副贰。下有内史舍人八员（后减为四员），内史通事舍人十六员。门下省长官也避杨忠讳，不称侍中而称纳言，纳言二员；其副贰称给事黄门侍郎，四员，后去给事之名，仅称黄门侍郎，并减员额为二人。自从梁陈以来，“举国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但听命而已”。 所以“内史、纳言，是为宰相”（《通典·职官典》）。国家的事权，集中在门下、内史两省，两省长官又是以皇帝的顾问和幕僚长身份出现的，所以他们成为“真宰相”，这是皇权进一步强化的必然结果。 门下、内史两省，是中央的决策机关，而尚书省是中央的执行机关。 隋尚书省置尚书令一员，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员。下置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度支（后改称户部）、工部等六尚书。二十四司，每司置侍郎一员或二员，六部共置三十六侍郎。六部以外，又有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寺，并置卿少卿各一员。此外又有都水台（其长官为都水使者）、国子寺（其长官为国子祭酒）、将作寺（其长官为将作大匠）等的设置。 三省之外，又有秘书省（其长官为秘书监）和御史台（其长官为御史大夫），隋炀帝时，又分置殿内省，连同尚书、门下、内史、秘书省为五省。又增置谒者台（掌传达命令，其长官为谒者大夫）、司隶台（掌巡察畿内畿外），合御史台为三台。又成立少府监（掌官府手工业）和长秋监（旧称内侍省）、国子监（即国子寺）、将作监（即将作寺）、都水监（即都水台），总为五监。 隋中央政权机关的组织，大体如此。从三省制的进一步确立，和御史、谒者、司隶三台的成立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和纠察一事看来，隋王朝在政府机构体制方面的改革对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进一步加强，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 第二，并省郡县。自东汉末年起，地方行政制度，由于州刺史和郡太守职权的发展，变成州、郡、县三级制度；南北朝以来，又在州上设置都督数州军事或总管，兼管地方军民事务。同时，南朝自梁、陈以来，北朝的北魏后期，州郡县的区域却在继续分割缩小，而州郡县的数目则在不断增加。南朝北朝两方又并侨立州郡，这更增加了郡县割裂的严重程度。正是“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宋书”志序》），“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北齐书·文帝纪》）。这种情况，必须有所改变。 在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北齐曾想改变这种情况，下令裁并州郡，凡“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北齐书·文宣帝纪》）。但是北周的统治地区，郡县的分割碎裂，仍然如故。 隋文帝代周称帝之后，为了要节省地方政府的开支，裁减冗员，必须并省地方行政机构。当时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曾上表称：“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书·杨尚希传》）隋文帝乃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的十一月，下令“罢天下诸郡”（《隋书·文帝纪》），取消郡一级，以州统县，从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开皇九年灭陈之后，隋共有三百州。 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州为郡”（《隋书·炀帝纪》），又变州、县两级制为郡、县两级制，同时也并省诸郡，全国共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 由于并省州县，减少冗官人数，不但节省了政府不少开支，间接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而且，从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之后，隋文帝还是沿袭北朝旧制，于大州或边镇设置大总管，都督数州军事至数十州军事，同时还在各道（如淮南道、河南道、山南道）置行台、其长官为行台尚书令、行台左右仆射、行台兵部尚书（兼管行台吏部、礼部事）和行台度支尚书（兼管行台都官、工部事），来节制每一大行政区的军政事宜。 这样，一方面减少了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量不但没有削弱，相反地王权更大大地强化起来了。 第三，罢九品中正制。隋文帝要集权中央，首先必须把选举用人之权，从世家大族的手里夺回来；要把选举用人之权收回到中央来，必须废除九品中正制度。 当宇文泰相西魏时，苏绰替西魏文帝起草的六条诏书中，就提到“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并说：“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周书·苏绰传》） 可见北朝后期，有许多明智的人士，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已经非常反感了。从“周氏（北周）以降，选无清浊”（《隋书·卢恺传》－事，也可以看到有些清华的职位，已经不是世家大族所能垄断独占了。 到了隋文帝开皇三年，正式下令停止了前此“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州郡中正的选举品第之权，径直称之为“乡官”，“至是不知时事”，变成闲职。过了十多年，到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索性裁革“乡官”，这样就干脆把三百多年来（公元219-595年）世家大族作为政治上垄断工具的九品中正制度废除了。 隋文帝在中正职权停止之初，即在开皇七年，下令诸州岁贡三人。到乡官裁撤之后，在开皇十八年，“又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些都说明选拔官僚的制度，正由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演变。到了隋炀帝初年，“始建进士科”（《通典·选举典》）。进士、秀才等科，有的虽是继承着前代故事发展而来，但较重才学，次重门第，这正反映出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势力在进一步削弱，庶族寒门地主势力在逐渐抬头。 同时，这种选拔官僚的制度的出现，也标志着封建王权企图集中所有地主阶级力量来加强统治。进士科的设置，对此后唐、宋、明、清的科举制度影响较大，这在后面还要提到。 在开皇三年停止州县中正行使职权的同时，隋文帝把过去刺史、郡守署用僚佐的权力，也收归到中央来。规定地方政权机构的僚佐，官品自六品以下，过去可由刺史自己署用的，现在也必须由吏部选曹来任命。史称：“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通典·选举典》）“五服之内（指四海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归吏部”（《通典·选举典》引刘秩语），这对于强化中央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第四，更定刑律。隋文帝在开皇元年，命高颖等制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绞，有斩。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隋书·刑法志》）。 也就是说，除了对人民反抗行动及统治阶级内部企图篡夺皇位等严重事端，仍用残酷门诛来作为镇压手段以外，一般刑法比之前代要减轻许多。尤其是自周、秦以来绝灭人道的宫刑，至隋也正式废除。据《尚书·吕刑》孔颖达疏云：“近代反逆缘坐男子，十五已下，不应死者，皆宫之。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宫刑的正式从法律上废除，这是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 十六国北朝以来，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长期统治中国北部，他们“决狱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在讯问囚犯的时候，也往往用“车辐驺杖，夹指压踝，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红”（《隋书·刑法志》）等酷刑。 隋文帝下令“尽除苛惨之法”，对囚犯的考掠也略加限制。并且还规定人民有枉屈，县不为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以至御前申诉。以后并规定被地方政府判处死刑的囚犯，在行刑之前，必须经朝廷批准，才能执行。以上一系列的措施，固然不外乎是为了巩固统治权和加强中央权力，但多少给人民减轻了一些痛苦。 另一方面，隋文帝对于贪污官吏，惩办甚严。如在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发现合川官仓少掉仓粟七千石，经调查后认为被主管仓粟的官吏所盗窃，文帝下令斩杀这一官吏，并把他的家属和财产没官，买粟偿还。当然，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根绝贪污和盗窃，但隋文帝这样做法，对官吏贪污情况多少有所限制，从而也多少可以减轻一些由此而转嫁到农民身上的负担。 在当时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里，唯有加强中央集权政治，隋王朝和继隋而兴的唐王朝才能巩固、安定、强盛。隋文帝的以上一系列改革，对于这统一国家在开始其巩固、安定的过程中，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
|
|
